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蒉轩笔记》序

    《一蒉轩笔记》序
    一蒉轩者,书斋名,小时候常闻先君说及,盖是曾祖八山公所居,与兰花涧相对。吾家老屋在会稽东陶坊,地名东昌坊口,张宗子《快园道古》中记东昌坊贫子薛五官事,毛西河文集中叙与罗萝村揖别东昌坊,可知在明季已如此称,近来乃闻为妄人改号鲁镇,今亦不知其如何究竟矣。先君去世已四十八年,与老屋别亦二十五年矣。一蒉轩虽改筑后亦阴湿多蚊,不能久坐,未曾读书其中,今并屋亦不存,而记念仍在,甚爱此名,乃沿用之,其实轩固未有,只刻有石章曰“一蒉轩”而已。名出于《论语》,案《子罕九》中一章云: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蒉,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蒉,进,吾往也。”今本蒉字从竹,何氏《集解》:包曰,土笼也,朱氏《集注》同。黄式三《论语后案》乃云:
    “《说文》,蒉,草器,而无从竹之篑字。《汉书》何武诸传赞,以一蒉障江河,注蒉织草为器,所以盛土,是包注蒉训土笼,即是蒉字。又《礼乐志》引《论语》,未成一匮。《王莽传》,纲纪咸张,成不一匮。颜氏两注俱云,匮者织草为器。所以盛土。是蒉又通作匮。匮假借字,篑讹字。”今从其说,用从草之蒉字,《说文》段氏注引《孟子》曰,不知足而为屦,吾知其不为蒉也。由此可以推知篑之形状,大略盖如簸箕畚斗耳。朱氏《集注》又云:
    “《书》曰,为山九仞,功亏一蒉。夫子之言盖出于此。”案此二语见于《旅獒》,乃是伪书。朱骏声《尚书古注便读》卷四上注其出处云:
    “譬如为山,未成一篑,《论语》文也。掘井九仞,《孟子》文也。但七尺曰仞,周尺当今六寸,九仞不及四丈,何足为山。且孔子譬语,今用之竟去譬字。”据此可知一蒉之语其出处即在《论语》,别无更古的根据,至其教训则如《集注》所说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鄙人今无此轩而用轩名,理由亦甚简单,其一以此名为先人所有,得以承袭,其二则意含警策,起人惧思,而草鞋似的土笼,形甚质朴谦退,用却实在,此物此志亦殊可爱重耳。
    以上是说一蒉轩的名字。但是,《一蒉轩笔记》与别的名称的笔记有什么异同可说么?这未必然。自己的文章自然知道的最清楚,一面也诚如世俗所说,有时难免会觉得好,在别人不觉到的地方,但其实缺点也顶明白,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也。我所写的随笔多少年来总是那一套,有些时候偶然检点,常想到看官们的不满意,没有一点新花头,只是单调,焉得不令人厌倦。但是思想转变不是容易事,又听说宣传的效力发生在反复重叠上,因此又觉得那一套也未始不是办法。虽然本没有怎么要想宣传,虽然所说的多含有道德的意义。我在《雨天的书》自序里承认自己是道德家,虽反对人家跟班传话似的载道,自己却仍是随时随地的传道,因为所传是出于私见的道理,故一时亦曾以为即是言志。写自序时是民国乙丑,于今已是十八年了,结果还是别无进步,也少改变,诚恐于单调之外加上顽固,《一蒉轩笔记》写得较晚,则其特色或者亦只在此,即其色调或更较浓厚而已。
    我写文章大概总是眼高手低的一路,因此自己觉得满意的几乎没有一篇。并不是什么谦虚客气,实在只是平常标准定的稍高,而自己短长也知道的稍清楚,结果便自如此。至于对人大抵也是一样。丁丑秋冬间翻阅古人笔记消遣,一总看了清代的六十二部,共六百六十二卷,坐旁置一簿子,记录看过中意的篇名,计六百五十八则,分配起来一卷不及一条,有好些书其实是全部不中选的。比较选得多的为刘献廷《广阳杂记》五卷,俞正燮《癸巳存稿》十五卷,郝懿行《晒书堂笔录》六卷,王侃《衡言》《放言》《江州笔谈》共八卷,李元复《常谈丛录》九卷,玉书《常谈》四卷,马时芳《朴丽子》正续四卷,其次则顾炎武《日知录》,尤侗《艮斋杂说》,梁清远《雕丘杂录》,如屈大均、李斗,以记事物多所采取,则又别一例也。文章的标准本来也颇简单,只是要其一有风趣,其二有常识,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与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智识,合起来就可称之曰智慧,比常识似稍适切亦未可知。风趣今且不谈,对于常识的要求是这两点。其一,道德上是人道,或为人的思想。其二,知识上是唯理的思想。我相信中国道德政治上有两样思想,甲是为人民,孟子所谓民为贵的思想;乙是为君主,韩公所谓天主圣明,臣罪当诛,是也。乙虽后起,但因帝制关系,几千年来深入士大夫的心里,急切不易除去。甲虽一时被压倒,但根本极久远,是中国人的固有思想,少数有识之士随时提倡,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概。到了现在,民国早已成立,在中国最适合,最旧也最新的,无疑地是这民为贵,为人第一的仁的思想。无论思想应得如何的自由,在民国的道德与政治思想上总不能再容颂扬专制的分子,凡有志述作者对于此点当别无异见。其次中国文章中向来神异的成分太多,讲报应,如逆妇变猪,雷击字纸衬鞋底,谈变化,如腐草化为萤,雀入大水为蛤,说教训,如枭食母,羔羊跪乳。这些关于自然物的传讹,当然是古已有之,不足为怪,但是有见识的人也未必信。汉的王充便已不信雷公,晋的陶弘景说桑虫不能化果蠃,直至近代还是相信这些奇迹的读书人在我看来不能不算是低能了。怪事异物说了非不好玩,但这须得如东坡姑妄言之的态度,也自有一种风趣,是佳妙的轻文艺,只可惜极少见,至少在清朝一朝里,可以说比有常识的还要少。做文章并不一定要破迷信,但自己总不可以有迷信,譬如在学堂听得点生理知识的人,原不必带在口边随处卖弄,不过他知道无论怎样的练,总之无路通过横膈膜,再从颅骨钻孔出去,以这态度去谈练气,怎么样说都好,我相信那就得了,如文章写得通达,即可算是及格,我愿把他记入那簿子里去。这些条件仔细想来并不怎么苛,只是这样的人不很多,则是如孟子所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自己写文章当然不敢不勉,因为条件中消极的意味相当的强,所以还比较好办,不像对于人家的未免多有不客气的挑剔,这大抵也就止是谨耳。对于世俗通行以至尊信的事理不敢轻易随从,在自己实在是谨慎,但在世俗看来未必不就是放肆,这是无可如何的事,老百姓所谓没有法子是也。有些平易讲理的文章,往往不讨好,便是这个缘故,虽然也会得少数识者之理解,却是没有什么力量。个人既是这样的意见,能力也有所限,自然难有新的成就。这里借机会略为说明对于文章的要求,若是自己的文章原来还是旧的那一路,这未见得悉与要求相合,唯消极方面总时时警戒,希望不触犯也。一蒉轩是新的名字,理应解释一番,笔记则并非新的文章,本无再加说明之必要,现在只是顺便说及,而乃占了三分之二的字数,已是太多,不可不赶紧结束矣。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四月五日记。
    附记
    去年夏天松枝君游历至绍兴,访东昌坊口则已无有,盖改名鲁镇云。咸亨酒店本在东昌坊口,小说中不欲直言,故用代名,今反改地名从之,可谓妄矣。在南京闻浙东行政长官沈君言,绍兴现今各乡有徐锡麟镇蔡元培镇等名称,则其荒诞又更加一等,似亦为别处所未有也。
    六月十日又记。
    *刊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日《华北作家月报》第六期,署名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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