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但他却跟曹操一样，
    成为最被后世误解的人。
    他的政治理想没人继承，
    脸上却被涂满了道德的油彩，
    变成圣坛上和舞台上面目全非的偶像。
    刘备托孤
    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其实很微妙。
    没错，诸葛亮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山的，在赤壁之战中也不负厚望。他出使东吴，折冲樽俎，促成联盟，战胜曹操，与刘备度过了一段如鱼得水的“蜜月期”。
    然而战后的他却似乎退居二线。夺取益州，是庞统极力怂恿，并出谋划策；进攻汉中，是法正极力主张，并出生入死。所以庞统战死，刘备“言则流涕”；法正病故，刘备“流涕累日”。法正死后的待遇，甚至比关羽还高。[1]
    庞统和法正，才是刘备的左膀右臂。
    难怪赤壁战后整整十五年，我们很少看见诸葛亮的身影，听见他的声音。也难怪关羽征襄樊，刘备征东吴，诸葛亮都既不反对也不赞成，干脆一言不发。
    诸葛亮保持着沉默。
    沉默是可以理解的。刘备兵败猇亭之后，诸葛亮曾长叹一声说：如果孝直（法正）还活着，那就一定能阻止皇上东征。就算东征，也不至于败得如此之惨啊！[2]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诸葛亮并不赞成伐吴，却无法有效地阻止，因为刘备只听法正的。他对诸葛亮，不过相敬如宾。对法正，才是言听计从。法正不在了，刘备就谁的话都不听，孔明先生也只好去做“事后诸葛亮”。
    问题是：何以如此？
    因为理念发生了冲突。
    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就在于政治家有理想，政客只有利益。诸葛亮是有理想的，这才放弃曹操、刘表和孙权，跟了当时一无所有甚至性命难保的刘备。
    那么，刘备有没有理想呢？
    原先或许是有的，但是后来忘了。忘记的时间，大约是在得到了荆州和益州之后。此时，咸鱼翻身的他，就只有利益没有理想了，这才不伐魏而伐吴。什么“汉贼不两立”云云，不过是称王称帝的招牌。[3]
    刘备忘了的，诸葛亮没忘。然而尴尬的是，这种微妙的变化谁都不能说穿。刘备要装着没忘的样子，诸葛亮也不能提醒。于是只好心照不宣：诸葛亮埋头苦干做好分内的事，刘备则依靠庞统和法正攫取更多的利益。
    问题是现在法正已死，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庞统、许靖、刘巴、马良也都去世。有威望有能力的，只有赵云和魏延。能够托孤的，则只有诸葛亮。
    刘备能放心吗？
    既放心，又不放心。
    放心不难理解。对于诸葛亮的忠诚和能力，刘备从来就不怀疑。何况诸葛亮要的是理想，刘备要的是利益，两人的诉求并不冲突。更何况刘备很清楚，理想主义者是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突破道德底线，不顾君臣大义的，他并不担心诸葛亮变成曹操或曹丕。
    不过，最让刘备放心的还是诸葛亮的风格，这个风格就是谨慎。刘备非常清楚：诸葛一生唯谨慎。因此，当刘备决定豪赌一把时，他得依靠庞统和法正；当他需要守住家业时，谨慎的诸葛亮就是合适人选。
    实际上，诸葛亮自己也这么认为。他事后的回忆和说法就是：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4]
    这是实言。
    那么，刘备为什么还不放心？
    因为事关重大。
    事实上，刘备要托付出去的不仅是儿子，更有他一手建立的蜀汉政权。可惜这个政权却危机四伏，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外患毋庸置疑，当然是曹魏和孙吴，何况他们正彼此勾结。那么，内忧又是什么呢？
    地方势力。
    我们知道，刘备建立的蜀汉是一个外来政权。更麻烦的是，这个外来政权之前还有一拨外来的，这就是刘焉和刘璋父子及其部属。再加上益州本土的官僚和豪强，蜀汉王朝内部就有了三股彼此制约的政治力量。
    一、益州集团，即本土士族。
    二、东州集团，即刘璋旧部。
    三、荆州集团，即刘备亲信。
    这三股力量的关系错综复杂。刘焉入蜀时，益州集团是主，东州集团是客。刘备入蜀后，东州集团是主，荆州集团是客。主客新旧先来后到，就造成了荆州（新客）与东州（新主）、东州（旧客）与益州（旧主），以及荆州（客人）与东州（新主旧客）和益州（主人）的三重矛盾。
    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更不好玩的是，刘备在猇亭和夷陵一败涂地，这就难免让一些原本就心怀不满的人蠢蠢欲动。可以这么说：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5]
    刘备深感忧虑。
    毫无疑问，可以为刘备分忧的只有诸葛亮，最让刘备放心不下的也是诸葛亮，因为诸葛亮有理想。如果他为了复兴汉室，不惜以卵击石与曹魏决战，岂非内外交困？当然，诸葛亮是谨慎的。但，万一呢？
    这不能不防。
    刘备也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
    兵败猇亭的四个月后，犍为太守李严被任命为尚书令。六个月后，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同时指定李严为副。李严原本是刘表的人，曹操南下时投奔了刘璋，刘备入蜀时又投降了刘备。可以说，李严属于东州集团，却又与荆州集团最为亲近，这一人事安排的用心十分明显。
    接下来，就是与诸葛亮的谈话了。
    刘备说：先生的才能十倍于曹丕，定能安邦治国成就大业。因此，请先生酌情处理。如果觉得刘禅还行，请先生辅佐他。如果这孩子不成器，不妨自行其是。
    没错，原文就是：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什么意思？
    一般认为，君可自取，就是授权诸葛亮取代刘禅自己当皇帝。但也有人认为，是让诸葛亮从刘备的其他儿子中另选一个，也就是赋予诸葛亮废立之权。
    两种解释，都有道理。[6]
    但，无论取而代之，还是有权废立，都非同小可。因此这话首先是说给李严听的。刘备的组织路线很清楚：荆州集团是政权主体，益州集团是防范对象，东州集团则是团结对象。所以，他必须告诉大家：诸葛亮才是朕最信任的人。你们可以积极靠拢，绝不能公然挑衅。
    后来诸葛亮废李严，也因为有此政治底气。
    传达给诸葛亮的信息同样明确：蜀汉政权是我的，也是你的。我死以后，就是你的，不管名义上是谁的。既然如此，先生总不会一时冲动就把它弄丢了吧？
    诸葛亮当然完全明白这意思。他匍匐在地，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表示：为臣一定鞠躬尽瘁辅佐皇上，忠贞不二报效国家，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7]
    什么叫政治？这就是。
    现在，刘备可以放心去死，因为诸葛亮一定会竭尽全力守住蜀汉政权，也不会再有什么万一。至于接过权柄的诸葛亮如何去做，那不是刘备需要操心的事情。
    诸葛亮执政
    诸葛亮忧心忡忡。[8]
    忧虑是必然的。实际上，此前一直在二线和后方工作的他并非广为人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蜀汉政权仅仅属于刘备。所以刘备一死，南中（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昌一带）就反了，曹魏则给诸葛亮寄来了劝降书。[9]
    可惜，他们都小看了孔明先生。
    四面受敌的诸葛亮头脑异常清醒。他很清楚，这时的当务之急是减轻蜀汉政权的压力，而减压的有效措施莫过于釜底抽薪，化敌为友。因此，他不但没有兴兵为刘备报夷陵之战的一箭之仇，反倒向孙权伸出了橄榄枝。[10]
    孙权更是明白人。他一面继续与曹丕眉来眼去，一面立即与诸葛亮握手言欢。这一互利双赢的做法为两国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此，吴蜀不再有战争。孙权固然可以做大做强，诸葛亮也可以从容治蜀。
    刘禅更是忠实地执行了刘备的遗嘱，继位之后立即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开府治事，领益州牧。封侯则位尊，开府则权重（具有独立相权），丞相兼任州牧则既能牧官也能牧民，这是只有曹操才享受过的政治待遇。
    从此，政事无巨细，全由诸葛亮拍板。
    那么，他的决策是什么？
    以攻为守，以法治国。
    前一条是对付曹魏的。孙吴成为友邦以后，曹魏就是唯一的外敌，而且不可和解。因此，蜀汉政权可以考虑的只有两个选项：主动进攻或者被动防守。
    诸葛亮选择了前者。刘备去世后四年，四十七岁的诸葛亮上《出师表》，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北伐。之后，这样的战争又有四次，总体上可谓略有小胜，得不偿失，劳而无功。最后一次，他本人也以身殉职，病逝于军中。
    这并不奇怪。
    首先，曹魏不是纸老虎，也不腐败或腐朽，国情并不比蜀汉差。其次，益州虽为天府之国，却很难成为夺取天下的根据地和策源地。第三，诸葛亮的能力特征，是治国第一，治军次之，用兵最差，又岂能战胜曹魏？[11]
    曹魏非速亡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非将略之才，都决定了北伐不可能成功。因此魏军统帅司马懿信心满满地说：别看孔明来势汹汹，消灭他却指日可待。[12]
    敌人都看得清的，诸葛亮不会不明白。实际上，当年他在隆中就说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一要天下有变，二要两路出兵。现在，天下无变而荆州已失，岂是可以大举兴兵推翻曹魏的时候？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坚持北伐？
    除了政治理想，还有现实问题。这一点，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得非常明白——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很清楚，北伐的原因，是益州疲弊。
    所谓疲弊，其实就是弱小。然而越是弱小，就越要奋发图强。以弱为强，犹可自保。如不主动进攻，就只有坐以待毙。所以，刘备要攻汉中，关羽要围襄樊，诸葛亮也要出祁山。这是他们的一贯方针。[13]
    问题是，蜀汉虽然弱小，却非危在旦夕。曹魏方面既不曾主动进攻，东吴方面的盟好也已修复，南中各郡更在两年前基本平定，至少相安无事。那么，北伐之前的蜀汉政权，怎么会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如非外患，必因内忧。
    内忧是毋庸置疑的。荆州、东州和益州三大势力的三重矛盾，是根本利益的长期冲突，绝无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消除，哪怕诸葛亮人品再好，能力再强。
    事实上，蜀汉之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益州集团兴风作浪，开门揖盗。问题在于，这个内忧目前还只是隐忧，不能明说也不敢明说，《出师表》只能话里有话。
    大政方针则确定无疑，那就是不断地北伐曹魏，让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以外战防内战。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如果还要整治或镇压反对派，更是便当得多。
    这是另一种以攻为守，也是一箭双雕。
    没错，小国更要图强，安内必先攘外。
    不过，以攻为守也好，以外防内也罢，既是妙棋也是险棋，关键在于分寸。仗打小了，不起作用；打大了，敌人倾巢而出，内鬼开门而应，岂非自取灭亡？
    这对诸葛亮的智慧是一个考验。
    诸葛亮却稳如泰山，他甚至拒绝了魏延的“子午谷奇谋”。这位刘备最赏识的将领提出，由他率领五千精兵顺子午谷直捣长安，诸葛亮则亲率大军走斜谷挺进陈仓。长安拿下，两军会合，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
    这当然堪称奇谋，只可惜变数太大。远道袭人，事机难测。故千里用兵，必须慎之又慎。更重要的是，北伐曹魏只是手段，保住蜀汉才是目的。
    也就是说，“兴复汉室”的旗帜必须高举，“汉贼不两立”的原则必须坚持，北伐也必须不断推进，却又绝不能再来一次关羽失荆州、刘备败猇亭。
    因此，诸葛亮不可能采纳魏延之计。
    也因此，他还要杀马谡（读如肃），废李严。
    作为诸葛亮的亲信和挚友，马谡是因为丢失街亭而被判处死刑的，然而为他痛哭的人竟达十万人之多。诸葛亮则流着眼泪解释说，天下分崩离析，战争没有尽头。如果不能严明法纪，我们又靠什么去战胜敌人？[14]
    显然，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就是为了“依法治蜀”。因此撤回汉中后，马谡、张休、李盛被杀，赵云被贬，黄袭被夺去兵权，诸葛亮自己则降为右将军，地位比前一年晋升为前将军的李严还略低一点。
    无疑，这是做给所有人看的，但主要观众是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诸葛亮很清楚，这两个集团的利益诉求根本不可能完全满足，除非荆州集团让出执政地位。
    这当然不可能。
    既不能诱之以利，又不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义，那就只能绳之以法。而且，也只有做到执法如山、令行禁止，大家才心服口服。对付反对派是如此，对付李严那样的重量级人物就更是如此。
    马谡死后三年，由于诸葛亮、魏延、杨仪、邓芝、费祎（读如依）、姜维等二十余人的联署弹劾，蜀汉政权的二号人物李严被废黜为平民，流放梓潼（今四川梓潼）。此事的案情扑朔迷离，李严的罪名也难以置信，但他危害到政权的稳定，当是事实。[15]
    执政地位不可动摇，这不是空谈。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不是空谈。
    这就是诸葛武侯之治蜀。十一年间，他东和孙吴，南定夷越，北伐曹魏，内修法制，既坚持了刘备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又推进了《隆中对》的既定方针。
    那么，蜀汉政权保住了吗？
    没有。
    蜀汉之亡
    诸葛亮去世二十九年后，蜀亡。
    亡国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曹魏的攻击。然而恐怕就连魏军都没有想到，他们八月出兵洛阳，十月就杀到了成都的大门口雒县。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刘禅如梦方醒，情急之下准备逃往东吴。
    光禄大夫谯周（谯读如桥）却主张投降。[16]
    谯周在御前会议上发表了长篇大论。如果把他的发言设想为对话，不难看出其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古往今来，有寄人篱下还可以再当天子的吗？
    没有。
    我们皇上到了东吴也只能称臣，是不是？
    是。
    同样是称臣，为什么不挑大国，要挑小的呢？
    无语。
    再请问：政治斗争的规律，是大国吞并小国，还是小国吞并大国？
    当然是大国吞并小国。
    这么说，魏国吞并吴国，是一定的了？
    应该是。
    吴国既然不能吞并魏国，那就只能投降。到时候，我们是不是得跟着吴国再投降一次？
    恐怕是。
    那么，受两次耻辱，比只受一次好吗？[17]
    刘禅君臣也没话说。他们只剩下一个问题：曹魏会接受我们的投降吗？
    谯周则表示敢打包票。他说，现在东吴尚未臣服，曹魏肯定受降，也必须受降，还得给我们礼遇。如果不封土赐爵给陛下，我谯周愿前往京师据理力争。
    于是刘禅开门投降，曹魏方面果然客客气气。刘禅被封为安乐县公，食邑万户，谯周也被封为列侯。当然，他在历史上少不了要背上“卖国”的罪名。
    那么，谯周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当“卖国贼”？
    因为痛恨蜀汉政权。
    博古通今的谯周，其实是个安贫乐道的读书人。他身材高大又其貌不扬，心直口快又不修边幅。所以，第一次见到他的人都会笑，就连诸葛亮都忍不住。[18]
    谯周却是诸葛亮的铁杆粉丝。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的就是他。而且，由于刘禅随即就下达了禁令，得以从成都前去拜祭吊唁的也只有他。
    但，谯周虽然敬重诸葛亮，政治立场却是反对蜀汉政权的。持同样立场的还有广汉人彭羕（读如样）、蜀郡人张裕、梓潼涪县人杜微、巴西阆中人周舒、蜀郡成都人杜琼，再加上巴西西充人谯周，清一色都是益州人。
    这是一个亲曹反刘的益州士族联盟。其中，张裕被刘备所杀，彭羕被诸葛亮所杀，杜微拒不合作，周舒、杜琼和谯周则四处散布曹魏必胜蜀汉必亡的言论。
    最先散布此类言论的是周舒和杜琼，后来成为意见领袖的则是谯周。他对人们说，刘备的“备”是什么意思？足够了！刘禅的“禅”是什么意思？让出去！曹魏的“曹”又是什么意思？众多，高大。谯周说：众多而高大的天下归心；早已足够又准备禅让的，还有什么后路和前途吗？
    这就叫：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
    谯周这谶语是写在刘禅宫中柱子上的。他还发表了名为《仇国论》的反战宣言，明确表示对北伐曹魏的强烈不满，声称如果继续穷兵黩武，势必自取灭亡。
    这是益州集团对蜀汉当局的公开叫板，谯周却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他的言论也广为流传。谶语在东汉是有市场的（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刘禅投降后，人们更是公认谯周一语成谶，测算神准。
    其实哪里是算得准，是很多人都盼望曹魏胜利，蜀汉灭亡。可以说，早在曹魏大军兵临城下之前，蜀汉王朝就已经人心浮动，蜀汉政权就已经风雨飘摇。谯周的劝降和刘禅的投降，只不过履行了一道手续而已。
    奇怪吗？不奇怪。
    刘禅投降前几年，出使归来的薛珝（读如许）就对吴帝孙休断言蜀国必亡。后来曹魏出兵时，一个名叫张悌的吴人也作出了相同的预测。他们给出的理由也一样：当局穷兵黩武，人民苦不堪言，朝堂没有正义的声音，田野不见健康的脸色。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19]
    这是有数据支持的。刘禅投降时，蜀国共有家庭二十八万户，人口九十四万人，然而军队却有十万，官吏则有四万。也就是说，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实在负担不起！[20]
    当然，由于诸葛亮克己奉公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比较廉洁，可惜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吃饱肚子。与孔明先生一起勒紧裤带，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
    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就更是咬牙切齿。因为诸葛亮要筹集军费，又不肯加重小民负担，还要做到公平公正，结果自然是这些人出钱出力最多，岂能不怨恨？
    何况他们还只有奉献没有回报。刘备信任重用的基本上没有益州人，诸葛亮执政后虽力图处以公心，却不可能根本改变既定的组织路线。“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原则，也是诸葛亮坚持的。[21]
    益州集团只可能被边缘化。
    义务与权利是对等的。如果贡献最大而利益最小，益州人又凭什么要与蜀汉政权同生死共患难？
    以法治蜀也有问题。因为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并没有立法权，许多法律反倒是专门用来对付和整治他们的。何况蜀汉的执法也未必都公平。诸葛亮尚且冤杀了益州豪族常房诸子，又如何保证其他人不滥用职权？[22]
    总之，益州士族在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盼望曹魏的大军早一点南下来“解放”他们。
    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作为士族和豪强的政权，司马昭执政的曹魏也没有亏待他们远在益州的阶级兄弟。刘禅手下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被调回中原，益州的地方官则由本籍士人出任，并由本地名流担任的中正官负责推荐。
    益州土著“蜀人治蜀”的愿望实现了。
    主动投降的刘禅住进了洛阳，靠着他的装疯卖傻和没心没肺，一直活到西晋的泰始七年（271）。那时就连曹魏也已灭亡，做皇帝的已是司马炎。
    刘禅死得比曹魏还晚。
    忠于职守为国捐躯的，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他在拒绝了曹魏的诱降后战死，时年三十七岁。义不受辱以身殉国的，则有刘禅的第五个儿子刘谌。他在父皇决定投降后跑到刘备的庙里痛哭一场，杀了全家然后自杀。[23]
    蜀汉亡了，只有成都的武侯祠年年有人凭吊，赵藩撰写的那副对联就更是脍炙人口：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24]
    所有这些，诸葛亮都想得到吗？
    东吴之路
    诸葛亮没想到的，孙权想到了。
    孙权建立的东吴政权是三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蜀汉亡于公元263年，曹魏亡于公元265年，孙吴则亡于公元280年，比曹魏晚了十五年，比蜀汉晚了十七年。
    吴与蜀的亡国之君，表现也迥异。
    刘禅投降后到了洛阳，司马昭设宴招待他，席间特地演奏了蜀国的乐舞。凄凉故蜀伎，来舞魏宫前，这是何等悲哀的事，刘禅却嬉笑自若。于是司马昭对部下说，一个人没有心肝，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
    又一天，司马昭问刘禅：你很想念蜀国吧？
    刘禅答：此间乐，不思蜀。
    这实在太不像话，也让人难以置信。
    因此过了几天，司马昭又问了一次。
    这回刘禅不再说“乐不思蜀”了。他按照旧臣郤正（郤读如戏）教的那样，正襟危坐流着眼泪回答：先人的坟墓在那里，心中悲痛，没有一天不想念。
    说完，便把眼睛闭了起来。
    司马昭大为怀疑，说：这怎么像是郤正教的呀？
    刘禅马上睁开眼睛说：猜对了，就是他！
    结果所有的人都笑。[25]
    当然，司马昭也不再防范刘禅。
    降晋的东吴末代皇帝孙皓却倒驴不倒架。他到洛阳登殿拜见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指着他的座位对他说：朕设此座，等待足下，已经很久了。
    孙皓居然反唇相讥：臣在南方也设此座以待陛下！[26]
    可惜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没错，刘禅也许是庸人（其实未必），孙皓却是暴君。在他的恐怖统治下，吴国人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至于他在司马炎那里的表现，则与其说是骨气，不如说是张狂，因为他张狂惯了。[27]
    孙权的治国水平也比不上诸葛亮。在他生前，儿子们就为争夺皇位闹得不可开交，国家差一点分裂。结果是太子孙和被废，鲁王孙霸赐死，还连累一大批重臣被贬被抓被杀被痛打，丞相陆逊则活活气死在病床上。[28]
    至于孙权死后，更是一塌糊涂。第二任皇帝孙亮是孙权的第七个儿子，继位时只有十岁，十六岁就被权臣赶下了台，后来又被第三任皇帝逼死或者毒杀。
    第三任皇帝孙休，是第二任皇帝孙亮的哥哥。此人倒是正常死亡，却只有三十岁。而且，他谋杀弟弟孙亮一事也遭了报应，自己的皇后和儿子被第四任皇帝所杀。
    这个第四任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孙皓。
    孙皓是废太子孙和的儿子，孙和则是孙休的哥哥。也就是说，孙皓杀的，是自己的婶娘和堂弟。此外，他还杀了孙权的第五个儿子、自己的叔叔孙奋。至于孙皓的父亲孙和，则被孙坚的弟弟孙静的曾孙孙峻所杀。
    这就是东吴政权：父亲杀儿子（孙权杀孙霸），哥哥杀弟弟（孙休杀孙亮），侄儿杀叔叔（孙皓杀孙奋），宗室杀皇族（孙峻杀孙和），不折不扣的骨肉相残。
    奇怪！这样的政权，怎么会最后灭亡呢？
    原因仍在孙权。
    实际上，孙权接班是出人意料的。当时张昭等人都以为孙策会把权力交给老三孙翊（读如义），因为孙翊像孙策。然而孙策却选择了孙权。他对孙权说，打江山夺天下，你不如我；搞政治保江东，我不如你。[29]
    孙策看中的，就是孙权不像自己。
    即便如此，孙策还是放心不下，又托孤于张昭。孙策说，如果仲谋无法承担重任，请先生接过江东！[30]
    没错，原文就是“君便自取之”，跟刘备托孤一样。
    当然，张昭不是诸葛亮，孙权也不是刘禅。但孙策和刘备的忧虑却如出一辙，他们担心的都是地方势力。
    跟刘备开创的蜀汉王朝一样，孙策建立的也是一个外来政权，还是靠武力强行建立的。事实上，孙家虽然也是吴人，却不是士族而是寒族。孙坚发迹的地方也不在江东而在江西，自己还是袁术的部下。因此，当孙策带着孙坚的旧部过江归来时，遇到的几乎到处都是敌意。[31]
    江东并不承认孙策是自己人。
    不受欢迎的结果是大开杀戒，血腥镇压的结果则是四处皆反，孙策自己也被仇家所刺。这位“小霸王”终于意识到，不改变政策和作风，政权就保不住。[32]
    所以，他选择了孙权。
    孙权则选择了与蜀汉不同的道路。
    实际上，正如蜀汉内部有三股势力（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集团），东吴政权也有三大派系，这就是淮泗将领、流亡北士和江东士族。其中，淮泗将领是孙坚和孙策的旧部，流亡北士则是避乱江东的北方士人。
    当然，他们都是外地人。[33]
    孙策建立政权，靠的就是这些外地人，尤其是张昭和周瑜。周瑜是淮泗将领的领袖，为武将之首；张昭是流亡北士的代表，为文臣之魁。后来，也正是这一文一武夹辅孙权，不但保住了江东，还不断发展壮大。
    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功不可没。
    但，如果孙权满足现状就此止步，那么，东吴就会永远是一个没有根基的飘忽政权，下场不会比蜀汉更好。因为江东士族对他们的反感、警惕、疑惧和排斥，绝不亚于甚至远远超过益州士族之于刘璋和刘备。
    更何况，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虽然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钱袋子却在江东士族那里。
    当然，人心、舆论和风向标也在他们那里。
    因此，如果孙权也像刘备和诸葛亮那样，坚持“以我为主，后来居上”的组织路线，那么，他们只会比蜀汉灭亡得更早。要知道，赤壁之战以后，曹魏可是一直把东吴看作头号敌人，屡屡发兵征讨孙权的。
    孙权完全清楚这一点。他也很清楚，自保自救自立自强的唯一办法，是拉江东士族入伙。这就必须调整政权内部的结构，更必须让出权力和利益。
    深谋远虑的孙权当真这么做了，而且有条不紊。比如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权，便一步步由淮泗将领周瑜、流亡北士鲁肃、南渡平民吕蒙过渡，最后交到了江东士族陆逊手里。之后，他又部分地交出行政权，任命顾雍为丞相。
    陆逊和顾雍是本土士族的代表，既代表江东四大家族（虞、魏、顾、陆），也代表吴郡四大家族（顾、陆、朱、张）。陆逊和顾雍出将入相后，做官的四大家族子弟多如过江之鲫，数以千计。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以及他们的子弟则被边缘化，慢慢淡出甚至退出了东吴政权。
    这样一来，江东士族就跟孙吴政权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孙吴政权的利益，就是江东士族的利益。即便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东士族也要捍卫孙吴政权，因为他们是在保家卫国。
    孙权成功地实现了政权的江东化，也基本做到了“吴人治吴”。这是东吴与蜀汉不同的紧要之处，也是他们在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差，持续时间却又最长的原因之一。
    那么，东吴为什么还是会灭亡？
    不妨来看曹魏。
    殊途同归
    跟东汉一样，曹魏其实早就亡了。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以后，政权实际上就是司马家族的了。十六年后司马炎逼魏元帝禅让，也只是办了一道手续而已。
    政变的过程是以后要说的（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这里只说根本原因。
    原因得从曹魏建国说起。
    曹魏的建国之路，是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因为曹操的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因此，曹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士族阶级的集体抵制，包括剿灭和暗杀。[34]
    然而官渡之战把整个局势都改变了。最能代表士族阶级的袁绍被证明是纸老虎，“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则成为帝国的象征。结果士族和曹操都面临两难：士族不能撇开曹操另立中央，曹操也不能撇开士族尊奉天子，而如果没有皇帝这张牌，他们都将失去斗争的正当性。
    汉献帝能平安无恙，这是重要原因。
    曹操身边的士族和名士比其他军阀多，也不奇怪。因为在曹丕代汉之前，曹魏与大汉并无区隔。因此，即便去了许都，也不等于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于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于一条道走到黑。
    也就是说，曹操与士族和名士都在打同一个算盘：利用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个时候，就看谁会下棋了。
    公开叫板的是孔融，结果被曹操毫不客气地杀掉，罪名是“不孝”。心存幻想的是荀彧，结果以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原因是反对曹操封魏公。两人分别被视为反曹和拥曹派，结局却殊途同归，不免让人怅然。[35]
    孔融和荀彧的悲剧，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名士身份、士族立场和儒家思想所致。东汉王朝以名教兴国，世家大族以儒学立身，忠君守节的观念根深蒂固，改朝换代成为最敏感的问题，甚至画线的标准，他们似乎别无选择。
    选择曲线救国的是陈群。
    陈群跟鲁肃一样，深知汉室不可复兴，却又坚信士族阶级前途无量。成败的关键，则在曹魏。因此，他不但不反对曹操建国，甚至积极劝进。但是曹操一死，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
    九品官人法又叫“九品中正制”。说穿了，就是由士族垄断做官权，然后在士族内部按照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和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官位和官职。因此，这个法案如能通过并且实行，则东汉虽亡，士族却胜利了。
    这就是陈群与荀彧的区别。荀彧维护的，是行将就木的东汉王朝；陈群维护的，则是方兴未艾的士族阶级。所以荀彧失败，陈群成功；荀彧高尚，陈群高明。
    曹丕则想通了一个问题：士族与曹家作对，究竟是为了大汉江山还是为了做官特权？曹丕认为是后者。于是他接受了陈群的建议并下令实施。没过多久，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澜和拥戴之下当了皇帝。[36]
    这是曹丕的胜利，也是曹操的失败；是曹丕的喜剧，也是曹操的悲剧。作为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一旦改变性质，曹魏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曹丕成功代汉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集团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过是为士族阶级的政权再次加冕。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灭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蜀汉和孙吴又如何？
    孙权和刘备原本没有资格建国，他们得感谢曹操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士族并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夺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训则是：士族的势力极大，只能利用，不能对抗。
    因此，孙、刘都只能另辟蹊径。
    顺势而为的是孙权。
    孙权的路径是“江东化”，即政权的“本土化”和“士族化”。这让东吴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在危难中得以发展。可惜，江东化虽然夯实了孙吴政权的基础，却也改变了它的性质。前者是孙权希望的，后者则是他害怕的。
    于是，晚年的孙权逐渐变得内心分裂，作风刚愎，行为乖张，对江东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以至于淫威独擅，用刑严酷。结果，上下言路不通，君臣离心离德，冤狱屡兴不止，吴国成为内部最不稳定的国家。更何况，江东士族也斗不过中原士族，因此孙吴终于亡于西晋。
    绕道而行的是刘备。
    刘备的办法是敬而远之，尽量避免与士族阶级发生正面冲突。诸葛亮执政后更是依法治国依法用人，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蜀汉也成为三国中治理得最好的。[37]
    但，刘备和诸葛亮也有解不开的死结。
    首先，他们不可能“本土化”。因为那样一来，蜀汉就势必成为一个保守狭隘的偏安之国，人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哪里还能北进中原，实现兴复汉室的理想？
    何况作为外来政权的领导人，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他不但不能实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须在政治上控制，在经济上平抑，以防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尾大不掉。非如此，不能保证蜀汉政权不被颠覆。
    不能“本土化”，就没有必要“士族化”。
    实际上跟曹操一样，刘备和诸葛亮要建立的也是“法家寒族之政权”，只不过刘备更倾向于寒族，诸葛亮更倾向于法家。但，不走袁绍路线，是一样的。
    号称宗室的刘备其实出身贫寒，刘备集团的早期核心成员也都不是名门望族出身，关羽对名流和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顾。刘备和诸葛亮则表面上客气，政治上警惕。一旦发现名士的言论和行为危害政权，他们都不会手软。
    所以，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废来敏，黜廖立。彭羕的罪名是煽动谋反，颠覆政权；廖立的罪名是诽谤先帝，诋毁群臣；来敏的罪名是乱群。张裕是蜀中名流，彭羕是益州名士，廖立是楚之良才，来敏是荆楚名族，可见刘备、诸葛亮只是打击士族，与地域无关。[38]
    这就跟曹操没有两样。
    事实上诸葛亮和曹操都是法家，他们要建设的也都是高效廉洁的政府、公正清明的社会。但，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高效就不能只看出身，廉洁就不能容忍贪腐，清明就不能允许霸道。所有这些，都跟士族地主阶级“垄断仕途，控制舆论，成为豪强”的三大特征格格不入，他们怎么会拥护？更重要的是，以曹魏之强大，尚且不得不放弃努力；以蜀汉之弱小，又怎么抗争得了？
    所以，蜀汉必定先亡。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魏、蜀、吴在本质上都是“非士族政权”，三家之主也均非士族，因此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斗争的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坚持，所以蜀汉先亡。正因为放弃，所以曹魏也亡。正因为妥协，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却也不得不亡。因为只有晋，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
    这就是“三国纪”。
    那么，我们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