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庄公是春秋最早的雄主，
    他即位时，郑立国不过半个世纪，
    然而在他掌权的四十三年间，
    郑却崛起为中原第一大国。
    窝里斗开始
    郑庄公跟他亲妈、亲弟弟都翻脸了。[1]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即春秋的第一年。也就在这年，立国二百年的以色列被亚述灭亡，只剩下犹太王国苟延残喘。但，亚述灭以色列是见怪不怪的外族入侵，郑国却是地地道道的祸起萧墙。春秋史以母子兄弟的窝里斗来开篇，虽然要算碰巧，却也意味深长。
    先看人物关系。
    本案的男一号，当然是郑庄公。庄公是郑国第三任国君，郑武公的嫡长子，名叫寤生。武公的正妻是申国的公主，史称武姜。武，是丈夫的谥号；姜，则是娘家的姓。申国据说是伯夷之后，姓姜；郑国则是厉王之后，姓姬。武公娶武姜，不过姬姜两族长期通婚之一例。
    武姜给武公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叫寤生，老二叫段，都是嫡子。刀兵相见的，就是这哥俩；翻脸不认人的，则是寤生和武姜母子。
    奇怪！亲妈亲兄弟，血浓于水，怎么就水火不容呢？
    正史的说法是因为武姜不喜欢老大。不喜欢的原因也很怪异，据说是因为老大出生时两条腿先出来，着实把武姜吓了一大跳，因此管他叫“寤生”，也就是“倒着生”。
    倒着出生的寤生，从小就不受疼爱。后来有了弟弟，老妈的一片爱心便全部给了段，甚至多次在床上吹耳边风，要武公立段为太子。只不过，未遂。后来武公去世，寤生接班，武姜又为段讨封地。这时武姜已是老夫人，相当于后世的太后，自然得逞。叔段如愿得到了京邑，从此人称“京城大叔”。大，就是太，也读太。京城大叔，就是“住在京邑的郑君之头号弟弟”。
    叔段得到京邑之后，便开始扩军备战，图谋不轨，《左传》称之为“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完，就是高筑墙；聚，就是广积粮；甲是甲胄，兵是兵器；卒是步兵，乘是车兵。总之，叔段建立了“反政府武装力量”，武姜则在郑都充当卧底和线人，两人合谋要夺取庄公的君位。
    鲁隐公元年，叔段自认为羽翼丰满，计划偷袭郑都，武姜也做好了开门接应的准备。庄公得到消息，派大夫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伐京。京人闻讯，立即宣布与叔段划清界限。叔段无力抵抗，只好狼狈逃窜到鄢。庄公当然不会让他在鄢安家落户，便挥戈东进。五月二十三日，叔段再次逃亡。只不过这回他逃到了卫国的共（读如恭），从此叫共叔段。
    叔段逃到共以后，郑庄公把武姜迁到了城颍（今河南临颍县西北），宣布母子二人恩断情绝，不到黄泉不再相见。
    春秋编号第一大案，大体如此。
    但，此案可疑。
    郑国的受封之地，原本在今陕西省华县，后来迁到今河南省郑州市和新郑市之间，靠近现在的新郑市。因为是新的郑都，所以叫新郑。郑庄公的郑，就在这里。那么，它跟叔段受封的京、避难的鄢，又是什么关系？
    二者之间。
    请看地图。
    京，在今河南省荥阳市，位于新郑西北；鄢，在今河南省鄢陵县，位于新郑东南。京、郑、鄢，刚好连成一条直线。也就是说，叔段从京逃到鄢，要路过新郑。这种逃亡路线，岂不怪异？难道段的本意，是要去投案自首？或者庄公的战车开过来时，段是像贼一样夜行昼伏一路狂奔的？
    何况鄢与京相距甚远，中间还隔着新郑，不大可能是段的地盘，也没听说他在那里有什么盟友。他的势力范围主要在郑国的西北部，最远到廪延。廪延在今河南省淇县和滑县南，延津北，跟鄢可谓南辕北辙，跟共反倒近。共，在今河南省辉县，而且当时是卫国的地盘。事实上叔段到了共就平安无事，庄公也没派人去捉拿或暗杀，反倒自我检讨说“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2]
    因此，段的逃亡应该是由京而廪延，再到共。甚至逃到廪延说不定就安全了，为什么要往鄢跑呢？
    这就只有叔段自己知道了，历史上没有任何解释。
    更难解的，是郑庄公。
    我们知道，郑庄公是春秋最早的雄主，之后才轮到齐桓和晋文。他即位时，作为西周最后一个封国，郑立国不过半个世纪。然而在他掌权的四十三年间，郑却崛起为中原第一大国。这样一位雄霸天下的政治家，为什么会让叔段肆意妄为长达二十二年之久？难道他对段的狼子野心，事先竟毫无察觉，也没有任何人提醒和劝阻？[3]
    当然有。
    姑息原本为养奸
    劝阻郑庄公的，是祭仲和子封。
    祭仲又叫祭足或仲足，原本是一个小官，官职是封人。封人的任务，是负责边境线的植树和封土。祭仲管理的地方叫祭，位于郑州市东北。后来郑庄公把他调到朝廷为卿，把现在河南省中牟县的祭亭封给他做采邑，所以仲足以祭为氏，叫祭仲或祭足。终庄公一朝，祭仲都是朝廷重臣。庄公去世后，他甚至有了废立国君的势力。
    叔段在京邑大兴土木时，祭仲是提醒过庄公的。祭仲说，先王规定，一个国家的其他城市，最大也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否则将会成为祸患。现在京邑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法定的尺度，将来君上恐怕会不堪承受。
    庄公说，老夫人要这样，没办法嘛！
    祭仲说，我们这位老夫人，哪里会有满足？不如早做安排，免得变生不测。一旦成了气候，事情就不好办了。疯狂生长的野草尚且难以尽除，何况国君的宠弟？
    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先等等看吧！
    等等看的结果，是叔段开始膨胀，居然命令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听命于自己。
    这时，子封说话了。
    子封说，一个国家，实在无法忍受一国两君、政出多门。请问君上到底想要怎么样？如果打算让位，请允许下臣现在就去效忠；如果无意禅让，请现在就去除掉他。总不能让民众三心二意，不知所从，产生其他想法。
    庄公又说，别担心，慢慢来。
    慢慢来的结果，是叔段恶性膨胀，不但把郑国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都变成自己的采邑，而且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廪延。
    子封说，可以下手了，否则尾大不掉。
    庄公却说，不怕。不义之人得不到人心，膨胀得越快就垮得越快。别看他现在实力雄厚，到时候一定土崩瓦解。
    于是任由叔段折腾，不闻不问。
    表面上看，庄公糊涂，实际上却是老辣。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老夫人要什么就给什么。武姜为叔段讨要的封地，原本不是京，而是制。制，在今河南省荥阳市境内，又名虎牢关。看看地图就知道，制邑比京邑离新郑要远。叔段如果在那里搞分裂，庄公未免鞭长莫及。京，则在控制范围之内。可见庄公对于未来，其实心里有数，只不过要等。
    等什么？
    时机。
    的确，叔段虽为心腹之患，彻底根除却需要时机。毕竟，此人是自己的亲弟弟，老妈的亲儿子。仅仅因为他违规违纪就大动干戈绳之以法，情理和情面上都说不过去。有这层关系在，下手就不能太狠，顶多只能把他叫来训一顿，再挪个地方。不过，此人既然有武姜这个大后台，治理整顿的结果便可想而知。就连教训和移封，都未必能够实现。
    因此，不能治标，只能治本。
    治本的办法，是一次性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将叔段和武姜都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再也别想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但，这需要一个罪名。
    这个罪名就是谋反。
    谋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有此大罪，无论如何处分，都不会有舆论压力。只不过，谋反并不容易，一要有心，二要有胆，三要有力。心和胆，叔段和武姜都有，缺的是力。有力，才能壮胆，也才会铁心。庄公一直按兵不动，对祭仲和子封的劝阻不予采纳，对叔段也一忍再忍，就是为了让那母子二人王八吃秤砣，铤而走险，以便治罪。
    为此，庄公隐忍了二十二年。
    他真是很有耐心。
    郑庄公也很有胆魄，他其实是在押宝。第一，赌叔段和武姜必反；第二，赌他们谋反必败。这才决心姑息，以便养奸。养奸其实是有大风险的。事实上，如果叔段和武姜不反，他就满盘皆输；如果谋反成功，他就必死无疑。
    这是一场豪赌。
    现在看，庄公是赢家。
    赢家让史家左右为难。我们知道，周人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主张，是“以礼治国”，即“礼治”。依礼，郑庄公可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他是嫡长子，武姜反对他继位，是武姜不对。他是国君，也是兄长，叔段跟他叫板，是叔段不对。叔段分庭已是非礼，更何况犯上作乱？当然灭他没商量。
    然而谁都知道，叔段的贼心和反叛，是郑庄公姑息养奸养出来的。可惜，又谁都无法指责。因为庄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解释为对武姜的“孝心”。他如果后来没跟武姜翻脸，谁都奈何不了他，只能听之任之。
    庄公城府之深，毋庸置疑。
    礼治之尴尬，则可见一斑。
    尴尬的史家只好用“郑伯克段于鄢”这几个字来记录历史，表明态度。据《左传》的解释，这种表述方式既指责了叔段不像弟弟，也指责了庄公不像哥哥，还暗示了叔段之罪实为庄公养成。此即所谓“春秋笔法”。据孔子说，这对违背礼法之人是有震慑作用的。
    可惜这种作用似乎收效甚微。相反，站在郑庄公的立场，却不能不承认他是正当防卫，而且未雨绸缪。因为春秋已非西周。君位被人觊觎甚至夺取，并非没有可能。事实上就在三年后，便有一位国君被他强悍的弟弟谋杀了。
    这个强悍的弟弟，叫州吁（读如需）。
    弑君第一案
    州吁是叔段的同类，甚至同伙。司马迁就说，叔段刚逃到共，州吁便主动提出跟他做朋友。实际上他俩当时都流亡在外，只不过叔段是因战败而逃亡，州吁则是被罢官而出走。但想灭了哥哥自己上台，则一模一样。因此，州吁在外招降纳叛，结成团伙。鲁隐公四年（前719）三月十六日，蓄谋已久的州吁带领这伙人偷袭国都，杀死同父异母的兄长，自己当了国君。[4]
    这是春秋的弑君第一案。
    以后，还有其他国君接二连三被干掉。有的被杀，有的逃亡，不是身败，便是名裂。弑君而自立的，也为数不少，比如第四卷提到的夏姬之子夏徵舒。但始作俑者，则是州吁。
    那么，州吁是什么人？
    州吁是卫桓公的弟弟。
    卫，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姬姓，始封之君是周公的弟弟康叔封。到第八任国君顷侯，由伯爵晋升为侯爵。到第十一任国君武公，晋升为公爵。武公的儿子，是庄公。庄公的正妻，是齐国的公主。齐国是姜太公之后，姓姜；卫国是周文王之后，姓姬。这又是姬姜两族长期通婚之一例。
    所以，齐国这位公主后来就被叫作庄姜。庄，是卫庄公的谥号；姜，是她自己娘家的姓。这跟郑庄公他妈叫武姜是同样的命名方式。
    庄姜是一位美女。《诗经》中的《硕人》，就是她的赞美诗。但是庄姜没有生育能力，便领养了庄公一个侧妃的儿子，视如己出。这个儿子名叫完，也就是后来的卫桓公。至于州吁，则是卫庄公另一个宠妾的儿子，年纪也比桓公小。
    这也就是州吁一案与叔段的不同。叔段和庄公同父同母，都是嫡子。州吁和桓公同父异母，都是庶子。只不过桓公被庄姜认领，在名分上是嫡长子。
    更重要的不同，是后台老板。叔段的靠山是老妈，州吁的却是老爹。州吁其人，从小就调皮捣蛋，胡作非为，还喜欢舞刀弄枪，琢磨兵法。这其实很危险。但，尽管庄姜厌恶，大臣劝谏，庄公都听之任之，地地道道的教子无方。
    由是之故，庄公去世、桓公即位后，州吁更加骄横跋扈，全然不把当国君的哥哥放在眼里。桓公无奈，只好罢了他的官。州吁则逃出国都，在外拉帮结派，并与叔段不清不楚。这样，经过十四年的经营，州吁的反政府武装力量便推翻了桓公的合法政权，自己也成为卫国的僭主。
    然而不过半年，州吁也身首异处。
    这又是为什么？
    主要因为他自己作孽。
    州吁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打郑国。这其实并不奇怪。第一，卫和郑，是世仇。伐郑，可以标榜自己继承先君遗志，政治正确。第二，可以帮他哥们叔段出口气，运气好的话没准还能翻盘。第三，可以讨好某些诸侯。由于当时郑国发展迅速，羡慕嫉妒恨的很是不少。如果伐郑成功，在国际上是很能收买一些人心的。
    不过更重要的，是州吁得位不正，人心不服。对外发动战争，可以转移视线，缓和国内矛盾。这也是历代统治者的惯用伎俩。所以《左传》说州吁此举，是“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
    凑巧的是，这时宋国正好有一个君位的争夺者在郑国避难。于是州吁便联合宋国，再加上陈国和蔡国，组成联军伐郑，把郑都围了五天。这是鲁隐公四年春天的事。秋天，这帮人又去了一趟，抢光了郑国田野里的庄稼。
    这下子，州吁坐稳屁股了吗？
    没有。
    州吁虽然发动了两次战争，还小有收获，卫国却依然人心浮动。对此，他自己不安，他的一个死党也着急。这个死党叫石厚，是石碏（读如却）的儿子。石碏是前朝元老，此刻告老还乡，赋闲在家，退休已经十六年。
    石厚就去见他爹，问州吁怎样才能稳住君位。
    石碏说，朝见天子即可。
    这是有道理的。这时的周天子，虽然已经过气，却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王如果接见了州吁，其他诸侯就得认账，州吁的君位也就稳当了。
    于是石厚又问：怎样才能见到天子？
    石碏说，通过陈国。陈君是天子的宠臣，又是我国的盟友。请陈国出面，天子一定赏脸。
    州吁和石厚都以为然，决定照办。
    俗话说，天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州吁和石厚都忘记了，石碏原本十分厌恶州吁。庄公在世时，他就曾力劝君上对州吁严加管教。石厚跟州吁鬼混，他也强烈反对，只不过屡禁不止。州吁和石厚找他拿主意，岂非有病？
    当然，谁都没有想到，石碏为了国家竟会大义灭亲。事实上，就在州吁和石厚兴冲冲奔赴陈国时，石碏的密函已先期到达。石碏的信上说，卫国弱小，而老夫朽矣，无能为力。这两个人，是大逆不道的弑君者。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请贵国匡扶正义，将其拿下！
    结果，州吁和石厚在陈国境内被就地正法。
    当然，人是陈国抓的，却是卫国杀的。按照当时的国际法，对这样的罪犯，卫国不必引渡回国，但要派员行刑。为此，卫方派出了两位监斩官。监斩州吁的是卫国的右宰，监斩石厚的是石碏的管家。
    此后，卫人另立公子晋为君，是为卫宣公。
    持续半年的卫国内乱，到此结束。
    又杀了两个
    卫国内乱后不久，又有两位国君死于非命。[5]
    第一个是鲁隐公。
    鲁，也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姬姓，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长子伯禽，国都曲阜。从伯禽到隐公，共十三君。春秋，就是从隐公元年开始的。
    隐公是惠公的儿子。据《左传》，惠公至少应该有两个儿子，两位夫人。两位夫人都是宋国的公主，一位叫孟子，一位叫仲子。子，是她们娘家的姓；孟和仲，是排行。孟就是老大，仲就是老二。孟子是没有儿子的。她去世后，惠公又娶了仲子。仲子的儿子，就是后来的鲁桓公。
    但，惠公另外还有一个女人，叫声子。声子的儿子，就是隐公。隐公的年纪比桓公大很多，却不被看作嫡长子。由此推论，声子应该是陪嫁，而且是孟子的陪嫁。[6]
    陪嫁女的地位，当然很低。隐公自己，也很谦卑。惠公去世后，由于桓公年纪太小，就由隐公摄政。隐公自己，也清楚只是代理国君。这跟叔段或州吁，是相反的。看来鲁国毕竟是周公之后，礼教的作用不小。
    然而恰恰是这种谦恭有礼的态度，让隐公招致杀身之祸，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在鲁国大夫羽父。
    羽父是一个野心家，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公元前719年，州吁联合宋国、陈国、蔡国伐郑。宋国因为跟鲁国有婚姻关系，便拉鲁国加盟。鲁隐公不想去蹚这浑水，婉言谢绝，羽父居然硬是带了队伍去凑热闹。后来，羽父的权势越来越大，很干了些举足轻重的事，野心也就膨胀起来。
    于是羽父提出，他可以去暗杀隐公的弟弟，交换条件是让他成为卿相。
    羽父有这想法，并不奇怪。野心家总是会以为别人跟他一样有野心的。事实上，按照宗法制度，担任鲁国国君的，原本确实应该是隐公的弟弟，因为他是嫡子。嫡子年幼，庶兄摄政，是可以的，但嫡子成年后要把政权还给他，除非他已不在人世。因此，如果隐公贪恋君位，他就会同意羽父的阴谋，或者暗许。
    可惜隐公并无此意。
    鲁隐公说，我代理君位，只因为弟弟年幼。现在他长大了，我正要还政于他。我连养老的地方都安排好了。
    这当然让羽父大出意料，也胆战心惊。他一方面在隐公的弟弟、后来的桓公那里倒打一耙，诬陷隐公，另一方面则找机会下手，要置隐公于死地。碰巧，隐公是个迷信巫术的人。他为了祭祀巫神，进行斋戒，住在一位大夫家里。于是，羽父便趁机派刺客谋杀了隐公，然后栽赃于这位大夫，杀了他们家几个人了事。
    鲁隐公和这位大夫的家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桓公甚至没有按照国君的规格，为隐公举行葬礼。
    所谓“善有善报”，现在看来也未必。
    鲁隐公被弑，是在卫桓公被杀后七年，即鲁隐公十一年（前712）十一月。一年多后，宋国国君也被谋杀了。
    宋，同样是周代最早的封国，子姓，始封之君是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都商丘。从微子到武公，共十二君。武公的女儿是仲子，即鲁桓公的母亲。武公的儿子，载入史册的有两个，一个叫力，一个叫和。武公去世，力继位，这就是宋宣公。宣公去世，却不传位给太子与夷，要传给弟弟和。宣公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天下的通义。于是，和三让而继位，是为宋穆公。
    其实，周的规矩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则是商的。所以，宣公只是在继承殷商的传统。但同时，穆公也欠了哥哥一个人情。因此宋穆公临终前，便不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冯，要将君位还给哥哥宣公的儿子与夷。
    宋穆公请孔父嘉做顾命大臣，也就是新君的辅佐，自己政治遗嘱的执行人。
    孔父嘉，是孔子的先祖。
    宋穆公说，先君舍弃了与夷，让位于寡人，寡人一天也不敢忘记。如果托大夫之福，寡人能寿终正寝，在天上见到先君，那时，先君问起与夷来，寡人该怎么回答？因此恳请先生拥立与夷为君，寡人虽死无憾，永垂不朽。
    孔父嘉说，群臣都主张立冯。
    宋穆公说，不可以呀不可以！先君让国于寡人，是认为寡人贤惠。如果不能让国，那就辜负了先君的厚望，怎么能说是贤？我尊敬而亲爱的先生，请务必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
    孔父嘉只好让公子冯出国，住到郑，然后拥立与夷继位，是为宋殇公。
    可惜宋殇公不争气。他在位十年，倒打了十一次仗，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宋国的太宰华父督（华读如化）便在民众中散布流言蜚语，煽风点火，说战事频仍的罪魁祸首，就是管军事的孔父嘉。造足舆论后，华父督发动兵变，杀了孔父嘉。宋殇公闻讯震怒，华父督干脆连殇公也一起杀了，把公子冯从郑国迎回宋国，立为国君，是为宋庄公。
    华父督为什么要攻击孔父嘉呢？
    据说，是因为有一次路遇孔父嘉之妻，立即神魂颠倒垂涎三尺，必欲夺之而后快。这事当然真假难辨。可以肯定的是，孔氏从此家道中落，最后不得不移民鲁国。孔子算是鲁国人，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第三起弑君的血案。
    接二连三的弑君案，揭开了春秋的序幕；而鲁国和宋国的内讧和内乱，则便宜了郑国。鲁桓公即位后，立即与郑国成为合作伙伴，史称“修好于郑”。华父督迎回流亡在郑国的公子冯，当然也是向郑国表示友好。宋国原本是郑国的死敌，常常与卫国联手对付郑国。鲁虽然要算中立国，但羽父是带兵参加了宋卫联军伐郑的。现在宋和鲁都转变立场，郑国就财大气粗起来。志得意满的郑庄公，也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这只猫，就是周桓王。
    天子挨打
    周桓王是自己送上门去挨打的。[7]
    这件事照理说原本不该发生，因为周与郑关系非同一般。郑，是西周最后一个封国，始封之君是周厉王的小儿子，被周宣王封为诸侯，是为桓公。
    桓公是郑国的国君，也是周王的大臣，在幽王的时代曾经担任周的司徒。当时西周王室已经衰落，西方的戎狄却很强大。桓公要勤劳王事，又不想国破家亡断子绝孙，把老本都赔进去，便听从王室史官史伯的建议，从原来的受封之地迁到新郑，国土疆域大约是今天河南省北边半省的中部。
    这就是春秋时期的郑国。
    从这段历史看，郑应该效忠周。
    同样，周也应该善待郑。因为东周王室能够存活，主要靠的是两个大国，这就是晋和郑。晋在黄河北岸，郑在南岸。晋国护卫着周的北面，郑国护卫着周的东面。西边的屏障，是虞和虢（虞在今山西平陆县，虢在今河南陕县）。南边，则是申和吕（均在今河南南阳市境内）。
    这就是东周初年的形势。后来晋国分裂，自顾不暇；楚国兴起，南方不保。周王室的藩篱，就只剩下郑和虢。
    矛盾，由此而生。
    虢，是周文王弟弟虢仲的封国，也叫西虢。另外还有东虢，是周文王弟弟虢叔的封国，后来被郑国所灭，所以西虢就叫虢。东周初年，虢君似乎已经晋升为公爵，郑君则是伯爵。但郑国的综合国力，显然超过虢国。始封之君桓公，则在西周灭亡时殉难。所以郑的第二任国君武公，第三任国君庄公，都一直担任平王的卿士，作为王室重臣而大权在握。
    这时，是周与郑的蜜月期。
    然而不知何时，郑庄公发现周平王对自己并不那么信任，很可能会把一半的权力分给虢公。这当然让庄公十分不快，平王则信誓旦旦地表示绝无此事。为此，周和郑交换了质子。周的王子狐被送到了郑国，郑的公子忽则到周。
    此事荒唐。因为从法理上说，周王与郑伯，是君臣关系。交换人质，则只能发生在诸侯之间。周平王这么做，实际上是把自己降为诸侯，则王室的尊严和体面何存？
    鲁隐公三年（前720）三月十二日，平王驾崩。继位的桓王是平王的孙子，年轻气盛，当真把一半的权力分给了虢公。这时的郑庄公，论辈分是周桓王的叔爷爷，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便决定给那小子一点颜色看看。四月，郑国大夫祭仲带兵割取了周王国地里的麦子。秋天，又割走了周王国的谷子。前一次是在温（今河南温县），算是侵略了周的属国。后一次则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市境内），就骚扰到周天子眼皮底下了。于是周郑结怨。
    不过，结怨归结怨，面子还得维持。三年后，郑庄公朝见了周桓王，王室也保留了郑庄公的职位，又过了两年才正式任命虢公为卿士。实际上，这时虢公和郑伯，同为周的卿士。具体地说，虢公为右卿士，郑伯为左卿士。
    但这绝不意味着周郑和好如初，只不过双方都有政治需要。周王室固然离不开郑国的护卫，郑庄公也想利用周王室。身为王室重臣，至少打起仗来可以借用王命，甚至动用王师，这是郑庄公很想要的。[8]
    不过，既然是相互利用，那就要相互配合。然而桓王似乎不懂。他先是在郑庄公朝见时不讲礼貌，后来又侵犯了郑国的实际利益，最后彻底剥夺了郑庄公的所有权力。接替郑庄公担任左卿士的，是周公黑肩。
    郑庄公毫不客气，拒绝再见周王。
    周桓王也毫不客气，率领联军伐郑。
    这是整个春秋时期天子御驾亲征的唯一一例，时间是在公元前707年（鲁桓公五年）秋天，地点是在长葛（今河南长葛县）。周军这边，桓王亲自统率中军。右军统帅是虢公林父，后面跟着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左军统帅是周公黑肩，后面跟着陈国的军队。郑公子突说，陈国国内动乱不安，他们的军队也没有战斗意志。如果先进攻陈军，对方一定乱作一团。
    郑庄公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命令各部只要看见大旗一挥，就击鼓进军。结果岂止陈军，就连蔡军和卫军也一起奔逃，周军则一片混乱。郑军两面夹击，周军大败，桓王自己也被一箭射中了肩膀。
    活捉桓王，只需举手之劳。
    然而郑庄公却表现出君子风度。他拒绝了下属乘胜追击的建议，不但任由桓王逃之夭夭，还派祭仲去劳军，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郑庄公说，君子不为已甚，何况是欺凌天子？能保住江山社稷，就可以了。
    郑庄公很明智，他知道适可而止。
    周王室却威风扫地，体面不存。是啊，如果所谓“共主”竟然不过是战败之国，还有什么资本和资格号令天下？
    庄公手下这一箭，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
    霸主就要来了
    长葛之战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旧的制度和秩序全都难以维持。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将在激烈的动荡中重新洗牌，并诞生出新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春秋一直持续到战国。
    第一阶段，是至强替代至尊。
    什么是至强？什么是至尊？
    还得从制度说起。
    从西周到东周，我们民族实行的是“邦国制度”。邦国来自封建，即天子“封邦建国”，诸侯“封土立家”。具体地说，就是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块，分封给诸侯，由此建立起邦国，简称国；诸侯又进行再分配，把国分成若干块，分封给大夫，由此建立起采邑，简称家。
    这就叫封建。
    封建的结果，是产生了天下、国、家。家国合为一体即邦国，邦国联为一体即天下。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天下是天子的，三级所有，层层转包。
    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必须交代清楚。
    第一，天子只在名义上和权属上是天下共主，邦国的主权和治权则由诸侯行使。天子自己也有一个邦国，只不过地盘最大级别也最高，号称王国。其余，则分别是公国、侯国、伯国、子国和男国。公侯伯子男，都是自治君主国。他们的国家事务，天子是不能过问和干预的。
    第二，国以下的家，有治权无主权。主权在国，产权在天子，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然，严格地说，春秋和春秋以前的邦国只有“半独立主权”，拥有“完全独立主权”要到战国。那时，他们已经都是“独立王国”了。
    可见，真正的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只能是邦国。
    因此，这种制度就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中的周天子，是共主也是国君。只不过，他的邦国级别最高，王爵；本人地位也最高，共主。周王是人上人，周国是国上国，这就叫“至尊”。同时，他的实力也最雄厚。或者说，正因为实力雄厚，才成为天下共主，这就叫“至强”。也就是说，在西周，至尊和至强是合一的。
    至尊和至强之下，是次尊和次强，这就是诸侯。再下是次次尊和次次强，这就是大夫。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地位和实力都递减。因此，大夫臣于诸侯，诸侯臣于天子。当然，大夫也有臣。大夫之臣就是士，叫家臣。
    家臣往往是大夫的家人，大夫则是他们的家君。家臣拥戴家君，就像星星围绕月亮。于是大夫的家或采邑，就形成一个众星拱月的结构。推而广之，大夫拥戴诸侯，诸侯拥戴天子，也如此。或者说，天子是大月亮，诸侯是大星星；诸侯是中月亮，大夫是中星星；大夫是小月亮，家臣和家人是小星星。这样一种三重模式的众星拱月，就叫“封建秩序”。
    由此可见，封建秩序要想维持，前提条件是尊卑强弱永远不变。周王国永远最强，大夫的采邑永远最弱，诸侯国则从头到尾都只有那么一点规模，还大家都差不多。就算要发展，也得齐步走，比例不能失调。
    这当然并不可能。
    不可能的原因，在于所有的邦国，包括周王国在内，都是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几百年光阴过去，难免参差不齐。有的欣欣向荣，发展壮大；有的每下愈况，日薄西山，甚至资不抵债，面临破产。
    这时，按照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程序就会自行启动。方式是兼并，手段则是战争。春秋时期的战争至少有二百多次，发动战争的也不仅是大国。比如莒（读如举），虽然小得可怜，却也兼并了向国，而且是在春秋一开始。[9]
    哈，大鱼还没开口，小鱼就吃了虾米。
    实际上大国的兼并更是不胜枚举。春秋头半个世纪，郑国就兼并了戴（读如再，在今河南民权县），齐国也兼并了谭（在今山东济南市境内）、遂（在今山东宁阳县西北），楚国则兼并了息（今河南息县），还霸占了息夫人。[10]
    国与国之间，不再势均力敌。
    平衡打破了，社会开始动荡。
    动荡的社会需要有人摆平江湖，而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原本是周王的义务。可惜此时，周天子也由活菩萨变成了泥菩萨。长葛之战，就证明他是纸老虎。根本原因，当然是周王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减少，导致经济实力不断下降。长袖者善舞，多财者善贾，财大者气粗。王室如果处处捉襟见肘，甚至要靠诸侯接济，又怎么硬得起来？至尊不再是至强。能保全最后一点脸面，就不容易。
    当然，周王的脸面，在春秋早期还是维护得很好。因为这脸面是旗帜，也是旗号，可以做虎皮，也可以当枪使。公元前714年（鲁隐公九年）和第二年，郑庄公伐宋，给出的理由便是“宋公不王”（宋殇公不朝见天子）。此即所谓“以王命讨不庭”，被当时的舆论认为很正当。[11]
    其实，宋殇公固然傲慢无礼，郑庄公又何尝真正尊王？六年前，他不是派兵割走了周王的麦子和谷子吗？
    用不着揣着明白装糊涂。谁都知道，再好的脸面，也不过自欺欺人。真正管用的是实力，说了算数的则是大国。于是大国崛起，小国站队。小国需要的是保护伞，大国想要的是领导权。大国和小国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周天子风光不再。
    重组江湖，势在必行。
    拥有号令天下的实际指挥权，成为国际社会的江湖老大和带头大哥，这就是“霸业”。成就了霸业的诸侯，是“霸主”。霸主之道，是“霸道”。霸道不是王道，霸主也不是共主，所以还得周天子在那里支撑门面。所有的霸主，也都要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但谁都心里清楚，他们真正寻求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王室的脸面，不过是遮羞布。
    遮羞布并没有权威，哪怕再好看。一言九鼎的，将是相继崛起虎视眈眈的超级大国。
    霸主即将诞生。
    王权时代结束，霸权时代开始。华夏大地上，又将演出怎样的戏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