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敬铭与黄崖教
    甲申前后，一时众望所归，与张之洞同时成为红人者，还有一个阎敬铭。前引陈宝琛致张之洞，为宝廷说项一函中，所谓“恨公与丹公不即柄用”，即言恨张、阎不入军机。是故孙毓汶设计，以醇代恭，而为了安抚北派，军机名单除了张之万以外，有额勒和布，乃因与张佩纶同往陕西查案，拱手听命，为北派所能容；有阎敬铭，尤以其在北派心目中，为应大用之人。
    其后因军机全班，皆为生手，都堂规制，茫然不悉，因以久在“南屋”的先恭慎公，与孙毓汶同为“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先恭慎公同时奉派值总署。至八月先恭慎公“去上学习行走字样”，于是军机班次，孙毓汶居末，俗谓之“打帘子军机”，因每日奏对时，太监皆须回避，入殿出殿，由资格最浅的军机大臣，趋前揭帘，俟诸人皆过，方始后随。“打帘子军机”在御前向无发言资格，回值庐亦只听命而行，不得妄出一议，但孙毓汶当然例外，而且可能是雍正七年设军机以来，唯一的例外。
    阎敬铭字丹初，号荔门，陕西朝邑人，道光二十五年翰林。这一榜远不如下一榜丁未。论人才，照我看只出得两个人，政事阎敬铭，文章周寿昌。阎敬铭形容猥琐，身材矮小，两目一高一低。起先，连年会试不第，勉就“大挑”。大挑挑中，一等放知县，二等做学官，常是举人春闱困顿，而又迫于家计，不得不迁就之计。大挑的办法是，六年一举行，三科以上的举人，始得参加。临挑时十人一排，由钦派王公大臣挑选，十取其五，一等二人，二等三人。这样挑选，当然只看外表，不论实学，身材要高大，脸形最好是“同”字的长隆脸，其次是面团团的“田”字脸，尖头的“由”字、上丰下锐的“甲”字，以及上下皆尖的“申”字脸，纵能挑中，亦难望一等，所以大挑知县常是仪表轩昂的。以阎敬铭这副尊容，一站出去，便为某亲王大声喝道：阎某人先站出去！阎敬铭每引此为恨。
    及至中了进士，殿试二甲十二名，点了庶吉士，散馆用为部曹，分发户部，至咸丰四年四月始得补实，在福建司当主事。
    户部在洪杨以前，以山东司管盐、云南司管漕、广西司管钱法、贵州司管税关，称为“盐漕钱关”四大司。司官，书办，无不阔绰。洪杨乱起，漕粮罕至，滇铜久绝，税关则为洋关，亦即海关所夺，因而四大司中只剩下管盐的案司，其余三司俱已降为小司，而福建、陕西两司，变成大司。
    其后漕运稍兴，云南司复受重视，合称为“山陕云福”四大司。福建司之所以能成为大司，是因为兼管顺天、直隶钱粮之故。这一司的书办，内外勾结，一向不易驾驭，但阎敬铭，精明而严正，公事欺他不得，私下贿求不得，所以福建司的书办，提起“阎老爷”又敬又怕又恨。
    就因为如此，为远在湖北的巡抚胡林翼所欣赏，奏调赴鄂委用，奏折中说：“阎敬铭气貌不飏而心雄万夫。”到湖北不久，即被委为“总办湖北前敌后路粮台兼理营务”。大家都知道，曾国藩之所以能成大功，得力于胡林翼在后勤方面的支持，殊不知胡林翼所得力者，是阎敬铭。但胡林翼也很对得起阎敬铭。《清史列传·阎敬铭传》：
    （咸丰十年）五月，胡林翼疏荐贤才，言敬铭综核名实，居心正大。十月，与道员邢高魁带队赴蕲广交界之灵东乡剿办土匪，擒逆首何致祥等。升郎中，赏戴花翎。十一年二月，以扼剿安徽怀桐，擒贼出力，诏以四品京堂候补，先换顶戴。
    三月，胡林翼奏称：“敬铭公正廉明，实心任事，为湖北通省仅见之才。自接办粮台以来，删浮费，核名实，岁可省钱十余万缗。然无位无权，仅能于制造工作，节其流，不能督率府厅州县，以开其源。可否以湖北两司简用之处，出自圣明采择，若异日蒙特恩赏给敬铭顶戴，署理巡抚，臣敢保其理财用人，必无欺伪，湖北岁筹饷项，实已不薄，接办得人，尚可不尽归于府厅州县之中饱，则于国计，诚有裨益。”四月命以按察使候补，七月署按察使，九月实授。
    两年工夫，由部曹不经府、道两阶，只以“四品京堂候补”为过渡，一跃而为监司，是真所谓“不次拔擢”，虽以军功，亦所罕见。尤可注意的是，原奏“若异日蒙特恩赏给阎敬铭顶戴，署理巡抚”云云，明明为荐贤自代，因其时胡林翼已自知不起，故有此奏，亦即同意曾国藩“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的说法，亲身实行。中兴名臣中，我个人最佩服胡林翼，即此谋国之忠，便非他人可及。
    胡林翼殁于是年九月，阎敬铭甫实授臬司，若如胡林翼所保，署任巡抚，究嫌进之太骤，未餍人心，故以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因其时曾国藩正以安庆为根窝，由曾老九经营金陵，同时浙江付左宗棠，江苏付李鸿章，三路规复东南的战略方针，已经确定。湖北居长江上游，饷源、兵源所托，关系甚重，自以调湘军领导者之一的李续宜继任为宜。及至年底，李续宜以丁忧解任，调河南巡抚严树森为继，则以严亦为胡林翼所识拔，久在湖北，老于吏事，可收驾轻就熟之效。
    同治元年八月，阎敬铭调署藩司，九月丁忧回山西临晋寄寓治丧。在此一月中，他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清朝野史记：
    文介（阎敬铭）之署鄂藩也，胡文忠已薨，官文恭为总督，新繁严渭春中丞树森继文忠为巡抚。严公原籍渭南，盩厔李午山方伯宗寿知武昌府，皆文介乡人也，故事两司必兼督抚总营务处衔，故能节制诸将领。
    某弁者，文恭之娈童也。文恭宠之甚，令带卫队，且保其秩至副将。某居然以大将自居，恃节相之宠，势张甚，视两司蔑如也。
    一日率亲兵数人闯城外居民家，奸其处女，女哭詈不从，以刀环筑杀之而逸。其父母入城呼冤，府县皆莫敢谁何，文介闻之大怒，急上谒督署。某弁固知文介之必不赦已也，先入督署求救于文恭，文恭匿之，有顷文介已上谒，文恭辞以疾，文介称有要事必欲面陈，如中堂不可以风，即卧室就见亦无妨。
    阍者出，固拒之，文介曰：“然则中堂病必有痊时。俟其痊必当传见。吾即居此以待可耳。”命从者自舆中以襆被出。曰：“吾即以司道官厅为藩司行署矣。”卧起于官署者三日晚。
    文恭嘱司道劝之归署，必不可，文恭窘甚。以严、李两公与文介同乡，急命材官延之至，浼其为调人，而自于屏后窃听之。二公譬喻百端，文介终不屈，誓不斩某弁不还署。文恭无所为计，乃自出相见，即长跽，文介岸然仰视不为动。严公乃正色曰：“丹初亦太甚矣，中堂不惜屈体至此，公独不能稍开一面网乎？”
    文介不得已，则趋扶文恭起，与要约，立斥某弁职，令健儿解归原籍。立启行，无许片刻逗留，文恭悉允诺。乃呼某弁出，令顿首文介前谢再生恩。
    文介忽变色，叱健儿执阶下，褫其衣重杖四十，杖毕立发遣以行。事讫，始诣文恭前长揖谢罪。然文恭由是益惮敬文介，且密疏保奏，俾抚山东。文介之执法不阿，固未易及，而文恭之休休有容，不以私憾废公义，又岂能求之于今日哉。
    说官文之“休休有容”，实为溢美之词，所以“有容”者，另有一段内幕。咸丰末年，由于肃顺看不起旗人，天下督抚汉人居十之八九，总督久于任者，只有湖广的官文。胡林翼善用权术，以其夫人出面，笼络官文的宠妾，并由胡太夫人认为义女，称胡为“胡大哥”。
    胡林翼有所展布，恐厄于官文，常使其夫人先走内线，是故官文欲有所主张时，其宠妾辄谓：“你懂得什么？你的才具见识，莫非还能比得上我们胡大哥？算了吧，你不如听胡大哥的，他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享个现成，有什么不好？”因此，官文拱手以听，终成大功。此一段官胡交欢的故事脍炙人口，殊不知胡林翼对官文亦曾有极不满之时。薛福成《庸庵笔记》载：
    胡遘太夫人丧，赏假营葬，省中大政归官文主持。官听已革总兵樊燮之诉，奏劾左公宗棠。左为胡同学友，胡曾荐其才可大用，既被劾，胡愠不言，贻书曾文公解其狱，且荐左襄办江南军务。
    官有门丁颇为奸利，无耻者多缘以奔竞。胡所欲参劾者至此均荐居要地。府中用财奢侈，不足则提用军饷，胡积不能平。
    会户部员外郎阎公敬铭时总理粮台，胡以督府事告之。且云筹饷如此为难，而彼用如泥沙，若不举实纠参，恐误大事。阎曰：“公误矣。为朝二百年来不轻以汉人司兵，今督抚与统兵大臣满汉并用，固由气运转移，亦不分畛域之效也。湖北居天下冲，劲兵良将所萃，朝廷乌肯不以亲信大臣临之？夫劾一人使去，能保后来者必胜前人耶？而公能自劾之也。倘继之者不明远略，专己自是，则掣肘更甚，讵若今用事者中无成见，依人而行。既以使相握兵符，又隶旗籍，为朝廷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请。今彼于事之大者惟公言是听，其失只在私费豪侈耳，然诚于事有济，即岁捐十万金供给之，未为失计。此等共事人求之不可得，公顾欲去之何耶？”
    胡拍案大喜曰：“吾子真经世才也，非子言吾几误矣。”遂仍与官交欢。官亦敬之终身。迨胡薨，官劾巡抚严树森去之。曾国荃巡抚湖北，又劾官去之。湖北从此多事。
    樊燮以永州镇总兵署理湖南提督时，左宗棠方在骆秉章幕，跋扈异常，外号“左都御史”，因为巡抚不过挂“右副都御史”衔，骆事事听左主张，仿佛僚属，故有此外号。有一次樊燮不知怎么惹恼了左宗棠，竟直批其颊，复以“目不识丁”劾去之。樊燮引为奇辱，回老家湖北恩施后，延名师授子读，责其子必成进士，否则即不认其为子。其后果得如愿，他这个跨灶之子，就是樊增祥。
    左宗棠与胡林翼同岁，皆生于嘉庆十七年，但一为陶澍的亲家，一为陶澍之婿。陶澍与左宗棠的遇合，已在胡林翼成为陶家女婿之后。胡林翼极推服左宗棠，则陶澍之所以赏识左宗棠，固不仅由于“春殿语从容”一联，而早由胡林翼口中，得知湘中有此奇才。至于官文劾左一奏，不知出于何人手笔，猜想是刑名好手。“一官两印”一语，洵为刀笔。解其狱者非曾国藩，乃郭嵩焘及潘祖荫。以后左以攘夺广东的地盘，对郭竟不惜恩将仇报，遂成不解的冤家。对潘则敬礼有加，左开府三秦时，知潘好金石，每以关中出土彝器，辇致京师。滂喜斋所藏金石，颇多出于左宗棠所赠。
    官文先劾左宗棠，后劾严树森、曾国荃，可知性情亦非庸懦一流，而独能优容阎敬铭如此，观上引薛文，可知其来有自。官胡失欢而复言归于好，阎敬铭调和之功，必为官文所深知，心感其人，不惜降尊纡贵。而阎敬铭之所以敢如此傲悍，亦以自知有德于官文，必不致被祸之故。这都是可想而知之事。
    同治二年四月，阎敬铭夺情起用，以山东盐运使赏加二品衔，署理山东巡抚，出于官文所保。他在山东前后四年，除治绩以外，识拔了两个人，一是丁宝桢，先任山东臬司，后调藩司，最后是阎敬铭举以自代，乃有杀安德海的快举，遂成有清一代的名臣之一。
    再有一个是张荫桓。张弃举业，报捐知县分发山东，阎敬铭延之入幕，掌文牍。其后转入丁宝桢幕府，四年之间，由知县保升至道员，分省湖北，丁宝桢赠以巨资。张荫桓有诗：“报分兼师友，深恩逮舅甥。”但无阎敬铭的识拔，不能与丁宝桢具此深厚的渊源。
    不过阎敬铭在山东，有件事做得鲁莽操切，大损清议，即黄崖教案。清人笔记载此案始末云：
    黄崖在山东肥城、长清之间，素无居人。咸丰间，江浙人避洪逆之难，流寓山左者甚众。有张积中字子中者，扬州人，其兄尝为临清州，殉难死。积中读书稍有文学，好诵佛，常以行善劝人，又略能堪舆诸术；聚徒讲学，一时从游者甚众。
    张告人言，黄崖地可避寇，即独先移家住；从之而去者，渐积至八千余家，筑砦购守具，为久居计。张尝以每月某日为众人讲书，其语不尽纯正，外间人已纷纷疑为邪教。
    会青州府首县汉军某大令，获异言异服数人，讯之，供言奉张七先生令，招军买马。而宜都县知县扬州某大令，获数人，供亦如之。乃各飞禀至省。时某相国为巡抚，得禀大惊，急欲剿办。丁公宝桢时为按察，白相国云：“张之子实在省为候补知县，观其人循谨，其父亦必非谋逆者。请令其速赴砦，招其父至省，而一面令长清县往查确实，毋遽发兵为也。”
    相国良久始许之，允予张子限五日。丁即传张子，告以将灭门状，张子伏地叩头大哭。丁曰：“无惧，可速于五日内招汝父来，则可无事。”
    张子即飞驰而往。时长清县知县陈伯平大令奉命入砦察视；而宜都县某大令之父与张有连，往力劝张，亦适在砦中，出陪陈，力言并无反状。
    坐顷，忽外间传一信至，言访得长清县来砦穷探虚实，请速杀以灭口。信为某大令之父所得，大惊，即示陈曰：“本谓其诬，今乃若此。奈何？”陈愕贻出门，则马夫已被杀矣。
    二人乃急以被缒墙而出。是时抚藩在省，待张子七日不至，已大疑，盖张子至砦哭劝张，张曰：“吾反无据。若往，是实其言也。汝辈若惧，可自往。”妻子环跪请之，不许。而长清飞禀已至省，相国复问丁，丁不能覆。乃令两司率总兵湖北人王某、记名提督湖南人王某、道员湖南人王某，率大兵往剿。
    至则砦中亦闭门严守。俄顷间，已破城而入，张举家自焚死。官兵大肆淫掠，死者万余。丁命植旗西门外，使人以令箭约城中曰：“出西门乃免。”从之而生者千余人。
    陈伯平欲救之，无策；适登州府知府豫山至；陈语之故，且教之策。豫乃于众中大呼曰：“大人命勿淫妄杀，今奈何违令！长清县知县何在？”陈即出，半跪请示；豫以令箭予之，使禁兵毋妄动。被难者由是稍得出，陈救得妇孺五六百人。
    时杀人已万余，而未得谋反实证。相国乃责三王曰：“汝辈皆言谋反是实，今奈何无据？若三日不得，则杀汝。”
    三王急，命搜得戏衣一箱，使营中七缝工稍补治之。即以此为据。由是诸在事者皆开保如剿匪例，七缝工后亦被杀以灭口。
    谈此案之前，先要做个地理上的小小考证。《嘉庆一统志》及《读史方舆纪要》，皆无黄崖之名，但有青崖山。《嘉庆一统志》记：
    在长清县南四十里，冈峦绵亘，崖谷常青，故名。有南沙河水，与七仙、白石诸泉，合流其下。宋嘉定十三年，金长清令严实，聚众结砦于此。稍西北曰五峰山，冈峦相和，泉石甚胜。
    长清与肥城，在明朝均隶济南府；泰安则为州，辖新泰、莱芜两县。入清至雍正十三年，升格为府，割兖州府东阿、平阴，济南府肥城等，改隶泰安。长清与肥城一北一南成直线。方志载：长清南距肥城七十里，肥城北距长清二十里。是即两县城之间的距离为九十里。长、肥交界之处，名为五道岭。《嘉庆一统志》载：
    五道岭在肥城县北二十里，接济南府长清县界，府志：当往来区道，旧置马驿。
    《老残游记》附录中有蒋逸雪所撰“考证”一篇，其中第五目为“太谷教”，即叙黄崖案，谓“黄崖山在山东肥城西北六十里，峰峦环拱，地势险峻”。长清与肥城的距离为九十里，则肥城西北六十里，即长清县南五十里。历来叙方位、距离，多不甚正确，“西北”及“六十里”，皆为隐约之词，但“峰峦环拱”与“冈峦绵亘”的形容相似，故可确信青崖山即黄崖山，其地在长清县南三四十里处。至于何以由青转黄，则犹待考。
    黄崖案发生在同治五年秋天，其时洪杨虽平，萑苻未靖，除了捻军在河南陈留分为两支，一支东北走为东捻，一支西南走为西捻以外，还有兰州督标兵变，奉天攻城略地。山东运河所经，曾国藩打捻军，用明末杨嗣昌“四正六隅”之策，思以静制动，以逸待劳，沿运河筑长围以防捻军。阎敬铭的责任极重，对于任何可能发生变乱，招致捻军反扑的迹象，都寄以高度的警觉，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黄崖案的责任，亦不能全归诸阎敬铭，张积中实有自取其咎。尤其是所谓“聚徒讲学”，另有文章。原来张积中是大成教北派主持人，《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则为南派传人之一。其子大绅曾叙其源流云：
    泰州学派即世可传之大成教、大学教、圣人教、黄崖教等。实则我门中无论何人，均不承认此种种教名，即“泰州学派”四字，我门中人亦不承认。以本无名称，成外人强加诬枉者也。但在比较上，“泰州学派”四字，虽大小不同，犹为近理，不妨暂假，因阳明之学，传于泰州，数百年未绝，人名之为泰州学派。我宗不能谓与毫无关系。因清成、同之际，有周太谷先生者，崛起其地，集心学大成，传张石琴、李龙川两先生，先君龙川弟子也。
    阳明之学入清以梨洲学派为正宗，在明朝则以泰州学派为巨擘。手头无《明儒学案》及《阳明传习录》两书，姑就《明史》一谈泰州学派的源流。
    《明史》卷二百八十三《钱德洪传》：
    钱德洪……余姚人。王守仁自尚书归里，德洪偕数十人其学焉。四方士踵至，德洪与王畿先为疏通其大旨，而后卒业于守仁。……学者称“绪山先生”。
    同卷《王畿传》：
    王畿山阴人，弱冠举于乡，跌宕自喜，后受业王守仁……守仁征思田，留畿、德洪主书院……畿尝云：“学当致知见性而已，应事有小过不足累。”故在官弗免干请，以“不谨”斥。（按：明朝京察、大计，其目有八：贫、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有一于此，皆当去职。“罢”者“弱不任事”之意，见《荀子》注。）畿既废，益务讲学，足迹遍东南……每讲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学者称“龙谿先生”。其后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谿弟子”。
    钱、王二人之比较，时论以为：“德洪彻悟不如畿，畿持循亦不如德洪。然畿竟入于禅，而德洪犹不失儒者矩矱。”援释入儒，已非阳明本意，乃其另一弟子王艮，更为驳杂不纯。《明史》卷二百八十三本传：
    泰州王艮亦受业守仁，门徒之盛，与畿相埒，学者称“心斋先生”。……艮字汝止，初名银，王守仁为更名。七岁受书乡塾，贫不能竟学。父灶丁，冬晨犯寒役于官，艮哭曰：“为人子令父至此，得为人乎？”出代父役，入定省唯谨。
    “灶丁”即制盐工人，极苦，观王艮行事，自是孝子。此人极颖异，但学问根底不足，而自视极高，遂流为狂士，读书不多。本传载：
    艮读书止《孝经》《论语》《大学》，信口谈说中理解；有客闻艮言，诧曰：“何类王中丞语？”艮乃谒守仁江西。
    按：王阳明其时任赣南巡抚，以备宁王宸濠，故称之为“王中丞”。王艮既到江西，与阳明辩论久之，大为佩服，但拜师亦曾有波折，先拜门，既而翻悔，最后才称弟子。
    及至王阳明辞官归里，王艮相随至余姚，有心倡明所学，但作风近乎招摇，王阳明大不高兴。王艮谒见时，屏拒不纳，长跪谢过，方又列入门墙。话虽如此，作风并没有改多少。《明史》本传：
    王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出入于二氏。
    “二氏”者释、道。龙谿不过杂以禅机，心斋则索性引老庄之说入儒，但这亦可能是术。因为嘉靖在西苑修炼，道教走了一步空前绝后的红运，佛教则从未如嘉靖朝那样被蔑视过。其时有一风气，即以小说戏曲讽刺现实。《西游记》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是唐僧到车迟国，后来才知道车迟国主的宠道灭僧，即是刺的明世宗。
    泰州学派确是有的，开山鼻祖为王艮，四传至周汝登，已在万历年间，讲学皆不讳禅，“汝登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辑《圣学宗传》，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盖万历世，士大夫讲学者多类此”。是则泰州学派虽创自为王艮，而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则为周汝登。
    泰州学派至末流，竟有因果之说，去阳明之学越远，在正统派的儒家看，自是离经叛道。于是明朝最后几位大儒之一的刘宗周颇不满。《明史》卷二百五十五本传：
    越中自王守仁后，一传为王畿，再传为周汝登、陶望龄，三传为陶奭龄，皆杂于禅……宗周忧之，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且死（作者按：顺治二年南明亡，六月潞王降，杭州失守，刘宗周在绍兴家居，闻变方食，推案恸泪，自此绝粒，复赴水不死，仍绝食，前后三十六日而死），语门人曰：“学之要，诚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则诚，诚则天。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
    学者称刘宗周为“念台先生”。念台临死对门人之语，意谓：为学不诚，则讲阳明之学精义的“良知”，很难不以禅理来解释。
    重建阳明学统，虽由念台发端，而成于黄宗羲。《清史稿》卷四百九十九本传：
    宗羲之学出于蕺山（刘宗周），阐诚意慎独之说，缜密平实。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问学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
    观乎其言，则知讲阳明之学而杂以禅者，根底不厚，摭拾宋、明诸儒语录，及佛家语，信口游谈所致。本来参禅是最难也是最容易之事，而阳明之学，精奥微妙，有时与禅理只去一间，毫芒之辨，非学有根底者不能。如阳明谪龙场驿，穷荒无书，唯以默诵旧书作为功课，乃“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此与佛家“顿悟”之说相似。而一悟之下，“喟然叹曰：道在是矣！”若问得道何以如是之易？则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以证之，大半可以接受。凡此，皆黄宗羲之所谓游谈。
    泰州学派自念台、梨洲师弟以后，不复为人所重。清朝在乾嘉以前，即阳明亦被排斥，因为康熙讲道学以程朱为正统。程朱、陆王，门户之见甚深，比较之下，陆王一派比较客观虚心，清初大儒黄宗羲、孙奇逢为南北两宗师，黄著《明儒学案》，不设程朱之学；孙奇逢著《理学宗传表》，共“十一子”，程朱皆在其内。关中李二曲，其学亦出于阳明，但教人须读二程朱子之书，躬自践履。
    至于程朱，则无不力攻陆王，贤如陆陇其，亦所不免。学程朱者易流于伪，则更以为能力诋陆王，便促卫道。助康熙讲道学的李光地、熊赐履，恰好都是利欲熏心的假道学，坚持门户为植党之计。乡试四书题限用朱注，固早有功余；康熙二十九年更明定二场命题，得用“性理五书”中的《太极图说》《通书》（按：均周敦颐著），《西铭》《正蒙》（按：均张载撰）。于是天下读书人，十年寒窗，不但要熟读朱熹之书，而且还要明了程朱之学的来龙去脉。在这样的情况下，既无人敢公然发挥阳明之学，自然更谈不到泰州学派，而况“出入二氏”，讲学近乎传教，更为朝廷所忌。
    自康熙以来，梨洲一派的阳明之学，尚且受到打击；驳杂不纯的泰州学派，自更当在防制之列。到得雍正，他对儒释道所谓“三教”的态度，正如他的为人一样，表里不一，现在从各种文献中，可以考查出他真正的态度：
    第一，对外来的宗教，一律采取拒斥的态度，尤以天主教、基督教为然。
    第二，表面尊儒，实际佞佛，喜欢用“政治和尚”，但此和尚自己不能搞政治。
    第三，表面辟道，实际上对某些道士颇有兴趣。道教的派别极多，张天师这一派是符箓派，并不吃香。雍正曾将丹鼎派的道士，秘密养在西苑。他的暴崩，很可能像明朝的“红丸案”那样，是由于服食了荷尔蒙成分极高的兴奋剂所致。乾隆即位后，有一僧一道被驱逐出京，一僧是文觉，据说他跟雍正的关系，犹如姚广孝之与明成祖，雍正之杀兄屠弟，皆出于文觉主谋。乾隆对此人深恶痛绝，罚他从北京徒步回南。一道叫王若虚，看《东华录》乾隆对他的告诫，令人想起导同治冶游的王庆祺，被假以他项罪名革职的故事，两者皆有不能认真究治，为先帝讳的难言之隐。
    到了乾隆，他什么教都不相信，但也并无太大的恶感，比较上有些讨厌道教，我想多少是因为王若虚的缘故，但却因此“祸延”张天师。自明朝以来，“太一真人”正一品的品秩，降为正五品，即出于乾隆亲裁。
    乾隆以尊儒自命，严防“异端”，当亦有政治作用在内。至乾隆三十九年有山东寿张王伦，以“清水教”作号召，袭城戕吏，凡一月而平。明年河南鹿邑白莲教事发，虽暂时压制，而以吏治不修，导致邪说横行，终于在嘉庆元年爆发为“三省教匪”的巨案，历时七年，始得肃清。
    所谓太谷教，与白莲教是否有渊源，不得而知。但既有学术作理论基础，其远比白莲教高明，则是必然的。太谷教的创始者，是安徽池州石埭人周星垣，字太谷，蒋逸雪的《老残游记考证》，说他“明阴阳奇赅，能炼气辟谷”，道光初年在扬州，从游者甚众。高弟子两人：一为李平山，字龙川，其学传刘鹗；一即张积中，字石琴。张避地入山东，定居黄崖后，泰州学派即分南北两支，北派即黄崖教。其内幕据蒋逸雪考证是如此：
    同治二年，捻军窜鲁，积中率其徒众，筑堡垒，购火器，密事防御，远近来者逾千家。
    黄崖地本偏僻，荒落少人烟。积中来后，数年成市，群呼“七先生”，且有“圣人”者。置文学房，待宾客。设武备房，讲守御。更建祭祀堂，以敬礼神圣。著《指南针》以示规范。五日一开讲，听者袒右臂。年一祭天，夜深参拜，礼节繁重，二甥女素馨、蓉裳（一说素馨为其孙媳）盛装捧剑左右侍，香雾弥漫，烛光冲天，数十里外见之，皆曰：“张圣人祭天矣。”积中精符箓术数，占风角雨候多验，党徒所布，自肥城之孝里铺，济南城内外，东阿之滑口，利津之铁门关，海丰之埕子口及安丘潍县诸处，皆辟市肆，取名泰运、泰通、泰来、泰祥、泰亨等号。千里之外，指挥使令，脉络贯通。绅民只知有张七先生，而不知有地方官吏，威望竟如此。
    语云：“庶人无罪，怀璧其罪。”张积中的威望超过地方官，则其行为非地方官所能节制，这是任何政治体制之下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况且从他的宗教仪式以及广设市肆，建立经济基础及情报网的情形来看，难保并无异谋，而拒绝到济南向官方去作解释，更不无情虚之嫌。是故以当时的情况来说，阎敬铭派兵剿办，也是必要的。但派出去的兵比土匪还坏，则阎敬铭不能不负责任。
    《老残游记》第九章，申子平与玙姑论道，转述黄龙子的话，即为泰州学派宗旨的演义。其言如此：
    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子，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
    凡道总分两层，一个叫道面子，一个叫道里子。道里子都是同的，道面子就各有分别了。如和尚剃了头，道士挽了个髻，使人一望而知，哪是和尚，哪是道士。倘若叫那和尚留了头，也挽个髻子，披件鹤氅，道士剃了发，着件袈裟，人又要颠倒呼唤起来了。难道眼耳鼻舌，不是那个用法吗？所以这道面子有分别，那道里子实是一样的。
    另有六首绝诗，亦就是强调“道面子有分别，道里子是一样的”。这六首诗是：
    曾拜瑶池九品莲，希夷授我指玄篇。
    光阴荏苒真容易，回首沧桑五百年。（其一）
    紫阳属和翠虚吟，传响空山霹雳琴。
    刹那未除人我相，天花黏满护身云。（其二）
    情天欲海足风波，渺渺无边是爱河。
    引作园中功德水，一齐都种曼陀罗。（其三）
    石破天惊一鹤飞，漫漫黑夜五更鸡。
    自从三宿空桑后，下见人间有是非。（其四）
    野马尘埃昼夜驰，五虫百卉互相吹。
    偷来鹫岭涅槃乐，换取壶公杜德机。（其五）
    菩提叶老法华新，南北同传一点灯。
    五百天童齐得乳，香花供奉小夫人。（其六）
    第一首是回忆学道之始。“九品莲”即九品莲台。第一句言拜佛，陈希夷著《指玄篇》一卷，见《宋史·艺文志》。第二句忽又言习于道家。末句“回首沧桑五百年”，则在当时回顾，拜佛学道应在明朝，此言渊源于阳明。王阳明先生于明朝成化八年，至此约四百年，“五百”乃举成数而言。
    第二首第一句，“紫阳”指朱熹；“翠虚”典出杜诗《寄刘伯华四十韵》：“翠虚枪魍魉，丹极上鹍鹏。”此诗末言修习长生：“姹女萦新裹，丹砂冷旧秤，但求椿寿永，莫虑杞天崩。”按：“姹女”即水银，《参同契》谓“海上姹女，灵而最神”云云。《参同契》这部书，亦为泰州学派必修的典籍之一。所谓“紫阳属和翠虚吟”，意谓朱子亦非纯儒，其语录中参有道家语。
    第二句“传响空山霹雳琴”就是在弄玄虚了。柳宗元《霹雳琴赞引》：“霹雳琴，零陵湘水西震余桐为之也。始枯桐生石上，一夕暴震，为火所焚，其余倒卧道上，超道人取以为琴。”所谓“传响”即指“暴震”，大概是自道有“掌心雷”等法术，可以为人祸福。
    三、四两句又是释家语了。“天花黏满护身云”即言《维摩经》中天女散花的故事。意谓儒、道亦能为释所容。
    第三首，用了两个佛经上的典，“功德水”为甘露；“曼陀罗”是梵语的音译，即白莲花，《法华经》所谓“佛说法，天雨曼陀罗华”即此。这首诗词浅而意深，意谓道家的清虚无为，与佛家的戒贪嗔爱痴，原是相通的。
    第四首第一句似指周星垣之崛起，所创泰州学派，有如“鸡鸣一声天下白”。三、四两句极可玩味，释家戒情缘，故戒定桑三宿，恐未免有情。此独云：“自从三宿定桑后，不见人间有是非。”盖只要有情，即可不论是非。就广处、高处言，是以爱感化世人，合于“泛爱众”之义；就狭处、卑处言，则不免偏私。
    第五首，“野马尘埃”之典，出于《庄子·逍遥游》首、二两句，泛言天道运行，生生不息；末句“壶公”非费长房，乃是列子之师壶丘子林，《庄子》亦载郑国神巫季咸及壶子之事。“杜德机”即出《庄子》，注曰：“杜，闭也；德机，生意也。”生意既闭，何得不死？但死如涅槃，则摆脱一切苦恼，自是一乐。佛经原有“涅槃乐”之说，糅合杂家玄语，谓“涅槃”与“白日飞升”，如同一事。
    第六首言泰州学派的渊源。涅槃则菩提叶落，法华指佛教宗派，即天台宗。首句“菩提叶老法华新”，言王艮虽逝，而有新宗派继起，指周星垣。第二句明言有南北两派。末二句不甚可解，“天童”与“小夫人”皆为佛经上的典故，前者乃太白星的化身，“小夫人”则见于《佛国记》，谓恒水上流有一国王，其小夫人生一肉胎，大夫人妒之云云。此小夫人或即指张积中。
    蒋逸雪认为《老残游记》中的申子平，即刘鹗自拟，刘的老师李晴峰，曾至京师传道。章士钊《孤桐杂记》曾记其事：
    近有人创救世新教会，以儒释道耶回五教合一为旨，募赀刊报，颇涉张皇。成立之日，愚宴于吴自堂宅，见同人多往磕头。……光绪年间，有泰州人李晴峰，云是教主，年八十余，曾有人迎至京师说教。后李化去，传者黄信，近亦死矣，而教仍有力江湖间，门户甚谨，非严介不得入。
    所谓“传者黄姓”即指黄葆年。蒋逸雪《考证》云：
    平山临殁，遗嘱有“二巳传道”之语，“二巳”指葆年与鹗也。鹗生于清文宗咸丰七年，其年为丁巳；葆年生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其年为乙巳也。然鹗学务广博，不以一端名，故语星垣之学者，多不之及云。
    王湘绮日记中，亦有关于黄崖案的记载：
    稽伯润言：阎丹初为山东巡抚，清节冠一时，而误杀张七，骈戮避乱官名数百家，实为过举。张七为张历城令之兄，历城迁临清，死于寇，以亏空受诬，七欲讼之，群官醵金为赂，致富数十万。
    当在临清时，有学某，知天象，先辞去，约三月十五必来，其日临清破，故七神之，受学焉，颇有妖言。
    此记在同治十一年十一月，稽伯润不知何许人？所谈纯属谰言。所谓“张历城令”即张积功，嘉庆二十三年举人，乃张积中之兄；咸丰四年殉难，入《清史稿·忠义传》。
    至于剿洗黄崖，主其事者实为淮军大将之一的潘鼎新。《清史稿》及《中兴将帅列传》潘传均不提此事。按：此役使阎敬铭得以“赏还二品顶戴”，自然是潘鼎新的功劳，按诸传记体裁，无不载之理，从而可知，必是讳言。但《清史列传·阎敬铭传》记载甚明：
    （同治五年）九月，肥城黄崖教匪张积中谋乱，抗不受抚；敬铭令按察使潘鼎新兼顾河防，抽防运各军亲赴肥城围剿。十日克之。
    此所谓“亲赴”，乃指潘鼎新受命，在兼顾运河防捻的原则下，抽防军队，亲赴肥城围剿。事后，阎敬铭内疚于心，坚决求去，潘鼎新则好官自为。读书与不读书，毕竟不同，于此可知。
    阎敬铭于同治六年二月开缺，八年召用为工部右侍郎，仍以疾辞。光绪三年，山西大旱，阎敬铭奉旨稽查山西赈务，其时巡抚为曾国荃。凭他的关系，致书各省劝赈，连公款计用银一千三百万两、米二百余万石，活人无算，山西为立生祠。这是曾国荃一生之中，除克复江宁外，唯一的政绩，但如无阎敬铭为之综核出入，革除积弊，不能有此效果。
    阎敬铭到山西办赈，实心任事，时人无有不知，但文廷式所撰笔记，说他曾乘机买田地无数。衡诸阎敬铭人品，似不致此，但文廷式在笔记中发誓，所记有不尽，无不实，否则如何如何（手头无此书，记大意如此），则又似可信。真相如何，唯有存疑。
    光绪八年正月，召阎为户部尚书，先辞后到任，不久即劾罢广东藩司姚觐元，湖北荆宜施道董翰，候补道杨鸿典，因“前任户部司官，声名贪劣”。咎及既往，是极少见的事，但既往尚且可咎，眼前何得不谨？阎敬铭在户部的权威，就此建立。
    户部有个不为外人所知，而极重要的部门，叫作“北档房”：国家岁入岁出，到底几何，只有北档房知道。从有户部以来，从无汉司官入北档房者，亦从无汉堂官能过问者。但至阎敬铭到任，北档房不能不为他开放。他生平有三大愿，第一愿是部库积银千万，此愿于光绪十五年达成。翁同龢是年十二月十六日记：
    银库今日封闭，共银一千二十七万九千四十两零，各项统在内，惜阎相不及待也。
    惜他“不及待”，即已不能亲见大愿之遂。阎敬铭先长户部，后以大学士管户部，先后历时八年，终于积银千万。其理财之法，不外开源节流，而节流尤重于开源。当时财政上一大漏洞，即为各省带兵大员，侵冒军饷，所以阎敬铭对此全力以赴。光绪十年二月，针对新疆的情况，疏陈之事，凡研究近代史，特别是经济史者，不可不知：
    一曰定额饷。略言甘肃、新疆抅乱，攻剿之师，另拨月饷；额饷久已停解。今西路渐就肃清，应照左宗棠奏案，每年调拨的款三百数十万金，合之本处岁入留抵之款，已在四百万两上下。嗣后不准再向商借，亦不得率请部储。
    一曰定兵额。略言全疆兵勇，数逾五万，较成平额兵四万之数，已多一万有奇，力分于将多，财匮于兵众。臣等窃以为新疆既改设州县，时势变迁，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库尔喀喇、乌苏等处，宜归并伊犁，即以伊犁将军专辖旗兵，如内地驻防之例。应令刘锦棠等通盘筹划，就额饷数目，酌留兵勇，应并者速并，应裁者速裁，合南北路满蒙汉兵勇，总不复逾旧额四万之数。
    见在防营无事，口分尚给行粮；若有事之时，加饷则款越难筹，不加则何以示劝？臣等拟仿成法量为变通，暂以二万人为勇，改行粮为坐粮。出征外域，始照行粮支给。再于客勇之愿留关外者，选精壮万数千人，规复制兵，照士勇章程支给。其驻防及台站，卡伦各项官兵口分，有较士勇少者，无庸议增，以节饷项。
    一曰事权。略言调拨额饷，今议汇总发给，必须得人，总会其成；俾各营章程划一，解到之款，专归一处，分拨各军。各路差员，尽可裁撤，以裕兵食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