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
    清末，中国留日学生好作一种恣肆狂放的绝句，号称“浏阳体”。浏阳指谭嗣同。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五谭嗣同传记，谭在狱中有一首题壁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此即所谓“浏阳体”。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曾谈此诗，说日本人曾以诗配谱成歌，大致其时留日学生，无不能诵此诗，亦无不从这首诗中去想谭嗣同的丰采。而“两昆仑”说，则又往往成为谈之不倦的话题。
    “昆仑”自是指唐人小说中的昆仑奴，对“保皇党”而言，凡帝党皆为光绪的昆仑奴。所以两昆仑的说法不一：
    一、梁启超说：指康有为及大刀王五，去者康而留者王。
    二、一九五六年有笔名“忘机”者，在香港一刊物撰文说：“谭诗中所谓之两昆仑，无疑是指死者与行者。以程婴期任公，以杵臼自任。文义甚明。且任公告我，亦如此说。”据此，则梁启超指“去”之昆仑为康有为，自是出于尊师之义。
    三、谭嗣同之孙谭训聪，谓“两昆仑”乃指其家仆人胡理臣及罗升。
    四、陶菊隐之说最玄，谓昆仑即武侠小说中的昆仑派，指大刀王五及通臂猿胡七。
    但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黄彰健考证，此诗实经梁启超窜易。黄引唐恒《戊戌记事八十韵》，证明《绣像康梁演义》中林旭被难前所吟的第二首诗，应为谭嗣同原作。唐恒字照青，河北盐山人，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为光绪十五年己丑会试同年。其时官刑部主事，当是派在秋审处任职，所以得参预此狱，且为主办司官之一。诗中叙六君子被难后，“吏人返事讫，流涕对我说。役卒呈数纸，云是狱中笔（原注：谭、杨入狱均有诗）”。则谭虽有诗，非题狱壁。《演义》中所说记林旭两诗的第一首：
    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慰难酬国士恩。
    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千里草”指董福祥，“本初”谓袁世凯。陈石遗断言此诗确为林作无疑，但不一定为入狱所吟。第二首经黄彰健考证为谭嗣同所作者如下：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据黄彰健释此诗如下：
    谭诗第一句：“望门投趾怜张俭。”《后汉书·张俭传》中“望门投趾”作“望门投止”。《仪礼·士昏礼》郑注：“止，足也。古文止作趾。”《后汉书·张俭传》说，张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谭诗第一句用此典故，其意思是说，谭不愿亡命，贻累亲友。
    谭诗第二句：“直谏陈书愧杜根。”按《后汉书·杜根传》，东汉安帝时，“和熹邓后临朝”，杜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上书劝太后归政。太后执根，令盛以缣囊，扑杀之，幸而刑人不加力，根得诈死，逃窜为山中酒保。谭这句诗的意思是说，未能上书太后，请其归政光绪，有愧杜根。其用一“愧”字，系诗人忠厚之辞。因为照传统道德观念，谭氏处理此事，毕竟应先考虑如何调和光绪母子感情，而谭氏不如此作，此因谭氏认为上书向太后直谏，无济于事。
    谭诗第三句：“手掷欧刀向天笑。”《后汉书·虞诩传》：“宁伏欧刀，以示远近。”唐章怀太子注：“欧刀，刑人之刀。”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锋芒利如欧冶剑。”剑亦可称为刀。欧刀之欧，或应释为欧冶之欧。谭这一句诗的意思是：新党既不宜逃，又不宜谏，只有诉诸武力。今所谋既不成功，谭视死如归，亦甘之如饴。
    谭诗第四句：“留将公罪后人论。”光绪赐杨锐密诏，本嘱咐新党不可违太后意旨。新党不顺从光绪意旨，而拟调军围颐和园，谭氏认为此系为了保种保教而采取的非常措施。……谭诗“公罪”二字绝非“功罪”二字之讹。谭这句诗的意思是，谋围颐和园系公罪，其是非得失，留待后人去讨论。
    黄说甚精，亦可借此推知梁启超何以窜易谭诗的原因。黄彰健以为：
    他们（按：指康梁）捏造谭嗣同狱中绝笔，因此将谭的狱中诗也加以润色改易，以与他们的保皇活动相配合。
    此亦一语破的，信而有证。
    照原作来看，无论思绪、句法，都是一贯的。所谓“望门投趾怜张俭”的“怜”字，极其精练，此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谭嗣同看张俭，仓皇逃窜，连累了许多亲友，艰难一死，其情可怜。一方面是以容纳张俭者来看张俭，觉得他可怜，方始收容。而不论从主观或客观来看，谭嗣同都不以张俭为然。著一“怜”字而无讥诽卑薄之意，正是诗人温柔敦厚之处。
    左舜生《谭嗣同评传》中论其为人：
    以嗣同的本质来说，他实际是一个天性笃厚而感情真挚的人。我们看前面所引他追述他母亲如何教育儿女克尽妇德的那篇文字，是何等的悱恻动人。当他在戊戌八月被捕的前夕，逻卒在门，他自己已经视死如归，但仍能从容不迫，为他父亲造出几封告诫儿子的家书，以免他的老父横被牵累，您难道可以不承认他是十足的孝子吗？
    这可以充分证明，谭嗣同绝不肯做张俭，贻累亲友。末句所谓“公罪”，亦是想开脱家人，表示他的作为并非出于拥护皇帝以求富贵的私心。
    梁启超改“怜”为“思”，一字之易，意思完全不同了。若谓谭嗣同自己“望门投趾”，则他在被收以前，根本并无像张俭那样逃窜的过程，无端有此一句，乃成游词。故知此一句的用意，在向同情光绪的人呼吁，保皇党如今亦受东汉党锢之祸，倘或望门投趾，你们要想一想，当时人如何对待张俭，效其所为。
    下一句“忍死须臾待杜根”，就字面来看，是鼓励某一个人，坚强起来，忍死须臾，等杜根一到，你就得救了。史实是否如此呢？完全不是。《后汉书·杜根传》叙其诈死以后说：
    逃窜为宜城山中酒家保，积十五年，酒家知其贤，厚敬待之。及邓氏诛，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谓根已死，乃下诏布告天下录其子孙，根方归乡里，征诣公车，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谏太后归政，坐抵罪，与根俱征擢为尚书郎，并见纳用。或问根曰：“往者遇祸，天下同义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间非绝迹之处，邂逅发露，祸及知亲，故不为也。”
    由这个典故看，“忍死须臾待杜根”，加标点则成：“忍死须臾，待，杜根！”易言之即是：“杜根，忍死须臾，等待出头。”此是安慰杜根。而杜根为流亡在外的保皇党，非狱中命如游丝的谭嗣同。
    由此而论，去追究“去留肝胆两昆仑”是件毫无意义的事。笔锋常带情感的梁启超，不过假借已死的谭嗣同，为保皇党作一番宣传而已。
    清末四公子，陈三立、丁惠康、吴保初皆为名父之子，唯独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碌碌无所表现。此所以能与张之洞同城，安于湖北巡抚之位。谭嗣同十二岁那年，家庭遭遇了一件至惨之事，长兄、二姐与他的母亲，在五天之内，相继死于瘟疫。时在光绪二年，地在京城。谭嗣同自己亦是绝三日而复苏，故继洵字之以“复生”。
    谭嗣同一生得力于母教，他在《先妣徐夫人逸事状》中说：
    先夫人性惠而肃，训不肖等谆谆然，自一步一趋至置身接物，无不委曲详尽。又喜道往时贫苦事，使知衣食之不易。居平正襟危坐，略不倾倚，或终日不一言笑；不肖等过失，折囊操笞不少假贷；故嗣同诵书，窃疑师说，以为父慈而母严也。御下整齐有法度，虽当时偶烦苦，积严惮之致，实阴纳之无过之地，以全所事，一旦失庇荫，未尝不成流涕思之。
    光禄公起家寒畯，先夫人佐以勤慎作苦，鸡鸣兴爨，泛扫浣涤，纫积至夜分不得息；恒面拥一儿，背负一襁，提罂自行汲，筋强力固，十余年不以厌倦。迨光禄公官京朝，禄入日丰，本无俟先夫人之操劳，而先夫人不欲忘弃旧所能力之可及，则勉汲如故。食仅具蔬笋，亦不得逾三四肴，每食以布自卫，云恐涴衽，衣裳俭陋，补绽重复，有一丝蕴衣，缕缕直裂，依稀出蕴，自嗣同知事即见之，卒未一易。家塾去内室一垣，塾师云南杨先生，闻纺车轧轧，夜彻于外，嗣同晨入塾，因问汝家婢媪乃尔劬耶？谨以母对，则大惊叹，且曰：“汝父官郎曾十余年，位四品，汝母犹不自暇逸，汝曹嬉游惰学，独无不安于心乎？”是以嗣同兄弟所遇即益华腆，终不敢弛于慆淫非辟，赖先夫人之身教夙焉。
    以下有一段，谭嗣同自叙性情，写得极其生动：
    方嗣同七岁时，先夫人契伯兄南归就婚，置嗣同京师，戒令毋思念。嗣同坚守是言，拜送车前，目泪盈眶，强抑不令出，人问终不言，然实内念致疾，日羸瘠。逾年，先夫人返，垂察情状，又坚不自承。先夫人顾左右笑曰：“此子倔强能自立，吾死无虑矣！”嗣同初不辨语之轻重，乌知其后之果然耶？哀哉！……
    嗣同的坚毅，自幼即表现得很深刻。但如无坚毅的母亲，以倔强为可喜，务为姑息，则此坚毅即难以培养成为一种可贵的性格。母殁以后，谭家由姨太太当家，嗣同备受荼毒，而能咬紧牙关忍受，力学不懈，即得力于此可贵的性格。
    嗣同五岁启蒙，十岁起从同乡欧阳中鹄读书。欧阳中鹄字节吾，平生为学最佩服王船山，船山号弢斋，所以中鹄取瓣香弢斋之意，自号瓣弢。他是同治十二年的举人，当谭继洵在户部当司官时，他考取了内阁中书，在京供职，为继洵延为西席。嗣同对这位老师极其尊敬。中鹄另有一个学生唐才常，跟嗣同是至交，师弟三人，至为相得。谭、唐二人皆是锐意图强的热血男儿，有所谋划，往往先禀师门，今知谭嗣同、唐才常者多，殊不知尚有“幕后英雄”欧阳中鹄。他的孙子就是欧阳予倩。
    光绪四年，谭继洵由户部郎中外放甘肃巩秦阶道。嗣同随父到任，以后便往来于西北、湖南之间。光绪九年，嗣同十九岁结婚，所娶的是“肃门六子”之一的李篁仙之女。戊戌四月初三，嗣同赴京时，有首《留别内子》的诗：
    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诗后系以数语：
    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耳。
    有人以为这一诗一跋，有如遗嘱，真成语谶。嗣同曾从杨仁山学佛，其夫人亦知佛法，故有“十五年来同学道”之语。跋中劝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正指庶母而言。嗣同情感丰富，笃于手足之爱，而两兄、两姐，均先嗣同而卒，次兄嗣襄于光绪十五年殁于台湾，接得噩耗，一恸晕绝。岂知嗣同亦竟于三十四岁的英年，毕命西市，至此他的母亲徐夫人所生二子三女，皆已不存，地下有知，必不瞑目。但生者已矣，死者何堪？清末达官，家庭遭遇之惨者，莫如谭继洵。
    光绪甲午之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刺激深刻无比。谭嗣同忧国愤时，真有椎心泣血之慨，看到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轰轰烈烈，自然向往，因于乙未年秋冬之间，只身北上。其时康有为虽因“强学会”为旧派所嫉，听人之劝，由京南下，暂避风头，无从晤面以外，但与梁启超一见即成莫逆。此外以贵公子的身份，在京中结识了好些名士，皆为一时俊彦，在现代史上各有一席之地。特据左舜生所列出的名单，作一简介：
    夏曾佑，字穗卿，号别士，又号碎佛，杭州人，光绪十六年庚寅的会元，点翰林，夏元瑜兄的尊人。夏别士极渊博，五十以后，弃书不观，谓天下无可读之书，无可谈之人，牢骚可想，终以酒废，且以酒死。于当世学人，自谓“孙仲容吾敬之，章枚叔（太炎）吾畏之，严几道吾友之”。谭嗣同认识夏别士，是由梁启超所介绍，但夏别士意颇轻之，说“梁卓如作《清代学术概论》，误处开卷便得”。举数例，信然。
    夏别士亦为诗人，中年所作，诡怪无比，如：
    云龙冉冉帝之旁，洪水茫茫下土方，
    板板上元有元子，亭亭我主号文王。
    晚年则归于淡雅简练，如《己亥与章枚叔夜饮即送其之天津》两律：
    我居北海君南海，浩荡江湖幸一逢。寒风凄雨秋正苦，疏灯草具酒将空。一望遗恨沉吟老，数着残棋万变中。世界果然无作者，殷勤重为拭青锋。
    拔剑高歌望友生，强施枉策助长征。经神孤寄刘荀外，此法兼持老墨衡。四海何年归倦羽，一身自爱尽平生。箜篌唱遍西风恶，延伫孤云一怆情。
    夏别士论诗，以为“清三百年绝句，当推二王。壬秋第一，贻上第二。贻上无我，王翁有我”。以王壬秋、王渔洋并论，其说甚奇亦甚新。夏别士为文论学，不肯轻蹈前人窠臼，于此可见。
    文廷式，字芸阁，号道希，江西萍乡人。此人一生的遭遇，极富戏剧性。他教珍妃读过书，又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而翁同龢又是帝师。这个三角关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所谓“帝党”。慈禧太后为了抑制光绪的权力扩张，首先要对付翁同龢，因而一面加以安抚，一面以驱逐文廷式、幽禁珍妃作为警告。其间后党、帝党势力的消长，以及彼此勾心斗角的脉络痕迹，固甚明显。
    文廷式工于韵语，骈文、诗、词无不清丽秀雅，调尤秾丽而体貌魁伟。王壬秋说梁鼎芬为“大盗之貌”，文廷式实亦类似。被逐后抑郁无聊，侘傺以终。
    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庵，又号寐叟。他是光绪六年丙辰科的三甲进士。这一科的会试，由翁同龢主持，得人甚盛：王懿荣、梁鼎芬、于式枚、李慈铭、徐琪、安维峻、郭曾炘，还有杨崇伊，都在这一榜，但论人品学问，都不及沈曾植。
    沈曾植入仕后，先在刑部当司官，外放后官至安徽藩司，清亡不仕。当时在上海的遗老，瞿鸿禨科名、官位都最高，自是领袖。瞿殁后，公认沈曾植冠冕群伦。王国维对沈极为推崇，左舜生说他是有清三百年学术史上的殿军。于书无所不读，“综览百家，旁及二氏”，虽无专门著作，但“海日楼”的随笔，嘉惠后学不浅。书法冠绝一时，近时工书者，无不敛手推重。
    王鹏运，字幼遐，号半塘老人，广西临桂人。功名不过举人，官亦不过给谏，但为同光大名士之一。吾友汪中教授作《清词金荃》，刊之为同光词人之首，其论如此：
    半塘早年词由碧山、白石入手。甲午之后，国势陵夷，与文廷式唱酬。廷式磊落权奇之士，所作多激壮之音，故半塘此时趋步稼轩。
    丙申以后，渐由稼轩梦窗而追清真，《蜩知集》中，次清真韵者凡十四阕，此盖受彊邨、大鹤之影响。
    半塘有功词坛，尤在校刊词集，况周颐、朱彊邨助之，影刻成《四印斋所刻词》，共二十五种。强邨词学，亦受半塘引导，厥功伟矣。况氏有《半塘老人传》，彊邨《题半塘定稿》曰：“香一瓣，长为半塘翁。得象每兼花外永，起孱差较茗柯雄，岭表此宗风。”亦见其倾倒矣。
    按：彊邨为朱孝臧，大鹤则郑文焯，况周颐是王鹏运的小同乡。论王鹏运词学渊源，乃由南宋王沂孙（碧山）、姜夔（白石）入手，兼取辛弃疾（稼轩），而终由吴文英（梦窗），以追北宋的周邦彦（清真）。词至清真，犹诗至少陵，空前绝后的第一作手。王鹏运追及此境界，自足为同光词坛盟主。况周颐以为王鹏运的词，得力于王沂孙（王有《花外集》），而振衰起敝之功，过于常州词派的创始者张惠言（张有《茗柯词》），而“岭表此宗风”则以创广西词派期诸王鹏运。惜乎“岭表”的后劲不继。
    张元济，字菊生，以字行，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壬辰科的翰林，与蔡元培同年。甲午一役，与一般有志气的士大夫一样，饱受刺激之余，力主改革。当时的所谓“新党”，大致分急进、缓进两派，前者主张政治改革，淘汰老朽，登进新人；后者认为应以启迪民智着手。张菊生是缓进派，在京中办了一所“通艺学堂”，教授英文、数学，有学生四五十人。其时张菊生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总理大臣张荫桓得翁同龢的支持，权势骎骎日上，对通艺学堂赞助甚力，目的亦是为总署培植人才。
    戊戌四月间，他与康有为同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所保荐，四月二十八日与康同被召见，时为翁同龢被逐的第二天。六、七月间曾劝康南下办学，康不听，八月初之政变，张毫无所闻。事后照常入值，静待被捕。至八月二十三日革职，永不叙用。回上海不久，参加商务印书馆工作，最后成为此一中国最大出版机构的最高负责人。
    张菊生为近代版本目录学专家，鉴别宋椠，更为权威。丁日昌持静斋以后，广东收藏宋版最有名的是潘宗周，以从“皇二子”袁克文购得号称海内孤本的宋刻《礼记正义》，因称其藏书楼为宝礼堂，辑有《宝礼堂宋本书录》。张菊生为作一数千言的序，列举宋版体裁、格式、纸、墨、书法，为研究宋版者必读之文。
    江标，字廷霞，号萱圃，一号师鄦（许）。光绪十五年己丑翰林，官至湖南学政。其时陈宝箴当巡抚，力扫积弊，开发山林，谋以一隅之地，立富强之基。江标赞助合作，以新学课士，使守旧的风气，得以逐渐转移。他是苏州人，为叶昌炽的弟子，精于碑版目录之学，刻有《灵鹣阁丛书》。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县人，所以熊贵后称之为“熊凤凰”。光绪十八年进士，但至二十年始补应殿试。以妻丧及续弦，请假回籍，佐陈宝箴、三立父子办理新政，深受器重。其时湖南鼓吹新政，培植人才，办有时务学堂、湘学新报、南学会。湖南守旧派奉王先谦为“祭酒”，手下大将为叶麻子叶德辉。以巡抚袒熊，旧派不敌，叶麻子因用熊、陈二姓，以拆字格作一谐联相比：“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又有一次南学会请湘中名儒皮锡瑞演讲，熊希龄亲自摇铃开会，叶又作一联，以锡瑞字鹿门，乃用姓字首二字曰：“鹿皮讲学，熊掌摇铃。”闻者无不大噱。
    熊、叶的结怨，在于王先谦等上公呈攻击梁启超及时务学堂，熊希龄乃展开反击，黄彰健记述：
    湘绅公呈上于五月二十二日。在五月二十六日，湘绅熊希龄、黄膺、戴展诚、吴獬、戴德诚，遂联名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他们认为：通省书院积弊太深是由于书院山长多由回籍绅士担任，“视为养志之资，或假师位以要结官府，招摇纳贿”，熊希龄等人此一呈文很明显的是针对王先谦说的。
    他们在呈文中提到，湖南绅士“分畛域，非本地士绅不能当山长。倘聘他省之人，束脩或重，于是觊觎排挤，无所不至”。这是针对叶德辉谋求时务学堂总教习而说的，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的薪俸，在其时湖南学界中最高。他们的呈文提到，近来各书院山长多不住院，而学生太多，乃立斋长等名色领袖之。斋长既与学生地位相等，无人敬畏，以致书院风气甚坏。这又是针对王先谦的岳麓书院说的。王先谦在复毕永年书中，即已自承，因不放心家庭，未能住院，只好聘斋长，管理学生。
    熊领衔的呈文要求陈宝箴将全省书院山长本年束脩全行致送，另行延请博通时务之人主讲，这自然是办不到的。熊希龄等人的呈文不过是由于湘绅公呈上后，他们借此向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出气。
    书院山长的地位极高，所谓“老师宿儒”，往往为督抚所尊礼，如王湘绮应聘主成都尊经书院，丁宝桢待以上宾之礼。桐城派名家吴汝纶，先在直隶当知州，风尘俗吏，奔走为劳，因称病辞官，李鸿章立即聘他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接到聘书，立即去拜总督，李鸿章开中门迎接。按：延宾之礼有所谓“软进硬出”，如门生拜老师，进由便门，出则开中门相送，如“硬进”则必“硬出”，将军拜总督固持此礼，老师拜门生亦然，李鸿章乃是代表通省士子尊师，犹如东主之视西席。知州见总督，要递手版，命坐则坐，否则鹄立以俟，如今分庭抗体，地位过于监司。李鸿章道是“为吴挚甫一吐递手版、坐官厅的肮脏气”。山长地位既如此之尊，则有事直接见督抚，营求请托，督抚亦往往买账。王先谦在湖南实不免有此情事。熊希龄的攻击不虚，而结怨自然更深。
    戊戌政变后，熊为新党，受了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辛丑议和，新党的处分无不开复，熊以得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召赴关外，继赴日本考察，与革命党及保皇党都有往还。
    熊希龄的崭露头角，是为考察宪政五大臣充任参赞，自安排旅程到回国提出考察报告，一手包办。五大臣提出的有关宪政的文件，一共三件，是由熊希龄代托梁启超及杨度捉的刀。
    入民国后，熊任唐绍仪内阁的财政部长。民国二年七月组阁，号称“名流内阁”。三年三月辞职，从此与政治绝缘。他在前清的官职，只是一个盐法道。民国元年崛起入阁以至组阁，前后不足三年，即已识透宦海滋味，说来真如黄粱一梦。
    民国八、九年间，熊希龄在北平创办香山慈幼院，为其毕生事业所寄。二十年丧偶，二十四年与江山毛彦文女士结婚。毛为家叔昂若所资助留美，精神恋爱数年，终以使君有妇，难谐好梦。毛已三十有三，嫔六十六岁的熊希龄，年龄正好相差一倍，益成佳话。两年后，抗战爆发，熊以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的身份，偕爱妻赴上海办理战地救护工作。秋冬间转赴西南，道经香港以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张謇，字季直。此公生平，知者甚多，笔者前亦谈过，经历不必赘述。所可得而言者，在光绪亲政后，李鸿章有戒心而翁同龢有野心，所以各有培植继承人的打算。李鸿章是早就看中了张佩纶的。甲申之前，即有意传以衣钵。及至张遣戍后，李鸿章音问不绝，且为设法赎罪，妻以幼女，更以海军衙门捐例特优之便，捐一道班在北洋幕府养望待时。如果不是甲午一役，张佩纶的前程无限。李之选中张佩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要的原因，即是为了对付翁同龢。因为张佩纶不但才干声望足与翁匹敌，而且有李鸿藻的支持，可望成为北派的领导者。李鸿藻最欣赏者为两张，另一张为张之洞。与翁同龢至为不协，而与张佩纶则有同门、同乡、同僚——同为“翰林四谏”——的密切关系。两张协力，足制得君甚专的翁同龢。
    翁同龢的野心起于甲午以后，他亦属意于两张，一张为张荫桓，一张即其得意门生张謇。
    甲午一役，李鸿章一蹶不振，张荫桓乘机而起。及至翁同龢一得势，张荫桓见风使舵，以同官户部的关系，尽量与翁同龢接近。其后，翁同龢奉命入总理衙门，固辞不获，手握度支、洋务两大权。而度支则为偿筹对日赔款，以举洋债为主，因此洋务更显得重要，翁同龢于此两大要政，皆倚张荫桓以为办。光绪廿二、廿三年间，两人水乳交融，翁同龢信人未有如此之专者。
    李鸿章与翁同龢是死对头。李之垮在甲午，而甲午一仗则为翁同龢逼迫而成，以故在李鸿章看，一生英名，晚年勋业，皆毁于翁同龢一人之手，其痛其恨可知。是故在胶澳事件中，千方百计，破坏成议，用的是北方混混所谓“开搅”的手段。这一点，翁同龢做梦不晓，张荫桓却看得很清楚，因而极感为难。
    张荫桓一生得知于四个人：阎敬铭、丁宝桢、李鸿章、翁同龢。李鸿章对他的关系最深，亦曾拜过门。是故张之倒向翁同龢，为李鸿章所深恶。到李鸿章一开搅，破坏中德和局。张荫桓既与翁同龢同办此事，荣辱得失相关，自不便无所表示。当他熟计利害，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即是设法打击李鸿章，让各国知道，李鸿章已不再能管中国的外交。
    实现这个决定的方法，是拟一道上谕，由翁同龢面请光绪明发，胶澳事件责成翁同龢、张荫桓办理，他人不得胡乱干预。当然，言外之意是很明显的，乃针对李鸿章而发。
    哪知翁同龢上面还有个恭王，本来此事如果翁同龢了解张荫桓的本意，而且手段够辣，很可能造膝密陈，先将上谕发了再说。可惜翁同龢是书生，不是搞政治的人，竟以张荫桓所拟的旨稿，晋谒恭王。恭王衰病侵寻，英气消尽，不愿多事，说一句：“且缓，且缓。”无形中将此事打消了。
    这一下张荫桓才知道“竖子不足与谋”。而且更坏的是，此事必为李鸿章所知。打蛇没有打在七寸上，势必有遭遇反噬之危。因而张荫桓很见机的，立刻变积极为消极。正当对德交涉吃紧之时，翁同龢去找他商量正事，张荫桓却大谈其书画掌故，绝口不及正事。而翁同龢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在日记中，表示张的态度，令人大惑不解。
    从这一次以后，张荫桓的态度有了个基本上的改变。此人确有霸才，但以非科目出身，不能独张一帜，看翁同龢得君甚专，又能推心置腹，所以想抬出翁来，铲除李鸿章的势力，得以一舒抱负。及至看出翁同龢不能了解他的用心，觉得与他共机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而由拥护变为玩弄，暗中仍旧向李鸿章靠拢，搞大借款弄钱。回扣大小、镑价（英汇兑换率）高低，翁同龢无不茫然，故而有王鹏运的参劾。翁同龢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记：
    王鹏运劾余与张荫桓朋谋纳贿，薰莸同器，泾渭杂流。元规污人，能无嗟诧。
    又五月初八日记：
    樵野来，告初六与军机同见，上以胡孚宸参折示之，仍斥得贿二百六十万与余平分，蒙温谕竭力当差。又云：是日军机见东朝起，责以为当办廖公，力求始罢。又云先传英年将张某围拿，既而无事，皆初六日事也，余漫听漫应之而已。
    此已在翁同龢获严谴，行将出都之时。观翁所记，两人心情如画，张荫桓说这些话，意在安抚翁同龢，已派步军统领英年围拿，而居然无事，意谓绝不致连累翁同龢。翁出以“漫听漫应”的态度，则已知张确曾纳贿。由此可知，翁即或不被严谴，仍能当权，用张荫桓亦必存戒心。
    在翁获谴时，张謇在京。日记中所记，倾倒之意，溢于言表。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记：
    看张季直各种说帖，大旨办江北花布事，欲办认捐及减税二端，又欲立农务会，又海门积谷事，欲重惩阻挠者，此君确是霸才。
    又二十日记：
    午约张季直小饮，直谈至暮，毕竟一奇才。
    张謇此时服阕入都供职，本有一番振兴实业的计划，想取得翁的支持，大展宏图。翁既罢官，照常情论，张的计划，自难实现。但张謇反而急流勇退，仍照自己的计划进行，定力、毅力，见机而作的识力实皆有过人之处，成功绝非偶然。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梅县的客家人。举人出身，久在国外充任中级外交官。陈右铭巡抚湖南时，他以盐法道署理臬司，参与新政，首创民治，其言曰：“众亦自治其身，自治其乡而已。由一乡推至一县、一府、一省，以迄全国，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仿外国巡警之制，设保卫局。黄遵宪实在是地方自治及警界的老前辈。
    他著有一部《日本国志》，戊戌维新时，光绪曾向翁同龢索阅，因此得拜使日之命。不意摒挡出国，行经江宁时，政变发作，朝廷密谕两江总督将黄遵宪看管。其时伊藤博文来华游历，先赴京师，转至上海，又至重庆，转武昌，到江宁，为黄遵宪说情，总算只得了一个革职的处分。
    黄遵宪办外交很有一套，《清史稿》本传：
    （使日参赞）移旧金山总领事，美吏尝藉口卫生，逮捕华侨满狱。遵宪径诣狱中，令从者度其容积，曰：“此处卫生顾右於侨居耶？”美吏谢，遽释之。
    但客家人，脾气强项者居多，黄遵宪亦复如此，所以人缘很坏，翁同龢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记：
    黄遵宪号公度，举人、道员、新加坡领事。新从江南来，江南官场多不满之，诗文皆佳。
    同年十月十八日又记：
    英使说黄道在新加坡，有扣商人四万元，欲入己。今留在新加坡总督署，坚拒不接待。
    按：其时外交界有一番大调动，以杨儒使俄代许景澄；罗丰禄使英代龚照瑗；伍廷芳使美代杨儒；德国新设一使，派黄遵宪。德国拒绝黄遵宪，希望派荫昌。黄遵宪其时道经新加坡，当地不予接待，显然是英国官员对黄不满。因为黄遵宪驻新加坡时如果有勒索侨商的劣迹，亦与英国无关，并不构成拒绝的理由，可知“英使”所言，亦无非诋毁之词。
    黄遵宪著有《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日本杂事诗》两卷。他的诗很有名，汪洋恣肆，又喜用新名词入诗，与僻典连看，光怪陆离，不可名状。诗多感时记事之作，《石遗室诗话》说他“惜自注不详，阅者未能深悉”。录其较易索解的《李肃毅侯挽诗》四首，以见一斑。
    “肃毅侯”是李鸿章的爵号。黄诗共七律四首，第一首云：
    骆胡曾左凋零尽，大政多公独主持。万里封侯由骨相，中书不死到期颐。檿弧卒挽周衰德，华衮优增汉旧仪。官牒牙牌书不尽，盖棺更拜帝王师。
    按：颔联谓李鸿章封侯，不无运气在内。“中书不死到期颐”，意思是李鸿章只要不死，永远是宰相，不会有退归林下之时，亦微讥其恋栈。
    颈联上句用《国语》“（周）宣王时有童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的典故，记李鸿章在北洋练兵，而“卒挽周衰德”则以身在清朝，不得不如此说法，不然用此典在雍乾年间一定构成文字狱。下句“汉旧仪”下自注：
    赐方龙补服，历来汉官所未有。他如赏紫缰、三眼花翎，于京师建专祠，均异数也。
    按：督抚的“导子”、官衔、荣典，都写在“高脚牌”上。以李鸿章头衔之多，恩遇之厚，故谓“官牒牙牌书不尽”。结句则指李殁后赠“太傅”而言。
    连珠巨炮后门枪，天假勋臣事业昌。南国旌旗三捷报，北门管钥九边防。平生自诩杨无敌，诸将犹夸石敢当。何意马关盟会日，眼头铅水泪千行。
    “后门枪”不典，疑即后膛枪的另一种叫法。“南国旌旗三捷报”，当指光绪十年，中法战争，刘永福曾数获胜仗。“平生自诩杨无敌，诸将犹夸石敢当”，调侃最妙。石敢当典出《急就篇》，说得最详细的是《姓源珠玑》，石敢当为刘智远的部将：
    石敢当生平逢凶化吉，御侮防危，故后人凡桥路要冲之处，必以石刻其志，书其姓氏，以捍民居。
    此言淮军诸将皆以李鸿章为石敢当。朝廷倚重，言无不听，倘有过失，亦可得庇护而无事。
    至于“平生自诩杨无敌”，不知道李鸿章在什么时候自拟于“杨老令公”？用一“诩”字，则足以杨业为可慕。但杨业一世英名，终于有陈家谷口之败，竟以身殉，然则李鸿章难道不嫌丧气忌讳？如说此在甲午以后，则又不当用“诩”字。兹先引《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三“契丹和战”，叙杨业兵败事：
    潘美既败于飞狐，副将杨业引兵护云应寰朔吏民内徙。时耶律斜轸已陷寰州，兵势甚盛，杨业遇之，欲领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锋。护军王侁等以为畏惧，欲从雁门北川中而往。业不可，侁曰：“君侯素号无敌，今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业曰：“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杀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乃引兵自石碣路趋朔州，将行，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之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欲伺便以立尺寸功，报国家耳。今诸君责业避敌，尚敢自爱乎？”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君幸于此张步兵强弩以相援也，业转战当至此，可夹击之，不然，无遗类矣！”
    美遂与侁帅麾下阵于谷口，斜轸闻业且至，遣副部署萧挞览伏兵于路。业至，斜轸拥众为战势，业麾帜而进，斜轸佯败，伏兵四起，斜轸还兵前战，业大败，退趋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业报，使人登托逻台望之，无所见，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而进，行二十里，闻业败，即麾兵却走，贺怀浦败没。
    业且战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抚膺大恸。再率麾下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匿深林中，耶律溪底望见袍影，射之，业堕马被擒，其子廷玉死焉。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邪？”乃不食三日死。
    李鸿章的境遇，在某些部分来看，与杨业相似，不可战而被逼出战，诸将不能配合这两点，亦正是甲午败绩的基本原因。此外就很难说了。
    凡对湘军派系及离合升沉的情形，以及李鸿章御将的方法有了解的，应知“杨无敌”与“石敢当”两典并用，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唯其李鸿章自诩为杨无敌，所以诸将夸他是石敢当；一种是唯其诸将夸他是石敢当，李鸿章就不能不自诩为杨无敌。前者为了固结军心，后者则为了维系军心了。临敌如何不可知，在平时李鸿章一方面必须让朝廷深信，他能绝对控制他的部下，唯言是从，临危效命；一方面又必须让他的部下深信，他能替部下挡灾谋福，化险为夷，才不会见异思迁，甚至想取而代之。
    结句典用张雨（元朝的道士，杭州人）《黄蜀葵》诗“金铜仙人雨中立，铅泪恰如辞汉时”，表明此千行之泪，是在马关议约时所流。
    毕相伊侯久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原注：公之使俄也，遵宪谒于沪上，公见语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及胶州密约成，归又语遵宪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毕相”指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伊侯”则日本伊藤博文侯爵，连李鸿章在内，为国际上公认最有权力的三政治家。但此时不独国际上不明中国的政治行情，即使是当时的朝士，亦看不出后帝暗斗日趋严重。李鸿章一面不为帝党所容，另一面后党亦认为李鸿章不替慈禧太后做面子，有痛心疾首之感。如果不是荣禄有政治头脑，以王文韶去接直督为李鸿章弥缝，只怕他连交卸北洋都会搞得很难堪。
    黄遵宪当然是知道的，颔联即颇有讥刺之意，而起句中一“久”字，不可轻轻放过。唯其“久比肩”，故有虚声；亦唯其“久比肩”，不甘于就此勇退。奉使环海十万里之行，是李鸿章破釜沉舟之举，而究其实际，不过利用其“虚声”作孤注一掷。说“抚心国有兴亡感”，则前此于国家兴亡，并无责任感。此则匹夫之不逮，何论于与国休戚之老臣？“量力天能左右旋”，则必是引用李鸿章的论调，犹如自诩杨无敌，非自诩有力旋天，不足以歆动朝廷及朝士，故所谓“量力”正讥其不量力。
    “老来失计亲豺虎”则犹为恕词。李鸿章一生毁于甲午，而李鸿章的千古，则毁于“亲豺虎”。
    何以说“失计”是恕词？因为失计只是失算，本心无他。而李鸿章之“亲豺虎”，动机即不纯正。第一是修日本之怨；第二是要借助外国来打开他的困境，另开一个局面，进而重掌洋务。及至到俄，经俄国对华政策的设计及主要执行人财务大臣微德的设计，俄皇尼古拉二世在离宫单独接见李鸿章及李经方父子，据说行贿即在此时有了成议。据国医陈存仁告诉我，张作霖封闭俄国使馆，以后接华俄道胜银行，曾经查到李经方在该行支领巨额的支票，清理官为之讳隐其事。陈先生所言自有根据，但我钩稽故宫博物院购藏的翁同龢致张荫桓书函百余件，关于胶案如何由已获成议而突然中变，李鸿章如何“开揽”，如何为俄国兵舰来华开路，其用心及所用手法，彰彰明甚，堪为李鸿章受贿卖国的铁证。最后辛丑议和，态度最强硬的德国，亦已就范，唯独俄国百计侵削，得寸进尺。而得尺犹且不足，恃有把柄在手，对李鸿章多方要挟，以致李在临死以前数月，动辄暴怒，几如得了失心症。左右都知其缘故，但无记载，讳言其事之故，岂不可思？最后一首是：
    九州人士走求官，婢膝奴颜眼惯看。满箧谤书疑帝制，一床踞坐骂儒冠。总无死士能酬报，每驳言官更耐弹。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难。（原注：光绪丙子余初谒公，公语郑玉轩星使许以霸才。）
    起首两句，言李鸿章的“中堂脾气”与总督派头，“满箧谤书疑帝制”，典出《汉书·贾谊传》：
    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颜师古注：言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为天子之事。）
    是则“满箧谤书”皆言李鸿章有不臣之心。但慈禧太后经多少年观察，相信他不致出此。此“满箧谤书”自出于朝士，尤其是言官的手笔。所以李鸿章亦如汉高祖那样，“一床踞坐骂儒冠”。此句描写，相当生动。左宗棠见客必骂曾国藩，李鸿章见客常骂言官及翰林出身的大官，如翁同龢、张之洞，此屡见于当时人的笔记。
    颈联深致感慨，骂尽淮军。至于结句是挽诗例应有的写法，否则从头到尾讥弹，成何话说？
    徐仁铸及其父致靖，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至为密切。徐致靖与徐致祥常为人误会为一家，甚至有以徐致靖为徐致祥者，大损清誉。按：徐致祥，江苏嘉定人，咸丰十年庚申会元。是科题为“大学之道”，全篇抄套张之洞中解元的那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其后以怨报德，竟参劾张之洞，刻画张之洞有名的两句话“起居无节，号令不时”，即出于徐折。
    《近代名人小传》记徐致靖、徐仁铸父子云：
    康有为乙未上书，名满海内，翁同龢虽举其贤能，而特扆陛密陈，其露章洊有为宜大用者，则致靖也。致靖浙人，入宛平籍，同治乙丑进士，授编修，历官至侍读学士。初不交有为。其子仁铸，以编修督湘学，陈三立方从其父宝箴官湘，黄遵宪陈臬事，梁启超则主时务学堂，皆当时所谓新党也。仁铸为学，素服膺黄梨洲、顾亭林，志在经世，及接诸人，维新益力，乃书告致靖举有为，以其久简帝心，一洊即可邀峻擢，致靖遽论洊，而附以张元济诸人，半隶保国会，政变竟坐长系。仁铸革职永不叙用，上书乞代父囚，不允。庚子敌兵入，得出。
    按：此记大致翔实，唯籍贯有误。徐致靖，江苏宜兴人。他有两个侄子，谈掌故负盛名，即徐一士及其胞兄凌霄汉阁主人徐彬彬。
    王照《方家园杂咏》：
    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诐词已辟臧三耳，岂料乘机起项城。（下注：在袁氏奉诏来京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静及谭复生、徐莹甫分两次劝余往聂功亭处，先征同意，然后召其入觐，且许聂以总督直隶，余始终坚辞，曾有“王小航不作范雎”语。迨至召袁诏下，霹雳一声，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矣。当日徐子静以老年伯之意态训余曰：“尔受皇上大恩，不乘此图报，尚为身家计，于心安乎？”余曰：“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人之见解不能强同也。”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之侄义甫，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所征得者模棱语耳。夫以死生成败关头，而敢应以模棱语，是操纵之术，已蓄于心矣。）
    子静为徐致靖的号，莹甫为致靖次子仁镜，与其兄仁铸并为翰林。功亭则聂士成；义甫名徐仁录，为彬彬之兄。
    所谓“某太史”者，指徐世昌，“编修”别称“太史”，徐世昌是光绪十二年丙戌的翰林，由于文字不佳，从未得过考差及其他差使，是奇黑无比的一名穷翰林，因而往依袁世凯。袁以直隶臬司的职衔，在小站练“新建陆军”，为荣禄的“武卫五军”之一。翰林身份至为清贵，竟入监司幕府，未之前闻。但徐世昌竟以此渊源，在清末即已入阁拜相，则其看中袁世凯的眼光，亦自有不可及处。
    至于徐致靖，实为首荐康有为之人。戊戌七月二十六日，并首荐袁世凯。奏疏中颇为袁世凯委屈，中有一段云：
    臣查日本变法之初，妙选将才，立三重镇。今诚患无将帅之才，幸而得其人，必当隆其位任，重其事权，似不宜加以钤束，置诸人之下。夫兵，机事也，缓急有变，大敌当前，禀命则失机宜，专命则嫌骄蹇，既不足尽其才用，且因以贻误事机。袁世凯昔使高丽，近统兵旅，谋勇智略，久著于时。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则权轻，呼应不灵，兵力不增，皆为此故。臣以为皇上有一将才如袁世凯者，而不能重其权任以成重镇，臣实惜之。
    伏乞皇上深观外患，俯察危局，特予召对，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庶几猛虎在山，藜藿不采；边有重镇，强敌销萌。
    此疏实为康有为所代草。奏上，即有“电寄荣禄，着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之谕。戊戌政变由点燃袁世凯这根导线而爆发，点火者康有为借徐致靖之手而为之，所以我说徐致靖是戊戌政变中极有关系的人物。
    照王小航（照）的记载，康有为与徐致靖先是想游说聂士成，其后乃看中袁世凯。戊戌政变后，王照与康有为同时亡命日本，由于康自称奉有光绪的“衣带诏”，受密命起兵勤王，借此以筹办大事募饷为名，到处敛财，为王照所卑视。而康有为亦恐王照泄露内幕，败其骗局，竟指使门下以不客气的手段，监视王照。结果反使得王照非一吐闷气不可。乃于光绪二十五年与日本“木堂翁”（犬养毅）作了一番笔谈，对内幕颇有透露。
    关于游说带兵大将，武力夺权的计划，王照述其所参预的经过是：
    康又托致靖劝照往芦台夺聂提督军，以卫皇上，照力辩其不可，谓太后本顾名义，无废皇上之心，若如此举动，大不可也。康又托谭嗣同、徐仁镜与照言，照大呼曰：“王小航能为狄仁杰，不能为范雎也。”伊等默然。自是动兵之议不复令照知……
    至七月二十八日，忽闻徐致靖请召袁世凯入都，照大惊，往问徐，答曰：“我请召袁为御外侮也。”照曰：“虽如此，太后岂不惊？”于是照急缮折，请皇上命袁驻河南归德府以镇土匪，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以免太后惊疑……照七月三十日始往颐和园上请袁兵南去之折，八月初二日袁到京。
    于此可知，武力夺权，虽为预定的计划，但策动什么人，却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如林旭诗句“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则是主张用董福祥。黄彰健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六《林旭传》，以及康有为自编《年谱》，说戊戌八月初三，康约梁启超、林旭、康广仁、徐仁录与徐仁镜兄弟开会，决定派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林旭鉴于东汉何进利用外兵清除宦官，导致董卓专政，因以此诗代致谭等表示反对。因而下一断语：
    梁（启超）既系与会人士，则其释林此诗“千里草”三字，应较陈衍所释为可信。
    此即表示黄彰健相信“千里草”虽为“董”字，但指董卓而非董福祥。此说不然，仍以陈衍所释为可信。按《石遗室诗话》：
    是时余居莲华寺，暾谷无日不来，“千里草”二语实有议论而主张之者。但以诗论，首二句先从事败说起，后二句力追溯未败之前，君谋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尤咎之用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日揣摹后山绝句之深有得者，岂能如此？舍暾谷，无他人也。
    又：陈石遗《近代诗钞》载林旭此诗，题作《狱中示复生》。黄彰健认为：
    林在狱中以此诗示谭，似不可能。而且林作此诗，如被搜出呈堂，将使同党无辞脱罪，而林氏亦无异承认同谋，其罪仍不轻，林氏当不致出此。
    因而相信林旭此诗作于八月初三，亦即相信梁启超所记为不虚。但黄彰健又说：
    《戊戌政变记》林旭头两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其言“报主恩”，与撰《谭嗣同传》“酬圣主”语气相同，恐系梁有意窜改。
    则目光如炬，烛照无隐。事实上梁启超还改了第一句。而且以我的看法，梁启超还曲解了“千里草”。为了要曲解，又不能不说此诗作于八月初三。
    先谈究竟为狱中所吟，还是八月初三所作。这一点，当然是陈衍的话可信，因为他其时身在京师，与林旭过从极密，于其身前死后诸事，无不关心，确知为狱中所作，方在《近代诗钞》中录为林诗之殿。至于黄彰健所说，似无在狱中作此诗示谭嗣同的理由，言之成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兹述其情况如下：
    一、狱中作诗，不必题壁。“四京卿”系狱，其实是住在所谓“火房”，饮食起居，并不受虐待。传诗相和，事所恒有。如杨深秀自八月十一至十三日皆有诗，十一日所作为七律：
    久拼生命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自晓龙逄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圣人岂有胸中怒，下士空思身后名。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语气激烈，已抱必死之心。林旭亦复如此，就刑时“含笑口微哄”（见唐恒《虞渊集》），如此从容，则根本未存脱罪之想，亦无所谓“将使同党无辞脱罪”。因为此案只论利害，不论是非，脱罪不脱罪，根本不在承认不承认。
    二、其时刑部司官，或与“四京卿”有旧，或则敬服其人，所以狱中甚受优遇。即使此诗笺落入狱卒之手，亦绝不致“呈堂”。按：是时刑部提守厅主事为乔茂萱，对系狱的“四京卿”颇为照顾。唐恒诗中“幸赖乔公贤，为收无家骨”的“乔公”，即指乔茂萱。
    如上所述，此诗确为《狱中示复生》，而非八月初三以诗代简，劝阻以东汉何进、董卓之史事为鉴。而梁启超所以要作此解释，原因很简单，是替他的老师康有为掩饰一大错。这一错就是：早有人说过袁世凯不可靠，主张用董福祥，而康有为不听，出之以鲁莽，派谭嗣同说袁，以致一败涂地。岂非康有为要负最大责任？
    至于陈石遗说此诗的技巧，自是专家的见解。但是此诗故典今用的特殊含义，则以未暇深考，故亦不能搔着痒处。
    林旭此诗之妙，在活用“健者”一典。而“青蒲”意何所指，尤须确切掌握，始能明其主旨。主旨既明，始知此诗章法，如水就下，流畅无比，固无所谓“倒戟而出”。
    “青蒲”典出《后汉书·史丹传》：
    史丹，字君仲，鲁国人，元帝即位，为侍中。……时定陶共王有才艺，子母俱爱幸，而太子颇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无宠。上寝疾，皇后太子皆忧，丹以亲密臣，得侍疾，候上间独寝时，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嫡长，立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见定陶王爱幸，道路流言，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若审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见丹涕泣，言又切至，大感曰：“皇后谨慎，先帝又爱太子，吾岂可违旨？”太子由是为嗣。成帝立，累迁左将军。
    此传下注“青蒲”：
    孟康曰，以青蒲为席，用蔽地也。应劭曰：以青规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
    如上可知，青蒲本指御寝四周，则唯皇后可到，但引申为天子燕息之处，则亦为近臣可履之地。由于此处警戒特严，所以造膝独对，不足为外人道的一切机密隐私，不虞外泄。切谏者乃得尽其依慕的私情，呜咽难言，出于饮泣，不须顾虑顾瞻，与庙堂之上，君臣析疑辨难，必应顾及体制者，情形不同，效果亦各异。
    然则林旭之“青蒲饮泣”是向谁切谏？当然不是光绪。如是光绪，则向用方殷，不必泣谏，所谏必从，岂得谓之为“知何补”？
    既非光绪，自是慈禧。自甲午年起，撤帘归政的慈禧太后复又过问大政。此一太后与其他深宫颐养不见外臣的太后不同。是故“青蒲”之典不适用于其他太后独能适用于慈禧。林旭此时的身份，等于军机大臣。而汉人中的军机大臣、上书房行走的师傅、南书房翰林等，向来为太后、皇帝视如家人，所以林旭是够资格踏上“青蒲”的。
    自拟史丹，而以汉元帝拟慈禧太后，则泣谏之事为何，不问可知。意谓即使请见慈禧太后，无论怎么样地痛哭流涕，苦劝两宫母子和好，慈禧亦绝不会谅解光绪，更谈不到放手不问，任光绪独裁大政。
    第二句的意思最为显豁，“国士待我，国士报之”。今以格于母子不和，新旧冲突，凡所展布，窒碍难行；徒以国士自许，终无以酬答深恩。慷慨有两义：一是“发言慷慨，至于流涕”；一是慷慨轻生。此句中的慷慨，兼赅两义。
    因为如此，兵谏乃不可免。此为自然形成的结论，隐在第二句与第三句的空白之中，是则“千里草”指董福祥，断无可疑，此典出《后汉书·五行志》：
    献帝初，京师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如照梁启超的解释，以为董指董卓，乃林旭鉴于东汉何进清君侧，导致董卓专政，“遂以此诗代致谭等，表示反对”，则此事所关至大，不容误解，何不径用拿“卓”字拆开来的“十日卜”？如谓“十日卜”代“千里草”的“十”字，在平仄上虽可通融，但诗句不响。这是论到诗法，我亦别有所说。
    陈石遗指出，林旭诗学陈后山，则当以宋诗的义法来探究此诗的内蕴。周弃子先生曾向我说，唐诗末流，至为空泛；陈套烂语，摇笔即来，人人可吟，处处可用，空有架子而内无其人，是为“假唐诗”。如画坛某巨匠所作者是。矫唐诗末流之弊，唯有宋诗。宋诗讲究切实，所以不但动词、形容词讲究，副词更不轻下，必千锤百炼，求其至当，此为宋诗的特色，亦为宋诗的精义。准此而论，则“我为君歌千里草”的“歌”字，应该从好的方面去看。“歌”字虽从“童谣”之“谣”而来，但亦有歌颂之意，衍化为称许、推荐，自然是指董福祥。复以末句相参，更为确定。
    第三句、第四句，密切相关，但亦可视作倒装句法。依语言的习惯来说，如是“这个人不好，我推荐那个人”，则应作：“本初健者莫轻言，我为君歌千里草。”而所以用“我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者，因为重点在“莫轻言”。
    兹先研究“健者”一典，《后汉书》卷七十四《袁绍传》：
    卓议欲废立，谓绍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似可，今当立之。”绍曰：“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公违礼任情，废嫡立庶，恐众议未安。”卓按剑叱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绍诡对曰：“此国之大事，请出与太傅议之。”卓复言：“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
    “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是肯定了董卓为健者，袁绍作此言，虽有以健者自居之意，毕竟未正面说：我亦健者。因此“本初健者”四字，如科举时代考八股所出的“截搭题”，字面固有完整的意义，却非“四书五经”中的原文。了解到这一点，本初是本初，健者是健者，须先确定其个别的意义，再看它综合起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新义。
    “本初”犹如“千里草”，只是切一个姓氏，故知指袁世凯。“健者”则如上所论，指董卓无疑。“袁世凯”加“董卓”，意谓袁世凯是董卓，故“莫轻言”！
    “健者”只能作如是解，否则就不通。倘谓“健者”应望文生义，照字面解释为“有力量的人”，则以反对废立的袁本初拟袁世凯，正当极力拉拢，为何“莫轻言”？
    从逻辑上去解释“青蒲”与“健者”在林旭意中的含义，不但整首诗可以说得通，而且亦可解决传述纷歧的问题，确定了这首诗二十八字的每一个字。为醒豁起见，录正如下：
    狱中示复生
    青蒲饮泣知何补（非“用”）？慷慨难酬国士恩。
    我（非“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第一句缘何是“补”非“用”？因为林旭在基本上是想调和两宫，亦即弥缝慈禧与光绪母子间的裂痕，故应用弥补的“补”。此亦正是宋诗练字讲究之处，倘用“用”字，语气较强，与全诗温柔悱恻的风格不合。
    第三句是“我”非“欲”，则以“欲”字为文法中的现在进行式，或未来式。“我”字则无文法上时制的限制，可用于过去式。此诗盖事败入狱后，追忆过去，仅谈事实，不加论评。哀而不怨，即怨亦不怒。林旭之温恂敦厚，诗中可见其人。
    以上解决了个别的疑难之点，以下就诗意作一综合解释：
    皇帝发愤图强，推行新政，而太后为旧党所包围，加以小人挑拨，误会推行新政完全是为了与太后作对。成见已深，即使请见太后，剖肝沥胆，涕泣苦谏，料知难回慈意，于事何补？
    “发言慷慨，至于流涕”，乃至慷慨轻生，既于事无补，则毕竟难以酬答皇帝不次超擢，得参大政，以国士相待的深恩。看起来除却兵谏，别无善策。
    此则非外结大将不可。我曾主张用董福祥。至于袁世凯，此人是董卓之流，如此机密大事，跟他千万不可轻易出口。
    以上是平铺直叙的解释，亦是林旭当时跟谭嗣同平心静气的解释。其中自有“吾谋适不用”之憾，而出以蕴藉之词，修养真可倾倒。
    兹再谈梁启超改诗的原因及作用。梁著《戊戌政变记》第六篇《林旭传》：
    林君子字暾谷，福建侯官县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龀颖绝秀出，负意气，天才特达，如竹箭标举，干云而上。冠岁乡试冠全省，读其文，奥雅奇伟，莫不惊之；长老名宿，皆与折节为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时闻人。其于诗词、散文皆天授，文如汉魏人，诗如宋人，波澜老成，瑰奥深侬，流行京师，名动一时……皇上既知为康某弟子，因信任之；遂与谭君等同授四品卿衔，入军机参预新政……初二日皇上赐康先生密谕，令速出京，亦交君传出，盖深信之也。既奉密谕，谭君等距踊椎号；时袁世凯方在京，谋出密诏示之，激其义愤，而君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盖指东汉何进之事也。
    如梁所言，泣谏何用？主恩难报。但又何进以往事，不主张用兵谏。然则，他究竟要干什么？莫非混一天是一天，坐待后党凌逼？照梁启超的解释，林旭的诗根本不通。
    梁启超自言“弟畜暾谷”，但如上立论，抹煞事实，亦即贬低了林旭，殊欠友爱。
    按：林旭于八月初二日带出的密诏，大致为命康有为迅速出京，督办官报。原折已经在上谢恩折时附缴，不可得见。现所传者为康有为自己所陈述，而前后已有不符。康有为脱险后，在香港作《奉诏求救文》致各国公使，《日本外交文书》载有全文。今据黄彰健所引转录如下：
    朕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但以后康有为在他处提到此密谕，只有“汝可迅速出外”，删掉“国求救”三字。则作伪之迹，已是铁证如山。
    至于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时所出示的密诏，则为光绪致杨锐密诏的墨笔过录本。黄彰健对事的考证甚为精确。此诏的原件，在杨被害后，由杨锐之子庆昶及其门人黄尚毅携返四川，在路上为避免搜查，将密诏缝于黄尚毅的衣领内。及至光绪崩后，袁世凯被逐，无所顾忌，乃于宣统元年六月十二日，由杨庆昶及黄尚毅上书都察院，请代缴密诏。其时参庆王的赵炳麟掌京畿道，经手其事。所辑《光绪大事汇鉴》载有全文，兹分段引录如下：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
    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
    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套，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孰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所谓十九日之事，指七月十九，礼部主事王照（小航）上折言事，堂官不允代递。光绪一怒将满汉两尚书、四侍郎一律革职。所谓“六堂尽罢”，与光绪十年将恭亲王等全班军机大臣逐出枢廷，同为满清一朝空前绝后的特例。今观光绪密诏，知慈禧已认为过重，则尽罢老谬昏庸之大臣，当然更不会同意。
    再看密诏全文，我觉得无论从哪一点看，都与光绪的个性及其对慈禧的态度相合。此诏中有数要点须特别指出：
    一、光绪始终不愿触怒慈禧，则派兵围颐和园之事，可决其必非光绪的本意。
    二、光绪虽重用四京卿，但根本上还是尊重军机制度的。同时亦可以看出，光绪命四京卿“妥速筹商”此事，亦并无完全隐瞒慈禧太后的意思，因为封奏虽至御前方能开拆，但既由军机代奏，则原折必仍交由军机会同四京卿拟议。退一步言，交军机代奏，慈禧就必然会知道四京卿有此一奏，慈禧如果索阅，必得呈上。倘以为要瞒住慈禧，则面递亦甚方便，不必叮嘱由军机代奏。
    三、此折系交杨锐主办，无形中确认杨为四京卿的领班，康梁不过在“诸同志”之列而已。
    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谭嗣同往访时，出示朱谕：
    乃墨笔所书，字甚工，亦仿佛皇上之口气，大概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甚顺手。如操之过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
    撮叙所见过录的密诏，大意亦与原件相符。但康有为脱险后，据“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这句假设之词，伪造一通密诏，其词如此：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这伪改之迹，最无耻的是自己往脸上贴金，用“汝可与”以自居为受诏之人，而四京卿皆居其下。但最不可恕者，则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的字样，变成嫁祸于光绪。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中说：
    《戊戌政变记》捏造景帝（光绪）口出恨那拉氏之言，因此景帝几遭不测之祸。吴德潇曾寄书责梁氏。
    其实梁启超是不能不被他老师牵着鼻子走！如果康有为真是“保皇”而非“祸皇”，则公布第一次密诏（严格而言，密诏是夸张的说法。至于“衣带诏”，更是只有康有为这个大骗子才能说得出口的名堂），除了“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这句话，稍觉刺耳以外，亦并无足以使得慈禧不悦的地方，尤其是“不致有拂圣意”一语，足以邀得体谅。
    光绪实在很不幸，他一生所最敬爱亲信的三个人，对他都是害多利少。首先是翁同龢，原是太平宰相的底子，偏逢国势陵夷，列强合而谋我的大变局。论到以帝师的地位为天子分忧分劳，则既不能结李鸿章、张之洞以内外相维，亦不能笼络如荣禄一班后党，以调和两宫。才不足以驾驭张荫桓，故善善而不能用；学不足以驳正康有为，故恶恶而不能去。一方面不能觉察荣禄在暗中为保卫慈禧个人利益的活动，一方面又不能觉察张荫桓向内务府挑战所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以致辱及己身，亦连累了光绪。
    第二个是珍妃。慈禧对她跟对翁同龢一样，知道她对光绪的影响力，初意笼络，想收为己用。哪知她恃宠而骄，居然敢无视太后及皇后在宫中的权威。同时她御下亦有问题，以致慈禧得以抓住她宫中太监的把柄，作断然处置。如果珍妃有见识，能充分体会到光绪的处境，委屈一时，曲意善侍慈禧，对隆裕亦能尊以后礼，那就不但她自己的一条命不会送掉，光绪的日子亦会好过得多。
    第三个就是康有为。慈禧本无废立之意，主要的是所谓“衣带诏”中那句光绪措辞，一时失检，用了一句“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的假设之词，为康有为用来大作文章，仿佛光绪眼前就有被幽禁之祸，非立刻领兵勤王，不足以救护不可。在慈禧看，这是为子所诬，而又无法辩白。积怒积郁，无可宣泄，索性想到立大阿哥了。
    其次，康有为的丑诋慈禧，亦势必使她痛恨光绪。这不是迁怒，根据“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成语，用逻辑推演而得的结论是：有不孝的皇帝，才有敢骂太后的逆臣。如果皇帝孝顺，康有为如此丑诋，岂不伤帝之心？殊不知康有为根本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皇帝。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曾引中央研究所藏康有为未刊文稿缩影中的《谢钦派督办官报局折》，而内容则为致英国公使的照会，丑诋慈禧之言如此：
    敝国经义，天子于正嫡乃得为母，妃妻不得为母。伪临朝太后那拉氏者，在穆宗时为生母，在大皇帝时，为先帝之遗妾耳。母子之分既无，君臣之义自在。垂帘正位，二十四年。但见忧勤，未闻失德。乃以淫邪之宫妾，废我圣明之大君。妄矫诏书，自称训政。安有壮年圣明之天子，而待训政者哉？
    民无二王，国无二君。正名定罪，实为篡位。伪临朝淫昏贪耄，惑其私嬖，不通外国之政，不肯变中国之法。向揽大权，荼毒兆众。海军之众三千万，芦汉铁路之款三千万，京官之养廉年二十六万，皆提为修颐和园之用。致国弱民穷，皆伪临朝抑制之故。伪临朝素有淫行，故益奸凶。太监小安之事，今已扬暴。今乃矫诏求医，是直欲毒我大皇帝，此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愤者也。伪临朝有奸生子名晋明，必将立之，祖宗将不血食，固中国之大羞耻。然似此淫奸凶毒之人，废君篡位之贼，贵国岂肯与之为伍，认之为友邦之主？
    所谓“有奸生子名晋明”，不知指谁。是否为载漪？从未听人说过。甚愿熟于《清史稿》的陈捷先、金承艺两教授，为我解惑。
    贵国政府主持公义，调兵会议，速为救援，除我篡弑之贼，保我大皇帝圣躬，归我大皇帝权力，贵国既施我大德，我大皇帝复辟，必将格外图报。公法仁术，理必宜之。
    本督办不能预救，辜负圣恩，万死间关，谨存密诏，游走万国，涕泣陈辞。敬为我大皇帝匍匐求救。
    说“游走万国”时，康有为已存下到海外骗华侨敛财的打算。打出的旗号便是“勤王”，而动辄以“办大事”为言，办大事要花大钱，而捐募所得，去路不明，为此康有为、梁启超师弟，常龂龂争辩。
    在光绪的心目中，康有为较之翁同龢更足重视，因此康有为之辜恩卖君，亦就更不可恕。自来谈戊戌政变者，常忽略一事，即翁同龢之被逐与召见康有为在日期上衔接之密，绝非偶然。戊戌四月二十三日下“明定国是”诏，出于翁之手笔，他本定二十四日出京，因见此诏，乃留京师。二十五日徐致靖疏荐康有为，奉旨“着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不意二十七日即有驱逐翁同龢的懿旨，荣禄出督直隶，明是勤兵观变。而“着二品大臣具折谢恩召见”，无异再度垂帘。在这种态势之下，竟未能吓阻光绪，决心召见康有为，可见其背城借一的心情。不幸这一注赌押在康有为身上，是太不值得了！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记此次召见情形：
    二十八日早入朝房……吾入对，上问年岁出身毕，吾即言：“四夷交迫，分割洊至，覆亡无日。”上即言：“皆守旧者致之耳。”吾即称：“上之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此，即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
    上言：“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吾言：“近岁非不言变法，然而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譬如一殿，材既坏败，势将倾覆，若小小弥缝补漏，风雨既至，终至倾压，必须拆而更筑。力可庇托，然更筑新基，则地之广袤，度之高下，砖石楹桷之多寡，窗门楹朽之阔窄，灰钉竹屑之琐细，皆须全局统算，然后庀材鸠工，沉乃可成。有一小缺，必无成功，是殿终不成，而风雨终不能御也。”上然之。
    吾乃曰：“今数十年诸臣所言变法者，率皆略变其一端，而未尝筹及全体。又所谓变法者，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上以为然。
    吾乃曰：“臣于变法之事，尝辑考各国变法之故，曲折之宜，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损益之，令其可施行，章程条理，皆已备具，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但待推行耳。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
    康有为之大言炎炎，类皆若此，但“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自足歆动积郁已久、复新受刺激的皇帝。以下又记：
    上曰：“然，汝条理甚详。”吾乃曰：“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上以自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
    吾知上碍于西后无如何，乃曰：“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今大臣，皆耄耋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
    上曰：“伊等皆不留心办事。”对曰：“大臣等非不欲留心也，奈以资格迁转，至大位时，精力已衰，又多兼差，安无暇晷，无从读书，实无如何，故累奉旨办学堂，办商务，彼等少年所学皆无之，实不知所办也。皇上欲变法，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察其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赏，破格擢用。方今军机总署，并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两官，分任内外诸差，则已无事不办，其旧人且姑听之，惟彼事事守旧，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诏书，彼等无从议驳。”上曰：“然。”对曰：“昨日闻赏李鸿章、张荫桓宝星，何不明下诏书？”上一笑。
    “自割台后，民志已离，非多得皇上哀痛之诏，无以收拾之也。”上曰：“然。”吾乃曰：“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受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湾、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以下由教育谈起，康有为的建议极多：
    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对曰：“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上曰：“可。”对曰：“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上曰：“可。”
    上曰：“方今患贫，筹款如何？”乃言日本纸币银行，印度田税。略言其端，既而思昭信股票，方提为起行宫，若纵言其详，则未能变法先害民矣。乃略言：“中国铁路，矿务满地，为地球所无，若大举而筹数万万，遍筑铁路练民兵百万，购铁舰百艘，遍开郡县各种学堂，水师学堂船坞，则一举而大势立矣，但患变法不得其本耳。中国地大物博，藏富于地，贫非所患也，但患民智不开耳。”于是言译书、游学、派游历等事，每终一事，稍息以待上命，上犹不命起，乃重提，遍及用人行政，末及于推广社会，以开民智而激民气，并抚各会匪。因谢保国会被劾，上为保全之恩，上皆点头称是。又条陈所著书及教会事，久之，上点首云：“汝下去歇歇。”又云：“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来。”乃起出，上自送之。苏拉迎问，盖对逾十刻时矣，从来所少有也。
    康有为的记载，言过其实，以为炫耀，是可想而知的。但决心召见康有为，就其尊礼的情形看，颇有去一师傅（翁同龢）、来一师傅之慨。可惜，翁同龢翼护光绪，煞费苦心，而康有为全然想不到此。
    为了“勤王”，当然要号召义士，激起同仇敌忾之心。同时也要掩饰康有为知人不明所犯下的极大错误。因此，梁启超以其“常带情感”的“笔锋”，改动了林旭那本来不难索解的《狱中示复生》诗。同时说此诗作于袁世凯在京之时，黄彰健乃推断：“林此诗亦应作于八月初三日，在初三日晚上谭访袁以前。”但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并未述及，其八月初三日记事如下：
    初三日暾谷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起程出京，并开用官报关防。二十九日交杨锐带出之密诏，杨锐震恐，不知所为计，亦至是日，由林暾谷带来，与复生跪读痛哭。
    按：据康有为自叙，八月初三，林旭面交密诏，康有为谢恩折，交林旭“持还缴命”，即缴还密诏，并代递康折，好让光绪安心，知康有为已定初四出京。自此，林旭即未与康再见过。
    这应是八月初三午前的事。林辞去后，谭嗣同至，康与其“跪读”七月二十九日交杨锐的密诏，并“痛哭”，然后召梁启超及二徐、康广仁来，“经划救上之策”。说袁起兵勤王，即定于此时。然后谭嗣同进城，入夜方去见袁世凯。由这一段经过看，林旭何时作代简之诗，何时送达何人，疑问重重。
    第一，林旭去见康交密诏时，显然未谈到说袁勤王之事，否则，林旭即时可以表示反对的意见。
    第二，林旭在这天下午，应该也没有见到谭嗣同，否则何不当面讨论，而须以诗代简？
    第三，说袁系谭一人独往，则林旭欲阻其此行，只要写诗给谭一个人就是了。而梁启超在《林旭传》中说：“君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这“等”字中包括些什么人？照情理推测，必然包括康有为，但康只对杨锐的持重，表示不满。如林旭亦有此意，在《年谱》中何以不提？
    我更须指出者，当时康有为与谭嗣同的密谋是，劝袁世凯举兵包围颐和园，这一点康有为不肯承认，只说，嘱谭嗣同至袁世凯处，“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荣禄此时远在天津，扶光绪登午门，何能取荣禄首级于数百里外？这一点黄彰健已经指出，明明是假话。不过依宫廷兵变的往例来看，计划——亦即康、谭的如意算盘中，应有“扶上登午门”一个节目，但应在包围颐和园、控制慈禧太后以后。
    此话怎讲？只看明朝的“夺门之变”，可以想见康、谭的计划，因为用兵包围颐和园，必然引起震动，荣禄亦会派兵救驾。此时必须澄清事实，是对付慈禧太后，而非有什么人想造反篡位，故必须光绪出面，来去除疑虑。扶登午门，则皇城以内、紫禁城以外的外廷臣工，共见共闻，足以安定人心。
    如果此一计划能为袁世凯接受，则举事之期，必在一两日内，因为这是一次突击性的行动，真所谓“兵贵神速”，才能“攻其不备”，否则荣禄已经开始部署，只要迟过三天，必无成功之望。
    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又记八月初三下午至晚间的情形：
    复生入城后，卓如至金顶庙客纯斋处，候消息，吾稍发书料行李……至子刻内城开，吾亦入城，至金顶庙处，知袁不能举兵，扶上清君侧，无如何，乃行。
    这明明道出，康有为准备着一两日内便有巨变，他自然要做明英宗的徐有贞，亲自扶光绪登午门。如照梁启超《谭嗣同传》中所说：
    君（指谭）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果如所言，则其事亦甚从容，康有为根本不必作改变行程的准备。质之黄彰健先生，想以为然？
    照我想，谭、袁密晤之夕，袁世凯一定有一番让谭嗣同如服定心丸的话，目的是要把康党安静下来，不必轻举妄动，他才好从中取巧。政变之发，康党被捕，都在全无警惕戒备的情况之中，即是中了袁世凯的缓兵之计之故。
    关于袁世凯告密的内幕，有一段极重要的资料，自来谈戊戌政变者，多未注意。此段资料，出自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乃陈得自荣禄亲口所述者：
    袁君遵旨来京，预备召见，入见后，传闻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谓天津尚有芦台聂士成一军，曾经百战，兵数倍于新建陆军，围园之事，万不敢办。至传旨将直督正法，亦恐办不到，或俟九月两宫赴京阅操，相机进行。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将变，惘惘回津，文忠佯作不知，迨其来谒，但言他事，绝不询及朝政。袁请屏退左右，跪而言曰：“今日奉命而来，有一事万不敢办，亦不忍办，惟有自请死！”文忠笑谓：“究系何事？何匆遽之甚？”袁袖出一纸呈阅，并观文忠气色行事。文忠阅竣，正色告曰：“大臣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但承旨在枢，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愿自首入京，束身司败，岂能凭尔袖中片纸便可钦此钦遵？”
    按：如上所言，则《戊戌政变记》及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光绪于八月初五日召见袁世凯，赐有密诏，确有其事。即袁世凯“袖中片纸”；而观荣禄所答，密诏的内容，即陈记“传闻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四围颐和园”云云。
    《梦蕉亭杂记》又言：
    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文忠曰：“君休矣！明日再谈。”因夤夜乘火车入京晤庆邸，请见慈圣，均各愕然。越日奉朱谕以朕躬多病，恭请太后训政，时局为之一变。
    关于荣禄入京日期，官文书皆载，在八月初十，系奉慈禧太后所召。但据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载，荣禄告袁：“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属君。”与陈记“夤夜乘火车入京”之说相合。就情理而论，遇到这样的紧急大事，非亲自进京不可。再看当时慈禧太后的行踪，八月初四自颐和园回宫，至初六忽又临幸颐和园，当然是为了召见外臣方便之故。因此我认为荣禄于八月初五连夜进京晤庆王，第二天慈禧太后复幸颐和园，发号司令，展开政变，这一点已无争论的余地。
    要研究的是光绪有无密诏赐袁，及袁世凯的态度。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说：
    八月十三日复有人问荣相曰：“袁世凯曾奉密诏乎？”曰：“然。”“诏中曾有杀公言乎？”曰：“然。”曰：“然则袁世凯先一同谋者也，既同谋而又出首，首鼠两端，此人亦不足取也。”荣相曰：“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
    “首鼠两端”之语，又见黄遵宪的诗句。至于荣禄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则既收袁为己用，当然要如此回护。这是必有的政治手段。
    康有为《自编年谱》：
    闻五日袁召见，上另有密诏与袁，则不知云何矣。
    这也好像证实了袁获有密诏。但“不知云何”一语，深为可怪。因为光绪如有密诏付袁，亦必经过四京卿的手，康有为岂能不知？故知康自叙所谓“上另有密诏与袁”，仍是他事后卸责之手法，意谓偾事乃光绪自己授人以柄，所以袁世凯得据此告密。
    事实上是绝不会有此密诏的。光绪固不致鲁莽如此，尤其不会赞成围颐和园。同时，如有此密诏，光绪绝不会不告诉四京卿，否则即与白痴无异。而四京卿获知有此密诏，预期旦夕之内，必有巨变，则：
    第一，要留康有为在京。
    第二，需要有所部署。
    第三，必有焦急盼望之情。
    第四，必然密切注意天津的动态，而荣禄专车到京，亦一定瞒不过去。
    第五，必然顾虑到事或不成，便有大祸，预筹逋逃之道。
    就以上五点来看，无丝毫迹象，可资佐证。因此，赐袁密诏一说，应不成立。
    然则袁世凯“袖中片纸”非出于伪造，即根本无此“片纸”。就情理来说，伪造诏谕，为十恶不赦的大罪，以袁世凯的脑筋之清楚，岂肯落此足以自速其死的把柄在他人手中？
    就荣禄这方面来说，如果察知此一诏谕出于伪造，认为光绪并无不利于太后的企图，正可借袁世凯的告密，牵出谭嗣同夤夜游说的阴谋，打击四京卿，阻遏新政的推行。而况，包围颐和园的计划，由于袁世凯的告密，事实上已不存在，易言之，眼前并无危机，无须作任何紧急处置。
    由此可知，荣禄对外宣称有密诏杀他及派袁世凯带兵入京包围颐和园，完全是一种借口。由此可以产生下列的效果：
    一、坐新党以大逆的罪名，逮捕处死。
    二、坐光绪以不孝的罪名，为慈禧训政的根据，并为废立作张本。
    《梦蕉亭杂记》又记：
    慈圣以袁君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文忠仍以才可用，凡作乱犯上之事，诿之党人，并以身家保之。袁仍得安其位。
    由此看来，荣禄制造此一借口，竟是连慈禧太后也瞒过了。所以如说有此赐袁密诏，应该是出于荣禄的伪造。
    黄彰健认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意谓政变是预定的计划。其主要的论据，基于荣禄在八月初五并未进京，所以慈禧太后此时尚未得悉袁世凯告密的内容。否则，八月初六不会仅捉拿康有为一个人。他认为袁世凯告密的详情，慈禧太后于八月初八方始获悉，于是而有八月初九的逮捕“六君子”及张荫桓。我以为这是不曾深究慈禧太后的心理的说法。
    从光绪亲政开始，慈禧太后一直希望她的地位有如内禅后的乾隆。易言之，即是希望光绪如接位后的嘉庆。一方面光绪先意承志，大政及用人，不违背她的意思；另一方面能容她在颐和园中优游自在，好好享几年福。是故，只要光绪能如嘉庆，她是绝不愿放弃排云殿前的湖光山色、每天一大早来召见军机的。
    至于对光绪，她一手抚养长大，对于光绪荏弱忠厚的本性，知之甚稔，她相信光绪绝不会做出什么悖逆的行为。这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她料准了光绪不敢。至于后来常指责光绪不孝，是她为了把持大政，不得不然的说法。
    但是，慈禧对光绪，有一防范极严的顾虑，就是怕有人“教坏”了他。第一个引起她警惕的是珍妃。文廷式大考第一，卷子发下来时交代名次：“第一不动，其余皆可动。”此为光绪明知自己的做法不对，而还是要做的明证，亦即明知珍妃的话不能听，而还是要听的明证。这就不仅“教坏”，直是蛊惑了，所以慈禧非去之不可。而“教坏”珍妃的，又是文廷式，因而亦非被逐并永不录用不可。
    第二个是翁同龢。我相信恭王在戊戌四月十一临死以前，光绪奉慈禧临视时，恭王一定对慈禧作了“他一死，翁同龢如挟帝而有所作为，恐无人可以压得住他，故太后必须慎防”的谏劝。此为慈禧恶恭王，甚至不准他祝寿，而饰终之典之优渥，几可与雍正之待怡亲王允祥相比拟的原因。
    在恭王死后不到半个月，果然而有四月廿三，翁同龢亲自草拟的“定国是诏”，接着有四月二十五日，着康有为于四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的上谕。其间翁是否保荐过康有为，或至少不反对召见康有为，话很难说，因为翁同龢日记是经过他自己改过的，痕迹已泯。但一通“定国是诏”，已足以引起慈禧的极大警惕。于是在荣禄与刚毅合力相倾之下，慈禧断然决然地驱逐了帝师。
    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八月初六之诏，只捉拿康有为兄弟，即因为慈禧认为康有为教坏了皇帝，是罪魁祸首。及至发觉康有为已经逃脱，复于八月初七电寄荣禄等，于津沪等处严密查拿康有为。如果康有为被捕，当然不能活命；但六君子的下场，不至如是之惨。
    对慈禧太后的政治手腕，治近代史者应不会忽略，她有应变的天才，即到情况十分紧急时，亦不会乱了方寸与步骤。当时的情势，如我前面所说过的，危机已如胎死腹中，根本不必紧张。但为了要为训政找根据，不能不故意张皇，制造严重的气氛。须知此时慈禧的第一目的是夺权，因而特行临朝训政的典礼。要到了八月初八，行过此礼，慈禧才算正式而充分地接收了权力。在此之前，任何足以妨碍达成此一目的之举动，如逮捕四京卿，足以招致大局不安的鲁莽举动，皆应避免。
    这也就说明了六君子何以迟至八月初九方始被捕的缘故。同时，在八月初六那天，情势还不十分明朗：第一，会不会引起外来力量的干预？第二，不知康党除了袁世凯以外，可曾勾结过其他将官？关于后者，自然是由荣禄去作检查与部署，这需要一段期间。关于前者，降旨捉拿康有为兄弟，亦等于放了一个探测气球，看看国际上有何反应。经过两天，并无动静。同时荣禄亦已作了周密的部署，乃于八月初九下令，逮捕所谓“罪甚八司马”——六君子加张荫桓、徐致靖。
    徐致靖之被捕，是因为保荐康有为。张荫桓之被捕，亦是因为他“教坏”了光绪。对于光绪之所以致此，责任谁属，在慈禧的看法是一贯的，与我国刑法上对“教唆犯”罚得特重的立法精神也是一致的。
    至于八月十三日的突变，《梦蕉亭杂记》所记，亦颇可采信。原来派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刑部严于审讯。十二日本已加派御前大臣会审，而次日未待庆王所派之员主持审问，即因贻谷一奏，由刚毅亲自至刑部传谕，毋庸审讯，立即正法。其基本原因还在外间流言太盛，“有谓各公使出面干涉，并谓一经审问，恐诸人有意牵连，至不能为尊者讳”之故。
    《梦蕉亭杂记》所说“某京堂”指国子监祭酒贻谷。当时确有外力干预的迹象。但此外力干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英、日两国营救张荫桓。而八月十一日有上谕，指出张荫桓非康党，故此外力干预，乃别为一事，与六君子的安危无关。
    另一部分是由康、梁漏网而引起。梁启超在京晤李提摩太，避入日本使馆，康有为得英人之助，得以安抵上海，以及上海道蔡钧接到逮捕康有为的密令，与英国领事接洽，未能如愿的情况，京中必都已了解。加以天津《国闻报》的公然昌言，西人将作干涉。因此，在贻谷以前有高燮曾、黄桂鋆两奏，皆主速作断然处置。平心而论，高、黄、贻三人都是为了保护光绪，安定大局着眼，其中黄桂鋆八月十二日一奏，最为简明扼要。
    外间传说纷纷，皆谓康有为弟兄所犯案情重大。其党之同谋者，在内则以张荫桓、徐致靖、谭嗣同、林旭为渠魁，而杨深秀、宋伯鲁等扶助之。在外则以黄遵宪、熊希龄为心腹，而陈宝箴、徐仁铸等附和之。此外尚有梁启超、麦孟华等数十百人，蔓延团结，党羽遍布……自去年以来，人言啧啧，皆谓此辈谋为不轨，将效开化党乱高丽之故事。而康有为来京，果借变法为名，包藏祸心，诡计百出，阳托为忠愤之举，阴售其奸诈之谋。摇惑人心，混匿国是，真有出入思议之外者。今闻朝廷察其罪状，凡属臣民，莫不同声称快。及闻该员逃匿，未能缉获，则又私忧窃虑，恐其铤而走险，勾结外洋，致生他变。且天津《国闻报》妄造谣言，谓外人意颇不平。此必其党欲为挟制之计，而该报复张其说也。臣之愚见，以为此事宜早决断，将已获之犯，速行处治，以绝其望。
    至案内牵连人员，应拿者拿，应黜者黜，应宥者宥，一经办理定夺，即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为首者不能漏网，为从者不致生心。即外人欲来干预而事已大定，无所施其术矣。臣素知康有为、张荫桓居心诡谲，故望朝廷先发制人，庶免奸党煽乱。
    此奏又有一附注，专为张荫桓而发，基本上仍旧是客观的：
    再：臣正缮折间，适接邸钞，知康有为一案，已奉谕旨将徐致靖等分别审讯看管，此外概不深究。至张荫桓平日声名甚劣，虽非康有为之党，亦应按照屡次被参款迹，从重处罪。
    黄桂鋆为笔者长亲，贵州人，时由翰林院编修改福建道御史。他当然是旧派，但却是真正的道学先生，幼时闻长辈言，他真能做到不二色。夏日盥沐，裸上半身擦背，若有女仆入室，即避至门后，古板如此。
    大致历代党争，辄令人有薰莸同器之恨。不过虽“阉党未必尽小人，东林未必尽君子”，但代表正义一方的主事者，须是君子，则虽失败一时，于世道人心，仍大有帮助，如明末东林阉党之争，东林败得很惨，但“东林孤儿”所发生的影响，促成了康熙朝的盛运。摆脱狭隘的种族观念来看，自是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而戊戌政变，最大的不幸是，真君子枉死，而伪君子康有为苟且偷生，并以作伪的方法，利用光绪的被幽，六君子的惨死，沽名钓誉，营私牟利。贤如梁启超，亦不免助师为恶。代表正义的一方，主事者的真面目如此，那就无怪乎民初北方政坛的丑态百出了。
    当然戊戌政变绝不能与明末天启年间的政潮相提并论。保皇党不同于东林，守旧派更非阉党。天启并不值得同情，值得为之一掬同情之泪的是光绪。但光绪可能至死不明白，害得他最惨的不是袁世凯，也不是荣禄，而是康有为。
    大家都知道，光绪最痛恨的是袁世凯。常常在纸上画一只乌龟，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然后将纸撕碎。又以写有“袁世凯”字样的纸悬在壁上，作竹弓竹箭的靶子。此种近乎童騃的举动，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发泄。我以为光绪之恨袁世凯，不在他告密，而在诬赖他有“密诏”付袁世凯要包围颐和园。而此“密诏”，可能出于荣禄伪造，已如前面的分析。果如所言，则袁世凯亦为替人受过，只是受过的代价很不小，袁世凯应无所憾。
    其次，光绪恨的是荣禄。两宫一起召见大臣时，光绪几乎从不理荣禄。但荣禄却常存补过之心。废立一事，论者多归功于张季直为刘坤一所草一疏，其中警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笔力足以回天。其实若无荣禄在朝中主持，彼此取得内外相维的默契，刘坤一不敢贸然上折，即上亦未见得能发生有力的效果。主张废立者，实以“蒙古状元”崇绮为首，而徐桐力赞。崇绮自其女嘉顺皇后殉帝，闲废二十年，希望以此媚禧而得复起；徐桐则以不通的翰林，自以为卫道的重任，实在是两为帝师，声光权势先不逮李鸿藻，后不及翁同龢，此心不甘，想将大阿哥溥仪炮制成一个如同治之亲李、光绪之昵翁，可以由他摆布的皇帝。说起来都是私心。
    光绪之倒霉，在于荣禄、袁世凯、崇绮、徐桐，还有康有为，都拿他当作反面的政治资本，好比一张“人头支票”，可借以诈欺搪债。所不同者，荣、袁、崇、徐，人尽皆知其为后党。而康有为则打着保皇的鲜明旗帜。而最讽刺者，则后党与保皇党，都诬赖光绪想以武装夺母之权。北方谓某人害惨了某人，辄谓之“送了他的忤逆”。荣禄与康有为都送了光绪的忤逆，而光绪实非忤逆。康有为不特不为之辩，且推波助澜，证成其事。其肉安足食乎？
    康有为拿光绪这张“人头支票”行骗的手法是搞勤王。勤王要人要钱，故必须号召忠义之士，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梁启超改谭嗣同的诗、改林旭的诗，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梁启超改林旭之诗，不如改谭嗣同之诗之甚。但小动手脚，意思却大有出入。先说第一句：
    青蒲饮泣知何补（原作）
    伏蒲泣血知何用（改作）
    按：“青蒲”之典已如前述。唯其用青蒲，才可以表明是近臣造膝密陈。今以林旭受光绪特达之知，凡有谏奏，只要办得到，无不嘉纳，根本无须泣谏，更不会无补于事。然则近臣密陈，“青蒲饮泣”的对象，既非皇帝，必是太后。
    今改为“伏蒲泣血”，不过大廷苦谏，是一般忠烈的言官之所为，并不能表现林旭的近臣身份，更不能显示泣谏的对象为太后。“泣血”亦不典，或者由许丁卯的诗“却赖汉庭多烈士，至今犹自伏蒲轮”而来，以“泣血”之泣来强调“烈士”之烈。
    这句诗中，梁启超用意最深的是改掉“青”字，抹煞“青蒲”即所以隐瞒林旭曾有向慈禧力谏之意。因为这表现了林旭调和两宫的本心，变成妥协主义。而梁启超要表现势不两立的战斗精神，当然要隐藏林旭的真心本意。末一字改“补”为“用”，亦所以表现并无商酌的余地。
    再谈第二句：
    慷慨难酬国士恩（原作）
    慷慨何曾报主恩（改作）
    原作及改作酬报深恩的对象，虽皆为光绪，但报恩的原因大不相同。这一点于林旭的原意，颇有出入。就诗论诗，是点金成铁；就事论事，是抹煞作者的心迹。仅就前者而言，梁启超已经愧对故友了。
    按：林旭的原意是“国士待我，国士报之”，报恩是因为光绪以国士相待，并非由于光绪是皇帝的缘故。作诗讲究贴切，切人切时切地切事，不独移用不到他人身上，即为其人，亦移用不到他时他地他事。此即是宋诗精髓。
    照梁启超一改，则是一般化了，凡为臣子，无不可用。化特殊为一般，恰就是梁启超改诗的用意，以君臣大义立论，则人人当奋起勤王，黄彰健说：
    《戊戌政变记》记林旭此诗头两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其言“报主恩”，与梁撰《谭嗣同传》“酬圣主”语气相同。恐系梁有意窜改。
    我完全同意这个说法，所谓“酬圣主”之语见梁启超所撰《谭嗣同传》：
    （八月）初六日，变遂发。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而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词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曰，遂被捕。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东游。君不听，再三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以下即记谭嗣同狱中壁诗。六君子在狱中情形，只有间接传闻，如唐恒的八十韵长诗所记，今参以汪精卫所言，足证唐恒所记为实录。汪虽亦为间接传闻，但身在狱中，所得较唐更真切，故益可信。
    汪精卫银锭桥刺摄政王载沣事败，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与立宪派暗中有往还，汪得不死，系刑部狱。凡入刑部狱者，均为钦命要犯，官称“诏狱”，俗名“天牢”。清朝的刑部，系就前明锦衣卫改建，其下有镇抚司，原掌本卫刑名。永乐时增置北镇抚司，凡特殊事件，得由北镇抚司任意处理，为明朝暗无天日的特务组织之滥觞。
    诏狱南北两监，北监即北镇抚司旧地，有参天老槐，乃杨椒山手植。狱屋阴森凄黯，墙上每多黑紫晕迹，乃忠臣烈士的碧血。狱卒谈往事，虽前明佚史，历历可证。汪在狱中，与一老狱卒刘一鸣相善，曾作一文记其人，题目甚隽雅，名为“故人故事”。刘一鸣尝看守戊戌六君子，所以汪精卫所言与梁启超所作为宣传用的传记，颇有异词，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谓之为“字字实录”。今据黄秋岳所记，条录如下：
    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可惜刘不文，不然可为之笔录，必不止“望门投止思张俭”一绝而已也。
    林旭，秀美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
    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仰。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
    刘光第曾在刑部，习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自西角门牵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愕！既而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愦乃尔！”
    同死者尚有杨深秀、杨锐，无所闻。
    谭嗣同题壁之诗，取煤屑书于粉壁上，自是不久即湮没，墨迹不存，无可印证，所以梁启超得以大改特改。观其“终日绕行室中”，苦吟不已，则知谭以自分必死，欲于此极有限的余生中，表明心迹，一句一字皆自肺腑中出，留待后世论定其真面。是故梁启超改他的诗，即是抹煞他的苦心，谭嗣同地下应有余憾。
    至于康广仁，据梁启超为他所作的传说：
    被逮之日，与同居二人程式毂、钱惟骥同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程、钱等固不知密诏及救护之事，然闻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厉声曰：“死亦何伤？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犹愈于抱病岁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国变法皆前者死，后者继，今我国新党甚寡弱；恐我辈一死，后无继者也。”君曰：“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矣，何患无继哉？”
    神气雍容，临节终不少变。
    据此，则康广仁则是慷慨成仁，从容就义，兼而有之。汪精卫所闻，却又是如此阘茸窝囊，直如两人。平心而论，汪精卫述谭、林的态度，既已可以证明真实不误，则转述康广仁的神态语言，亦自可信。我们找不出汪精卫对广仁有何嫌隙，即绝不能武断汪精卫在厚诬康广仁。
    当然，康广仁死得冤枉。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完全归咎于文悌，其言如此：
    政变之狱，一以文悌之折为案据。先是四月大阅，吾与幼博出西直门视之，还游极乐寺，入西直门，经文悌之宅，吾顺为幼博访之，后文悌直入室，来视吾疾，幼博陪之，舆论变科举数言，文悌劾吾，竟牵及幼博名，自是京师无不知幼博者，谣谤之兴，乃至谓幼博出入内廷，曾有乾清宫门遇之者，辗转传述，或信为真，故旧党泄愤，遂及大戮。而杨漪川亦以文悌劾之，有不可告人一语，遂致京朝谣言满听，吾及漪川之祸，皆出于此。
    文悌在《清史稿》中，与吴可读、安维峻并列一传，许之为名御史，此人字仲恭，姓瓜尔佳氏，虽为笔帖式出身，颇有文采。康有为本来是想跟他结纳的，《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文悌传》，载其于王照一案，礼部六堂尽罢后，上折云：
    康有为向不相识，忽踵门求谒，送以所著书籍……明似推崇孔子，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乃知康有为之学术，正如《汉书》严助所谓以《春秋》为苏秦纵横者耳！
    以下叙他与康有为相晤，劝他改过。不意又私聚数百人立保国会，接着又说：
    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于度外，康有为亦似悔之。又曾手书御史名单一纸，欲臣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力请变法，当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此事万不可为。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而朱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伏思国家变法，原为整顿国事，非欲败坏国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应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倾倒，而曰非此不能从速，恐梁栋毁折，且将伤人，康有为之变法，何以异是？此所以不敢已于言也！
    于此可知，康有为本想结纳文悌，而文悌反过来告了康有为一状。这一状没有告准，斥回原衙门行走。这是对言官合法的最严厉处置。文悌由户部郎中改御史，回原衙门即仍回户部候缺。
    及至政变既作，文悌走李莲英的路子，得以外放河内知府。此人人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恶之者丑诋万端；但亦有人说他颇能持正，郭则沄《庚子诗鉴》云：
    戊戌新政，朝臣多腹诽，其抗章谏阻者，惟仲恭侍御文悌，以是斥罢，寻又起出守豫省，故事郡守以下见长吏皆屈膝为礼，仲恭独持不可，曰：“令典未之载也！”庚子之乱，感愤时事，榜所居曰“此处停灵”，入目为怪，步啸梧司马和仲恭《庚子感事》四律有云：“相勖此身同效死，悲风先过北邙山。”当即指此。
    文悌的诗，亦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诗不成诗；一种则诗笔清奇，诋之者亦录其《扈送慈禧太后回京跸路题壁》四首云：
    插足尘中客乘虚，独寻僻地暂闲居。到门尚有衣冠客，薰穴微闻征辟书。岛国累人追窜鼠，泥涂笑我驾疲驴。归来倦倚楼窗看，绕屋风芦绝倒如。
    为看青山一卷帘，楼中景物望中添。槐柯众蚁才梦醉，灯火飞蛾枉附炎。罝兔都因贪捷跃，网鱼应悔不深潜。举头明月群星淡，皎洁清辈爱素蟾。
    第一首“岛国累人追窜鼠”，殆指清廷多方追捕逋逃在日的康有为等；“薰穴微闻征辟书”，可能指开“经济特科”。凡天子亲诏以待异等之才，称为“制科”。清朝制科凡三举，一为康熙己未，一为乾隆丙辰，皆为博学鸿词，故称“词科”。举词科之意，在笼络高级知识分子，使岩穴之士，亦受禄位羁縻。实际上即是瓦解前明遗民志士的反清组织。此意在己未更为明显。
    “经济特科”亦为制科之一。当变法之际，贵州学政严修，请举此科，下总理衙门及礼部议奏。奏未上而变法失败，经济特科自然不必谈了。辛丑议和，赔款商定，回銮有期，乃下诏复开经济特科，但至光绪二十九年方始举行，由张之洞主持。梁士诒因姓名“梁头康尾”（康有为榜名广诒）而被黜。取一等九人，张一麐第二，俞曲园之孙、平伯之父陛云第八。二等十八人，诗人陈曾寿为殿。此科实敷衍舆论，草草了事。而张之洞谓其门生：“你们这一榜阔极了！”意思是物以稀为贵。三年出一个状元，而乾隆元年丙辰至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相隔一百六十七年始再举制科。
    “薰穴”之典出《庄子》：“鼷鼠深穴神丘之下，以避薰凿之患。”以开经济特科诱使岩穴之士入彀，犹之乎薰鼠以使其不能安处穴中，此是应经济特科者为鼠辈。翁同龢日记戊戌五年初三：“文仲恭（悌）送诗骂余。”文悌喜作诗骂人，而观乎“薰穴”之语，可知其人为刻薄一流。
    第二首两联，骂四种人：
    一、“槐柯众蚁才梦醒”，指大阿哥溥儁被逐。
    二、“灯火飞蛾枉附炎”，骂赵舒翘等一班明知义和团为非，但趋附载漪、刚毅，以致被祸。
    三、“罝兔都因贪捷跃”，“捷跃”犹言躁进，此骂四京卿，兔贪捷跃而入罝。
    四、“网鱼应悔不深潜”，这也是骂康有为。言戊戌八月初搜捕新党，布置不周，行动不速，以致康有为漏网。自然也兼骂戊戌政变幸得无事诸人。
    相形之下，倒是三、四两首，悱恻温柔，后胜于前：
    乱树丛中昼闭关，药炉茗碗任萧闲。眼前光景随缘法，耳畔秋风任往还。酒国尽堪容盛世，书城何必住名山。乡鸡午唱惊浓睡，心在巢由沮溺间。
    我思无极独哀吟，旷野人稀草树森。世事如云殊变化，禅机指水悟深沉。衔泥燕又营新垒，避网鸿罝有去心。凭个书楼石城下，未妨拥鼻日登临。
    现在回头再来谈“四京卿”。按：清朝自雍正七年设置军机处后，大学士即非真宰相。辛酉政变，两宫垂帘，恭王以亲藩掌枢，军机大臣进一步建立了固定的制度。第一，以亲贵为军机领班。第二，军机大臣为四人，连领班共五人。相传枢廷忌满六人，否则必有一人亡故出缺。第三，四大臣两满两汉，两汉则一北一南，如先为李鸿藻、沈桂芬。光绪十年以后为孙毓汶与笔者叔曾祖恭慎公，甲午以后稍有变化，但大致亦须论地域、讲资格。总之，军机大臣的进退，牵涉甚多。所以光绪决定在军机章京方面稍作更张，而且只添新、不废旧，以期阻力较小，集事稍易。
    自戊戌七月十二日起，光绪召见陈宝箴荐举，可任新政的官员，不下十员之多，最后选定四名，于七月二十日降旨：
    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说光绪用这四个人，完全是因为他的关系：
    上之用林旭，以其奏折称师，知为吾门生。上之用谭嗣同，以其与我同为徐学士及李苾园（端棻）尚书所荐，皆吾从也，故拔入枢垣。杨、刘为楚抚陈宝箴所荐，而陈宝箴曾荐我，杨漪川又曾保陈宝箴，上亦以为皆吾从也，而用之。时谭复生实馆于吾，林暾初（旭）亦日日来，上意有所欲传，吾有所欲曰，皆借谭、林通之。时李苾园奏荐甚力，上以忌西后未敢显然用，故用谭林杨刘代之，上之意极苦矣。
    此亦不免大言炎炎，借此装点。其实光绪所最欣赏的是杨锐，而杨锐与谭、林并不甚洽。据杨锐致其弟肖岩信中说：
    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变动。
    此函作于七月二十八日。所谓“新进喜事之徒”，由措辞可见其轻视与不以为然之意。而对“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引以为忧，则心目中亦认定康梁无非猎官而已。
    同函又云：
    每日发下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事体已极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处。刘与谭一班，兄与林一班，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
    按：军机章京例分头班、二班，四京卿轮值，亦即与康有为的主张不合。谓“林则随事皆欲取巧”者，必是林旭在加签时，将康有为的意见，夹带在内，而杨锐不以为然，“强令改换三四次”，则其持重亦可想见。
    “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两语，亦深可注意。按：四京卿的任务及所能发生的作用，在当时及后世，一直被夸张而致失实。如刘光第家书所言：
    同……四人，不过分看条陈时务之章奏耳。因有“参与新政”四字，遂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将来恐成党祸。
    可知所谓“参与新政”的真相，职权其实有限。而康有为则务为夸大，意中若谓，用其门徒参与新政，实为便于其主持新政的一种手段。此则仿佛以甲申以后的醇亲王自居了——光绪十年甲申三月，恭王领枢，以盛昱一疏，全班被逐。军机用礼王世铎及孙毓汶，实皆听命于醇王。醇王以光绪本生父，不便任何主持大政的名义，康有为则以为慈禧所恶，此时亦不便任何主持新政的名义，故而隐居幕后以待时。他希望时人有此错觉，就必得夸大招摇，而益为旧党所嫉。袁世凯谓赞成帝制者，置其于炉火之上。我则谓康有为之于四京卿，直是有意推之于绝岭断崖，而己蹑其后，成则自居首功，败则犹可抽身。我很疑心光绪嘱康有为离京赴沪办官报，是他自己筹好的一条退路。这不是我故意探求，实在是康有为鬼蜮为心，奸诈百出，不能不令人随处皆疑之故。
    兹由前引杨锐、刘光第两家书，参以光绪的两次朱谕，大致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形：
    第一，光绪推行新政，虽有彻底改革的决心，但在做法上却是缓进的，一方面诏求直言，广采舆论，作全盘改新的准备；另一方面择可行者先行。此所谓“可行”，即以不致激怒慈禧太后为原则。至于彻底改革的时机，要等到筹得能尽罢“老谬昏庸”之大臣，“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善策，才谈得到。此看光绪所赐杨锐的密诏，自然明白。
    第二，四京卿基本上仍是军机章京，不过指定了专看“时务条陈”的任务。赐杨锐密诏中指示，有所陈奏，仍由“军机大臣代递”，可知光绪并无意推翻原有体制，以四京卿代替军机大臣。可知任命四京卿为革新的做法，而非革命的做法。
    第三，光绪亦无凡行新政，必从康有为意见的想法。相反地，杨锐对林旭的签，常“强令改换三四次”，而光绪向用杨锐，此可见宸衷总以持重为主，不取盲目急进。
    第四，林旭希望利用看时务条陈加签的机会，实现康有为的主张。而谭嗣同意不在此，此所以“在直尚称安静”。不知“最党康有为”的谭嗣同，别有不“安静”者在！
    总之，武装夺权为康有为、谭嗣同及徐致靖父子的主张。四京卿中，林旭曾与闻其事，但并不十分热心，更反对谋诸袁世凯，杨锐、刘光第则根本不知。所谓“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的“衣带诏”，断为伪造，亦更明白。因为果有此诏，杨锐一定会声明“不奉诏”。对拟时务条陈之签，“所答有甚不妥当者”，杨锐尚且强令之三四改而后上，谓其能奉措辞如此不妥当的密诏，其谁信之？杨锐的一条命，实在是送在康有为手里的。而康有《自编年谱》中，对杨锐犹深致不满。只好说是前世冤孽，命该如此。至于谭嗣同，我不知道他看了林旭的诗，是不是悔悟听信康有为武装夺权的计划为失策，但死无怨言，来得光明，去得磊落，即此一端，已足不朽。而与康有为并论，其贤愚不肖，亦彰彰明甚。
    关于武装夺权，康有为有一把如意算盘，倘能成功，扶光绪登午门宣诏，是一次新的夺门之变，他就是另一个徐有贞。及至见事不谐，款段出都，先期避祸。至于谭嗣同，则早就存着成与不成皆牺牲的决心，此亦有诗为证。他的《莽苍苍斋诗》有一首《儿缆船并叙》，其叙如下：
    友人泛舟衡阳，遇风，舟濒覆。船上儿甫十龄，曳入港，风引舟退，连曳儿仆。儿啼号不释缆，卒曳入港，儿两掌骨见焉。
    诗为乐府，应分三段：
    北风蓬蓬，大浪雷吼，小儿曳缆逆风走！
    惶惶船中人，生死在儿手。缆倒曳儿儿屡仆，持缆愈力缆縻肉。儿肉附缆去，儿掌惟见骨。
    掌见骨，儿莫哭！儿掌有白骨，江心无白骨！
    我相信，这“十龄儿”对谭嗣同人格的影响，远过于“康圣人”。谭嗣同十二岁失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中国旧时大家庭中，如谭嗣同所遭遇的少年极多，若能成长，性格往往偏激狭隘。只有极少极少的人，如谭嗣同，由于秉赋特厚，这些“孤孽苦”反而成为鞭策的力量，能激发其宏愿伟力，一心一意思建大功德、大功业以普救世人。以性向差异，机缘不同，或为高僧，或为大英雄。而谭嗣同志向极大，思兼赅此两者，其自叙“仁学”的目的云：
    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仁学”在哲学范畴中，为一不成熟的见解。但立志既高，成就必大。只是需要穷思冥搜，面壁数十年，或许才能完成“仁学”的理论体系。而基本上谭嗣同只能成为大英雄，或者如张献忠入蜀时所遇到的，大英雄式的高僧破山大师。但成就英雄事业，亦须际遇条件配合。戊戌夏秋之交，谭嗣同所遭遇的局势，堪与《儿缆船》一诗所叙情形作比：
    濒覆之船——将被瓜分的中国。
    惶惶船中人——光绪及通国之人。
    曳入港——行新政以自救。
    逆风——慈禧一系的旧派。
    于是谭嗣同慨然以“十龄儿”自命，其志可嘉，其情可敬，而其事可哀。最不幸的是，这个“十龄儿”旁边有个混账的大人在鼓励他“持缆愈力”，切勿松手。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戊戌六君子，最窝囊的是康广仁；不甘死但不怕死的是刘光第；认命的是杨锐、杨深秀；死生皆无所谓的是林旭；而存必死之心、自觉求仁得仁的是谭嗣同。
    清末四公子，谭嗣同的行谊仿佛战国四公子一流，而陈散原则为明末四公子陈定生、侯方域、冒辟疆综合，丁惠康已浪得虚名，吴保初更不足道了——撮叙其生平，以完《清末四公子》的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