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违反政策和纪律的前提下，我帮他们从银行协调到一百万元的妇女小额信用担保贷款，很快在唐汪镇开了一家饭菜馆，三家人齐上阵，再也不用外出打工，就近实现就业，妥善解决了那场事故遗留下的后遗症。
    三年后，园区项目全部竣工并很快投入使用，全县乃至全市生产的花椒都被源源不断运往这里……
    县城投公司负责采购加工和策划营销，我升任公司总经理，开始着手公司改制工作。
    经过几轮商谈，公司实现独立化运作，成为县里最大的公有制股份化企业，从县城投公司剥离出来，单独注册成立兴源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把原料采购范围扩大到了各类农产品，玉米、马铃薯、大豆、油菜……
    我卸任园区办主任，成为公司董事长，从其他投资人选聘专业人才，从采购、加工、销售各环节，进行专业化规范化管理。
    园区项目成功孕育出一家专业的农产品加工公司，完全出乎大家预料，根据形势发展一步步适应作出改变，顺应市场需求和投资人期望，走出公司化发展的新路子。
    在省市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公司事业蒸蒸日上一日千里，随即又把采购、加工和销售等部门升级成三个子公司，管理更加精确，运行更加高效。
    全县种植结构随公司成立，慢慢发生变化，现在除了种植苜蓿和百合，开始大规模成片种植马铃薯、大豆、花椒等作物，和公司需求实现无缝对接。
    公司面对全市乃至周边省市拓展市场，淀粉、油料、调味料等产品被源源不断销往外地，发展势头强劲有力，已成燎原之势。
    赵主任升任县高官，郭书记和苗县长去了市委，贾局长升任副县长，都得益于这家公司的成功转型和发展壮大。
    财源得到培育，县上不到三年就偿清了所有债务，而且还配套资金，为全县所有干部职工补发了近两年的津贴补助。
    随后，在我的建议下，赵书记组织交通和规划部门开始着手全县道路通畅通达工作，想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弥补短板。
    我们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在全县发起百日交通攻坚行动，率先硬化改造通村社道路，发动群众筹资筹劳，宣传引导各路企业家和社会爱心人士捐资修路，利用财政资金成功撬动民间上亿元资金，开始大规模大范围实施道路改建项目。
    第一轮交通项目陆续竣工，我又建议赵书记，大胆整合各领域项目资金，顺利开启了第二轮道路项目。
    财政、发改、住建、国土、环保等项目单位开始奔赴省市上级业务部门，协调项目，把全部精力投放到争取资金上面。
    我把兴源公司抵押出去，成功从银行贷到三亿元资金，全部投入到道路项目建设中。
    县上把刚开发出来的廉租公租房产权全部抵押出去，也获得了近两亿元资金。
    在这件事情上，赵书记听取我的建议，实行绩效考核制度，给每个项目单位分配任务，完成或者超额在全县范围内通报表扬，相关人员会得到提拔重用，限期完不成任务的，相关责任人员会受到严肃问责甚至责令引咎辞职。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倾全县之力彻底改善道路通行条件和营商环境，为打造旅游文明城市发起总攻。
    招投标工作随之展开，我们一边争取资金，一边督促建设，全县上下很快掀起新一轮修路热潮。
    经过两年多的紧张建设，全县上万公里农村道路全部得到拓宽硬化，耗资近十三亿元，在省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这项浩大工程完成后，县上提拔擢升一大批干部，朱志刚就是其中之一，如愿升任为发改局局长。
    朱志刚肯定是我起的作用，千恩万谢。
    说句实话，这次在他的事上，我确实没说过一句打招呼求情的话，全凭他自己的努力。
    赵书记给发改局定的指标是八千五百多万元，在局长绞尽脑汁无计可施那会，朱志刚提出了抵押县城廉租公租房申请商业贷款的想法。
    因为这个想法，赵书记约谈朱志刚，详细询问他的思路和办法。
    就在大家认为他想钱想疯了的时候，他却不紧不慢汇报，对相关政策吃得很透，很快获得了赵书记的赞同。
    我们之间有十年之约，现在已过去七年，他信誓旦旦，不停催促我跟他去见他的父母，想先把婚事订下来。
    我也很着急，一方面父母对他很满意，不断安排我们单独相处。另一方面，我年龄不小了，也想有个依靠。
    就在我和朱志刚感情升温关系明朗之时，我们之间因为一场不小的误会，很快闹分手了。
    政达县取得的巨大成绩举世瞩目，省内不少县市接连过来学习考察兴源公司，陈琴作为建业置业投资公司董事长，在中断联系近八年时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实在是意外之喜。
    陈琴离婚六年多，自己带孩子，之前和詹老一起合作，两年前分离出来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公司，听说我在这边混得风生水起，就想谈合作搞投资。
    我对这样的好事来者不拒多多益善，随即带她面见赵书记，后来，还组织相关单位陪同考察，最后达成一致，合作开一家专业旅游公司，把全县的旅游资源统筹起来提供服务。
    朱志刚作为发改局长，难免需要跟随陪同。
    老朋友相聚自然难舍难分，陈琴经不住我和朱志刚的游说，很快带孩子在县城安家落户，和我住在了同一小区的不同单元楼里。
    问题接踵而来，我慢慢发现陈琴这次突然回来不单单是为了投资发展的事，很可能就是为朱志刚而来。
    陈琴知道我和朱志刚订婚的情况，但似乎一点也不避讳这层关系，还像之前那样频繁接触。
    在县城安顿下来后，陈琴时常和朱志刚一同外出。我知道他们关系很好，一直以来都有联系，所以并没在意什么，随他们去了。
    朱志刚怕我误会，说陈琴初来乍到，各方面都需要帮助，先是帮她买下一户三室两厅的房，后来又请人重新装潢购置家具家电，对于这些事，我都觉得很正常，而且也隔三差五过去看看。
    随着交往过密，我渐渐有了疑心，怀疑他们旧情复燃。
    陈琴乔迁新居那天，来了很多商界朋友，我和朱志刚过去帮忙。
    那天，我喝醉了，被朱志刚送回了家。
    第二天，我很快确认消息，送走客人后，朱志刚并没有回家，而是住在了陈琴的新家。
    这让我非常恼火，但忍了下来，因为我确定不了太多细节，不想误会他们。
    这事悄无声息结束。
    后来，一天下午，我有事想找陈琴面谈，电话打不通，我直接找去她家，看到朱志刚正在厨房烧菜，我的怒气再也压制不住发作了。
    朱志刚拉住我解释，说陈琴生病，身边没有亲人照顾，又吃不惯饭馆的东西，出于友情给她做饭，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
    我当时非常尴尬，疯狂出走，感觉被他们戏弄欺骗了。
    当晚，陈琴主动约我一起晚饭，说要当面解释澄清一下。
    原本，我是不想赴约的，但朱志刚登门来找，我怕父母担心，假装没事人去了。
    陈琴对我说，她来这边没几天，水土不服，患上了慢性肠炎，吃外面东西很少没有不闹肚子的，原本不想麻烦朱志刚，碰巧朱志刚有事找她，说起这事，才上家送药做饭，完全是场误会。
    我质问她，保姆去哪了，为什么不去医院，或者也可以找手下帮忙，为什么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她说，如果真想和朱志刚有什么，在来俞王那阵就发生了，何必等到现在？
    我不想和她争辩，也对朱志刚的态度失望透顶了。从见面到争吵，他一直闷声不吭，连句解释道歉的话都没有，坐一边呆呆看我们吵闹。
    最后闹得不欢而散，我中途离场，朱志刚送陈琴回去，早已把我抛弃不顾了。
    当晚，我向父母提出要和朱志刚解除婚约，把他和陈琴的事说了出来，很快激起他们义愤，随即惊动了朱家人。
    第二天上午，我们两家人见面，在双方父母的面前，我和朱志刚心平气和解除婚约，而且关系坏到极点，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受到沉重打击，我随后向赵书记请一月长假，说动父母外出旅游，暂时把公司事务交给了助理。
    在度假期间，我作出艰难决定，也取得了父母同意。回去后，就向赵书记说出离开想法，但却遭到严厉批评，这事被搁置起来。
    一月之内发生了太多变化。
    朱志刚主动辞去工作，加入陈琴创办的公司，又和詹老取得联系，在合作方面取得显著成果。陈琴住进医院，把公司事务全权委托给朱志刚，他们之间似乎有了新的故事。
    我忍受不了这样的煎熬，再次找赵书记提出离职想法。
    赵书记对我说，先把感情的事放一放，兴源没我不行，看在他的面子上，在干一段时间，等工作有了接替才可以离开。
    我的态度很坚决，执意离开。
    赵书记没办法，请高书记劝我留下。
    我经不住他们的连番劝说又放弃了。
    人虽勉强留下，但心思早已收归不到一处，干工作心累身乏，完全不在状态，在浑浑噩噩的情况下，离职的想法又变得强烈，越来越不受我的控制了。
    这一次，高书记也没能说服我放弃。
    离职后，我以低价卖掉房产，和父母一同返去凌源市，又在那边买下房子，决定永远不再去政达。
    在这件事上，父母责怪劝说过，最后还是没拗得过我。
    之前，身为公职人员，无论在镇上村上工作，还是在县上公司工作，我只拿每月五千多元的工资，拒绝过很多人的贿赂，贱卖政达县城房产，勉强凑够新房首付，在父亲名下办理按揭商业贷款，生活水平随之下降，但我并不后悔，不想看朱志刚和陈琴公开交往。
    朱志刚远离我的视线，陈绍峰却慢慢走进了我的生活。
    为跟我在一起，陈绍峰毅然辞去高薪工作，偷偷在凌源签下工作，时不常上我家套近乎拉关系，慢慢取得了父母的信任。
    在我过三十四岁生日那天，陈绍峰求婚，还是当着父母的面。
    我知道自己早过了谈情说爱的年纪，没犹豫就答应了他。
    择定婚期后，我跟陈绍峰去了他老家那边，祭拜他的父母后，回来筹备婚礼。
    距离婚期不到一周时间的一天下午，林泉找到我，说了很多村里面的事，搅乱了我的心境。
    林泉告诉我，詹老已经从公司撤资，现在面临资金周转困难，入股村民听到这个消息，纷纷要求退股，他们都快扛不住了。
    我怀疑这是陈琴的报复计划，和陈绍峰商议，打算过去看一看。
    陈绍峰说我已经辞职，而且谁也不会再相信，说话没人听，根本起不了作用，反而会帮倒忙，坚决不同意我过去掺和。
    我退缩了，想到自己已是个彻彻底底的局外人，上次得罪高书记和赵书记，虽说公司是我带头创办起来的，但现在由县上直接管理，谁也做不了它的主。
    想到这里，我对林泉说，它的前身是合作社，如果超半数村民坚持退股，那就解散算了，勉强下去只会一再亏损。
    林泉说那是村里人的经济来源，詹老突然撤资肯定有原因，可能受了谁的挑唆和鼓动，虽然我已不再是领导身份，但余威还在，很多人都会留面子，公司解散与否全在于我的一念之间，劝我回去想办法保住大多数村民的切身利益。
    我不甘心公司就这样被毁于一旦，当即向詹老打去求证电话，想听听他的真实意愿。
    詹老说得很直接，坦白花之林那边缺乏流动资金，加上我的突然离职，他才从公司撤资。
    我问是不是陈琴的主意，他愣了一下，说不是，随即挂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