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道带着贾聪明，屁滚尿流地走了。王公道和贾聪明走后，郑重镇定下来，决定给市长马文彬打个电话。马文彬正在北京开人代会。上次给他打电话时，告诉他李雪莲的事情圆满解决了，她要跟人结婚了，还得到马文彬的表扬；没想到两天过后，又鸡飞蛋打；但郑重不敢瞒情不报，上回李雪莲从家逃跑，郑重想遮掩一时，后来被马文彬知道了，主动给郑重打了个电话，郑重马上陷入被动，让马文彬说出“有些失望”的话。这次李雪莲逃跑，情况比上次还严重；上次从家里逃跑，是就上访而上访；这回与赵大头闹翻，心里还憋着一肚子气；上回逃跑人代会还没开幕，现在人代会正开得如火如荼；如汇报晚了，再让马文彬知道了，马文彬就不是“有些失望”，会是“彻底失望”；事情就无可挽回了。不是说李雪莲的事无可挽回，而是郑重的政治生命就无可挽回了。但拿起电话，他又有些心惊胆战，两天前说事情已圆满解决，两天后突然又节外生枝，事情像打烧饼一样翻来覆去，就算及时汇报了，马文彬也会气不打一处来，就像郑重对王公道和贾聪明气不打一处来一样。拿起电话，又放下了。如此三次，他动了个心眼儿，没有马上给马文彬打电话，改成给市政府秘书长打电话；市长马文彬在北京开会，秘书长也跟他去了北京；想先探一下秘书长的口气，然后再斟酌向马文彬怎么说。这时郑重又感叹，过去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在邻县当常务副县长时，曾处理过群众围攻县政府的事；没想到调到这个县当县长，遇到一个李雪莲，被她的事情折腾得前怕狼后怕虎。他不明白的是，李雪莲闹的是婚姻的事，二十年来，各级政府怎么插手到人家的家务事里了？而且越插越深；李雪莲本是一农村妇女，她的一举一动，怎么就牵着各级领导的鼻子走了？这过程是怎么演变的？大家到底怕什么呢？郑重一时想不明白。但感叹归感叹，事情迫在眉睫，又不能不马上处理；事情虽然拧巴，但又得按拧巴来。电话打通，郑重向秘书长汇报了李雪莲事情又翻烧饼的情况，秘书长也吃了一惊：
    “那个妇女不是要结婚了吗？怎么又要告状呢？”
    郑重没敢汇报贾聪明为一己之私，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向上级汇报情况，说下级无能，等于在说自己无能，也属节外生枝；便说：
    “本来他们就要结婚了，两人在外地闹了些矛盾，这女的就又跑了。”
    把责任推到了赵大头和李雪莲头上。秘书长：
    “这事有些被动呀。”
    郑重忙跟着说：
    “可不有些被动。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我们也料不到呀。”
    秘书长：
    “我说的被动，不是这个被动。昨天晚上，马市长陪省长吃饭，省长在饭桌上，也问到‘小白菜’的事，马市长便把‘小白菜’要结婚的事当笑话说了；当时省长笑了，其他领导也笑了。一天过去，笑话真成了笑话，让马市长怎么再向省长解释呢？”
    郑重听后，出了一身冷汗。郑重明白，事情比自己想象的，更加严重了；事态已经从市长扩大到了省长。事情总在翻烧饼，郑重不好向市长解释是一回事，连带市长不好向省长解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只是郑重不好向市长解释，市长不过对他“有些失望”；连带市长不好向省长解释，市长对他就不是“有些失望”，也不是“彻底失望”，说不定马上就会采取组织措施。马文彬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从来都是雷厉风行。虽然郑重也是马文彬提拔的，但此一时彼一时，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郑重浑身上下的衣服全湿透了。他先向秘书长检讨：
    “秘书长，是我工作没做好，给领导惹这么大的祸。”
    又说：
    “秘书长，事到如今，该怎么办呀？”
    又哀求：
    “您也是我的老领导，不能见死不救呀。”
    秘书长倒是个忠厚人，也替郑重想，沉吟半天，在电话里说：
    “事到如今，只能用笨办法了。”
    郑重：
    “啥笨办法？”
    秘书长：
    “你从县里多抽些警力，换成便衣，让他们在李雪莲之前，赶到北京，在大会堂四周，悄悄撒上一层网。”
    又说：
    “当然，北京的警力，在大会堂四周，已有一层网，你把网撒在他们外边；如李雪莲要冲大会堂，在北京警方抓住她之前，我们先抓住她。”
    又说：
    “只要李雪莲不在大会堂出事，哪怕在北京别的地方出事，性质都不会那么严重了。”
    又说：
    “就当保卫大会堂吧。”
    郑重听后，也眼前一亮，觉得秘书长的主意高明，马上兴奋地说：
    “我代表全县一百多万人民，感谢秘书长的大恩大德。”
    又说：
    “我马上去布置警力。”
    又说：
    “还求秘书长一件事，这事能不能先不告诉马市长，我们尽量在我们的范围内解决。马市长的脾气，您也知道。”
    马上又说：
    “当然，我也知道，这么做，您替我们担着好大责任。”
    秘书长：
    “我尽量吧。但关键还在你们，这网要布成铜墙铁壁。”
    郑重：
    “请秘书长放心，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误，这回再不能让它出纰漏，我们一定布成铜墙铁壁，就是一只蛾子，也不会让它飞过去。”
    与秘书长通完电话，郑重马上将县公安局长叫来，让他马上抽调几十名警察到北京去，换成便衣，在人民大会堂四周，在北京警力之外，再布上一层网，抓到李雪莲。郑重：
    “上回，就是你们把李雪莲放跑的，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这回再出纰漏，就不是撤你职的问题了，我直接把你当成李雪莲抓起来！”
    上回在警察手里跑了李雪莲，公安局长已如惊弓之鸟；后来听说跑掉的李雪莲，又要与人结婚了，不再告状了，才松了一口气；接着听说李雪莲又跑了，马上又紧张起来；虽说李雪莲第二回跑跟警察没关联，属节外生枝，但没有第一回跑，哪来第二回跑呢？现在见郑重脸色严峻，马上说：
    “请郑县长放心，我马上抽调人，坐火车赶到北京。”
    郑重又火了：
    “火烧屁股了，还坐个火车，不能坐飞机呀？”
    又说：
    “事到如今，时间就是生命。”
    公安局长马上说：
    “马上坐飞机，马上坐飞机。”
    又解释：
    “办案经费紧张，以前没这习惯。”
    这时郑重多了个心眼儿，往北京派警力布网的事，他不准备告诉法院院长王公道，仍让王公道带领法院系统的人，去北京大街小巷寻找李雪莲。双箭齐发，也算笨办法。郑重又对公安局长交代：
    “这是秘密行动，不准告诉任何人，连法院也不能告诉。”
    公安局长：
    “别说法院，我连亲爹都不告诉。”
    屁滚尿流地走了。
    十一
    王公道带领法院十四个人，已经来北京三天了，还没有找到李雪莲。王公道并不知道县里又派了几十名警察，在人民大会堂四周撒了一层网，以为寻找李雪莲的任务，全在他们这拨人身上。十四个随员，加上王公道，共十五个人，三人一组，分成五组，在北京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其中两个随员，往年来北京找过李雪莲，便由这两个随员，带两组人，去搜查李雪莲往年住过的小旅馆。这些小旅馆，大都藏在破旧的胡同深处，或在大楼的地下室里，又脏又臭。除了旅馆，还有李雪莲在北京认识的老乡，开小饭馆的，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在北京卖菜的，或在北京街头捡破烂的，凡能找到的人，都寻访到了。该寻访的地方和人都寻访到了，不见李雪莲一丝线索。另外三组人，集中搜查北京所有的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一是盼着李雪莲到京比他们晚，来个守株待兔；二是揣想李雪莲在北京住不起旅馆，夜里到火车站或汽车站的屋檐下歇息。但三天下来，火车站、汽车站换了千百万人，没有一个是李雪莲。天天找人不见人，王公道便把火发到了贾聪明头上。来北京找李雪莲，贾聪明本不想来，王公道像县长郑重逼他一样，训斥贾聪明：
    “你哪能不去北京呢，你是始作俑者呀，不是你，今年整个法院都跟找人没关系。你为一己之私，毁的不是你自己，而是整个法院，你还想躲？”
    又说：
    “不是你去不去寻人的问题，是你寻到寻不到人的问题。如果寻不到李雪莲，在县长把我撤职之前，我不撤你专委的职，我请示中院，开除你的公职。”
    贾聪明自知理亏，只好哭丧着脸来了。也是想戴罪立功，寻起人来，劲头倒蛮大。但一个人能不能找到，和找人劲头大小是两回事。连李雪莲是否到京都不知道，就是到京了，连她的住处都摸不准，满世界乱找有啥用呢？不找人，不知北京之大；不找人，不知北京人多；茫茫人海中，似乎找到是一种偶然，找不到倒成了必然。找不到人，就得继续找；何时人能找到，没有丝毫的把握。也跟北京的警方接上了头，凡去一个旅馆，或一个建筑工地，或一个菜市场，或一帮捡破烂者的居住地，都和那里的街道派出所取得了联系；所有火车站、汽车站的派出所也都去过；拿出李雪莲的照片，让人家辨认。一是北京正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北京角角落落的警察都忙；二是来北京像他们一样寻人的，全国各地都有；此类案件，并不是他们一家独有；北京的警察就顾不过来。因为忙，对外地的求助者就爱答不理。你拿出一张县法院的介绍信，还有拿市政府、省政府介绍信的呢；王公道等人还有些气馁。倒是有几处北京的警察，看了他们的介绍信，还感到奇怪：
    “找人应该是公安呀，法院的人怎么上了？”
    这时王公道便气不打一处来，指着贾聪明：
    “你问他呀！”
    倒弄得北京的警察一愣。贾聪明像罪犯一样，羞得连地缝都想钻进去。不但王公道对贾聪明没好气，来北京找人的其他十三个同事，也皆埋怨贾聪明无事生非，为了自己当副院长，把大家都带入了火坑。到北京找人，不同于到北京旅游看风景；旅游心里无事，就是个玩，找人一脑门子官司；旅游一天早早就歇着了，大家找李雪莲天天找到凌晨两点；凌晨，才好在小旅馆、汽车站或火车站堵人；皆累得眼冒金星。这天找到凌晨两点，回到宾馆，大家又累又饿，鸡一嘴鸭一嘴，又埋怨起贾聪明。贾聪明为了向大家赎罪，提出请大家吃夜宵。大家便问吃什么，如每人一碗馄饨，也就别费这劲了，还不如早点歇着；贾聪明便允大家鸡鸭鱼肉，样样俱全，再上几瓶白酒。好不容易把大家吆喝上，贾聪明又去王公道的房间喊王公道。王公道却寒着脸说：
    “人没找到，还有心思吃饭？”
    但一眼就能看出，王公道不去吃这饭，不单惦着找人，更主要的，是不想给贾聪明面子。如吃饭院长不去，这饭不等于白请了？贾聪明又拉下脸求王公道：
    “王院长，知你心里有气，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吧。”
    又故意扇了自己一巴掌：
    “啥也别说了，都是我爹害了我，当初让我帮领导解决难事和急事的主意，就是他出的。”
    王公道这才磨磨蹭蹭，跟大家去吃饭。唯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三天没找到李雪莲，三天过去，李雪莲在北京也没有出事。王公道盼着，哪怕这么瞎子摸象再找十天呢，只要十天李雪莲不出事，那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闭幕了，就算找不到李雪莲，也能回去交差了。县长郑重一天一个电话，追问李雪莲抓到没有；虽然三天没抓到，王公道把只要再有十天不出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闭幕，大家也能交差过关的道理讲了；没想到郑重在电话那头发了火：
    “胡说，有这思想，就肯定会出纰漏。”
    又说：
    “腿在李雪莲身上长着，脚在李雪莲腿上长着，你咋能保证她十天不出事？”
    又说：
    “现在人代会才开到三分之一，越到后面，越容易出事，可不敢麻痹大意。还是那句话，抓不到人，你带着辞职书来见我！”
    王公道唯唯连声。但抓一个人，哪是那么容易的？人当然还是要抓，同时盼着李雪莲不出事，也不能算错。
    天天找李雪莲到凌晨两点，夜里风寒，找人找到第四天，两个随员病了。白天还只是咳嗽，到了半夜，发烧三十九度五。王公道忙让人把他们送到医院打点滴。折腾到第二天早上，高烧仍不退，又大声咳嗽，一人还咳出几条血丝。第二天找人，不但病倒的两个人不能上街，还得另抽一个人在医院照看他们。本是五个小组，缺了三个人，王公道只好把剩下的人，临时编成四个小组。另有一个随员老侯，突然又闹着回家，说再过一周，是他老娘去世三周年的日子；他爹死得早，他从小由寡妇娘带大；三周年的事，还指着他张罗呢。又噘着嘴说，原以为找人也就三五天的事，谁知成了持久战。听说老侯闹回家，其他随员也人心浮动。王公道开始批评老侯，是个人利益重要，还是工作重要？放到平时，不但让老侯请假操办他老娘的三周年，正日子那天，王公道还会亲临现场呢；问题是李雪莲又到北京告状，国家正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要，还是你娘的三周年重要？身为国家干部，不知道孰轻孰重？像剃头挑子一样，不知道哪头轻哪头沉？哪头冷哪头热？是什么原因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你娘的三周年连在了一起？正是李雪莲告状；要恨，你就恨李雪莲吧。又许诺，若老侯以大局为重，不再回去参加老娘的三周年，继续留在北京抓李雪莲，待抓住李雪莲，老侯由助理审判员升审判员的事，回去法院党组就研究。连打带哄，软硬兼施，才将老侯留住，也才平息了大家的情绪，稳定了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