居然批敕立朝堂
    至于翁同龢与张荫桓的关系，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光绪十年六月，张荫桓以大顺广道加三品卿入直总理衙门，此为张荫桓跻身卿贰及在京供职之始。此一时期不过友朋往还，但翁同龢对他已很欣赏。《近世人物志》摘翁此时有关张荫桓的日记如下：
    四月三十日 晚张樵野来谈。此人似有文采，熟海疆情形，其言切实，盖雨生得意人。伊云：法之愿议，实畏埃及兵事不了也。又云：山东威海卫，戚大将军备倭所筑，东距旅顺，西距燕台，各二百里，必当设重镇，此岛可泊兵船铁甲。又言对外国，切不可说夸大语，气矜语。
    张荫桓以捐班县令起家，先见赏于江苏巡抚丁日昌，丁与翁换帖，翁当于丁日昌处获知有此能员。张荫桓后来服官山东，阎敬铭、丁宝桢对他都极赏识。翁与阎的关系很深，当然也会听阎敬铭说过张荫桓。观翁同龢所记张荫桓的言谈，在现在看是常识，在当时是一种了不起的知识。
    翁同龢最大的长处是能服善，对张荫桓的欣赏是必然的，而况张荫桓有文采，善辞令，精于鉴赏，家厨精致，凡此都是使翁同龢乐与之交游的条件。如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记：
    晴，大风寒甚，盆冰厚一指，重裘犹寒也。照常到苑门，未饭退归。巳正赴张樵野之招，同坐者钱子密、徐小云、孙燮臣、徐颂阁、廖仲山，与余而六，食鱼生极美，晚更进精食，剧谈，坐卧随意，抵暮始散。
    观此名单，既非专请总署同僚，亦非招邀户部同官，纯然是请翁同龢，而特邀翁最熟、最谈得来的朋友作陪。由翁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看来，张荫桓的应酬功夫，可以想见。
    张第一次在总署，只有四五个月，彼时出身不高，资历亦浅，颇受人排挤，被劾四次之多。第二年得李鸿章的提携，奉派使美，其时正当美国排华运动最激烈之时。光绪十四年春天，张荫桓与美国订立《限禁华工赴美条约》六款。据《清史稿·邦交志四》载：
    议寓美华工约，定约六款。首言中国以华工在美受虐，申明续约，禁止华工赴美。次言华工在美，有眷属财产者，仍准往来。三言华工以外诸华人，不在限禁之例；并准假道美境。四言华人在美，除不入美籍外，美国仍照约尽力保护。五言华工被害各案，美国一律清偿。六言此约定期二十年互放，议定画押，复命张荫桓再与筹议。
    以国际公法来看，此项条约至为优待。美国只是为了保护美国劳工的工作机会，不许再有华工赴美，此亦天经地义之事。但当时办外交的人，根本不知道“公道”在哪里。我之所谓“公道”，就是大家都可以走得通的一条路。因为不知道这条路在哪里，所以态度上忽强忽弱，捉摸不定，李鸿章多少是知道的，但苦于不能说真话，譬如使节入觐，向元首三鞠躬、握手，是各国通行的礼节，而必欲使人如乾隆朝的故事，行跪拜之礼，如何可行？这话便不能实说，否则必遭人攻击。同治亲政后，各国公使要求觐见，贤如文祥亦坚执跪拜礼，各国公使让步允免冠五鞠躬，亦未能定议。言官纷纷上奏应据理力争，吴大澂、边宝泉措辞尤为激烈，倒是后来为同治立嗣问题死谏的吴可读，比较开明，请“明旨宣示，不必令各国使官跪拜，以示无所不容，不屑与较之意”。
    其时日使列岛种臣到任，对于入觐问题，不愿接受差别待遇，准备出京回国，总署最后还是让了步。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各国公使觐帝于紫光阁，行五鞠躬礼，而同治本人及皇室皆以为恨。
    因为如此，张荫桓争来的优待条件，总理衙门犹以为不足，电令再议。当然不会有结果。美国政府下令禁止华人入境。这年耶诞后，有一艘船从广州到旧金山，内装的大批“华工”被打了回票。直到光绪二十年，中国自动要求美国订立“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方始解决了问题，但已无复有六年前的有利条件。
    当时懂洋务者，皆有“外交好办，‘内交’难办”之叹，所以缩头不问的“鸵鸟主义”开始流行。不意百年之后，余风犹在，人家找你来谈基本问题，外交当局唯是馆以华屋，款以美食，说说洋荤笑话，扮扮冷面滑稽，令人万般无奈而去。呜呼，言之曷胜浩叹！
    张荫桓使美四年，回国后再入总署。不久，曾纪泽病殁，于是总署八大臣，真正见过世面的，就只剩了一个张荫桓。下一年——光绪十七年，洪钧自德回国入枢，不久而有中俄国界问题，洪钧为人中伤，加上赛金花的丑闻，因而郁郁以终。洋务专家仍然以张荫桓为首。
    光绪十七年五月，张荫桓由大理寺擢为左副都御史，第二年六月调户右，开始与翁同龢同事，八月调左户。此为第二阶段，但亦不过关系良好而已。
    其时张荫桓与孙毓汶很接近。翁同龢于光绪二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有一函致张，极可玩味。原函如下：
    复试等第名单，如有印出者，乞赐一份。孙荔生渐愈否？尊处或知其详，乞示。
    “复试”为举人复试，本在次年春闱以前举行，光绪十九年秋闱迭出科场案，翁同龢主顺天乡试，外帘不谨，物议哗然。翁同龢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记：
    上谕，御史联级奏科场舞弊，幸中乡名，周学熙、汤宝森、蔡学渊、陈步銮、黄树声、万航，着礼部先于覆试日扣除，派麟书、徐桐调取录科卷墨卷，勘磨笔迹文理，另期复试等因。今年外场枪代极多，物议喧然，宜有此事也。
    又同月二十四日记：
    是日顺天举人复试，一百十余人。复试题：岁十一月徒杜成二句；南极一星朝北斗。
    按：此为出现弊端后，特别举行一场复试，而联级酌参之六人，则另案办理。至同月二十八日，麟书、徐桐覆奏，蔡学渊等三人文理、笔迹不符，革去举人，周学熙等三人另行复试。
    周学熙为周馥之子。此三人至二十年二月初九，一起复试，结果只周学熙一人通过，准予参加春闱。翁函中的“复试”则指各省举人赴公车后的正常复试，张荫桓殆奉派监试之故，所以翁向其索阅全单。
    此函后半段：“孙荔生渐愈否？尊处或知其详。”十二字中透露了极可玩味的朝贵关系。孙荔生单名榕，为孙毓汶之子，而为翁同龢光绪十四年戊子、主顺天乡试所取中的门生。是年八月十一日，翁同龢日记：
    晴热。卯正二起，请监试及房考六位上堂写经题。已初忽传鼓有密旨一件，监临捧交，云军机大臣孙毓汶亲赍送者也，恭读讫，仍封回存福公处。酉正刷印题纸讫，请监试房考饭，亥初三刻送题纸。方就枕，外帘传鼓，云题纸欠四百余张，余起与监临语，甚斥其非，盖外帘委员随意藏匿，向来如此。
    是何密旨，竟劳军机大臣孙毓汶亲自赍送，答案在四月十六日翁记中。
    大风又起。天未明至西苑门，辰初二刻起下未叫，余入于翔鸾门内请安磕头，上入座，余以场中所奉朱笔面恭缴。上问中卷批字何以有“中”“取”之别。对以正考官批中，副考官批取。上曰，此次朱笔派汝与福锟并为正考官也。敬对入闱匆匆，未及致详。命此两日少休，毋庸入直。赴顺天府鹿鸣宴，先饭高京兆所，未初入坐，即起谢恩，新举人到者二人，谒见草草，抢宴者轰然矣。贺孙莱山，访晤颂阁。夜风未止。吏部送誊录名单来。
    顺天乡试考宫，本来亦如他省，一正一副，乾隆中叶，因考卷过多，改为一正二副。至道光十二年四月，简放房考官时，特旨“典试各员必将闱中落卷，全行校阅，不得仅就荐卷取中”，申诫谆至。“搜遗”为主考之事，所以适年顺天乡试，增派副主考一人，为一正三副，自此遂成定制。光绪十四年戊子，顺天乡试主考，为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福锟、户部尚书翁同龢、先恭慎公（时官兵部尚书），余一人为刑部侍郎薛允升。观此一名单，正考官自然是福锟。
    密旨乃特派翁同龢同为正主考。我很疑心，加派翁同龢为正主考，即出于孙毓汶的奏请，因为其子孙荔生即在闱中。此举除讨好翁同龢，并亲自赍旨，明以示宠，暗送秋波以外，实际上有两种效果：第一，希望翁同龢能对孙荔生特加青眼。乡试虽说糊名易书，但孙荔生应顺天乡试，必编入“北皿”字号，南、北中皿额相同，而“北皿”人数比“南皿”少得多，闱中摸索，并非难事。
    第二，孙荔生原已由正主考福锟处取得关节，只是文章并无把握，如果福锟取中，翁同龢认为不同，指出文字如何不佳，福锟是无法跟他争的。有此一举，翁同龢自能默喻于心，乐得成全。九月十六日所记，不云孙荔生取中，而云“贺孙莱山”，即贺其子中举，措辞如此，殊可玩味。
    在翁同龢写信给张荫桓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二日记：
    孙荔生（榕），莱山次子，余戊子门人，感疾竟卒。
    又二十四日记：
    午入署，散后出城吊孙荔生，门者辞，未入。
    翁同龢系咸丰六年丙辰状元，榜眼即孙毓汶，通家之好，交情素密。但孙毓汶入枢后，交谊发生裂痕，不意至甲午前后，竟至不通叩问！此事罕为人知，我亦是看了翁致张一函，再考查翁同龢日记，方知有此一事。或谓，自光绪亲政后，翁同龢隐操大权，看孙毓汶对翁的态度，则知此言为不虚。而张荫桓与孙荔生交游必甚密，借此结纳孙毓汶，亦为可想而知之事。
    引翁同龢致张荫桓一函，原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影本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的《松禅老人尺牍墨迹》，收翁同龢致张荫桓函一百零五通。此影本的问世，对近代史的研究，是一大贡献。旅顺、大连是怎么丢掉的？可从这影本中求得明确的答案。光绪年间，北京有副谐联：“刘三死后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一时皆以为下联言之过分，但我可以负责地说：李鸿章确是为帝俄所收买的汉奸！铁案如山。李氏直系亲属如告我诽谤其先人，我愿负完全的法律责任。
    此影本的问世，与我有一段渊源，同时我写《同光大老》需征引其中的材料，因而对《松禅老人尺牍墨迹》影本，有先作一介绍的必要。
    这一百零五通翁同龢写给张荫桓的信，收藏者是吴永（渔川）。慈禧生平受惠于两吴，前有吴棠，后即吴永，看过《庚子西狩丛谈》的，自知其详。吴永是曾纪泽的女婿，亦见赏于张荫桓，戊戌政变，张荫桓被捕遣戍，适一百零五封信，不知如何落入吴永手中。我在辛亥四月，编次成册，即为目前的形式。其归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庋藏的经过，如蒋慰堂先生所记：
    渔川一生为宦，两袖清风，其幼女芷青女士，于归文恭家人舲雨先生，此文恭遗墨，即出其嫁之押奁物也。翁君乘桴东渡，执教于美国爱渥华大学，遗墨相随有年，尝谋出版而未果，不幸赍志以殁。
    去岁其遗孀吴芷青女士返台，钱宾四先生以为此先贤手泽，不宜流落异域，遂亟为撮合，售归本院，专橱陈列，以供众览。余睹诸札，皆外交史料，价值甚高，不独昔贤真迹之可宝，乃嘱司事者影印出版，以供治近史者之研考。
    主其事者为故宫博物院文献处处长昌彼得兄。但这些函件作为史料来看，必须做一番整理，因为：第一，大部分的函件都只有日期及时刻，甚至并此亦无；第二，函中多用隐语，或者点到为止，纯为心照不宣的密札。如果对当时的背景、时局，以及朝贵的交游、起居不了解，根本不知他说些什么。以吴永为同时之人，亦竟未能依序编次。再如叶誉虎先生，对函中所叙时事，一时亦无从细辨，有致潘伯鹰一函，翁氏附于原册之后，全文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
    翁文翁（按：应为恭，误书为翁）致张樵野各札，皆光绪二十二、三、四年时事。二十四年夏，文恭被逐，旋兴戊戌大狱，继以庚子，国脉遂栎。愚颇欲将各札逐一考证其本事，而加以评骘，惜精力与资料，两皆不给，只可中止，然甚望有人为之也。吴渔翁钦服樵野，绝非阿好，盖其人实非同时诸人所及，乃夭枉非命，遗文荡然，可叹之至！原札三册，乞交还翁君。此复
    伯鹰弟
    遐翁七月十四
    作为目录学专家的昌彼得兄，本可以自任整理之役，但因公务、教课，两俱繁重，因以其事委诸笔者。前年夏秋之间，穷匝月之力，理出一个头绪，制成《原函次序与本编页次对照表》，附于影本之后，并做了三点说明：
    一，本表编次，以翁同龢日记为主要根据。函中所言为日记所未载，则参以旁证，如患病、出游、入直时刻及其他史料加以推定。
    二，翁与张之关系，在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以前，为户部司官，书札往来，商榷部务居多。自翁亦值总署，以闇于外势，对张倚任益深。胶济事件经过，参读日记，始末毕具，其已有成议而忽中变之由来，函中灼然可见。此一部分函件，特具史料价值，前后次序，亦最明确。
    三，页第三三、一〇三、一一〇等函三件，无从稽考；页四〇、一九二、一九三等函三件，系总理大臣廖寿恒致张荫桓者，阑入。
    如我所考，此册所收翁同龢致张荫桓函，实仅一百零三通，确实可考的一百件，起自光绪二十年二月七日，迄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六日，首尾整整四年三个月。其中我最感兴趣的一封信是：
    承惠蕉果，极感。午间所谈，乞密之。千万！
    两浑 初八
    此函我认为作于光绪二十年九月初八。在“对照表”中，我所做的说明是：
    此函不见翁记述及，以“两浑”心照，知为极有关系之事。按：慈禧发内帑银三百万，钱万串，是日由张荫桓在西苑门承领，度此时有所密语，而必牵涉及于两宫之不和。姑系于此，以待详考。
    请再看翁同龢是日日记：
    晴凉。入稍迟，先进讲，次会议。恭邸来，志锐折专交恭邸，余未见也，有语传恭邸，巳正散，诣奉宸宛公所与谈片刻。是日起发宫内节省银三百万佐军，分日领，张樵野在苑门承领，谈数语。归饭，饭后入署，站九刻，画稿极多，惫矣。访芝葊，意殷殷也。归未见客，与子侄谈。
    其时慈禧正驻西苑，而懿旨“发宫中撙节银三百万佐军饷”，为八月下旬之事。我记得曾看过一段记载，大意是说，甲午战事既起，军饷支绌。慈禧召见军机，自愿出积蓄助饷。有人大概是礼王世铎，一再表示，此是向太后暂借，等部库充裕，即当归还。后来光绪告诫军机，如太后召见，不必再提暂借及归还的话。意思是慈禧的积聚甚多，助为国用，亦是应该的。我疑心这天“张樵野在苑门承领，谈数语”，翁同龢即是告知此事。至于光绪的话，当然会有人向慈禧密报。在慈禧看，光绪竟是在打她的主意，自是不孝。母子嫌隙，竟至无可弥缝，实与此事大有关系。惜已不复省忆这段记载见于何书。
    翁同龢入相后，大权独揽，张荫桓则左右逢源，以户部侍郎值总理衙门，借洋债正为分内之事，复以翁同龢的信任，在光绪二十一至二十四年这三四年间，亦正是他最得意的时期。张荫桓跟张謇一样，都是所谓“霸才”，自然想独掌一军，有所作为，但出身上吃了亏，所以必得依附大老，始能出头。得翁的信任，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很想乘势铲除李鸿章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无奈翁同龢不识他的用心，而李鸿章已有所觉，张荫桓乃不得不见机而作，与翁同龢遂成貌合神离之局。
    最后以翁不可恃，想直接上结帝知，犯了慈禧的大忌，犹在其次，成了宦官集团，包括内务府衙门在内的公敌，那就必死无疑了。
    翁同龢与张荫桓皆垮于戊戌政变，而戊戌政变直接的导因是胶澳事件。李鸿章死于辛丑议和受俄国人的凌逼，而辛丑承庚子而来，庚子之乱为戊戌政变失败的后遗症，因此推原论始，说李鸿章死于胶澳事件，亦无不可。
    总之，从《松禅老人尺牍墨迹》中去看，李鸿章的断送老命皆咎由自取，而贻祸国家，至今未已。我以各种机缘，成为最了解这段史实的人，所以，一直有一种责任感，在驱使我把胶澳事件演变的经过写出来，作为近代史学家重新评估自甲午之战到庚子之乱，这一连串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