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土斯有财
    以上所陈之事，虽皆针对新疆而言，实为阎敬铭整理财政的原则，对于巩固中央政权，贯彻政令的关系极大。咸同以后督抚权重的主要原因是，平洪杨、平捻军，不但要靠督抚打仗，而且要靠地方自行筹饷，有土斯有财，所以抱的是地盘主义。左、李不和，是为了地盘，左宗棠对郭嵩焘恩将仇报，亦是为了地盘。
    不过，饷虽自筹，仍是公款，在用兵之时，需款孔亟，不管哪里的钱，拿来用了再说，朝廷极少查问。及至军务告终，总要报一笔账，曾国藩当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同治元、二年，李鸿章克苏州，左宗棠克杭州，曾国荃进围金陵，大功告成，迟早间事。兵部、户部的书办，曾集资两万两银子，雇书手、购纸笔，预备包办平定洪杨军事的报销，预备搞它几百万银子的好处。
    这个报销要一办起来，不但挥霍冒饷有名的将领不得了，即令比较清廉的带兵大员，如丁宝桢等，也会头痛。用兵十余年，牵涉七八省的一笔烂账，不是三两年可以查得清楚的，到时候羽书络绎，往来奏驳，无非斤斤计较。就算查清楚了，将领有冒滥情事，是要他赔，还是治罪？说起来都是功臣，办一个便足以影响全盘士气，到得军心涣散，悔之晚矣。这种于朝廷并无好处，徒然为胥吏制造敲诈勒索的事，绝不能做，所以保守派的领袖倭仁上一奏折，主张免办报销。恭王表示同意，两宫亦无话说。当时曾国藩曾向人说：都中气象甚恶，唯免办报销一事，看来气数未尽，差可安慰（大意如此）。
    这几句话中隐含着一个非常严重，幸而未发的祸机。如果真要办报销，而湘、淮军将领无法交账，极可能发生全面的兵变，倾覆了刚由汉人扶住的满洲皇朝。
    不过，这件德政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即督抚自行筹款，不但事前易于邀准，事后稽核，亦每流于宽大。因为如此，督抚不管用兵，或者举办其他事业，只要有办法，尽管去筹，事后的报销，不必过虑。存此想法者，尤以左宗棠为然。
    左宗棠西征，纳胡雪岩之策，借用洋债，得成大功，但付出的代价亦不小。借洋债不比向百姓征敛，有借有还，连日子都错不得，还款来源是各省协饷及洋关（海关）收入，也是国家的支出。在左宗棠用兵时，不能不让他借，因为要打仗就得“足兵”，要打胜仗更得“足食”，为了这个理由，朝廷无法驳他。阎敬铭看出问题的症结，兵多兵少，对防务的影响并不大。以新疆地区的辽阔，说要多养几万兵，可以举得出几十个理由。所以首从“定额饷”着手，每年给你四百万，不准借债，亦不得额外请定款。首先要设下此一限制，才能着手整顿。
    以下两事，才是整顿的具体办法。“定兵额”的主旨在精简机构，裁汰冗滥，取消包括于“行程”中的作战加给。所谓“力分于将多，财匮于兵众”，真是洞悉时弊、鞭辟入里的名言。而平时支领作战加给的行粮，战时又何以激励士气？所谓“若有事之时，加饷则款越难筹，不加则何以示劝”，亦确是出于经验的老谋深算。
    “一事权”为剔除中饱最有效的手段。关于这一层，刘锦棠以统筹全局，务使勇有确数、饷有的款为言。阎敬铭后来另有一疏，所论更为透彻：
    臣部前奏，请留兵勇四万，计应裁去一万余人。论者必以散勇无业为虑。岂知正供有限，断不能举天下无业之辈，成仰给于度支。况勇营半系空名，多非实数；总在该大臣确查勇数，核实归并，自无弃人，即勇无浮冒，遣散亦不为无法。夫汰弱留强，合全疆满蒙汉兵勇以四万人为额，不准将弁空名冒领，则有确数矣；旧饷悉停，新定额饷以三百数十万两为断，俾各省关专顾新饷，则有的款矣。
    疏中对将领营官“吃空”的情形，不好意思多说。当时贪冒的手法分两种，除吃空以外，另有打折扣的办法。一年十二个月，能发到“九关”已是很体恤的长官了。所谓“九关”者，发饷谓之“关饷”，九个月，亦即打了个七五折。
    话再说回来，阎敬铭当时之所以能入枢，除了借重他的度支长才以外，更有一因是他那种裁抑骄兵悍将的态度与手法，令人激赏。翁同龢很佩服阎敬铭，也从他那里学了些东西。可惜本性不是掌度支的人，才具又不足，以后限制李鸿章扩张北洋势力，即用阎敬铭对付刘锦棠“空饷额”的办法，奏准不准再添一枪一炮，后来为同情北洋者，资以为甲午战败的口实。又，翁同龢深恨张之洞挥霍，一味用阎敬铭的“驳”字诀。张之洞的花样最多，奏请举办一事业，往往开头准了，到中途，看他花得太多，于是不论请部款，或是借外债，一律不准。为德不卒，就会变成“半吊子”，张之洞自道翁同龢倾陷其置于死地，由此过激之语，可以想见他有所兴作，而经费不继，吊在半空中不上不下的痛苦。
    我们现在谈节约、谈整饬风气，阎敬铭的轶事，很可以提出来谈谈。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二：
    今年新例：户部出赀，京兆送信，约定九卿翰詹同集安徽会馆团拜，彼此不再投刺，以省繁文，主之者阎公也。
    又十二年九月十六：
    祝阎相七十赐寿，客皆不见，余亦未送礼，从其俭素之志也。
    阎敬铭的“俭素”是有名的，因此，他最欣赏的“二李”，亦以俭闻名。二李者，李嘉乐，河南光州人，同治二年癸亥进士，官至江西藩司；李用清，字澄斋，号菊圃，山西平定州人，同治四年乙丑进士，官至陕西藩司，同时于光绪十四年三月为巡抚所劾而去职。
    阎敬铭其时方在假中，上疏谓陕赣两抚劾二李皆妄，奉旨申斥。二李被劾的真正原因，可以想象得之。其时颐和园将成，翌年大婚，宫中有所需索，二李管藩库，力持不可。巡抚自然只有劾之去职，才能动用库帑报销。
    二李之俭，号称“天下俭”“一国俭”。清人笔记载：
    “天下俭”者为李公用清，相传其自原籍起复入京时，徒步三千余里，未雇一车骑。都下闻者成大惊怪。
    官云南巡抚时，日坐堂上理事，夫人即坐其旁小室中，将产时不雇接生媪，既产遂毙，公之仆怜之，为市棺稍美，公以为费，令易薄者。已而子亦死，仆更为市小棺。公叱曰安用是？乃启夫人棺纳之云。
    “一国俭”者为李公嘉乐，其为江西布政使也，常呼剃发者，剃毕与以二十文，已而忽问其仆曰：吾与此人二十文亦得意否？仆曰：外间剃发一次亦须四十文，今为大人剃头乃才二十文，殊不满所望，已垫付数十文使去矣。公怒曰：吾家中剃发才须十二文，今与二十文已大过，汝乃更私增之乎，嗣后吾不须彼矣。盖公夫人亦能供待诏之役，不假他人手也。
    后某公将入都，群谋赆之，公独曰：某公京朝官，吾辈何宜如是？事遂已。后某公至津，一日忽出银票一纸，凡千金，遍觅其取银之肆不得，托人询之，人视之乃不著名之小银号也。人问所从来，曰李某所赠也。人始知李虽阳却，阴实赠之，且厚于他人云。
    如所记，则李嘉乐的人品不足道，而李用清虽为李慈铭所轻，而实有大可敬重者在，敬为表扬。
    翁同龢日记，同治七年三月二十四：
    见李菊圃（用清），目光炯炯，他日当贵，笔下亦佳。
    按：李用清为翰林。李慈铭谓其“文字拙陋，一无才能”。今观翁记，殊不然。又十一年三月五日记：
    李菊圃来，谈读书之法，实体之于身乃为有用，徒读经济书者以为有用者，末也。菊圃近来笃志理学，甚有识力，不得仅以文士目之矣。
    是则李用清本有“文士”之目。至于才能，此时未显，亦非李慈铭所能知。《清史稿》卷四百五十二本传：
    李用清，字澄斋，山西平定州人。同治四年进士，改庶吉士，出大学士倭仁门。散馆授编修，安贫厉节，日研四子书、朱子、小学。旁稽掌故，于物力丰瘠，尤所留意。大婚礼成，加侍读衔。十二年，丁父忧，徒步扶榇返葬。服阕入都，仍课生徒自给。
    其时倭仁以大学士掌院，李用清为其门生。倭仁的门生大多为真道学，徐桐的门生则多为假道学，介乎倭、徐之间为崇绮。
    光绪三年，记名御史。会山西奇荒，巡抚曾国荃，钦差大臣阎敬铭，奏调用清襄赈务，骑一驴周历全境，无间寒暑。一仆荷装从。凡灾情轻重，食粮转输要道，悉纪之册。深穷病源，以为晋省罂粟花田，弥望无际，必改花田而种五谷，然后生聚有期，元气可复。上书国荃详论之。国荃疑晋新荒，禁烟效缓，且全国未禁，徒敛怨，说竟不行。赈竣，却保奖。
    由此可见，山西办赈，成效特著，李用清实有大功。请禁罂粟，“说竟不行”，传有误。光绪四年三月，阎敬铭与曾国荃会奏，“申明栽种罂粟旧禁”，其说已行。
    还京，传补御史，引见有日矣。法越事萌芽，张树声以广西边防奏调。树声督两广，复调广东，任海防厘榷，洗手奉职。七年，授惠州知府。境故多盗，喜博喜私斗，用清推诚化之，俗乃稍革。
    八年，迁贵州贵西道。明年超擢布政使、署巡抚。实仓储、兴农利，裁冗员、劾缺额之提镇、擒粤军莫梦弼等宽诸法。巡阅所至，召士子讲说经传，将吏环听，相与动容。黔地土瘠，多种罂粟，畅行湘鄂赣粤诸省。用清奏陈禁种之法，分区限年，时自出巡，刈铲烟苗。言者疑其操之过急，十一年秋，有旨来京候简，召对，犹痛陈罂粟疚国殃民状，冀可挽回万一。
    李用清于光绪十二年三月署理巡抚，其间因禁种罂粟，几致激起民变，李慈铭颇致讥评。十一年六月十三日记：
    李用清，山西平定州人，己丑翰林。文字拙陋，一无才能，惟耐苦，恶衣食，捷足善走，盖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而都中如李鸿藻、崇绮、张之洞等，皆力延誉之，以为圣人复出，其实尺八馁、捷足鬼之流，在《宣和遗事》中亦为劣驷，本非圣门所尚也。张树声素附名士为捷径，及任桂抚，遂奏请差委。用清实热中，日望得朝官清要，不乐赴广西。
    既奉旨发往，过天津，乞合肥为疏留，合肥不许，乃赴桂；而树声已移抚广东，旋督两广，皆携之幕府，荐刈日至，遂擢惠州知府，不二年，骤至广州布政使，署巡抚。所至惟禁酒食宴会，以敝衣率僚友，而力禁种罂粟，操之过急，吏掾为奸，激成民变，用清大惧，急告谕乃准种烟。时先已下檄，将出阅兵，竟不敢往，再改期。布政使曾纪泽强之，不得已而行，复出示言此行惟阅伍，非查办民变事，黔人大哗。御史汪鉴列款纠之，且言其清操不足取，犹之马不食脂，生性然也，都下以为笑柄。旋谕令开缺来京。
    按：曾纪泽之“泽”为笔误，当作曾纪凤。此人是湖南的一个秀才，在骆秉章和刘长佑营中司笔札，以军功起家，久在贵州，地方情形极熟。李用清当藩司时，他是臬司，亦是理学中人。
    其时李用清署理贵州巡抚已一年有余，本可真除，只以汪鉴一奏，竟而开缺。李慈铭述汪鉴之言，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词表，试问居官“清操不足取”，何者可取？是则立论不但褊狭，而且乖谬。
    旋命署陕西布政使，荒燹之后，休养生息，仍严烟禁。十四年复命来京候简，遂以疾归，主讲晋阳书院，凡十年。
    李用清能坚持原则，不以禁烟曾招致宦途蹉跌而遂改初衷，这便是真理学。虽严烟禁，而休养生息，以裕民生，这便是真能了事的好官。李用清的政绩及品格，本传有扼要的记录：
    用清严于自治，勇于奉公，藩黔时，库储六万，年余存十六万，陕库三十万，再期六十万余矣。所至尤措意桑棉织组，尝浚三源县龙渠，溉田千余亩。俸入不以自润，于黔以购粟六千石，于陕购万石，备不虞。郑州河决，捐工需二万两。
    按：各省藩库，皆有最低的现银储备额，庶几一遇紧急情况，可以立即动用。贵州为最小最贫之行省，故库储只得六万；陕西亦为瘠省，额存三十万，两年积至六十余万，多出一倍有奇。则慈禧有所需索，不必摊派，即可满足要求。在巡抚看，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大概李用清执意不可，巡抚乃不得不劾而去之。否则，藩库的钥匙在李用清手里，巡抚总不能派中军带抚标去“劫”藩库。李用清、李嘉乐必是都以此故去职。翁同龢日记谓：“两李皆贤者，而不容于时，何也？”此自问之词，实寓有无限感慨。
    藩库能积银六十余万，足以反映陕西当时的民生，较前为裕，税收增加。三源即三原；措意棉桑、开渠溉田，以此二事责牧令，自是根本。俸入不以自润，购粮备荒，则其清廉可知；而非刻苦不足以廉，则李用清的“天下俭”雅号，不当解释为天下第一俭人，实是其俭可为天下官员法。又，山西唯一晋阳书院，李用清主讲至十年之久，足征学有根底，非李慈铭所能轻诋。
    李用清殁于光绪二十四年，本传谓：“子贵阳，扶柩归，以殁殇。”则足有孝子。以李之刻苦，恶衣恶食，乃能养成孝子，视徐承煜之于徐桐，不啻人畜之分。故可确信李用清为真道学。凡真道学，其人格必能化人，而感受最真切者，即为家人。远如东林诸贤，其“孤儿”皆卓然有成；近则康熙朝的理学名臣汤斌、陆陇其，子孙皆能不堕家声。
    阎敬铭初奉召长户部时，恩遇一时无两，慈禧由极端欣赏至极端厌恶，此一过程，可视之为清祚不永的预告。易言之，就是说明了清祚何以不永的原因。兹就《春冰室野乘》所记，加以注释，以明始末：
    辛巳冬，与南皮张文达同被召，命长户部，知遇之隆，一时无两。癸未春，奏结云南报销案，公与枢臣同入见，奏对三时许。太后以某事问恭王，王奏曰：“此事丹翁知之最悉，太后可问彼。”后顾公亦曰：“丹翁以为何如？”公闻命，皇悚万状，亟免冠叩首，众皆不喻其故。后徐悟，微笑曰：“汝以吾误称汝字耶？吾敬汝德望，在宫中语及汝未尝不以字也。”一时闻者以为异数。
    按：清朝奏对的礼制极严，臣下在御前称他人，不管名位如何，皆直呼其名，或者上加衔名。所以恭王对慈禧的奏对，应是“此事阎敬铭知之最悉”。称“丹翁”者，阎敬铭字丹初，私下的称谓，在御前随便出口，正见得恭王以懿亲执政，对慈禧久已忘其为臣之道。此亦缘两宫初垂帘，一则未谙体制，再则为示笼络，对恭王虽在殿庭，亦每用家人之礼。相传恭王入见时，慈禧每谓太监：“给六爷茶！”茶碗即置于御案，恭王旁立奏对，间或饮用。一次，慈禧偶忘作此语，恭王亦忘其所以，语久口渴，举碗欲饮时，发现茶碗是御用的明黄色，方始眢悟，急又置回原处，慈禧已有愠色。宠臣重臣，骄蹇疏慢，每为取败之由，恭王之被逐，由此漫云“丹翁”可见征兆。
    至于君上称臣下，除非授读的师傅，一般亦多直呼其名。顺治朝方玄成入侍讲幄，世祖称其别号“楼冈”而不名，一时以为异数。如慈禧之亦称阎敬铭为“丹翁”，虽为偶尔失检，实为奇事，无怪阎敬铭震慄失次。
    “云南报销案”为南北之争中一大公案，王文韶因此罢官。
    光绪三年九月，李鸿藻丁忧，应补军机大臣一员，以南北各一之例，应补一北人，阎敬铭即为理想的人选。但沈桂芬于次年二月，援引其在浙江乡试主考取中的门生王文韶入枢，由此至光绪六年除夕，沈桂芬病殁，南派势力大张，沈桂芬好揽权而气量小，颇为北派所不满。于是集矢于王文韶，乃有所谓“云南报销案”，发难者御史洪良品，湖北黄冈人。继之者陈启泰，湖南长沙人，皆洪钧一榜的翰林，阎敬铭之子阎乃兟亦此一榜。
    阎敬铭是年五月未到任前，由王文韶署理户部尚书。阎既到任，大肆整顿，司官已外放而在部有劣迹者，亦不放过。则王文韶之被劾，由阎乃兟的同年来发动，其间蛛丝马迹，颇可玩味。或者阎敬铭欲借此整饬户部风气，而北派正要打击南派，彼此合作，乃掀起此一巨案。《清史列传》卷六十四《王文韶传》：
    御史洪良品上疏言，枢臣舞弊，请旨罢斥，以弭天变。略谓云南报销，户部索贿十三万，嗣以八万了事。景廉、王文韶均受巨万。
    奉旨：“览奏殊深诧异。事为朝廷体制，重臣名节所关，谅洪良品不敢以无据之词，率行入奏。着派惇亲王、翁同龢饬传该御史，详加询问，务得确实凭据，即行覆奏。”
    惇亲王等奏：“据该御史称，此等诡秘之事，岂有令御史闻知之理？士大夫商贾，万口一词，不能指定何人。”得旨：“仍着麟书、潘祖荫将此案彻底根究，务期水落石出，以成信谳。”
    给事中邓承修奏，略谓“枢臣被劾无据，事实有因，被参之王文韶未解枢柄，应请先行罢斥，使朋比者失其护符，讯办者无所顾忌”。
    寻麟书等奏：“查明大员接受外官私信，请敕呈录，并将疏纵案犯之司员，请旨先行交部议处。仍令沿途催要证，迅即赴案。”
    奉上谕：“麟书、潘祖荫奏：云南报销一案，现经据户部书吏张瀛供称，潘英章来京找伊办理报销，并许给银两，伊等各得受笔墨费多寡不等。崔尊彝、潘英章来京办理报销，是否系该督抚所委？该员等所赍银两究系支用何款？是否库款？抑系军饷盈余？请饬查明等语。着刘长佑、岑毓英、杜典联将以上各节，迅速确实覆奏，不得稍涉讳饰。”
    邓承修，广东人，有名的清流，素与张佩纶等接近，他之参与，即为北派展开攻击的信号。翁同龢光绪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记：
    王文韶以云南报销被劾，再请开缺养亲，不准，已陈谢折矣，而张佩纶连劾之，并有前席之对，遂优旨准其告养。
    此攻击之迹，殊为明显。慈禧对王文韶的印象并不坏，而且贿款总数亦不过八万，即使王文韶一个人独吞，在她看来亦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所以先派惇亲王及翁同龢彻查，原意惇王疏略，翁同龢亦为南派首脑之一，此事可以由大化小，由小化无。哪知惇王执意主严办，自然是有了先入之言。翁同龢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记：
    召见询问云南报销案，惇邸意在从重，龢曰：“臣等依律拟定，岂能畸轻畸重，若再从重，将杀二人乎？此不足惜，特不枉法？如此枉法，将何以处之？”慈谕曰：“我亦无意加重，但须按律耳。”又吏部奏云南报销处，谕曰：“此案别人无可惜，惟景廉当差无误。”
    遂定如吏议，而景廉仍留军机，王文韶等实降二级。
    王文韶于光绪八年十一月退出军机，此时如果以阎敬铭接补，则南北之争，当可告一段落，不意工部尚书翁同龢、刑部尚书潘祖荫，联翩入枢。南派去一来二，北派自然不能甘服。而翁、潘得值军机，则无疑出于恭亲王的支持。恭王与宝鋆为可以脱略形迹，彼此戏侮的密友，而宝鋆又一向亲南派。至于景廉与王文韶同案被劾，自然亦站在南派这一面，因此李鸿藻在军机成了孤立之势。于是而有光绪十年三月，全枢尽罢的大政潮，注定了爱新觉罗皇朝必亡的命运。
    我在想，当时恭王如果在翁、潘二人中只用其一，北派也还咽得下那口气。去一用二，南袒的痕迹太显。恰好惇王与恭王因王文韶案，手足参商。而惇王寂处太久，适有用世之志，于是恭王在宫中亦成孤立，乃造成孙毓汶得以尽翻全局的机会。政治上分派系，各不相下之害如此！可不惧哉？
    《春冰室野乘》又记：
    光绪甲申，法越事亟，北宁失守；慈圣下手诏，责枢臣襄赞无力，尽退恭忠亲王以下诸公，而以礼亲王世铎，及文介、张文达、额勒和布诸公代之。时高阳李文正以协办大学士降调侍郎，协揆一缺，应由吏部具题请旨。先一日召枢臣面议，文介力保文达及徐荫轩相国。慈圣犹豫久之曰：“用他们不如用你！”文介亟顿首谢，不允。次日枚卜之命遂下。
    按：协办大学士照例以吏部尚书推升。李鸿藻于光绪八年正月，由兵尚改吏尚，即因前一年六月由兵尚升协办，于规制微有不合之故。此时降为侍郎，汉缺协办，阎敬铭、张之万、徐桐等三人，皆有资格升补。阎保张、徐，而慈禧仍用阎敬铭，确是不次拔擢，因为阎敬铭除科名较早（阎道光二十五年、张二十七年、徐三十年）以外，资历不逮张、徐远甚。阎于光绪十年五月补协办后，次年七月左宗棠病殁，汉缺汉补，顺理成章地升任为东阁大学士，自复起至大拜，不过三年而已。
    《春冰室野乘》又记：
    文介既得政，忽失慈眷，此中盖有秘密之关系。论者举谓慈圣方兴三海颐和园之役，而文介靳不与款，以此恶而逐之者，犹是皮相之论也。初文介极敬戚畹某上公之清节，某上公亦极意交欢文介。文介遂力请以某上公为满尚书，冀收和衷共济之益。某上公既为尚书，则又进福文慎锟于文介。文介亦器其材，奏为户部侍郎以自副。某上公与文慎既同得志，朋比而倾文介，所以齮龁者备至。文介遂以此积失慈眷，不得不求去矣。
    初以久疾请解机务，专办部事，疏上遽得请。都下皆骇然莫喻其故。然此时文介虽筅部，而权力已大逊，为尚书时故常请假不至署。
    按：“某上公”指崇绮，蒙古人。此人一生的经历甚奇，波折极大。少为贵公子，其父为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洪杨起事，文宗命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往广西督师。临行赐“遏必隆刀”，并发库帑二百万两。在此以前，清朝凡有大征伐，军费皆出自库帑，这是最后一笔。在此以后，军费皆由带兵大员在地方自筹，或由未受兵灾省分济助，名为“协饷”。因此统兵必兼督抚，以“有土斯有财”之故而养兵自重，把持地盘的藩镇观念复起。此为近代军阀的起源，特识一笔于此。
    遏必隆是开国功臣额尔都的儿子，顺治十八年与鳌拜等同受末命为辅政大臣。他的孙子叫讷亲，乾隆初年袭封一等果毅公，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受命征金川时，乾隆赐以其祖遏必隆的宝刀，后以治军乖张退缩，老师糜饷，即用遏必隆刀斩于军前。咸丰以遏必隆刀赐赛尚阿，是警告他勿步讷亲的后尘，结果还是丧师失律，不过不曾像讷亲那样，授首于遏必隆刀下，逮至京师，定死罪改轻为充军。
    这时的崇绮，已是工部主事，也连带革了职，日子很难过。哪知到了同治四年，居然中了状元。数年以后，他的女儿又被立为皇后。家声复振，崇绮以状元而为后父，成了身份非常特殊的贵人。
    及至同治“出天花”而崩，皇后吞金以殉，崇绮便又倒霉了。光绪四年由吏部侍郎外放为吉林将军，后来调热河，调盛京，等于充军在关外，所以到光绪九年，以病乞休，闲废在家。此时以阎敬铭的力保，得以复起为户部尚书。
    为崇绮所援引的福锟是宗室，康熙的太子胤礽之后，咸丰九年的翰林。此人后来在慈禧面前很红，而实得力于由内务府而交通宫禁。此时慈禧为了修颐和园，已颇厌阎敬铭固执不受商量，所谓“某上公与文慎既同得志，朋比而倾文介”，乃是内务府在慈禧指使之下所策动。崇绮唯恐不当后意，福锟庸弱无用，攻去阎敬铭，对户部就易于操纵了。
    阎敬铭于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七，自请罢直军机，以大学士专管户部。此时户部满汉两尚书，已是福锟与翁同龢。福锟还有内务府的差使，不常到部，由翁同龢当家，所以翁与阎常打交道。其日记中所记阎敬铭谢疾以归前两年的情事，颇可玩昧，录数则如下：
    阎公为洋药税厘又与合肥大龃龉也。（光，一二，十，五。）
    访阎相，面目瘦，自云血枯，其实谈次尚有精神，殆称疾也。又函询病，则称肝痛几死，筹款束手莫展云云，意盖不足于我也。（光，一三，八，一六。）
    阎公论河务，以为汴西古有河道，不知今日淮水非古淮矣，何愦愦也。（光，一三，八，二四。）
    致函阎相，劝其强起，复书称病，其志坚矣，可憾也。（光，一三，一二，一二。）
    访阎相长谈，彼真读书谈道君子人也。（光，一三，一二，二九。）
    邀阎成叔（乃兟）来，力劝乃翁毋遽退，支此难局。（光，一四，三，四。）
    访阎相，谈三大愿不遂，激昂殊甚。三愿者，内库积银千万，京师尽换制钱，天下钱粮征足也。又谈山东陈团事，娓娓可听。陈团者，略如苗练，彼以数语释其兵权，今其人署川北镇矣。（光，一四，四，四。）
    太和门灾。访阎相，此老独居深念，谈时事涕泗横流，吾滋愧矣。（光，一四，一二，一八。）
    阎成叔辞行，云丹相已赴新居，余曰：“相公一骡去，余能匹马追。”乃告尚未行，遂约野服一访，长谈一时犹未畅，惜谈过即忘耳。贤人去国，余心怏怏。（光，一五，四，二。）
    所谓“洋药”即鸦片；“税”者关税；“厘”者转口分销内地的厘金，为当时国家岁入的大宗款项。李鸿章既要办海军，又要修颐和园，对这笔款子，争得很厉害。
    慈禧提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官方档案，不载其事；私人笔记、函札，又皆讳言。因此，不仅用费若干并无确考，其经过情形，亦多不明了。如《春冰室野乘》算是相当不错的一部野史，作者李岳瑞，光绪九年翰林，散馆改授工部主事，阎敬铭由红而黑的一段经历，正在由庶吉士改部曹之时，见闻应较真切，而谈祟绮与福锟合力倾陷阎敬铭一节，竟不知此为内务府与李莲英等承慈禧之旨，有意排斥。
    阎敬铭之自愿解军机之任，而专管户部，此在有清一代为绝无仅有之事。因为大学士值军机，始为真宰相，权要之地，巴结还来不及，何竟有如此淡泊之人？须知阎敬铭的本意，在以超然的地位，监督部款的用途。
    光绪十二年这一年，关于海军的建设，已有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在慈禧及其左右佞幸看，公事已可交代，此后就该大兴土木，以备皇太后下年撤帘归政后，颐养天年。此故阎敬铭的用心，在慈禧的想法，竟是有意作对。
    清朝的家法，是太后一过五十，大致都要替她修个园子，算作她私人的别墅，作为皇帝孝亲酬恩的表示。以慈禧之有功于社稷，宜有此举，平心而论，实非过分。但大修颐和园，则是始料不及此，最初的计议，只是修西苑三海。西苑之西的蚕池口，有一座康熙年间所修的大教堂，钟楼高耸，俯瞰禁苑，慈禧非常讨厌，责成李鸿章与法国公使交涉。当时各国对华外交的态度与手腕，各具特色，英国阴柔，美国热心，日本奸巧，俄国翻覆，而法国是蛮横。所以李鸿章这个移教堂的交涉办得很伤脑筋。
    后来有个洋人毛遂自荐，说这个交涉不必跟法国办，要到罗马跟教廷去商量，只要教皇批准，可以不理法国政府。李鸿章采纳此议，派他到罗马去接洽。中国政府开出来的条件，不但合理，而且优厚，拨地，负担迁地费用，迁建工作尽量予以方便。教廷欣然同意，于是蚕池口的教堂，迁到了西什库。慈禧对李鸿章的这个交涉，深为满意，此亦为以后益见信任的一大原因。
    此时，来当猫脚爪的崇绮，气走阎敬铭，“功成身退”；福锟则早于光绪十年夏天，即由户部侍郎升调工部尚书，与翁同龢做伴。阎敬铭、崇绮双双迁改，翁同龢、福锟原封不动由工部移户部。这是光绪十一年十一月间之事。
    福锟不必说，用翁同龢的原因是：第一，身为帝师，在慈禧看是“自己人”，凡事好商量；第二，君子可欺其以方；第三，性情比较平和；第四，多少也有些用他对付李鸿章、张之洞的意思。我相信调翁长户部，必出于醇王的保荐；醇王对翁同龢的态度，犹如民间望子成龙的富翁，必然敬礼西席。而翁同龢先恃恭王，恭王失势，必更靠紧醇王，亦是必然之理。
    其时清流虽已风流云散，但老一辈的翰林中，犹有诤臣。兵部侍郎黄体芳看出醇王办海军别有用心，而李鸿章迟早会被利用，所以光绪十一年年底，奏请开去李鸿章会办海军差使。慈禧大怒，以迹近乱政，交部议处，结果是降二级调用。正二品的兵部侍郎，变成正三品的通政使。这个缺在明朝是机要之地，因为总司章奏出纳，只要稍微动点手脚，就可以使政策改观。赵文华就是盘踞此地，以为严嵩的羽翼而大见亲信。但到了清朝，政柄由内阁移向军机，这个衙门就成了赘疣了。
    阎敬铭之不能安于位，醇王的关系亦很大。醇王以武略自命，而所管神机营腐败不堪，犹一味以笼络为驾驭，阎敬铭几次想裁神机营的饷，自然为醇王所恶。同时，阎敬铭理财主保守，即除弊重于兴利。观《清史列传》本传所记可知：
    时朝议整顿钱法，拟先令直隶、江苏各督抚，添购机器，制造制钱。（光绪十二年）十一月，敬铭奏言：机器制造钱文，工本过巨，京局开炉，恐滋市廛疑虑，请于滨临江海各省，应解京饷内酌易制钱，解在天津备用。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该堂官不能仰体朝廷裕国便民之意，饰词延宕，着交部严加议处。
    寻议上，钦奉懿旨加恩，改为革职留任。敬铭自任户部尚书后，凡议覆陕西、甘肃、关内外，伊犁、乌鲁木齐、古城收支军饷俸饷，及防勇口粮杂支章程，与各省制造善后等局经费，有裁减者、有删除者、有归并者、有酌定额数者、有停止部垫者、有复额饷而符旧制者，无不力求撙节，以裕饷源。或各省藩司督催交代不力，委解饷项迟延，均请旨议处，以为通用徇隐者戒。
    由上引的论述，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阎敬铭理财的长处与缺点，在裁汰浮冒的节流工作上，斤斤较量，真是实心为国，但对开创性的改革，持高度怀疑的态度，过于保守，是其所短。《清史稿·食货志》论钱法：
    光绪九年，复减为二钱六分。时孝钦显皇后锐意复制，下廷臣议；以滇铜运不如额，姑市注铜交机器局试铸。户部奏称机器局铸钱并京局开炉之不便，懿旨罪其委卸。
    此即指阎敬铭反对机器铸钱一事。而议处的上谕中，特为标明奉懿旨，即因慈禧“锐意复制”之故。慈禧听政，除了有关其私人利益之事以外，大致皆能虚衷以听，择善而从，如康熙的作风，较之胡乱出主意，反觉高明。因此，在同光中兴时期，有好善政及改革，却很难指出某一制度或措施出于慈禧的主张，唯独整顿制钱，是慈禧“锐意”要做的一件事。所谓“复制”是复何制度？要明白这一点，笔者先介绍一段文章，对清朝复杂多变的钱法，有简要叙述，读者易于得一概念：
    我国自来以铜钱为本位货币，清初命户部设宝泉局，工部设宝源局，各直省设铸钱之局，划一其轻重大小。自官吏之俸给，以迄纳税与其他买卖，皆以此为使用，通行全国，此盖我国惟一之货币也。
    案户部则例：宝钱局专铸样钱，为各省铸钱之模范，储诸国库，以备有事之用，故日常流通，鲜有得见。工部暨各直省所铸者，是谓“制钱”，为日常所通用者。计样钱百个，重一斤；制钱之重量，当样钱四分之三，是制钱每千之重量，当有七斤半。其铸合成分，为红铜百分之五十二，白铅百分之四十八，大小色泽，极为匀整。迨至乾嘉之时，所铸之钱，已不及康熙雍正，成分色泽虽较逊，然品质尚不甚坏。
    自洪杨以后，制度大乱。中央及地方筹钱，渐劣渐少。且生铜之值，时有贵贱，值昂则私毁，值贱则私铸，以故制钱日少，私钱日多，遂有大钱、小钱、砂壳、灰板等名。百钱之中，搀用小钱若干，因地不同，致有净钱、市钱、二八钱、三七钱、四六钱、对开等名，商民交困。
    按：千枚制钱重七斤半，则每一文钱重一钱二分，此为“顺治通宝”以来的定制。至咸丰初年，洪杨乱起，一方面军需支出浩繁，一方面来自云南的铜，道梗难达，因而改铸大钱，计分五等，当千，当五百，当一百，当五十，当十。这是恶性的通货膨胀，行之有害而无利，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当千、当五百首先废止，当百、当三十亦逐渐收回，最后只剩下当十的大钱，但亦只通行于京师。当十大钱，实际上只是当二，即一枚大钱，值两枚小钱，名为“京钱”，是故“京钱一吊”，即京钱一千，实际上仅值两百。北平市井小民口中的所谓“一大枚”，即指当十大钱一个。
    大钱的分量自然较重，原定为四钱四分；同治初年所铸，较前为轻，犹重三钱二分；光绪九年复减为二钱六分，但一文只当两文用，则每文钱即重一钱三分，较定制犹高，反而增加铸钱的成本，于国库并无益处。既然如此，何苦容此畸形的币制存在？所以慈禧的“务规复旧制”，即取消当十钱，一律用制钱，说起来丝毫不错。
    但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慈禧是在理论上着眼，阎敬铭从实际上考虑，认为一动不如一静，因为铸钱由工部宝源局负责，非他所能控制，而工部与内务府的关系密切，旗人最多，借此为名，买机器，设厂房，又会大开花账。不过这话不便陈诸奏议，只能以“工本过巨”一语，含糊概括，另以“京局开炉，恐滋市廛疑虑”为言。这是说不过去的一件事，在慈禧看，不免有欺她不懂之理，因而大为震怒。
    原来慈禧自其父惠徵病故，扶柩回京，住在方家园时，生活极苦，其时正当恶性通货膨胀之时，小民所受之害，作为长女而主持家务的慈禧，皆曾亲历。至辛酉政变后，如何稳定币制，更是亲自参与，熟知症结，阎敬铭岂能欺她？
    按：咸丰初年钱法之所以混乱，通货之所以膨胀，根本的原因，即在没有足够的铜来铸制钱，所以只要有成色准足的漂亮新钱出现，立即可收稳定市面之效。肃顺一直当户部尚书，深知其理，故而咸丰一崩，第一件事就是铸样钱，以便设法大量发行新通货。
    但咸丰已崩，不能复铸“咸丰通宝”，必得先为嗣君定年号，故而未即位即定年号为“祺祥”，铸“祺祥通宝”样钱。即位改元，本是一定的程序，未即位先改元，自是情理不通之事，因而为李慈铭备至讥评。后世学者，亦多以为李说甚是，殊不知肃顺虽不读书，“八顾命”中，穆荫、匡源、杜翰，皆是两榜出身，岂能不知此礼？只是为了能尽快推出新钱，以期稳定市面，不能不作权宜之计。此正为不拘牵于文法，解决实际问题的高明做法。李慈铭不解其作用，犹有可说，后世学者竟从而附和，则是根本昧于当时的情势了。
    在阎敬铭渐失慈眷之际，亦即内务府积极催促粤海关筹解三海工程银一百万两，以便工程积极进行之时。至于提用海军经费，此时为数尚不算多。及至修颐和园议起，方始大用特用，此事应由醇王负主要责任。醇王临死前两三年，心情极为抑郁，此人才智稍弱，但秉性却与宋神宗相近，一心想争气，一心想将国家搞好，上了慈禧的圈套，身不由己，自知“将昆明湖换了渤海”，误国之罪不轻，此为其死前心情抑郁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主要原因是，光绪亲政后处处受制于慈禧，以及帝后不和。
    慈禧的圈套，无非名缰利锁。醇王好权势，让他当“太上军机大臣”；醇王好讲武，让他管神机营以外，更办海军。除此以外，修三海时更以懿旨赏醇亲王及福晋坐杏黄轿，醇王当然不敢坐，但深恩须报，于是而有光绪十二年四月间，醇王“巡海”之举。
    所谓“巡海”，是醇王由李鸿章陪着，先视察旅顺炮台，看南北洋水陆营操练，继至威海卫、烟台、大沽口校阅，乘舰破浪，来去七天。随员中有一特殊人物，即是李莲英。
    提起李莲英，大家就会联想到洪波为李莲英造的型，满口“喳、喳”，说话常用喉声鼻声的那副油腔滑调。这一型，如果说是隆裕的小德张还差不多，拟之于实际的李莲英，相去甚远。
    那一次李莲英奉懿旨随醇王去巡海，言官大哗，以为将如唐朝、明朝，开宦官监军之渐，所以李莲英亦格外小心，陪在醇王身边，曲尽其礼。
    醇王见客，他站在旁边替醇王装烟；醇王退归私室，他亦深藏不出，不见客，不问外事。醇王回京覆命，大赞李莲英。慈禧亦很高兴，因为李莲英替她争了气。倘有任何招摇的举动，为言官所劾，连带慈禧亦失面子。李莲英后来之益见宠信，此行的表现，不无关系。
    这是五月里的事。到了八月里，山东黄河闹水灾，情况之严重，大致如《老残游记》中的描写。山东巡抚张曜，到任未几，即逢此巨灾，极力堵遏。但这年雨水特多，河北、山西、四川、福建，都有水灾，抢修黄河在寿张的漫口，亦以水大，久久不能合龙。
    于是御史朱一新一奏折，借遇灾修省的题目，抨击李莲英。朱一新是浙江义乌人，与李慈铭为同治九年乡榜同年，皆为李文田所识拔。朱一新很渊博，亦是讲理学的，属于程朱一派，对正邪之辨，极其注重，著有《无邪堂答问》，但性情微嫌偏激，因而一度神经不正常，回家休养了一年，方又进京。他的奏稿，事先曾拿了给李慈铭看，可说投其所好，许之为“一鸣惊人”。原疏词锋确甚犀利，但不能令身受者甘服。
    近人罗尔纲，有一篇《清海军移筑颐和园考》，文中有一段说：
    时人段祺瑞追怀李鸿章咏诗，亦有句云：“已筹三千万，意在添艨艟，不图柄政者，偏作园林供。”而光绪帝太监王世龢，于宣统三年六月胡侍御上敬沥陈新政之弊折，“如前史所载，秦始皇作阿房，隋炀帝营西苑，要不过倾竭府库”句下所注之言，尤为详明；其言曰：“近年来，醇贤亲王辅政之设立海军衙门，武备学堂，名谓海军，实未办丝毫海军事，惟着司重修清漪园大工事。自光绪九年内廷翊坤宫，体和殿，储秀宫，丽泉轩四处落地重修改为一所，彼时获重利者惟内务府各司匠掌役等，均得数万金。相继修西苑，归奉宸苑司其事，动用二千万余金，奉宸苑堂司各得百余万金，谋营修清漪园，动款三千余万，而海军各堂司，较奉宸苑鱼肉尤甚。”（见王氏所著《造陶庐日录》稿本）
    段祺瑞所记数目，比较可信，王世龢所谈，则不免夸张失实。修西苑绝无二千万之数，大致三次工程，总计费用约三千万两。
    所谓“清漪园”，即颐和园的前身。至谓“海军各堂司，较奉宸苑鱼肉尤甚”，此语亦不甚可解。海军衙门由醇王主持，李鸿章会办；内务府堂官兼任海军衙门差使，无非便于取携。真正海军人员，只能在购舰购炮中揩油，不能染指内府大工。又奉宸苑亦隶内务府，非两衙门，凡此皆足以证明王世龢的话，无非道听途说，未足为据。
    海军经费初定南北洋各二百万，海军衙门成立后，阎敬铭奏请将南北洋经费移归海军衙门管理，意在划清界限。三海工程兴工，在各处派定款项未到以前，即先提用两洋经费。两洋请款，复又命户部设法，户部既不能额外再拨，唯有设法搪塞。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荃，曾有致陕甘总督谭钟麟一函，略可窥知当时情事。谭函云：
    自设海军衙门以后，南洋海防经费。一切提归内用，涓滴无从取资，其势万难束手以待，不得已呼吁于海署，请其指款付用。乃所指者为苏、浙两省厘金，皆系历年不解者。两省将窘情和盘托出，则追呼之力立穷。来日大难，诚不知如何着手。
    此即户部搪塞之法。至三海工程告竣后，复修颐和园，备慈禧六旬庆典之用。当时系由李鸿章以“疆臣领袖”的身份，出面函各省派款，可考者有：
    两江七十万两。
    两广一百万两。
    直隶二十万两。
    四川二十万两。
    以上合计二百一十万两。两江包括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两广包括广东、广西两省，加上直隶、四川，共为七省。估计山东、山西、浙江、湖北、湖南，大致亦为每省二十万两，合计一百二十万两；河南、福建、云南，每省十二万两，合计三十六万两；陕西、贵州两省各六万两，合计十二万两。各省报销总数，约估为四百八十八万两。
    这是光绪十五年春天的事，颐和园工程已动工多时。每年四百万的两洋经费，自光绪十一年下半年起，至十五年上半年止，共一千六百万，其中半数用于修三海，则颐和园工程亦已花掉八百万。如今复又征敛各省，自然过分，因而御史林绍年特上封奏：
    臣闻近日督抚均有报效，两广总督一百万两，两江总督七十万两，直隶、四川各二十万两，江西十万两，存之北洋生息，以备宫廷之需，中外传闻，纷纷叹异，臣窃以为此举有关国家政体民生甚巨，不敢不敬为皇太后皇上陈之。……
    夫朝廷一号一令，实关天下之安危。同治七年，御史德泰请修圆明园，有旨以该御史所陈，剥削小民，动摇邦本，立予革职，天下臣民，同深钦感。维朝廷有前日之兢业，所以有今日之安全，今如不慎，后将如何？大抵事之所起甚微，而患之所伏甚大，臣固不能不偲偲过虑也。要之筹款必归户部，方为正大之经，外库各有储藏，方备缓急之用。应请特降谕旨，饬下各督抚及北洋大臣将报效一款未解者停解，已解者立即发还，庶天下臣民共晓然于朝廷爱民求治之心，则所保存者甚大。
    此奏持论侃侃，有不避斧钺之概；“筹款必归户部，方为正大之经；外库各有储藏，方备缓急之用”，尤为不刊之论。按：林绍年，字赞虞，福州人，同治十三年翰林。李慈铭光绪庚辰会试中式，即出林绍年房，而李慈铭很轻视他的这个房师。《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五，以林绍年与阎敬铭、张之万、鹿传霖合一传，殊为不伦。此四人性行迥不相侔，阎敬铭当立专传，而以李用清、李嘉乐相附；张之万是标准的“磕头虫”，可传可不传；鹿传霖则当置于列传二百五十九之首，与陆润庠、世绩、伊克坦为伍，皆可有可无的人物。林绍年早年风节，晚年吏治，颇有可称之处，自当别自位置。
    谏奏停办颐和园工者，除林绍年以外，别无所闻。只有阎敬铭，以行动表示抗议，坚决求去，翁同龢日记所谓：“相公一骡去，吾能匹马追。”而终未能挽回；“长谈一时犹未畅”句下，“惜谈过即忘耳”六字，非当日所记；翁同龢被逐回乡，恐文字贾祸，曾将日记作一检查，删去碍语。当时“长谈一时许”，自然是痛斥园工之足以召亡国之祸。
    我这句话自觉好像是老生常谈，需要说出一个道理来，才能令人心服。
    园工不过花了三千万，三千万银子的靡费，莫非足以亡国？当然不会。圆明园两朝经营，乾隆六十年中，几于无时不在为圆明园踵事增华，但史家皆知乾隆导积弱之因者，在六次南巡，及“十全武功”中有几次并无必要的劳师动众，圆明园的工程，影响不大。然则，何以慈禧一修颐和园遂成亡国之因？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一半是知道的，昆明湖换了渤海，海军经费不足，故有甲午之败。其实，就这一半的答案，也并不完全正确。北洋海军，根本上就有个极大的矛盾，作战人员是由“福州船政局”肇始的一系，而统驭及后勤作业掌握在淮军手里。李鸿章的嫡系，人人发大财，叫军舰上的官兵去卖命，当然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所以黄海熸师，基本上不是败于日本，而是内部极大的矛盾，遭受外来的刺激，发生了彼此抵消冲突的瓦解作用，以致一败涂地，溃不成军。
    甲午之败，归咎于园工、归咎于翁同龢之奏定，不添一枪一炮，固然责有攸归，但过分强调，不是不明实情，就是误信了北洋的宣传。
    现在谈另一半的答案。修颐和园之足以召亡国之祸，问题不在三千万银子，而是筹此三千万的方式。
    这三千万银子，大部分出自“海防新例”，或称“海防新捐”。海防捐起自光绪十年，本为甲申之役筹防台湾而特开的捐例，未几告一段落。光绪十三年郑州黄河漫口，抢修需款，乃开郑工捐，接着就是海防新捐。此捐一开，亘续数年之久，各省几无吏治可言。清亡之速，其因在此！
    捐官之例起于康熙十三年对三藩用兵时，此后凡有拯荒、河工、军需三者，需款较巨时，特开捐例，事毕即停。不特不足以为害，且为搜罗异途人才之一法。
    官有各种班次，区分补缺的先后，所以除了捐职衔以外，另外还要加捐班次，称为“花样”，或者官非捐纳，希望班次超前，亦可加捐“花样”。最初只有知县可捐“先用班”“即用班”两个“花样”；乾隆年间亦不过加铨选不论单月、双月即用这种并不算优异的班次。而且乾隆五十八年特降上谕：
    前因军需河工，支用浩繁，暂开事例，原属一时权宜。迄今二十余年，府库充盈，并不因停捐稍形支绌，可见捐例竟当不必举行，不特慎重名器，亦以嘉惠士林。我子孙当永以为法，倘有以开捐请者，即为言利之臣，当斥而勿用。
    真是“大哉王言”，竟可与康熙三十八年“永不加赋”之诏，同为有清一代的莫大善政。不道嘉庆三年，乾隆还在当太上皇时，因为川楚教匪，大举用兵，不能不从户部之请，又开捐例。道光、咸丰即位之初，皆首停捐例，一时传为美谈，但往往不旋踵间，迫于现实，不能不复此敝政。同时由道光年间开始，花样加多，至咸丰年间，竟可谓之花样百出。大致“花样”必是新胜于旧，但捐者一多，补缺机会即相对减少，故又须另出花样，始足以“招揽主顾”。如咸丰初年奏设“新班”，不久便有“新班尽先”，又不久有“新班尽先前”。至此，新班已不许，索性来个“不论班”，不管是本班还是新班，只要捐了这个花样，就能尽先补缺，但人人争先亦即人人落后，因而又有“尽遇缺选补班”。
    到此地步，花样实在想不出了，有人别出蹊径，另订加成的新章程。原来湘、淮两军，有时饷源不继，只发饷票，这种饷票跟北洋政府发的公债差不多，民间流通，并不值钱，但用给政府，十足计算。所以捐官多用饷票，大致较输纳现银，可打一个六折。加成即是补足这个折扣，与交现银无异，因而称为“银捐新班”。
    “银捐新班”又分两种，一是尽先，一是遇缺。这是同治三年，洪杨乱平之时，到了同治八年，捐班官所占的缺，大部分为银班，于是吏部又出一个花样，设十足缴纳现银一班，称为“银捐新班遇缺先”，即是《官场现形记》中所称的“大八成花样”。这个班次一出，所有各班，不管是正途、劳绩、国家应该升补的官员，统被压倒。当时的规定是，以五缺为一周，先用“银捐新班遇缺先”三员，再用“银捐新班遇缺”一员，余一缺，由轮补各班去争。譬如某省知县缺出，前三缺都由“遇缺先”补，到第四个缺出，归“遇缺”补，第五个缺出，就不知有多少班、多少人在候补。
    知县补缺，至于京官缺少，想补更难。所以李慈铭“纳赀为郎”后，同治末年寓宣外保安寺街时，在春联上大发牢骚：“保安寺街藏书三万卷，户部员外补缺一千年。”光绪六年会试中式，殿试本可点翰林，自请归本班补用，方得补实。
    以前各捐班，大致一时急需，事过即停，而且劝捐大致在本省及少数通商大码头，所以问题还不严重。及光绪十三年开郑工捐，不久“海防新例”接踵而行，亘续数年，遍劝全国，很快形成了做官等于做生意的风气。于是除明的捐纳以外，还有暗的卖官鬻爵。慈禧以外，珍妃亦不无染指之嫌，传闻后妃不和，此亦为原因之一。如清人笔记载玉铭事：
    玉铭者都下木商，隶籍内务府，入赀捐同知职衔。清光绪年间忽放四川盐茶道，其谢恩召见时，光绪帝询尔向在何署当差？对曰：“奴才向在某某。”帝不解，又问之，则曰：“皇上不知某某乎？某某者西城第一大木厂也。奴才向充管事。”帝哂曰：“然则木厂掌柜耳！木厂生意甚好，何忽弃而做官？”对曰：“因闻四川盐茶道之出息，比木厂更多倍耳。”
    帝是时已怒甚，然犹隐忍未发，复问：“尔能国语乎？”曰：“不能。”“能书汉文乎？”嗫嗫良久，始对曰：“能。”帝乃以纸笔掷地，令一太监引之出，于乾清宫阶上，默写履历。待之良久，始复命缴卷，仅有“奴才玉铭某旗人”数字，字大如茶杯，而脱落颠倒不可辨识，甚至“玉铭”两字亦复错讹不能成书。帝始震怒，立命以同知归部候选。
    玉铭既失官，复归木厂，承办醇贤亲王祠大工；以干没巨款，并勾通内监盗邸中物售诸西人使馆事觉，诏提督衙门逮捕；乃披剃为僧，遁入西山佛寺。
    光绪之失欢于慈禧，此为一端。与玉铭无独有偶者，又有鲁伯阳事：
    清光绪朝沪道聂缉规升某省臬司，次日枢臣入见，袖关道记名单以进，请德宗简员补授。帝阅之无言，忽出白纸条寸许，署“鲁伯阳”三字，蹙额授枢臣，俾详查其籍贯履历。诸臣奉旨，退至军机处遍检各种道府存记名单，并无其人，即持以复命。帝犹欲召吏户两部堂官查询出其处，诸臣徐悟其故，乃顿首曰：“上果知此人可用，即径行简放可也。必欲确查出处，恐吏户两部亦无籍可稽耳。”
    上凝思良久，乃太息而授之。鲁奉旨南下，时刘坤一方督两江，知其所由来，固靳之终不令赴任，数月后借事劾去之，奉旨开缺，闻鲁于此缺先后运动费，耗去七十余万，竟未得一日履任，因愤而入，着道士服不复出。后有知其事者，谓鲁所纳之贿，系摄政王之母某福晋所得，盖福晋与慈禧太后最契合，故敢作此狡狯云。
    其实聂缉规的上海道，亦是花钱买来的。聂为曾国藩的女婿。左宗棠督两江时，推故人情谊派聂在上海制造局当差，因而起家。据文廷式自言，聂放上海道后，文向他道贺，说“足下可谓扶摇直上”，以“扶摇直上九万里”诗句，讥其以九万银子得上海道。这当然不会是珍妃的好处，因为光绪的用人之权，而为慈禧所不能夺者，只有学政与考官两项。
    其时乡试主考，亦可花钱买到。主考下了本钱，便卖关节，由琉璃厂书铺经手，所确知者有江西金溪人所开的“二酉堂”。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即因贿买关节下狱。光绪中期以后风气败坏，政以贿成，恬不为怪，亡国之象毕现，推原论始，实起于“海防新例”之彻底摧毁了吏治。
    《春冰室野乘》又记：
    然其归也，犹温旨慰谕，俾驰驿归里，食全俸。且戒以国有大事，宜随时以所见入奏。及其薨也，乃仅赠太子少保衔，一切辅臣恩泽，俱不得与。故事：“辅臣身后，必晋三公，即不能亦当赠太子太师。”今以一品大臣，而身后饰终之典，乃以二品衔予之，国朝二百年间，盖公一人而已。是时几并予谥而靳之，赖南海张樵野侍郎力争，始得请。内阁原拟清、勤、悫、介四字，朱笔独点用第四字，亦不满之意也。
    按：《清史稿》本传：
    遗疏入，谕曰：“致仕大学士阎敬铭，清勤直亮，练达老成，由部属于咸丰年间调赴湖北军营办理粮台。洊升藩臬，蒙穆宗毅皇帝特达之知，擢任山东巡抚。因病乞退，旋补授工部右侍郎，以旧疾未痊，辞不赴职。朕御极后，宣召来京，简授正卿，参预机务，晋赞纶扉，宣力有年，克勤厨职，嗣因患病开缺回籍。兹闻溘逝，轸惜殊深，着加恩追赠太子少保衔，照大学士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用示笃念耆臣至意。寻赐祭葬，予赐文介。”
    “三公三孤”在清朝为加官及赠官，大学士殁后赠官，如资格较深，并著有功勋者，多追赠太傅或太保，至少亦应是太子太保。阎敬铭生前已是正一品的大学士，不意身后赠官，反而为正二品的太子少保，为“宫衔”中最起码的一等，与体制完全相悖。所蕴含的意义是：阎敬铭对于宫廷一无贡献，亦可谓是对宫廷不忠不义。
    至于谥文介之“介”，虽列入内阁谥所资的《鸿称通用》下册中，但有清二百余载，大臣得谥，从无用“介”者，可知此为恶谥。但依我说，此为殊荣。清朝八“文正”，而只得一“文介”，物稀为贵，京师所谓“独一份”，最为名贵。《鸿称通用》下册，为臣谥所用，每一字有两种或四种解释，即如“直”字，亦有两义：“敏行不挠，率行无邪曰直。”唯有“介”字只有一个解释：“执一不迁。”此四字亦道出了阎敬铭性格中最珍贵的部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大丈夫为之大丈夫，亦无非执一不迁，始终不改其节而已。是故曹振镛可谥文正，张之洞可谥文襄，则阎敬铭之易名为文介，正为美谥。
    又可注意的是，阎敬铭于光绪十五年回籍时，犹温诏慰谕，而两年多以后下世，慈禧竟吝于恤典，似乎阎敬铭死有余辜，可知在这两年中，小人媒蘖中伤之甚。他们说些什么坏话，虽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想象得知的：光绪十五年户部年盘库，存银一千零二十七万余，库有如许巨款，而吝于一园之修，是何居心？我在想，凡人心理上有大不足之意，欲求补偿，则往往过当，形成心理上的反动。如果阎敬铭能近如曾国藩，远如王阳明，对小人委曲绸缪，务期保全大局。当时能开诚布公说明白，筹三百万或五百万，供太后颐养之需，不过修西苑也好，修清漪园也好，绝不能额外多用一文，或者不会如以后那样“敞开来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