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你们碍着我了。”阿塞夫说。看到他从裤兜里掏出那个东西,我的心开始下沉。当然,他掏出来的是那黄铜色的不锈钢拳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你们严重地碍着我。实际上,你比这个哈扎拉小子更加碍着我。你怎么可以跟他说话,跟他玩耍,让他碰你?”他的声音充满了嫌恶。瓦里和卡莫点头以示同意,随声附和。阿塞夫双眉一皱,摇摇头。他再次说话的时候,声音显得跟他的表情一样困惑。“你怎么可以当他是‘朋友’?”
可是他并非我的朋友!我几乎冲口说出。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吗?当然没有,我没有想过。我对哈桑很好,就像对待朋友,甚至还要更好,像是兄弟。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何以每逢爸爸的朋友带着他们的孩子来拜访,我玩游戏的时候从来没喊上哈桑?为什么我只有在身边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才和哈桑玩耍?
阿塞夫戴上他的不锈钢拳套,冷冷瞟了我一眼。“你也是个问题,阿米尔。如果没有你和你父亲这样的白痴,收容这些哈扎拉人,我们早就可以清除他们了。他们全都应该去哈扎拉贾特【hazarajat,阿富汗中部山区,为哈扎拉人聚居地】,在那个属于他们的地方烂掉。你是个阿富汗败类。”
我看着他那狂妄的眼睛,看懂了他的眼色,他是真的要伤害我。阿塞夫举起拳头,向我走来。
我背后传来一阵急遽的活动声音。我眼角一瞄,看见哈桑弯下腰,迅速地站起来。阿塞夫朝我身后望去,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我看见瓦里和卡莫也看着我身后,眼里同样带着震惊的神色。
我转过身,正好看到哈桑的弹弓。哈桑把那根橡皮带满满拉开,弓上是一块核桃大小的石头。哈桑用弹弓对着阿塞夫的脸,他用尽力气拉着弹弓,双手颤抖,汗珠在额头上渗出来。
“请让我们走,少爷。”哈桑语气平静地说。他称呼阿塞夫为少爷,有个念头在我脑里一闪而过:带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生活在一个等级分明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滋味?
阿塞夫咬牙切齿:“放下来,你这个没有老娘的哈扎拉小子。”
“请放过我们,少爷。”哈桑说。
阿塞夫笑起来:“难道你没有看到吗?我们有三个人,你们只有两个。”
哈桑耸耸肩。在外人看来,他镇定自若,但哈桑的脸是我从小就看惯了的,我清楚它所有细微的变化,他脸上任何一丝颤动都躲不过我的眼睛。我看得出他很害怕,非常害怕。
“是的,少爷。但也许你没有看到,拉着弹弓的人是我。如果你敢动一动,他们会改掉你的花名,不再叫你‘吃耳朵的阿塞夫’,而是叫你‘独眼龙阿塞夫’。因为我这块石头对准你的左眼。”他泰然自若地说着,就算是我,也要费尽力气才能听得出他平静的声音下面的恐惧。
阿塞夫的嘴巴抽搐了一下。瓦里和卡莫看到强弱易势,简直无法置信,有人在挑战他们的神,羞辱他。更糟糕的是,这个家伙居然是个瘦小的哈扎拉人。阿塞夫看看那块石头,又看看哈桑。他仔细看着哈桑的脸,他所看到的,一定让他相信哈桑并非妄言恫吓,因为他放下了拳头。
“你应该对我有所了解,哈扎拉人。”阿塞夫阴沉着脸说,“我是个非常有耐心的人。今天这事可没完,相信我。”他转向我,“我跟你也没完,阿米尔。总有一天,我会亲自让你尝尝我的厉害。”阿塞夫退了一步,他的跟班也是。
“你的哈扎拉人今天犯了大错,阿米尔。”他说,然后转身离开。我看着他们走下山,消失在一堵墙壁之后。
哈桑双手颤抖,努力把弹弓插回腰间。他的双唇弯起,或是想露出一个安心的微笑吧。他试了五次,才把弹弓系在裤子上。我们脚步沉重地走回家,深知阿塞夫和他的朋友很可能在某个拐角处等着收拾我们,没有人开口说话。他们没有,那应该让我们松一口气。但是我们没有,根本就没有。
在随后几年,喀布尔的人们不时将“经济发展”、“改革”之类的词挂在嘴边。君主立宪制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共和国总统领导下的共和制。有那么一阵,这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也有各种远大目标,人们谈论着妇女权利和现代科技。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尽管喀布尔的皇宫换了新主人,生活仍和过去并无二致。人们依旧从周六到周四上班,依旧每逢周五聚集在公园、喀尔卡湖边或者帕格曼公园野餐。五颜六色的公共汽车和货车载满乘客,在喀布尔狭窄的街道上川流不息,司机的助手跨坐在后面的保险杠上,用口音浓重的喀布尔方言大声叫嚷,替司机指引方向。到了为期三天的开斋节,斋戒月【回历的第九个月为斋戒月】之后的节日,喀布尔人穿上他们最新、最好的衣服,相互拜访。人们拥抱,亲吻,互祝“开斋节快乐”。儿童拆开礼物,玩着染色的水煮蛋。
1974年初冬,有一天哈桑和我在院子里嬉闹,用雪堆一座城堡。这时阿里唤他进屋:“哈桑,老爷想跟你说话!”他身穿白色衣服,站在门口,双手缩在腋下,嘴里呼出白气。
哈桑和我相视而笑。我们整天都在等他的传唤:那天是哈桑的生日。“那是什么,爸爸?你知道吗?可以告诉我们吗?”哈桑说,眼里洋溢着快乐。
阿里耸耸肩:“老爷没有告诉我。”
“别这样嘛,阿里,跟我们说说。”我催他,“一本图画册吗?还是一把新手枪?”
跟哈桑一样,阿里也不善说谎。每年我们生日,他都假装不知道爸爸买了什么礼物。每年他的眼神都出卖他,我们都能从他口里将礼物套出来。不过这次他看来似乎真的不知道。
爸爸从来不会忘记哈桑的生日。曾经,他经常问哈桑想要什么,但后来他就不问了,因为哈桑要的东西太过细微,简直不能被称之为礼物,所以每年冬天爸爸自行挑选些东西。有一年他给买了一套日本的玩具车。上一年,爸爸让哈桑喜出望外,给他买了一顶毛皮牛仔帽,克林特·伊斯伍德带着这种帽子演出了《黄金三镖客》——这部电影取代了《七侠荡寇志》,成为我们最喜爱的西部片。整整一个冬天,哈桑和我轮流戴那顶帽子,唱着那首著名的电影主题曲,爬上雪堆,打雪仗。
我们在前门脱掉手套,擦掉靴子上的雪。我们走进门廊,看到爸爸坐在炭火熊熊的铁炉前面,旁边坐着一个矮小的秃头印度人,他穿着棕色西装,系着红领带。
“哈桑,”爸爸说,脸上带着不好意思的微笑,“来见见你的生日礼物。”
哈桑和我茫然对视。那儿没有见到任何包着礼物的盒子,没有袋子,没有玩具,只有站在我们后面的阿里,还有爸爸,和那个看上去像数学老师的印度人。
身穿棕色西装的印度人微笑着,朝哈桑伸出手。“我是库玛大夫,”他说,“很高兴见到你。”他的法尔西语带着浓厚的印度卷舌音。
“你好。”哈桑惴惴说。他礼貌地点点头,但眼睛却望向站在他后面的父亲。阿里上前一步,把手放在哈桑肩膀上。
爸爸望着哈桑迷惑不解的眼睛:“我从新德里请来库玛大夫,库玛大夫是名整容外科医生。”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个印度人——库玛大夫说。
哈桑摇摇头。他带着询问的眼色望向我,但我耸耸肩。我只知道,人们要是得了阑尾炎,就得去找外科医生医治。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此前一年,有个同学死于阑尾炎,我们老师说他拖了太久才去找外科医生。我们两个齐齐望向阿里,但从他那里当然也得不到答案。跟过去一样,他仍是木无表情,但眼神变得严肃一些。
“这么说吧,”库玛大夫说,“我的工作是修理人们的身体,有时是人们的脸庞。”
“噢,”哈桑说,他看看库玛大夫,看看爸爸,又看看阿里,伸手遮住上唇。“噢。”他又说。
“这不是份寻常的礼物,我知道。”爸爸说,“也许不是你想要的,但这份礼物会陪伴你终生。”
“噢,”哈桑说,他舔舔嘴唇,清清喉咙,说:“老爷,这……这会不会……”
“别担心,”库玛大夫插嘴说,脸上带着微笑,“不会让你觉得很痛的。实际上,我会给你用一种药,你什么都不会记得。”
“噢。”哈桑说。他松了一口气,微笑着,但也只是松了一口气。“我不是害怕,老爷,我只是……”哈桑也许是个傻瓜,我可不是。我知道要是医生跟你说不会痛的时候,你的麻烦就大了。我心悸地想起去年割包皮的情形,医生也是这么对我说,安慰说那不会很痛。但那天深夜,麻醉药的药性消退之后,感觉像有人拿着又红又热的木炭在烫我的下阴。爸爸为什么要等到我十岁才让我割包皮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原谅他的事情之一。
我希望自己身上也有类似的残疾,可以乞换来爸爸的怜悯。太不公平了,哈桑什么都没干,就得到爸爸的爱护,他不就是生了那个愚蠢的兔唇吗?
手术很成功。他们刚解掉绷带的时候,我们多少都有点吃惊,但还是像库玛大夫先前交代的那样保持微笑。但那并不容易,因为哈桑的上唇看起来又肿又怪,没有表皮。护士递给哈桑镜子的时候,我希望他哭起来。哈桑深深地看着镜子,若有所思,阿里则紧紧握住他的手。他咕哝了几句,我没听清楚。我把耳朵凑到他唇边,他又低声说了一遍。
“谢谢。”
接着他的嘴唇扭曲了,当时,我完全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在微笑。就像他从母亲子宫里出来时那样微笑着。
随着时间的过去,肿胀消退,伤口弥合。不久,他的嘴唇上就只剩下一道弯弯曲曲的缝合线。到下一个冬天,它变成淡淡的伤痕。说来讽刺,正是从那个冬天之后,哈桑便不再微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