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后六个月，沥川的健康状况渐趋稳定，开始恢复工作。我们仍然住在昆明，沥川每周会有两天飞往北京打理CGP的业务。但他的大多数设计稿是在昆明的家中完成的。我所属的翻译公司业务也很繁忙，笔译减少了，口译的任务却加重了，我亦频频出差。
    结婚后，同事们都以为我会放弃工作做个全职太太，我一向做不惯闲人，沥川亦表示尊重我的选择。
    那年七月，沥川应邀去意大利西西里岛参加一个建筑界的年会。在此之前他先赶往瑞士完成了一个商业中心的设计案。我则因为公司接了一个政府旅游团无法抽身，我们于是整整相别了两个月。旅游团的任务刚一结束，我便请了两个月的长假回瑞士。彼时沥川已交完图纸在西西里开会，他吩咐司机费恩来机场接我，让我在家中等待四天，他开完会立即飞回来相聚。其实他很想偷溜，可是他的报告偏偏安排在最后一天，而且几位难得一见的合作伙伴听说他“出山”了，纷纷请他吃饭，他实在无法抽身。
    苏黎世机场没什么大的变化。
    飞机准点到达。为了避免等行李，我只带了一个最小尺寸的行李箱，里面装着我的电脑、未完成的译稿和几本刚刚上市用来打发时间的小说。家里什么都有，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拿。
    过关顺利，我在出口处黑压压的人群中寻找费恩，没看见他。眼前站着清一色的瑞士人，我有点记不得费恩的长相。
    蓦然间，我却发现了一张中国人的脸。
    那眸子本来是漠然的，一见到我，笑意便如一杯水满满地漾了出来。
    居然是沥川！
    我惊讶地飞奔过去，扑到他身上。
    他将我用力一搂，在我额上重重地吻了一下，上上下下地打量：“是什么旅游团啊？晒得这么黑？”
    “不能用黑这个词，得用麦色。”
    “好吧，晒得这么麦。”
    “‘麦’不能做形容词——”我打趣。
    他穿着一套纯黑色的西装，系着一条细细的银灰色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不是说抽不了身吗，他居然早我一天赶回苏黎世。
    “会开完了？”我问。
    “没呢，我溜出来接你。跟我去西西里好不好？”他拉住我的手，“宾馆楼下有很大的游戏机室，你可以天天打游戏。得空我带你去看火山——活火山，还冒着烟呢。”
    他像个小孩子那样央求我，我看着他连连苦笑。
    沥川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狂，一旦接了活就开始日夜颠倒、饮食混乱，忙起来的时候只记得不停地吃一种东西：吞拿鱼三明治。有我监督的时候他的作息还算正常，我会劝他不要太熬夜。这两个月我不在身边，他果然瘦了一圈。
    沥川知道我不喜欢陌生的环境，尤其是会议、晚宴这类正式的社交场合。我对他在欧洲的工作一无所知，只看过一些他设计的建筑图片。CGP的总部就在苏黎世，结婚后沥川一直没上班，我只陪他参加过一次公司的年终晚宴。许多人操着流利的英文和我聊天，我像只尾巴那样紧紧地跟着沥川，应酬几句便疲于应付，沥川常常主动将话题接过去。
    我叹了一口气：“不用特意来接我，给我买张票我转个机不就成了？你什么时候到的？”
    “比你早到三十分钟。”他微笑，“正赶上接你，早上的会我溜掉了。”
    沥川的作风相当德国派，是个非常有计划的人。大病一场之后变得容易改主意了，偶尔会心血来潮地做一些没头脑的事儿。他这一趟一定赶得很急，差不多是争分夺秒的。我脑子一闷，想起以前他说过自己过海关的一些事儿。残疾人安检特别麻烦，特别是911以后的美国。尽管携带了各种证件沥川仍被要求和所有的男人一样，脱下鞋子检查。对高位截肢的人来说脱鞋是特别艰难的动作。脸皮薄的沥川每次讲到这里都要抱怨：“This is so embarrassing！（窘死我啦。）”穿义肢过金属探测器必然会响成一片，遇到格外多疑的安检员他还被请入单间脱衣检查。经常旅行的沥川已习惯了这些程序，大多数机场人员亦相当和善，极个别人怀疑义肢里藏有炸弹或毒品他亦表示理解。这年头人肉都可以当炸弹，何况是义肢？
    我四下一看，发现了问题：“咦，你的行李呢？”
    “没行李。”他拍拍口袋，“就带了护照和钱包。”
    果然是临阵脱逃，逃得这么仓惶，额头上全是汗。我摸摸他的脸，心疼了：“累不累？”
    “还好。”说罢，执意拿过我的行李箱，我没和他抢。
    看看手表，沥川拉着我快步向候机厅走去：“快点，要登机了。”
    到达西西里的卡塔尼亚是下午两点。宾馆里面静悄悄的。沥川说会议方下午安排了旅游活动，客人们都出去游览了。
    用钥匙卡划开房间，沥川放下行李就将我按在门背上了。
    “嗳——”
    他堵住了我的口，深深地吻我，动作有些猛烈。我的头拧来拧去，险些窒息，在他的怀里挣扎。他放开我，给我时间喘息：“小秋，好久不见，你得乖一点。”
    “不乖！要挑战你！”我嚷嚷道。
    我们倒在坚硬的地板上。
    沥川的身上总有一股新鲜而又难以捉摸的香气。空调吹出一道冷风，天花板的风扇缓缓转动，房间里弥漫着地中海特有的橄榄味。微凉的身躯渐渐发烫，汗水在身下打滑。过了一会儿，他放松下来，若有所思地抚摸我的脸。我闻着他手指上的松木气息，轻轻地说：“沥川，这次我们可能会有孩子呢。我现在不是安全期。”
    他的身子微微一怔。
    沉默片刻，他摇摇头：“不会的。我接受过很多次放疗，腺体早已损伤了。你受孕的机会……几乎等于零。”
    其实这话没结婚的时候沥川就说过了，我一直心存侥幸。这只是无意地一提，顿时触到他的伤心处。
    “没事没事，我才不在乎呢，”我连忙改口，“不一定非要我生，喜欢孩子的话我们可以领养嘛！”
    他躺在地上，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半天没说话。我爬起来到卧室里找来拐杖递给他，然后去浴室放水。
    水放好了，我去找沥川，发现他披着睡衣斜靠在墙边仍在想着心事。
    “水好了。”我搂住他，将脸贴在他的胸前。
    “小秋，”他忽然低声说，“我也很想要孩子。”
    我掩住了他的嘴，用手轻轻抚摸他身上那道细长的伤疤。
    “对不起——”我喃喃地说。
    除了医护人员和他的父亲，沥川从没有让任何人看见过自己的伤痕。出事那年，他先是失去了母亲，紧接着失去了腿，之后一直放疗，失去了头发和胃口，身心承受着巨大打击。直到现在他仍然觉得自己的伤疤很可怕，除我之外，不愿让任何人看见。
    “小秋——”他的声音变得很严肃，“我们需要谈一谈。”
    “你谈，我听着。”
    “不许胡闹，”他摸了摸我的头顶，“到沙发上坐着说。”
    我老老实实地坐下来，沥川坐到我的身边。
    “我得跟你说一说孩子的事儿。”
    “说吧。”
    “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我眼睛一亮。
    “十七岁我第一次化疗的时候，考虑到未来的生育问题，我接受了医生的建议，预先储存了一批精子。如果你执意想要孩子，可以试试IVF。”
    “IVF？”
    “In-vitro Fertilization，中文怎么说？”
    “体外受精，或者试管婴儿。”我开始算算数，“十七岁的精子，天啊，都过了十九年了，还管用吗？冰冻酸奶过一月就不能吃了呢。”
    “一般来说，保存得当的话，存活期有三十年。”
    我的心一阵打鼓：“那……嗯……质量能保证吗？”
    他扒在我肩上，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我怎么知道？实在想要就将就着用呗。想想看，如果我是九岁得的癌症，咱们就彻底没指望了。不过，别抱太多希望，你这个岁数体外受精的成功率也只有百分之三十。”
    我咧嘴傻笑，开始臭美：“啊……那就是十七岁的沥川啊！天啊！十七岁的沥川那可是如花一般的少年啊。”我承认我很花痴。我见过少年沥川打网球的照片，那样漂亮俊秀的男子，眉宇间充满了信心和骄傲。十七岁以后的沥川饱受疾病折磨，他再也没拍过全身照。我与他在昆明的合影便是唯一的一张。
    “别高兴得太早，”他拧了拧我的耳朵，“IVF的过程很繁琐，你的情绪会大受折磨。”
    他的笑容里藏着一丝抑郁，口气并不热情，甚至是清冷的。
    回答得这么专业，他一定做过详细的研究。
    我的心暗暗发寒。沥川不想要孩子，虽然他也极度渴望一个完整的家庭。是啊，一个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的人，会愿意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丧父之痛吗？
    我笑了笑，没再说下去。
    会议有正式晚宴及酒会。洗完澡后沥川带着我出去买了一件黑色的晚礼服，我们在大教堂广场以北的艾特街逛了一圈，吃了本地特产的柑橘和甜瓜，买了一包开心果。回到宾馆时，晚宴已经开始了。沥川将我一一介绍给他的同行，大家操着各种语言聊业界新闻，我一路陪笑着听下来，又吃力又摸不着头脑，还要跟各路大神应酬。过了一会儿，沥川终于理解地放开我的手：“Honey，那边吧台里有咖啡和冰淇淋，你先去喝点什么，我聊一会儿就过来陪你。”
    我如遭大赦般地逃走了。
    吧台在大厅的西南角，我要了一杯当地的葡萄酒，轻轻抿了一口，果然香醇无比。过了片刻，一位栗发的欧洲女人走过来，要了一杯威士忌，坐在吧台的高椅上和我攀谈。
    她很美丽，衣着考究，胸前的宝石闪闪发光。
    “我是米芙。”她说，“我是建筑师。”
    “我是小秋。”我说，“我先生是建筑师。”
    她举目一望，笑问：“你先生是织田君吗？”
    “不是，”我说，“我先生是瑞士人。”
    我没提沥川的名字，因为我对建筑界太不了解，好不易寻了个空休息休息，不想和人大谈业界新闻。
    “我是英国人。”
    我微笑，这还用说吗？她的英伦口音太明显了。
    “我来自中国。”
    “你是台湾人，对吗？”
    “不是，我来自大陆云南。”
    “你看上去像台湾人，”她显然没听说过这个地名，“你的衣服很漂亮。”
    “你的也是。我喜欢你的披肩。”
    “嚯，真有眼力，相信吗？这是从柬埔寨买的，手工织的。我见到它第一眼就迷住了。”她展开披肩比划，“这会开得真没意思，全是男人，百分之九十九的男人。亲爱的，相信我，男人们互相吹捧起来比女人还要肉麻。”
    真幽默，我不禁问道：“难道你是这里唯一的女建筑师吗？”
    她笑很得意：“对啊。英国的注册建筑师有百分之十二的女性，美国只有百分之九。实际上大学里建筑专业的女生占百分之四十。奇怪，这些女人毕业之后都到哪里去了？”
    我捻着酒杯说：“多半是嫁给建筑师了。”
    “亲爱的，你住在瑞士的哪个城市？”她说，“我和瑞士的好几家设计公司有合作，没准和你先生认识呢。”
    “我先生是Alex Wong。”我指着沥川的背影，“那个黑头发的。”
    她吸了一口气，瞪圆了眼睛：“Oh My God.你是Alex的太太！”
    “是啊。”
    “Alex就是为了你藏在中国整整一年不出来！”
    “我有些工作脱不开身，他愿意在中国陪着我。”我没提他生病的事儿。在国外谈他人的疾病是社交的一大忌讳，沥川有癌症的事儿也只有极少的几位朋友知道。
    “Alex是我见过的最不好打交道的男人！”米芙半笑含嗔，“我勾引了他很多次都没得手。他只请我喝过一杯酒，第二天照样和我抢生意！也不是很大的生意，我说Alex，这次你让我一回，他说对不起，我看中了一枚戒指。”
    她指着我的手说：“这戒指一定就是那笔钱买的，XXXX年，对不对？我吐血三个月画出来的图，累得差点胃穿孔，最后给他夺了标，Alex这坏小子，次次打破我的计划，我要找他算账。”
    其实戒指是沥川和我第一次分手之前在瑞士买的。那时他对自己的健康很有信心，以为不过是例行检查，就专程到一家珠宝店买了这只订婚戒指。结果医院的一个电话粉碎了他的希望。他说当时一听就傻掉了，几乎不敢相信老天会有这么残忍。医生说最多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他恨不得立即去死。
    我其实对沥川离开我的那六年有很多的好奇。他的心境、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治疗……数不清的疑问。可这也是我们俩最伤痛的一段时光，想必沥川对我也有同样的好奇。
    可是我们居然默契地对这段历史保持沉默，让它一直处于未开垦状态。
    闲谈间沥川会偶尔透露一些真相。比如知道病情复发的那天他痛苦不堪，独自坐在苏黎世河边沉思，然后去教堂待了一夜，虔诚祈祷。收到确诊的电话之后他被霁川和Rene强拉去滑雪。他一次又一次地从高山上冲下来，在速度中寻求死亡的感觉。回到苏黎世医院，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冒险的治疗方案，即便是专家看来也没什么胜算。而他居然又奇迹般地从死神的怀里逃脱了。
    我看着手指上的戒指，笑而不答。米芙怎么可能明白其中的周折和惊心动魄。
    所幸，沥川已经向我走来了。
    “嗨，米芙！”他说，“见到你真高兴！我以为你还在德国忙你的设计呢。小秋，我来介绍一下，米芙是ROB建筑公司的首席设计师，曾经与我合作设计过好几个项目。我非常喜欢她的设计，合作也十分愉快。”
    沥川在社交场合相当老练。毕竟几代家学已给他构筑了强有力的社交网络。参加这次大会的除了沥川还有他的一个叔叔和两个堂兄，因有项目缠身先一步离开了。不然王家人可以在这里搞一次家族会餐了。
    我觉得米芙看沥川的目光从头到尾都充满了爱怜与挑逗。她的话音一下子软了几分，头偏过去又偏过来，笑得天花乱坠。这当然不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在沥川面前失态的女人，但我还是有一点点吃醋。
    他向她介绍我：“这是我的妻子谢小秋，她是位非常优秀的职业翻译。”
    “我们已经互相认识了。”
    “米芙，我的堂妺莫亚大学二年级，寒假想到你那里实习一下，可不可以？”
    “打住，Alex。你该不是想送个小间谍过来刺探军情吧？”
    “怎么会呢？本来也有别的去处，只是她太崇拜你了。小姑娘刚上大二，什么也不懂，你让她打打杂、学点基础知识就好。”
    “她会说英语吗？”
    “会法语和德语，英文能听懂，只是说得不太流利。你不是会法语吗？”
    “我的天，我那点法语只够看个时装杂志。要不你付钱，我替她请个翻译？”
    “行，我让她哥付钱吧。”
    “真小气，还是堂兄呢。这点钱也不舍得出。”
    “你批评的是，我应该让她用自己打工的钱请翻译。都这么大了还好意思花家里的钱。”
    “我知道一家宾馆对外国学生优惠。”
    “哦，不麻烦了。我会替她订一家离你们公司最近的宾馆。”
    “离我们公司近？那个黄金地段？”她忽然咯咯地笑起来，“你这堂兄可真要破费了哦。”
    “毕竟是女孩子，出门在外，安全第一。再说干我们这一行，休息好、吃好很重要。”
    “好吧，让她给我打电话，剩下的我来安排，你就放心吧。”她目色含嗔，胸脯挺得高高地，“真是的，Alex，你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告诉我。”
    沥川连忙解释：“很抱歉，我们是在中国举行的婚礼。你什么时候有空来苏黎世？小秋和我一定好好请你吃饭。”
    “最近不去瑞士，Alex，孩子出生摆酒时别忘了我就行。”话说完，意味深长地扫了一眼我的小腹。
    我有点窘，仿佛被刺着痛处，窘迫地看着沥川。
    他倒是淡定自如：“当然。”
    晚宴很丰盛，我却吃得毫无滋味，满脑子都在想IVF。沥川慢慢地喝果汁，我捧着一杯酒在一旁陪笑，心底藏着重重的心事，一不留神喝了个半醉，一回房间就躺下了。沥川还要见一个朋友，送我回来，叮嘱我先休息，转身又出去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再次回来时，我抱着被子坐在大床的中央，认真地对他说：“沥川，我打算进行IVF。”
    我没说“问一问”，或者“试一试”，没给他任何争辩的余地。而且我也没用“我们”这个词，因为这件事——若是纯粹从程序上说——不需要他的参与。
    他将门卡往桌上一放，神色微微惊异，低头想了想说：“我能不能劝你放弃？”
    他改主意了。
    “为什么？”我尽量让自己的口气显得有商量，“这事儿其实不需要你参与。冷冻的精子闲置多年，我不过顺手拿来用一下，浪费了岂不可惜，你说呢？”
    他叹了一口气，坐到我的身边：“第一，做IVF你会被抽很多次血，你有晕血症。”
    “我不晕自己的血，我不怕。”
    “第二，过程繁琐、成功率小、心理压力大，很多人最后都要见心理医生。”
    “成功率小？那就多试几次呗。”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的基因很不好。”
    我皱起眉，从头到脚打量他：“你的基因挺好的哇。英俊漂亮，智商也高。”
    “我的基因里恐怕含有癌症。”
    “嗳，别想太多。我的伯父还死于胃癌呢，我外婆还有关节炎呢。相信我沥川，这只是偶然现象。”
    “小秋，”他默默地看了我一眼，“你的心是无比坚强的。我若有什么不测，你不会过不下去。可是，如果让我的孩子在童年时代面对这些——无论是对她还是对我——都太残忍。你想过了吗？”
    我一时沉默，觉得难以回答。
    可是我硬着脖子说：“我为什么要想消极的事呢？我又不是个消极的人！难道你每画一张图、每设计一栋大楼都会想到它被地震震垮吗？”
    “我当然会想！我的所有设计都强调防震能力。”他忽然换成乞求的语气，“我们能不能过几年再考虑这个问题？”
    “可是——年纪越大怀孕的可能性就越小，要试就得趁早啊。”
    “再等三年，行吗？”他拉着我的手，放到唇边轻轻地吻了吻，“让我确信我的健康足以承担一个父亲的责任——”
    “不！这不是时间的问题啊。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父亲的。就算你出了事，我也可以独自抚养孩子长大的。沥川，想想看，如果咱们有个孩子，那生活——”
    “小秋，请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好吗？”他打断了我的话，声音有点闷，明显地生气了。
    我凝视他的眼睛，坚决地说：“沥川，我要孩子，这一点你无法改变。”
    因为这句话，沥川郁闷了整整一晚上，几乎不和我说话。
    我没料到他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婚后我们也偶尔拌嘴，从未认真吵过什么。我们都无比珍惜这份难得时光。
    第二天沥川做会议报告，我则到楼下游戏机室打了一天的电子游戏，回来时见他一脸苍白，似乎一夜没睡好，我就没再提这事儿。
    会议闭幕之后我们去了陶尔迷小镇，住在一个面朝大海、后靠悬崖的宾馆里。沥川带我去看了这里驰名的火山和海滨浴场。小城上山石荦确、小巷穿梭，到处是石块垒砌的层层台阶。我们特地参观了古希腊剧院的遗迹，古壁坍塌了，新的剧目仍然上演。美丽的海湾、慵懒的街道、四处奔跑的孩童，戴着帽子的老人。沥川全程陪我，这地方他以前来过，所以又当解说又当向导，累得够戗。
    我心软了，回到瑞士整整两周，没提IVF。
    一日黄昏，我开车回家，买了一大堆菜，给沥川烧了一碟他爱吃的鱼，见他还未下班，便拿着水壶到门前的草坪浇花。
    我们的邻居安吉抱着自己三个月的女儿苏菲跟我聊天。
    “安妮，”她说，“苏菲今天可惨了，一整天都在哭，起了一脸一身的疹子，你看看，我心疼坏了。”
    小苏菲脸上红光光的，满是小疙瘩，涂了一层厚厚的凡士林。
    “可怜的苏菲，会很痒吗？”我将孩子接过来，抱在怀里仔细地看，捏住她乱动的小手，“你看她老想抓自己的脸。”
    “是啊，给她剪了指甲，想给她戴个手套，天气太热，她万分不乐意呢。”安吉是本地人，在英国读的大学，虽有浓重的德国腔，英文很灵光。
    “要不把家里的空调开冷一点？”我建议。
    “不成啊，怕她感冒。昨晚她闹得可凶了，我和她爸一夜都没合眼。”
    “原来养孩子这么辛苦啊。”我看着安吉脸上的黑眼圈，叹了一口气。心里却想，怎么辛苦我都愿意啊。可是，养孩子毕竟不是一个人的事，沥川的支持也很重要。我越想越纠结，接下来安吉说了一大堆如何起夜如何喂奶的细节，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只听见了最后一句。
    “……现在累是累，三岁以后就好多了。到时候你还嫌她们长得太快了呢。”
    手臂里那柔软的小东西动了动，扑闪着绿色的大眼睛，长着金黄小卷毛的脑袋软软地贴在我的胸前，嘴里啊啊地叫着，我逗她笑，她也冲我笑，又将自己的手指塞到嘴里吮。我忍不住亲了亲她的小脸，低头一看，胸前的衣服被她的涎水沾湿了一大块儿。
    我连忙说：“嗳，你看她是不是想吃奶了？”
    “刚刚喂过，”安吉说，“其实你家Alex也特别喜欢小孩子。苏菲的姐姐小时候，只要沥川在家就往他家跑，不知道从他那里骗了多少个冰淇淋和巧克力呢。”
    “是啊。”我说。不由得又叹了一口气，我何尝不知道沥川喜欢孩子。
    可是回来之后沥川再也不提孩子的事情了。显然，最近几年内他不打算要小孩。而我则偷偷地在网上查信息，我猜得没错，IVF的产妇年龄越大，成功率越低。
    顿了顿，安吉偏偏又问：“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嗯？如果现在就要的话，她可以和苏菲一起玩儿。咱们两家都省事儿了。养孩子可是体力活，生得越早越好。”
    “是啊。”我含糊地说。
    “王家就两儿子，老大是不生的，老二也没迹象，Alex的爷爷只怕是急坏了吧？”
    还真懂得中国文化，我看着她，哭笑不得。
    因为身上的病，关于孩子的事，全家人都替沥川敏感。闲谈间大家自觉避开这个话题。王家倒不愁有第四代，我们在这里参加了好几个满月派对，送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礼包。正不知如何作答，安吉忽然移目：“哎，你家Alex回来了。”说罢向我的身后招招手，将孩子接了过去。
    我回过头，沥川不知何时已开车回来了，似乎在车边已站了一会儿，我赶紧奔过去，替他接过装笔记本电脑的皮包。
    “今天这么早到家？没堵车啊？”我问。
    “没有。”
    “饭菜都做好了，等着你吃呢。”
    “不是说，等我回来再做吗？”
    “不行，这回我得露一手给你瞧瞧。咱们吃正宗的云南菜，我特意去中国店买了年糕。”
    沥川笑了笑，摸摸我的脸：“安吉的女儿可爱吗？”
    “太可爱了！”我脱口而出，“恨不得天天抱在怀里。”
    语气太兴奋透露了我的心事，怕他发现，我赶紧将话题岔开：“快进屋吧，汤还在炉子上在炖着呢！”
    换了鞋，直奔饭厅坐定，沥川喝下一口汤，忽然说：“小秋，如果你实在喜欢孩子就去IVF吧。我今天刚好有事找医生，顺便问了问。”
    “……”
    “小秋？”
    “……嗯？”
    “干嘛发呆？”
    “你找医生？有什么事？你不舒服吗？”我嗓音干涩，神经紧张地看着他。
    “不不不，别乱想。是我的药吃完了，让他替我再开两瓶。”
    我松了一口气：“哦。”
    “关于IVF，你是想去苏黎世的诊所，还是美国的诊所？”
    “那个……不是说……再等几年吗？”
    “小秋，别太在意我的感觉，你自己的感觉也很重要啊。”
    我怔怔地望着他，心咚咚直跳：“这么说，沥川，你同意IVF？”
    “嗯。”他抚了抚我的肩，“我只是担心你会受折磨。做IVF要去很多次诊所，要做很多的检查，还要吃很多的药，不少药有副作用，这些就也罢了，成功率又这么低——我不想看见你失望。”
    我咧嘴一笑，向他做了一个OK的姿势：“没关系的。这段时间我正好有空，老板说既然我不在昆明，会尽量少安排我一些活儿，剩下时间我就专心造人啦。”
    见我这么开心，他也笑了：“那我们去加州的西奈山吧，那里有很好的诊所。只是——医生说，他担心精子在运输过程中会出问题。”
    “咱这儿——苏黎世——就没有诊所了？能不能就在这里做呢？”
    “他倒是向我推荐了一位辛格医生，他的诊所目前是瑞士IVF最高成功率的保持者。”
    “那是多少？”
    “39%。当然如果算上精子的活力，还要打很大的折扣。”
    “嘿嘿！”我拍了拍他的脸，“不要紧，一次不行就两次嘛，你有钱，我有身体，早晚会成功的。”
    “……”
    沥川没有告诉我更多。我在英特网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数据显示，IVF对夫妇的情绪和心理会有很大的冲击。如果失败，百分之六十的夫妇会出现情绪失控：忧郁、焦虑、愤怒、失眠、争吵……百分之十三的女性会产生自杀念头。且不说由此付出的职业、时间、经济、情感和夫妻关系上的种种代价。
    我拒绝想这么多。在我谢小秋的幸福蓝图中始终有沥川和我们的孩子。不然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这个观点有点老旧，但我绝不放弃任何机会。
    我想了想，对沥川说：“那你有辛格医生的电话吗？”
    他点点头。
    “我马上和他约时间，尽快开始。”我说，“这事从头到尾你都不要参加，我一个人可以承受失败的压力。如果加上一个你就扛不住了。”
    “那怎么行？这是咱俩的事儿。”他的脸硬了硬，“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诊所的。”
    “哎，你这么忙，没有那么多时间陪我。IVF的周期很长的。”
    “不长。一次大约三周的样子。”
    “那还不长吗？你手头上有多少个项目？都是有截止期的吧？这种事很让人分心的。”
    “没事，我若不陪着你，万一不顺利，你会想不开的。”
    这话又戳中了我，我一跳三尺高：“哈，又来了！我有这么脆弱吗？”
    “你有。”
    我不服气，过去掐他的脖子，不让他说话：“说定了，我一个人去。成不成的一定告诉你结果。”
    “你去不了，没我不行。”沥川说，“这医生的英文只怕你听不懂。我已答应你做IVF了，你也要让一步，让我陪你去。”
    “不。我一个人去。我会向你汇报进展。”
    “小秋——”
    “别再说了，沥川，我意已决。祝贺你找到了一位意志坚强的妻子。”
    翌日我独自驾车去见辛格医生。沥川说得没错，辛格能说流利的英语，却带有浓重的德国口音。常人多半听不懂，可是我不一样啊。我是训练有素的翻译，交谈片刻就掌握了他的发音方式。比如好多w的音你要理解成v，d要理解成th。F打头的单词要换成v，“fery good”就是“very good”了。简单换算几次，我们已能交谈无碍。
    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和病史之后，辛格医生发给了我一套检查LH荷尔蒙分泌的试条，让我测算自己的排卵期。我同时开始吃避孕药，据他说是为了提高卵巢的反应性，以便月经准时来临。
    一切顺利，月信初至，我去诊所进行了抽血和超生波检查。医生对我的健康十分满意。我的子宫也没有任何问题。于是他们开始在我身上注射促排卵药。这种注射需要一天三次，持续十天，由沥川请护士在家中完成。此外还有相当频繁的血液和B超检查。
    卵子在严密的监控中逐渐成熟。
    时机一到，医生给我注射了一种简称HCG的激素，告诉我三十六个小时之后开始进行穿刺取卵。名字听起来吓人，由于使用了麻醉，整个过程我基本上是睡过去的，没有任何感觉。完成之后只是觉得小腹微微有些痛疼，医生说这是正常现象。
    由于好奇和信心十足，所有的检查我都积极配合。IVF的过程果然繁琐，有时一天要去几趟，有时天天都要去。我让沥川仍旧去公司上班，不必次次陪我。有时检查完毕，我会在停车场上见到等我的沥川，但我拒绝他陪我见医生和做各项检查。辛格告诉我，沥川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他一天至少打一次电话，询问所有的细节和程序。穿刺那一天，他一直守在手术室的门外。见我衣冠楚楚地出来，笑而不语。后来的几天他都显得很轻松，大约是被我满不在乎的精神感染了。
    三天后，三个健康的胚胎被植回我的子宫。这次不算外科手术，不需要麻醉，我也不觉得很痛。结束后医生让我在床上静静地躺几个小时，沥川给我带了一本侦探小说，我读了几页，看不进去，和他聊天。
    看得出他的淡定是装出来的，因为他不肯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而是拄着手杖在病房里走来走去。我悄悄地想，十四天之后的孕检他会不会更紧张？
    “哎，沥川，别担心。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我信心十足地向他举拳。
    他抓我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摩挲：“答应我，小秋，就试这一次好吗？如果不成功就不再试了。”
    “为什么？”
    “看见你天天这样又是打针又是抽血，我快崩溃了。”
    “奇怪，打针和抽血，这不是以前你经常干的事吗？我觉得你至少比我习惯啊！”
    “我不习惯。”他轻声说，“上次你的腿手术，我在医院外面站了一夜。后来你越病越重，我每次看见那个艾松都想掐死他，到现在一想这事儿我还恨他。”
    “那你当时进来看我嘛，真是的，那么狠心。我当时可是恨死你啦。”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想……也许那样你会快些……投入到艾松的怀抱。”
    “你少来啦！像我这样意志坚定的人，是不会轻易改弦易辙的。”
    “改什么？”他没听懂。
    “改变目标的。”
    “小秋，你的意志真坚定，我真是太佩服你了。放在革命年代你就是个英雄了。如果是抗美援朝，碉堡都不知道被你炸了多少个了。我惨淡凄凉的人生，就靠你来指点我前进了。”
    “沥川，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贫嘴了？”
    回家的时候我拉着沥川拐进一家婴儿用品商店，买了一套粉红色的小衣服。
    我们都喜欢女孩。
    沥川一声不响地去柜台交钱，热情的售货员向我积极推销：“这位太太，你们的婴儿车买了吗？奶瓶买了吗？初生婴儿的尿布买了吗？还有包婴儿的小绵毯、小帽子、小手套？电动吸奶器？婴儿床？全套的发声小玩具？”
    沥川神色极淡：“不着急。”
    “本店这周有酬宾活动，所有商品一律八折，不要错过时机哟！”
    “嗯，”我笑了笑，将一双玻璃奶瓶扔进购物车，“那就再买对奶瓶吧。”
    “好呐！”
    沥川瞪了我一眼。
    “瞪什么，实在生不出孩子，这瓶子也可以用来装酱油的。”
    转眼到了第十四日，晨起用试纸验孕，我失魂落迫地从洗手间走出来。
    没有我期待的符号。
    沥川上前拥抱我，低声安慰。
    “先别气馁，试纸会有失误，血检的结果才最可信。”我看着纸盒上大大的几个“99.9%的准确率”不信邪地说。
    沥川没说什么，带我驾车去诊所，去得太早没开门，我们在门外的咖啡馆里枯坐，等了足足一个半小时。
    抽完血后，沥川带我去了附近的一家法国餐馆。我并不是很喜欢法国菜，不是因为不好吃，而是因为量太少。我怀疑法国厨师都是练过太极的，若大一个白色的碟子，当中一小块鱼，配上各种颜色的汤汁，堆成很艺术的形状，很别致地呈上来。味道不错，就是吃完了还饿，不得不用甜点塞肚子。
    可是法国菜的确能耗时间。开胃菜、汤、鱼、烧烤、沙拉、甜点一道一道地上，我强掩着心底巨大的失落和焦躁，保持镇定地和沥川闲扯。
    我甚至给他讲了三个国产小笑话。
    沥川不怎么听得懂，我一个一个地解释给他听。
    “别着急，小秋。”他握了握我的手，“等会儿我去看看新闻，看什么地方有龙卷风了、水灾了、地震了，咱们可以去领养几个孤儿，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谁说我着急了？我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过了一天，血检结果出来了。没有怀孕。
    辛格说，失败是很正常的，毕竟IVF的成功率真连一半都没有。何况沥川的精子质量并不特别好。他建议我先休息一段时间，心态和体力都调整好了再说。
    他没有建议我做第二次，看来沥川给他施加了压力。
    我坚决摇头：“我不等，马上开始第二轮。”
    辛格看了看沥川，说：“你太太很有主见。”
    沥川苦笑：“是的，没人能改变她的决定。不过，凡是我妻子想要的东西，最后都能得到。”
    直到第四次IVF我才得到怀孕的消息。那时沥川已开始了他的第二轮心理治疗。屡次失败对他来说打击惨重。而我在失败之后的强颜欢笑和伪装乐观更让他心痛如割。他开始频繁失眠、皮肤过敏、而且越来越沉默寡言。霁川怀疑他得了抑郁症，强拉着他去看了几次心理医生。
    其实沥川的心理素质极其坚强，不然早就被癌症击垮了。可是他同时又是个情感丰富、善于内省的人，尤其不能看见亲人受苦。他总把这一切都想成是自己的过错，然后沉浸在不安和自责之中。霁川和René开始轮流劝我放弃IVF：“你们可以收养孩子嘛，想要几个都可以，沥川绝对支持你。”
    我知道，他们担心沥川的健康，怕他承受不了IVF失败的打击而出现病情恶化。
    于是我说：“这样吧，我对沥川宣布放弃IVF。然后你们俩将他弄到别的国家去住两个月。”
    两个人看我的眼神好像我是个疯子。齐齐地说：“那你呢？你究竟是什么打算？”
    我一抱胳膊：“留在这里，换一家诊所，继续IVF。只是一切都向他隐瞒，免得他过度担心。”
    “小秋，”霁川气得直咬牙，“你就不可以改变主意吗？”
    “不可以。”
    人的忍受力真是有弹性。沥川如此紧张，明明从头到尾受折腾的人是我，我却感觉麻木。
    霁川勉强配合我的计划，找个工程将沥川诓到巴西住了两个月。而我则声称自己不适应巴西的气候，且手头接了一本书的翻译，宁愿在家里等他回来。
    René连忙也说，我刚做完IVF，需要多多休息，不合适跟着沥川坐飞机东奔西走。
    就这么瞒天过海了两个月，沥川从墨西哥回来，我在机场上喜滋滋地向他报告了怀孕的消息。
    天天跑工地，晒得黑头黑脑，我差点没认出他。但这消息让他吓了一跳，兴奋得脸都红了，将行李往地上一扔，悄悄将我拉到一边，问道：“小秋，你不听我的话又去IVF了？”
    “是的，原谅我吧，阿门。”
    “医生……他怎么说？”
    “我换了一个医生，一切正常。还有，把耳朵低下来，”我小声说，“是双胞胎。”
    “真的吗？”他一把搂住我，“天啊！这不是梦吧！”
    “当然不是！”
    就分娩的过程来说，除了需要注射一段时间的孕酮以及不时需要进行血液和B超检查之外，通过IVF怀孕和一般的怀孕并无很大区别。这其间我们的各种担心——担心我的健康、担心IVF引发的综合症、担心流产、担心胎儿异常——一切的担心在医疗数据都指向正常之后渐渐消失。像所有将要做父母的夫妇一样，我们进入了兴奋的待产期。
    八周之后，我离开了IVF的专门诊所，被转入到一位普通的妇科医生手中。
    “沥川，现在我是普通产妇了。”我激动地说，“我终于成了普通产妇！”
    是啊，此时此刻，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做个普通人，拥有普通人该有的一切。
    我们很快知道那是一对女儿，给她们起名为安安和宁宁。
    健康和幸福，这是我们对孩子此生的最大期望。
    沥川和我一起去上了一门“如何第一次当父母”的课。这是政府资助的项目，我们和许多同样的夫妇在一起学习分娩的技巧和新生婴儿的常识，一起看分娩的录相。回家的路上我问沥川有何感想，沥川说：“嗯，过程相当血腥。”
    “是的，我本来不害怕的，现在有些怕了。”
    “或许你愿意考虑剖腹产？”他建议，“毕竟这是你的第一次，又是两个孩子。”
    “我可以正常生产，要相信大自然的力量嘛！”
    “那就——早点打麻药？要不你会像电视里的女人那样惨叫的。”
    “不要麻醉。我姨妈说，麻醉有副作用，对胎儿不好，产妇恢复得慢。”
    “小秋，自从IVF之后，你觉不觉自己变得很霸道？”
    “哼，我霸道有资本呀！我成功啦！”
    “那你能让我来开车不？这么大的肚子你也不嫌开车累得慌？”
    “不累。我喜欢开车，这车大，开着也舒服。你老实坐着，好好休息。”
    “你真是变成女王了……”
    没想到分娩的日子提前到来。
    那天离预产期还差五天，吃完晚饭我们一起出去散步，走着走着我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了？不舒服？”
    “我想……可能是破水了。”我吐了吐舌头。
    “我去叫救护车。”他掏出手机。
    “别叫了，咱们自己走回去，你开车送我不就成了？”我说，“你不记得老师说，就算破了水，离生孩子还差得远。去了医院没准还会被请回来呢。”
    沥川紧张地看着我：“你……你还能走？”
    “能啊。”
    “会不会现在就要生了？”
    “那有那么快？医生不是说第一胎特别慢吗？一般都要七八个小时的。”
    “双胞胎会快点吧？”
    我拉着他飞快走回院子，坐上车。沥川说：“等等，我去拿准备好的东西。”
    我们将新生儿用品准备好了一个大包，就放在门口，随时待命。
    沥川拎着一个大包出来，我发现他在包里还塞了三个网球。
    车开得飞快，我问他：“你带网球干嘛？”
    “不是说背痛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按摩吗？”
    “有这种说法吗？”
    “那堂课你没去。讲如何给孕妇按摩减轻疼痛的。”
    “就靠这三个小球？你也信？”
    “总之你肯定会痛，我就用这个给你按按。”
    进了医院，产科医生曼菲尔先生已经到了，寒暄了几句，做了检查，说既然破了水就今天生吧，先打催产素。
    那是位男医生，长得五大三粗，说话不紧不慢，看形象特像码头工人。
    宫缩开始的时候，我痛得乱叫，坚持不打麻药。
    “天啊，怎么能这么痛呢？”见我阵阵哀嚎，女护士看了我一眼，笑道：“才开一指就痛成这样，你还坚持不要麻醉。”言下之意，自找苦吃。
    “那就请麻醉师来吧。”沥川说，“请他立即来好吗？我觉得我太太快受不了了。”
    “不要啊……我再忍受一下……”
    沥川不理我，对医生说：“请立即给她麻醉。”
    他的声音很果断，几乎是在吼。
    有针刺入我的脊背。痛感立即消失了，但仍然感觉得到一阵阵宫缩。
    产房里只有一位女护士在教我如何用力，如何呼吸，不停地说“push， push， push， push...”
    她的声音又尖又大，一声高似一声，似乎觉得我不够用力。
    我趁空问沥川：“怎么这里就她一个人啊，难道没别人了吗？医生呢？”
    “是这样。现在产道还没完全打开，这位助产士帮你用力，快要出来的时候她会通知医生的。”
    “这样啊……太不重视了……我这可是双胞胎啊。”
    “这个过程很长的，有时要花好几个钟头，没理由让医生大人干等着啊。再说，他很大牌的，一般最后几分钟才会来。当然，中间他会来查房，看看表格什么的。我堂姐生孩子的时候就是这样。”
    “那他现在干什么？睡觉吗？”
    “可能在打游戏。我刚才看见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PSP。”
    “闹心死了，遇见这种不务正业的医生！”我用中文低声骂道。
    过程果然漫长。
    一直到半夜三点四十分，曼菲尔医生才姗姗来迟。我正做完push，闭眼休息。再睁眼时，屋里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大群人，曼菲尔和沥川不算，除了六位护士，还有一位儿科大夫，负责新生儿的检查。
    三点五十七分，老大安安出来了。四点零六分，老二宁宁也出来了。
    一切顺利。
    激动的沥川被医生拉住剪脐带。剪了几次都没剪断，后来他说，他下不手，脐带又软又滑，构造看上去比电缆还复杂，他都不忍心剪断。
    产房里万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我却因为出血而感到虚脱。那一刻沥川紧紧握住我的手，而我却看向窗隙一角墨蓝色的星空。
    我听见婴儿呱呱的啼声，听见沥川告诉我她们是多么地完美。
    我看见两张手掌大小的脸蛋。
    “恭喜你！王太太！是一双美丽的女儿。”医生对我说。
    我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是我太贪婪了吗？是我向老天要得太多了吗？
    如果我不要，这些会得到吗？
    安安和宁宁，谢谢你们给了我和沥川做父母的机会。感谢苍天，送来这份珍贵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