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堂序跋选》
    星屋先生索稿，匆促无以应命，搜索旧作序跋小文几篇，聊以塞责。《板桥家书》序云，几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本文共十一首而题曰几篇，即取此意也。以前常用之别号已嫌陈旧，自今当随时改变，但亦恐终是换汤不换药，自以为愧耳。
    三十三年十月十一日，东郭十堂附记。
    《文史丛著》序
    谢刚主先生以所撰《文史丛著》见示，属写小序。不佞于专门史学系门外汉，何敢赞一词，唯重违谢先生之雅意，若承允许以不切题的文章缴卷，则亦何敢固辞。不佞平日喜杂览，对于四部各有部分的兴趣，又曾闻先贤有六经皆史之语，觉得凡所涉猎亦悉是有用的史料，不特有时想用作解嘲之词，亦实欲以自勉，期于下笔矜慎，无失学问之本意耳。中国史字古文为手执册，西洋则推源于古希腊语，谊云研求，实为学问之总体，此二义夙为不佞所喜，盖就自然万物寻其现象与原则，世称科学，就文献以求其因革之迹，是为历史，史与学其实是一而二，若人文科学则正是史之正名也。我看中国杂书，感觉一种不满，可称之曰史的常识之缺乏，此盖由于史学之太专门化，书既浩瀚难读，学者所致力又多在年代职官之末，遂渐与生活游离，艰于自立，遑论及物。能惧思者当知及今之世复兴史学实为要图，而文史撰述凡有利于此事者，流传推广，亦不容缓。往年读《心史丛刊》三集，以史事为材料。写为随笔，合知识趣味为一，至可益人神智，念之至今未忘。今见谢先生此著，其佳处亦正相同。谢先生尝从心史先生游，又曾闻任公静庵诸先生之绪论，有所著述自能集三先生之长，裨益学子非浅鲜，抑亦庶几足以补从来之缺憾，满时代之要求，其责任尤大矣。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二日，记于北京。
    《正仓院考古记》序
    不佞读大村西崖所著《正仓院志》，始知正仓院及其古物，心向往之，此已是三十年前事矣。嗣于平子铎岭书中得见二三麈尾图，又在别处见开元年款制墨影片，皆是正仓院藏物，令人惊且喜，此固是千馀年前古器物，第其用不仅限于考古，实在可以说是读书常识之一部分，现今学子亦多应知道者也。我辈谈墨上溯南唐，却亦无人见过，今明皇时墨实物尚存，且在沉香亭赋诗之前，岂非奇珍，可开眼界。自读《世说新语》，莫不知有麈尾其物，平常总以为形似拂子，然则王谢家风乃与禅和子无殊耶，正如古德执持现时如意，争能搔背，都非考查旧物，不能知其本来面目，读书作画亦便处处障碍也。夫正仓院御物在日本为国宝，其重要意义所当别论，在异国之人立场自未免稍异，不佞所最感兴味者，乃在于因诸遗物得以窥见中国过去文化之一斑，而此种种名物在中国又多已无考，日本独尚有保存，千百年后足供后人瞻仰赞叹，其为惠实大矣。若日本特殊文化，研究非易，泰西法勒耳翁辈虽有论列，今未及问津，宁从盖阙，唯古称同种同文，则语本无根，泥古而不通今，论学大忌，如或以与中国有关之资料为唯一证据，以为日本古文化即是如此，斯则陷于大谬，无一是处，有如瞽人扪烛以为是日，不但按灭烛光，抑且将灼其指矣。傅芸子先生在日本京都讲学有年，特蒙便宜，得至奈良数次参观正仓院，写成考古记一卷，将以问世，命写序文。傅先生倾倒其该博之学识与经验，以成是书，记录考证，备极详明，辅以多数图象，有益于吾国学子者极大，更奚俟不佞赘言，唯见著书主旨大段与鄙意相合，私心窃喜，固不辞固陋，略述所见，用以塞责云尔。
    中华民国廿九年九月三十日。
    《白川集》序
    我认识傅芸子君已有十年，现在北京图书馆及北大文学院任职，更朝夕可相见，但是提及傅君，总即令人想到北白川，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傅君客日本京都甚久，居于白川之滨，我们平时通讯写熟了这地名，现在傅君结集居东所作文章，题曰《白川集》，觉得这名字是再适切也没有的了。傅君为人敦厚温雅，日本语所谓美也比远，此可云都人士也，其在日本京都与在中国北京同样的相宜，其所研究者为两国之艺文文物，又特注重于相互之关系，如俗语有之，此宁非宝剑赠与钟馗耶。今人盛唱文化交流，此诚为当务之急，唯文化交流其实是古已有之，其年月固甚长远，其成绩因之亦更广大，非后人所能企及。近世中国之注意日本事情者，固亦大有人赞叹其固有之美，然太半对于过去两国间之文化交际特致其留连欣慕之意，实例至多，即傅君此集，其用意盖与《正仓院考古记》相同，亦正可为最近的一好例子也。窃意异民族间文化相通，自亦各有其饱和之度，今言中日文化交流，似不重在互为炫售，第一当谋情意之交通，如是则言昔年相互之关系，或今日各自之殊异，其用处均极大，学术艺文之书而有外交政治之用，谅当为东亚国士所许可欤。我愿傅君或继此而更有北海集之作，以北京为中心，为乡土研究之探讨，此于傅君亦是极适切之胜业，且与以前工作相合正如鸟之两翼。古人有言，得陇而望蜀，此殆人之常情，幸傅君勿笑也。
    三十一年十月十八日。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序
    梁盛志君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治史学，又留学日本，专心于中日文化交流史迹之研究，历有年所矣。近日更就文学方面，寻求两国相互之关系，编为一书，携以相示，且属作序。余年来不写文章，又俗务繁冗，亦苦无暇，唯读梁君之作，不禁有所感触，为书数行。梁君近若干年中始终致力于日本文化之研究，过去无人注意日本文化，梁君孜孜为此，正是寂寞之工作，现在几乎尽人皆言日本文化，梁君仍屹然守其故辙，此寂寞恐亦与前此不相下也。昔曾有言，在非亲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在亲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了。凡对于日本事情说真实话的，永远难免此难。余读《国际文化振兴会征文集》中梁君之文，甚为梁君幸，但心中亦实颇为梁君危。梁君知日本颇深，而意又甚诚，故所言悉从衷心发出，在现今中国人多以日本人口吻谈日本文化之时，梁君独真率地发表其中国人的意见，其不被视为谤书者盖几希矣。乃振兴会独有取焉，审查报告中且有人云，愿得闻诚实的苦言，胜于肤泛的谀词，此不徒梁君之幸，若稍夸大言之，谓中日相知以至相和之机即基于此，亦无不可。梁君本此精神，益勉力于交互绍介之工作，为两国造百年和好之因，实为一大事，此书从文学上说明中日文化交流之事实，正是此工作之一部分，今得早日出版，大可喜也。余老而为吏，于文事日以疏远，但得见学问道上仍有安寂寞者矻矻工作，实为大幸，故写此篇以应其需，若文章之芜杂，则固已审知之矣。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二月十日。
    * 刊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文史》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