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女士的事
    四月廿六日收到柳雨生君的十八日快信，末尾追加一节云：“佐藤俊子女士十六日上午患脑溢血逝世，今天正下着大雨，此间少数友人在东本愿寺行礼。”我回信里说及，表示惋叹的意思，说为之怃然。不久柳君来信云承关露女士转嘱，叫我写一篇纪念文，并云以见先生所谓怃然之意。这使我甚为狼狈，因为我的惋叹之意是很简单的，写不成一篇文章，而且关于日本文学界情形固然不大知道，也不想多谈。但是我认识佐藤女士，这回她客死上海，对于她致一点纪念之辞也是当然的。虽然自己知道写不出什么，可是终于执笔来写这篇小文，原因就是为此。
    关于佐藤女士我所想说的话有一部分已经写在《女子与读书》里边，那是前年除夕我给《女声》月刊所写的，其文云：
    明治四十年以后是日本新文学很发达的时期，那时我们所注意的女作家有好几个。佐藤女史的小说《她的生活》还是记得。在二十年前我们编译《现代日本小说集》的时候，序文中说及原来拟定而未及翻译的几家，即在佐藤女士在内，可是后来第二集不曾着手，所以终于没有译出。此外还有一位是森茂子夫人，笔名写作森茂女，在杂志《昴》的上边发表小说《狂花》等数篇，后来印成单行本，即以此为书名。本来女小说家也并不少，但是她们所写的女人多不免以男子的理想或成见为标准，或是贤嫒，或是荡妇，都合于男子所定的畴范，但总之不是女子的天然本色。我读中国闺秀的诗文集，往往有此感觉，假如有美这也只是象牙美人之美罢了。上边所说的两位所写的却不是这种意味的小说，即使不能说达于理想之域，总之是女性自身的话，有许多是非女人不能知不能言的，这一点乃是极可珍重的事。初版小说集《她的生活》已经寄赠给学校的图书室，只有一二小册子，有名的小说《炮烙之刑》，《木乃伊的胭脂》等都收在内，以及《情话新集》中的两种作品，都还留存在我的书架上。因为不敢再弄文学，所以虽然也曾拿出来看，却别无批评翻译的念头，介绍的话也只好抄译现成的史料。据高须芳次郎说，佐藤女士于明治十八年生于东京浅草区，即西历一八八五年。女学校毕业后从女优市川久米八学演剧，嗣有志于文学，为幸田露伴之弟子，以佐藤露英之名写作小说。明治三十六七年顷已有作品发表于《文艺俱乐部》。四十二年与幸田门下之田村松鱼结婚，改名田村俊子，四十四年以小说《断念》一篇应大阪《朝日新闻》征文当选，在文坛上渐现头角。尔后作风生一转变，其纤细的官能描写上有最新的技巧，为世所称，《炮烙之刑》等得意之作陆续发表，大正三四年顷为其全盛时代，亦即民国三四年也。其后与田村离婚，复姓佐藤，不知道是那一年的事，高须也不曾说明，我只记得当时新闻上记载田村生气，把她的书桌书架都卖给收破旧的小贩，我们觉得有点滑稽，大约记者的意思也是如此吧，佐藤女士随后跑到美国去了，日本文坛上遂杳无信息，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看报上记着她归国的事以及谈话，现今推想起来大概总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了。民国二十八九年顷她到中国来，最初是在南京上海，中间曾来北京住过些时，我看见她就在那时候。她似乎没有什么事做觉得无聊，曾说想写西太后的故事，又想教书，却都没有成功，这大抵是民国三十年的事吧。后来她又回到上海去，不多久我收到上海寄来的《女声》月刊，编辑人署名左俊芝，包封上的字却是佐藤女士的笔迹，我才知道她是在办刊物，这也是很好的事，至少可以消遣她晚年的寂寞。这回忽然听说她在上海病逝，有点出于意外，不禁一惊，继之以叹。听到相识的人的死耗而出惊，这是常情，叹则是对于死者个人的，我所谓怃然之意大旨就是如此。
    佐藤女士个人一生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只是她早年表现于作品上的那一部分，最后是在中国所见的晚年这一节。一边是那么旺盛的才气与争自由平等的勇气，一边又是那么消沉不得意的生活，这如何不令人发出慨叹。高须批评佐藤女士的作品说，与樋口一叶相比较，在作品上更表现出稍为解放的女性之感，飘荡着近代的气味，但是其中却还有未曾与向来的道德完全脱离的，日本的特殊味存在。这批评当然也是对的，但是实在不但那时在国内要说是前进的新妇女，多少招社会的白眼，就是后来也不大有人继起，追过前人而上去的，或者因时势转变，到反是敢说女性自身的话的人渐渐少出现了亦未可知。照我们看来，在文学上的妇女问题如不牵引到社会经济上面去，那么解放也只能到某种程度而止，虽然妇女问题归根还是经济，文学却也有其限度，过此殆无能为力了。佐藤女士学了她们自己本身在文学创作上尽了相当的力，这是很可以佩服的，正如与谢野晶子中条百合子在诗歌评论上一样，虽然实际的力量本来是问题，其本身的寂寞也还是不可免的，这都是没有法子。蔼理斯曾说过，我们的生活正如古代的火把竞走，我们手执火把，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会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于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手内，那时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这是很好的人生观，一个人跑过一趟，将火把交给了别人，随后没入黑暗中去，本来可以满足了，火光本是一时的，要时时持续，才有破暗之力，原不是个人所能担负的事。至于寂寞，以人情论那是很可悲的，不过这也不是限于一人的事情，佐藤女士寂寞的客死上海，少数友人自深为同情，但是推广去看在一般女性岂不也正是很普遍的事。世间女人的苦辛何有终极，只有穿高跟鞋跳舞着的淑女们不之知，其实又安知其跳舞着非即为其寂寞耶。我的慨叹本因佐藤女士而发，可是结果还是转到平常的妇女问题上去，那可以说是别一件事了，现在可以无须多说。对于佐藤女士的逝世，我只想借这文的形式聊表示纪念之意，次则愿她得永久安息，此区区之意或比上边许多虚空之言更为诚实也。
    民国三十四年六月七日。
    * 刊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女声》第四卷第二号，署名知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