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怀王说，我不要地，只要张仪。
    贵国要黔中，拿张仪来换。
    张仪呵呵一笑，满不在乎地去了楚国。
    赌棍苏秦
    苏秦临死前，押了最后一宝。[1]
    纵横家苏秦是在齐国被暗杀的。作为利用国际关系大发横财的政客，他招来的羡慕嫉妒恨恐怕不少，因此完全无法猜出刺客是谁所派，全国性的大搜捕也一无所获。苏秦伤势严重，眼看不久于人世，破案却遥遥无期。
    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遗体放在赌桌上。
    弥留之际，苏秦对齐王说，臣死以后，请王上将臣五马分尸，同时公开宣布臣是燕国间谍，死有余辜，凶手必定现身。齐王照办，罪犯果然自投罗网。
    苏秦此计，堪称豪赌。
    的确，苏秦是战国最大的赌棍。他不赌钱，甚至也不赌命，赌国。此人是把战国七雄的国家命运，跟自己的身家性命绑在一起下注的。这一赌，风云为之变色，天地为之翻覆。直到苏秦去世后近一个世纪，他策划的合纵连横也仍是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什么是合纵连横？
    合纵，就是燕、齐、赵、魏、韩、楚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方的强秦。由于六国都在太行山以东，所以叫“山东六国”；他们的联合战线或统一战线从北到南纵向合成，所以叫“合纵”。六国与秦相比，土地大五倍，兵力多十倍。如果坚持合纵，秦的野心就无法实现，国际和平也就有了保障。
    这当然是很好的主意。
    问题是，苏秦想出这办法，并不是为了六国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更不是为了天下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富贵荣华，出人头地，才真正是他要的。
    为此，苏秦不辞辛苦，奔走于六国之间，先后说服了燕文侯、赵肃侯、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而且约定了合纵的具体方案。比如秦攻楚，则齐和魏出兵相救，韩断秦的粮道，赵和燕声援；秦攻齐，则楚攻秦军后路，韩守关隘，魏阻秦道，燕出救兵，赵做声援。如此等等。
    方案既定，共识达成。于是苏秦佩六国相印，担任纵约长，相当于六国会议的秘书长。
    苏秦合纵成功。
    可惜他这个联合战线或统一战线非常脆弱。六国不但各怀鬼胎，而且互不信任，能凑在一起不过因为有强秦的威胁。一旦警报解除，他们就会如鸟兽散，甚至会打起来，根本不管什么盟约不盟约。到那时，苏秦靠什么吃饭？
    因此，苏秦既要鼓吹合纵，又要破坏合纵。只有合纵被破坏，六国因分散孤立而被痛打，才有可能重新睡到一张床上来，尽管依然还是同床异梦。
    破坏合纵的办法是连横。
    连横，就是秦与六国一家一家地单独结盟，从西向东连成六条横线。这是有利于秦而不利于六国的方案，显然不能由苏秦来做，得另外找人。这人必须可靠，还得跟自己一样诡计多端，厚颜无耻，唯利是图，没有道德的底线和顾虑。
    苏秦想到了张仪。
    张仪和苏秦是同学，曾经一起拜在鬼谷先生门下学习权术与权谋，才艺比苏秦还好，苏秦也自愧不如。但是苏秦出道早，张仪则运气不佳，甚至曾被疑为窃贼而遭到毒打，此刻正穷愁潦倒，走投无路。利用这样一个人来共同做局大赌一把，是可以放心的。
    但，请将不如激将。于是苏秦偷偷派了一个人去“点拨”张仪：你的老同学在赵王那里正得势，为什么不去找他走走路子，想想办法？
    张仪觉得有理，兴冲冲来到赵国，谁知却碰了一鼻子灰。苏秦不但没有盛情款待，反倒让他受尽羞辱。在冷落了张仪好几天后，苏秦大模大样傲慢无礼地接见了他，让他坐在堂下，赏赐了一点奴仆吃的残羹剩菜，又冷嘲热讽地把他奚落了一番，然后要他去自谋生路。
    像乞丐一样被打发的张仪悲愤满腔。他抱着志在必得的决心前往秦国，那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地方。
    张仪的运气似乎很好，他在途中遇到了一位古道热肠的大富豪。由于此人的赞助，张仪不但见到了秦惠王，而且成为秦国的客卿。直到这时，此人才告诉张仪，他是苏秦派来的。钱财、车马、礼品，也是苏秦赞助的。目的，就是要跟张仪联手，玩轮盘赌。
    这当然有风险。万一张仪不解奥秘，不听招呼，或者穿帮露馅，岂非满盘皆输？
    然而苏秦又赌赢了。后来成为秦相的张仪，果然对苏秦的想法心领神会，并配合默契。他甚至在苏秦立足未稳合纵未成时按兵不动，看准了时机才出手。从此，苏秦成为合纵的领袖，张仪充当连横的代表。那些利欲熏心的国王则被玩弄于股掌之间，到死都不知道上当受骗。
    骗子张仪
    苏秦敢赌，张仪会骗。
    所以，苏秦设赌局，张仪设骗局。
    张仪所设之最大骗局，在公元前313年。这时，虽然苏秦已经去世，合纵却仍然是秦国的心头之患。于是张仪出使楚国，实施对合纵的破坏。
    要破坏其实很容易。因为六国的合纵，原本是各自的利益所使然。利，可以让他们合，就可以让他们散。张仪的办法是向楚怀王许诺，只要与齐国绝交，他便请求秦王割让土地六百里，作为答谢。
    这话一听就不靠谱，楚怀王却喜出望外，觉得占了天大的便宜。有人提醒他慎重考虑，他却得意洋洋地说，闭上你的嘴巴，等着看寡人拿地！
    然而张仪一回国，便称病不朝闭门谢客。楚国的使节苦苦等了三个月，却半点动静都没有。楚怀王又自作聪明，认为是秦国还不相信自己的诚意，便派人北上辱骂齐宣王。宣王无故受辱，勃然大怒，立即与楚绝交，与秦连横。消息传来，张仪的“伤病”也马上就痊愈了。
    张仪对楚使说：臣有采邑六里，愿奉献给大王。
    楚使说，下臣谨奉敝王上之命，前来接受贵国割让的土地六百里，没听说是六里。
    张仪答，臣也没听说是六百里。
    楚怀王这才发现是上当受骗了。怒不可遏的怀王再次不听劝阻出兵伐秦，结果被秦齐联军打得落花流水，只好割让两座城邑与秦国议和。
    这才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不过，秦国这时最感兴趣的，是楚国的黔中，因此提出用武关之外的土地来交换。楚怀王说，我不要地，只要张仪。贵国要黔中，拿张仪来换。
    秦惠王很为难。
    张仪说，既然楚王一定要臣，臣去楚国就是。
    惠王说，楚王对先生恨之入骨，先生此去怕是危险。
    张仪说，秦强楚弱，众所周知。臣奉秦命使楚，那楚王怎敢加害于臣？就算他一定要把臣杀了，能以一人之命而换得黔中，也正是臣下最大的愿望。
    于是张仪呵呵一笑，满不在乎地去了楚国。这一回接待他的，就不是上次的豪华宾馆，而是监狱。
    张仪还是不在乎，因为反正有人救他。
    救张仪的，是楚国大夫靳尚。这是张仪早就安排在楚国的线人。办法，则是通过怀王的宠妃郑袖做工作。
    靳尚对郑袖说，你快要失宠了，知道吗？
    郑袖问：为什么？
    靳尚说，因为秦王要用很多美女来换回张仪。
    于是郑袖天天在怀王那里哭哭啼啼：人臣各为其主而已，张仪有什么罪？我们该给的地还没给，人家就把人送来了，对大王还不够尊重吗？张仪一死，秦王必怒，请让臣妾母子避难江南，以免成为秦军砧板上的鱼肉。
    结果是，张仪从监狱搬回了宾馆。
    看来，张仪能骗，也敢赌。
    搬回宾馆的张仪说服了楚怀王连横，然后又出使山东各国，先后搞掂韩襄王、齐宣王、赵武灵王、燕昭王，这时秦惠王却去世了。接班的秦武王原本就讨厌张仪，朝中大臣更群起而攻之。五国见张仪失宠，又纷纷由连横变成合纵。张仪不但功亏一篑，还生死未卜。
    这一回，张仪只能自救。
    张仪对秦武王说，齐王最痛恨的人就是臣。臣在哪个国家，齐就要攻打哪个国家。因此臣请求去魏国。
    秦武王就把张仪送到魏国，齐军也果然伐魏。张仪却派自己的家臣冒充楚人出使齐国，对齐王说：王上不是痛恨张仪吗？为什么要这样保护他呢？
    齐王莫名其妙：寡人怎么保护张仪了？
    冒充楚使的张仪家臣说，因为张仪到魏国，是去做诱饵的。贵国与魏国鹬蚌相争，秦国就能渔翁得利啊！
    结果齐王撤军。
    张仪逃过一劫，楚国却万劫不复。张仪死后十年，楚怀王被秦昭襄王骗到武关，又被劫持到咸阳，最后客死在秦国。楚怀王死后七十三年，秦灭楚。
    事后有人问孟子：张仪可以算是大丈夫吧？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息。孟子说，这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居于仁，立于礼，行于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才叫大丈夫！[2]
    没错，张仪确实不能叫大丈夫，只能叫大骗子。
    但，张仪是骗子，并不等于别人也是；张仪不是大丈夫，也不等于别人就不是。
    比如冯（读如欢）。[3]
    食客冯驩
    冯驩是穿着一双草鞋去见孟尝君的。[4]
    孟尝君名田文，是战国四公子之首，其余三位是赵国平原君赵胜，楚国春申君黄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四公子的共同爱好，是把社会上闲散的士人，包括各国的逃犯都包养起来，叫养士。开养士风气之先的就是孟尝君，被养的士人则叫食客，冯驩就是其中之一。
    冯驩来时，孟尝君照例亲自接待。
    孟尝君问：先生远道而来，有什么要教导田文的吗？
    意思很清楚，是问冯驩有什么本事。
    冯驩却回答：君上好客，在下又穷，因此前来投靠。
    这意思也很清楚：本人什么能耐都没有，就是来混饭吃的。于是孟尝君安排他住在传舍（下等宿舍）。
    十天后，孟尝君向管事的问冯驩的状况。
    管事的回答说，冯先生确实太穷了，穷得只剩下一柄剑。每天，他都弹着那剑唱：长铗（读如夹，剑或剑把）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就让冯驩搬到幸舍（中等宿舍），有鱼吃。冯驩还是不满意，又弹着那剑唱：长铗归来乎，出无舆！孟尝君又让他住代舍（上等宿舍），出入有车。谁知冯驩并不领情，又弹着那剑唱：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
    这就未免有些过分，所以孟尝君心里很不高兴。不过，不高兴归不高兴，对冯驩还是款待如故。
    冯驩却继续让孟尝君不高兴。
    一年后，孟尝君因为财政困难，需要有人到封地薛邑去处理债务。薛邑的人大多很穷，这事并不好做。下等宿舍管事的就说，住在上等宿舍的那位冯先生，样子看上去能言善辩，年纪又比较大，派他去很合适。
    孟尝君便把冯驩请来，问他能不能走一趟。
    冯驩说：诺。
    可是冯驩到了薛邑，却把收上来的十万利息拿去买酒买肉请欠债的人吃饭，还自作主张免除了部分人的债务。
    孟尝君闻讯，把冯驩召回，追问有无此事。
    冯驩说，有。如果不摆宴席，他们就来不齐，臣也就不可能掌握他们的经济状况。至于哪些人的债券应该一把火烧掉，臣是核对过的。有还贷能力的，臣已约定了时间。
    孟尝君说，田文由于自不量力，门下食客三千，结果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这才请先生去收债，以应急需。先生这样做，田文的钱还收得回来吗？
    冯驩说：还不起钱的，再给他十年也还不起，反倒要欠更多的利息。他们最后的选择，只能是逃亡。那样，君上的钱还是收不回来，却要背逼债的恶名。大家都没好处的事情，为什么要做？现在，我们烧掉的只是永远都收不回的虚账，换来的却是君上仁厚爱民的美誉，不好吗？再说了，臣下临行前，君上吩咐买些家里缺的东西回来。君上家财万贯，富可敌国，缺的不就是义吗？
    孟尝君很无语。
    事实证明，冯驩是对的。没过多久，孟尝君因为名气大，能力强，功高盖主，被齐王罢免。免去了国相职务的孟尝君只好离开国都，回到自己的封地薛邑。但是，当他走到离薛邑还有一百里地的时候，薛邑的民众已经扶老携幼，恭候在路旁了。孟尝君感慨万分。他对冯驩说：先生为田文买的义，田文现在看见了。
    冯驩却说，狡兔有三窟，也只能做到免死。请让臣为君上再筑两窟。于是他向孟尝君要了车子和经费，先跑到秦国对秦王说：现在天下最强的，是秦和齐。秦国强，齐国就弱；齐国强，秦国就弱。这叫雄雌之国不两立，岂能并存？
    秦王一听，马上坐直了身子：那该怎样？
    冯驩回答：把孟尝君请来就行。齐国重于天下，全在孟尝君。现在他被罢免，肯定心怀怨恨。他对齐国的情况又了如指掌。如果把他请来，齐国不就是王上的吗？不过这事时不我待。一旦齐王醒悟，为之晚矣。
    秦王听冯驩说得在理，就派出十辆车子带一大笔钱去请孟尝君。冯驩又抢先一步回到齐国对齐王说：臣下听说秦王要重金礼聘孟尝君了！齐与秦，一方强，另一方就弱。王上何不趁秦使未到之时，赶快把孟尝君稳住？
    齐王听了，立即下令恢复孟尝君的相位，还同意在他的封邑建立先王的宗庙。宗庙所在地，谁也不敢侵犯。民众拥护，官复原职，宗庙在薛，孟尝君三窟齐全。
    如此冯驩，难道只是食客？
    也是生意人啊！
    商人吕不韦
    生意做得最大的，是吕不韦。[5]
    吕不韦很有商业天赋，他其实是用商业头脑来玩政治的。“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就是他的发明。
    那么，谁是吕不韦眼中的奇货？
    秦国的公孙异人。
    异人是秦昭襄王的孙子，安国君的儿子。他在自己二十多个兄弟中，排行不前不后，还是庶出，生母也不招父亲待见，因此被打发到赵国做人质。这样的人，明明是没人稀罕的滞销品，怎么会是潜力股呢？
    吕不韦却慧眼独具。在他看来，奇货可居这四个字，关键在可居。不可居，再值钱也没意义。异人如果是太子，或嫡子，或长子，或生母得宠，固然价值连城前途无量，却炙手可热高不可攀。相反，正因为他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发配在赵国闲着也是闲着，吕不韦才有了进货的可能。
    于是吕不韦问他老爹：种田的利润有多少？
    老爹说：十倍。
    吕不韦又问：珠宝生意呢？
    老爹说：百倍。
    吕不韦再问：扶植一个国王呢？
    老爹说：无法估算。
    如此巨额利润，当然值得干他一票。
    问题是，把呆账变成奇货，可能吗？
    可能。
    前面说过，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此时的安国君，已被立为太子，迟早成为秦王。但安国君的二十多个儿子当中，没有一个是嫡长子。换一个角度来看，即安国君的任何儿子，都可能立为太子。
    吕不韦打的就是这个算盘。换句话说，如果他能让异人成为安国君的接班人，就等于扶植了未来的秦王。这可是一本万利的期货生意。
    关键在于，立嫡立储，谁说了算？
    从法理上讲，当然是安国君自己。但能够左右安国君的，却是华阳夫人。华阳本是安国君的宠姬，此刻又被立为夫人，安国君对她宠爱有加，言听计从。因此，只要她一句话，异人立马就能咸鱼翻身，身价百倍。
    那么，怎样才能让华阳夫人想起并接受异人呢？
    算账。
    这笔账其实很好算，因为华阳夫人自己没儿子。也就是说，安国君百年之后，接班做秦王的，反正只能是别人的儿子。不过，如果这位公子被自己认领，华阳夫人不就等于有儿子了吗？在“自己的儿子”和“别人的儿子”之间选储君，夫人还用得着犹豫吗？
    但，既然是领养，华阳又为什么一定要选异人？因为吕不韦让她明白，只有异人，只有那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异人，才可能像孝顺亲娘一样孝顺她。孝顺也不是有德，是因为有利。没有华阳，异人无法上位；有了异人，华阳后顾无忧。一方需要靠山，另一方需要保险，互利双赢，生意成交。安国君也与华阳夫人盟誓，决定立异人为嫡。
    赵国却不肯放人。
    吕不韦只好又去帮赵国算账。吕不韦说，秦国如果定要屠赵，是不会在乎一两个公子的。这时，你们把异人扣在手里，等于拿了张空头支票，甚至是烫手的山芋。相反，如果现在高抬贵手，异人将来当然会以德报德，你们也等于拿了有价证券。有价证券和空头支票，要哪个？
    赵王立即礼送异人回国。
    终于回到秦国的落难公子异人，被吕不韦这个称职的中介包装上市。他甚至安排异人穿着楚国的服装去见华阳夫人，结果华阳喜出望外，高兴地对异人说：为娘我就是楚人。儿啊，以后你就叫“楚”吧！
    从此，异人更名为楚。
    公子楚的运气很好。公元前251年，昭襄王去世，安国君继位，是为孝文王。孝文王仅仅在位一年，就告别人世，子楚顺利接班，是为庄襄王。
    吕不韦的运气更好。三年后，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庄襄王也撒手而去，继位的是王后赵姬的儿子。赵姬原本是吕不韦的女人，被异人看中要去，后来成为庄襄王后。但赵姬从吕不韦屋里转手到异人床上时，据说已有身孕。因此也有人说她的这个儿子，其实是吕不韦的。
    这事恐怕只能存疑。但可以肯定，赵姬这儿子继位时还是少年，秦国的大权便落到了吕不韦的手里。吕不韦本已封侯拜相，此刻又尊为相国，号称仲父，权倾朝野，名重一时。他甚至仿效孟尝、平原、信陵、春申这“战国四大公子”的做法，大养其士，并让这些士人为他编写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号称《吕氏春秋》。
    吕不韦成功了吧？
    当然。他早期的投资，已经获得巨额回报，而且名利双收。据说，《吕氏春秋》完成后，吕不韦曾经下令将书稿和奖金一并悬挂在秦都咸阳的城门之上，扬言只要有人能增删改动一个字，就奖赏千金。
    为中华文化贡献了“奇货可居”和“一字千金”两个成语的吕不韦，这时达到了他事业的巅峰。这个巅峰是不可企及的。此后，尽管仍然会有商人参与政治，或借助政治从事商业，却没有任何人超越吕不韦。
    与此同时，吕不韦自己也从风光无限迅速坠入万丈深渊。新秦王即位后十年，吕不韦被免去相国职务。又过了两年，他被迫在自己的封地服毒自杀。
    他真是白赚了那么多钱。
    把吕不韦逼到绝境的，就是赵姬的儿子，那个生父可能是庄襄王异人，也可能是文信侯吕不韦的男孩子。这个男孩的名字叫嬴政，是秦王国最后一任国王，也是秦帝国第一任皇帝。正是他，终结了战国，也终结了先秦，并开始了新的时代——帝国和王朝的时代。
    没错，他就是秦始皇。
    但，这将是另一个故事。
    这是什么时代
    赌棍、骗子、食客、商人，各色人等次第亮相，粉墨登场，演绎出五光十色轰轰烈烈的悲剧和喜剧。参与演出的人，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自荐的毛遂，刺秦的荆轲，救赵的信陵君，都为读者耳熟能详。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战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赌徒的时代。
    没错，时代跟人一样，也是有个性的。因此，如果把春秋和战国比作人，那么，春秋是贵族，战国是平民；春秋是君子，战国是小人；春秋是英雄，战国是赌棍。只不过，战国的赌棍往往也有血气和血性，甚至同时也是豪侠。豪侠之赌，即为豪赌。那一份豪情和侠义，依然令人神往，让人心仪。
    比如冯。
    冯当然不好说是赌徒，却也是个敢押宝的。他为孟尝君收买人心，就是做期货，也是赌。实际上他的延长贷期和焚烧债券，并未得到孟尝君的授权。而且，如果后来孟尝君没被免职，这笔投资也体现不出回报。因此，当冯豪情万丈大烧其薛邑债券时，他不是在赌吗？
    但，冯又是仗义的。
    孟尝君罢相后，他门下那三千食客都如鸟兽散，跑得一干二净，留下的只有一个冯，帮助他东山再起的也只有冯。因此，复位后的孟尝君便对冯说：那帮小人要是还敢回来，我一定把口水吐到他们脸上。
    冯立即俯身下拜。
    孟尝君大惊失色：先生难道要替那些家伙谢罪吗？
    冯说，不！臣是要替君上的不当言论谢罪。君上应该知道，有生有死，是天之常道；嫌贫爱富，是人之常情。那些赶集逛商场的，早上蜂拥而入，晚上不屑一顾，难道因为喜欢早晨厌恶夜晚？不，是因为他们要的东西到晚上就没有了。因此，请不要责怪那些人的离去。[6]
    这可能是冯所做最仗义的一件事，然而他讲的道理却是利，他对孟尝君的忠诚也表现为利。这就跟春秋大不相同。春秋开口闭口是礼，战国开口闭口是利。这一点，只要比较《国语》和《战国策》，就一目了然。[7]
    战国的时代特征也昭然若揭，那就是唯利是图。
    对此，苏秦应该深有体会。当初，他外出谋生一无所获回到家乡时，所有人都看不起他，父母亲甚至连话都不跟他说。后来，他佩六国相印衣锦还乡，家里人都不敢抬头看他，嫂子更是像仆妇一样伺候他吃饭。苏秦笑着问嫂子：你们前倨后恭，是什么原因？嫂子匍匐上前，把脸贴在地面上说：因为您现在又有权势又有钱啊！
    这真是赤裸裸的势利。难怪苏秦会感叹说：一个人如果贫穷，父母都不拿他当儿子；如果富贵，亲戚都会来拍马屁。人生在世，难道可以不在乎金钱地位吗？[8]
    切肤之痛，经验之谈呀！
    的确，战国是一个“真小人”的时代。在这二百多年中，社会也为各色人等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比如虞卿，原本是个连真名实姓都无人知晓的穷光蛋。但他穿着草鞋扛着雨伞去游说赵孝成王，一见即获赏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即拜为上卿，可谓青云直上一步登天。如此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对士人岂能没有诱惑？[9]
    何况门槛极低，只要一张嘴；成本也极低，只要一席话。所以，张仪当年被人疑为窃贼遭到毒打，回家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婆，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
    老婆笑着说：舌头倒是还在。
    张仪便说：足矣！[10]
    甚至没有三寸不烂之舌也不要紧。比如孟尝君的食客中，就什么人都有。结果，会学狗叫的帮他窃得狐白裘，买通了秦王宠姬；会学鸡叫的帮他哄开函谷关，顺利地逃出秦国。鸡鸣狗盗，不也能换来富贵荣华？[11]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个人，如果原本一无所有，只要敢作敢为就可能大富大贵，谁不想赌他一把？能像冯那样仗义，便是意外之喜。能像吕不韦那样通过利人来利己，则要算聪明。吕不韦在邯郸拜见异人时，话就说得非常清楚直白：在下当然要光大自己的门楣，但在下的门楣却要靠公子的门楣才能光大，所以我们必须合作。
    战国，是趋利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是没什么道德感可言的。苏秦甚至公开对燕易王说，臣下我不讲诚信，正是王上您的福分。那些讲诚信的都死守道德，谁会为王上的利益而奔走呢？
    苏秦这样说，还真不是强词夺理，反倒应该看作透彻通晓。事实上战国的王侯，不少就是赌棍出身，他们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都难免赌徒心态，正所谓“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这其实是时代所使然。[12]
    于是上流社会，弃仁义而重权谋；诸侯各国，废礼让而重战争。结果，应运而生的是谋臣策士，平步青云的是地痞流氓。因为战国就是这样：只讲功利不讲道义，只要目的不择手段，成者王侯败者寇，谁有权势谁就是大爷。
    战国，是无德的时代。
    没错，如果说春秋还只是礼乐崩坏，那么战国便已是道德沦丧。这对于华夏文明，无疑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因为华夏文明的制度支持，是井田、宗法、封建、礼乐；全民共识，则是以德治国，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就体现在这一整套系统中。
    然而这一整套系统，都在战国分崩离析，而且也不可能不崩溃。是啊，楚是南蛮，秦是西戎，燕是北狄，田齐和赵、魏、韩是盗篡，哪一个是姬周嫡传、纯种王族？
    何况就算华夏正宗，也无法抗拒三大变革：第一，土地国有，按户籍授予小农并征收赋税；第二，诸侯兼并，国土和子民不再分封；第三，中央集权，卿大夫和地方官由国王任命。也就是说，井田制废，授田制立；封建制废，郡县制立；世卿制废，官僚制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切都变了。社会生活、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岂能不变？[13]
    基础动摇，支柱倒塌，中国向何处去？
    谁来回答中国
    能回答历史之问的，是士，也只有士。
    士，是战国舞台的主角，正如之前的时代主人，西周是王，东周是侯，春秋中后期是大夫。于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风流人物，前有武王、周公，中有齐桓、晋文，后有子产、赵鞅，他们是那些时代的代表。
    战国的历史，却是由士来谱写的。
    什么是士？
    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贵族。前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在秦汉和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的平民。后三级，是农、工、商。
    那么，战国的士，是什么？
    精神贵族。
    所谓精神贵族，就是仅仅在精神上或精神领域是贵族。根本原因，是士没有不动产，也没有统治权。没有物质，便只有精神。成为精神贵族，是迟早的事。
    不过既然是贵族，就该有贵族的权利和义务，也要有标识，比如体现参政权的缁冠，体现参军权的皮冠，体现祭祀权的爵冠（爵读如雀）等等。这是权利的象征，也是身份的认同。因此，子路宁愿去死，也不肯免冠。
    这就是贵族精神了。
    有贵族精神，就有君子风度。所以，春秋虽然礼坏乐崩，却还不至于道德沦丧。
    然而进入战国，士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柄剑。这是他们在举行冠礼时获得的，也是贵族的身份认同和象征。所以，司马迁在记录秦始皇的成年礼时，特地写了“带剑”二字。同样，冯和韩信尽管一文不名，却剑不离身。剑，是贵族之器，君子之器，王者之器。大侠多半用剑，道理也在这里。[14]
    剑，意味着身份，也意味着教养。一般地说，士都能接受比较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条件不一定最好，学习积极性却可能最高。因为他们有身份无地位，有义务无职务，有事业无产业。唯一的出路，是为更高级的贵族服务，换取俸禄或食田（可以分得粮食和赋税的田地）。
    这就非有本事不可。
    因此，士人的第一要务是“修身”。身修好了，就可以出来工作。其中，帮助大夫打理采邑，叫“齐家”；协助诸侯治理邦国，叫“治国”；辅助天子安定四海，叫“平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合起来就叫修、齐、治、平。
    但，无论齐家还是治国，士人都是帮佣，诸侯和大夫则是老板。不过，春秋的老板和帮佣是有血缘关系的，士人也一般都有世袭职务和固定工作，或像管仲时代的齐国那样由国家包养。战国之士，则必须自己找工作。他们与诸侯和大夫，是雇佣关系。既然如此，士们是去帮忙，还是帮凶、帮腔、帮闲，便由不得自己，或不能完全由自己。
    相反，为了保证有口饭吃，甚至能够飞黄腾达，他们很可能放弃原则而投其所好，不顾长远而只顾眼前。战国之人急功近利，社会风气急剧败坏，这是重要原因之一。[15]
    好在事情还有另一面。
    另一面就是士在国际事务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那些重量级士人，服务某国该国就兴旺发达，离开某国该国就内外交困，正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简直就是核武器。[16]
    这就迫使各国的王侯和卿相，不得不卑躬屈节，礼贤下士，以至于普天之下，尊贤成风。他们甚至不惜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供养士人。齐国执政田成子每年的收入，大部分用于养士。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每天都跟主人吃同样的饭菜，不敢稍有怠慢。权贵们对士人的谦恭，于斯为最。[17]
    相反，士人却完全不必看权贵的脸色，甚至可以傲然视之。有一次，魏国士人田子方与太子击狭路相逢。太子连忙让车回避，自己下车行礼，田子方却昂然不答。他说：诸侯看不起人则失其国，大夫看不起人则失其家。我们士人，如果主张不被接受，言论不被采纳，换个国家就是。抛弃不识好歹的权贵，就像扔掉一只草鞋，有什么了不起！
    魏太子击听了，也只能唯唯诺诺。[18]
    毫无疑问，王侯卿相们的这种态度，是被残酷的国际竞争和权力斗争逼出来的，却在无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产力。我们知道，知识阶层最希望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一是衣食无忧，二是言论自由。有此两条，思想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文明的成果就会遍地开花。
    战国，就做到了这两点。
    事实上，战国的知识阶层虽然不少被国君或大夫供着养着，却其实不必承担责任，也不受任何制约。他们想著书立说就著书立说，想高谈阔论就高谈阔论，想出谋划策就出谋划策，想坐而论道就坐而论道，甚至想拂袖而去就一走了之。没人失去自由，也没人因言获罪。
    不被供养的，更如此。
    于是战国二百年，就成了充满矛盾的时代：民众水深火热，士人备受尊崇；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空前繁荣；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华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动乱年代，变成了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
    当然，这个时代要从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
    奇怪吗？不奇怪。事实上，正因为社会剧变，天下大乱，道德沦丧，共识阙如，中国向何处去才成了问题。同样，正因为一个跨国界、超宗族的精英阶层勃然兴起，又没有一统天下的强权能够钳制舆论，问题的回答才有了可能。
    于是，儒家代表着文士，墨家代表着武士，道家代表着隐士，法家代表着谋士，纷纷亮出自己的主张，力图影响历史的进程。这是当时最自由也最活跃的力量。因为自由，所以是百家；因为活跃，所以要争鸣。
    世纪大辩论开始了。
    那就看他们如何亮剑！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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