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局
    丹霞天然和他的同学们跑江湖——在江西和湖南之间跑来跑去时，世界的江湖也在重新洗牌。其中至少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一是曾经的蛮族法兰克人此刻成了罗马教皇的保护伞，国王查理曼后来还被加冕为罗马皇帝；再就是以前属于罗马、今天由天主照看的西班牙，不但变成了阿拉伯穆斯林的国土，还与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分庭抗礼。[1]
    这确实意味深长。
    改换门庭并不奇怪。西班牙，或者说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法国之南摩洛哥之北的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早就数易其主。它曾经属于一些古老民族，公元前19年成为奥古斯都治下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公元419年又变成了西哥特人的王国，两段时间分别为四百多年和三百年。
    然后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应该是渡海而来的，因为此前穆阿维叶建立的舰队早就让塞浦路斯不战而降。公元714年，阿拉伯人开始了西班牙的伊斯兰时代，将东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带到了那里。756年，死里逃生的穆阿维叶后代又将科尔多瓦（cordoba）定为“后伍麦叶王朝”的首都，并把它建设成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让所有人都叹为观止。
    事实上那时的科尔多瓦也气象非凡，就连其他地方的穆斯林都相信它是帝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图书馆里的藏书多达四十万册，七百座清真寺美轮美奂，三百所公共澡堂星罗棋布，难怪它会与长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并称为世界四大都会，拜占庭皇帝和欧洲各国国王都要派来使节了。
    中国人教给他们的造纸术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利用，希腊和其他民族的经典也像在巴格达那样被大量翻译。翻译家中有不少是犹太人，那些典籍则先由希腊文译为阿拉伯文，再用西班牙语译为拉丁文字，连同伊斯兰的其他文明成果一起传入欧洲。再加上西西里（sicilia）也被穿绿衣服的法蒂玛阿拉伯人控制，便让基督教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于数百年后，在意大利那不勒斯（naples）的大学图书馆里第一次读到了阿拉伯文的希腊经典。[2]
    看来，洗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得到好处的还有日耳曼蛮族。他们原先可是目不识丁和粗俗不堪的，根本不知文明为何物。按照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的描述，这些欧洲“胡人”几乎是为了战争而来到人世，劝他们精耕细作比砍他一刀还要困难。对和平毫无兴趣的日耳曼武士认为，明明可以通过流血来获取却偏要去流汗，是懦弱无能、没有骨气和让人鄙视的；驰骋沙场和冲锋陷阵则不但无上光荣，而且非常好玩。[3]
    世界是他们的游乐场，战争是他们的嘉年华。
    然而皈依基督以后，过去的蛮族便变得衣冠楚楚和彬彬有礼起来。非但如此，法兰克王国还成为抵挡伊斯兰狂飙的铜墙铁壁，日耳曼武士也逐渐变成基督教骑士。他们把剑放在教堂的圣坛上，然后由国王亲手佩戴，这样就可以为教会承认的正当理由进行圣战。威武的查理曼甚至在征战三十二年后给了战败的萨克森人两条出路：要么成为基督徒，要么沦为奴隶，然后运往帝国本土做牛做马。[4]
    萨克森人选择了前者，而且得到了公平待遇。
    平等相待是基督教的主张，也是罗马帝国的政策。因此法兰克人的基督化其实就是罗马化，而罗马化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文化就是变化，也就是文明化。所以，历史上屡屡出现征服者反过来被同化的案例：征服了汉民族的胡人被汉化，征服了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被伊斯兰化。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文化也一样。
    毫无疑问，被征服者也会向征服者学习，从他们那里获得新鲜血液。也许，这就印证了《周易》的哲学观念：世界永远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只不过在欧洲人眼里，不变的还有西班牙女郎，她们总是那么漂亮。
    当然，阿拉伯人最终还是没能保住美丽的西班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归属天主教。雪上加霜的是，科尔多瓦沦入敌手二十年后，巴格达也被蒙古军团攻陷。由于此前南大食早已灭亡，阿拉伯帝国便随着阿巴斯王朝一起终结。
    不过，除了西班牙和西西里，原属于穆斯林的那些地区仍然回荡着悦耳的“邦克”声。成吉思汗所向无敌的孙辈们灭亡阿巴斯王朝仅仅三十七年，就由新可汗带头，集体地皈依了伊斯兰教。更何况，穆斯林只是失去了西班牙，罗马人却丢掉了大本营——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忠诚于安拉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皇帝战死，罗马帝国彻底灭亡。[5]
    胜利了的土耳其人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将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兰之城，即伊斯坦布尔（istanbul）；再就是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后来又在穹顶竖起高达三十米的铜制新月，结果是整体建筑更加宏伟、庄严和肃穆。由于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帝国境内的清真寺也都见贤思齐纷纷效仿，便让许多人误以为新月是伊斯兰的标志。[6]
    新月升起，十字架依然闪亮。
    的确，伊斯兰教向外传播时，基督徒也没闲着。阿巴斯王朝建立一百年后，保加利亚、波希米亚、波兰和瑞典先后接受了传教士们的布道，斯拉夫人的基辅罗斯公国也皈依了基督。科尔多瓦被收回前，基督教已传入东欧和北欧。到君士坦丁堡改名时，就连十字军东征也成了遥远的回忆。
    其实，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之日起，西方所谓“中世纪”就走到了尽头。这个时代的得名缘于它处在古希腊罗马与文艺复兴之间，所以叫the middle age，意思是“中间的世纪”。但如果以为中世纪是一潭死水或一团漆黑，那就大错特错。恰恰相反，光明的种子和生命的活力就蕴含在这数百年中，只不过人们往往看不见，也不知动力所在。[7]
    动力在罗马化了的日耳曼蛮族那里。查理曼大帝去世后不久，他的帝国便一分为三，这三个地方后来都成为欧洲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策源地：意大利有文艺复兴，德意志有宗教改革，法兰西有启蒙运动。这恐怕并非偶然。就连法西斯主义产生在意大利和德意志也不稀罕，更不用说光荣革命发生在英国，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又会变成美国了。
    蛮族，让欧洲脱胎换骨。
    事实上，正是这些形形色色并不同族的日耳曼人，使欧罗巴（europe）真正成为世界的一个洲；而在之前的希腊罗马时代，它是只能看作亚洲之半岛和岬角的。蛮族却将文明的范围从地中海扩展到整个欧罗巴，使欧洲各民族有了统一的身份认同，也有了再度联合的观念和机制。[8]
    欧洲文明，其实是日耳曼文明。[9]
    或者说，是罗马化了的日耳曼。
    此前的希腊和罗马，则与其说是欧罗巴的，不如说是地中海的。实际上罗马帝国即便在其全盛时期，也只有部分领土属于欧洲，其余大部分是在小亚细亚、中东和北非。唯其如此，人们才说地中海是罗马的内湖。这样看，历史上所谓“古希腊罗马世界”（graeco-roman world），称作“地中海文明圈”（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才更为准确。
    同样，或者照理说，基督教就该以地中海为圆心向欧亚非三大洲扩散，把地中海文明圈变成基督教文明圈。然而阿拉伯人的崛起却把这一进程打乱了，日耳曼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搅局更是迫使“环地中海地区”重新洗牌。于是一种新的格局终于诞生，并将一直影响到当今世界。[10]
    那么，这种格局是什么呢？
    地中海
    新格局就是“划海而治”。
    海，主要是地中海，然后是黑海和里海。其实看看地图就知道，两大宗教几乎一开始便以地中海为界：之南是伊斯兰的地盘，之北是基督教的天下。以后的走向也一样：基督教向北，然后向西传播到南北美洲；伊斯兰向南，然后向东传播到印度半岛西部、马来半岛南端和印度尼西亚。
    因此，伊比利亚（西班牙）和小亚细亚（土耳其）的互换归属，恐怕就只能说是命该如此。于是，黑海也成为南北分界线，双方都不再越雷池一步。分隔欧亚大陆的里海则成为东西界碑，东边广袤辽阔的大片土地属于穆斯林，西边的欧洲则由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三分天下。
    看来，洗牌并没有白费工夫。
    效益也确实是显著的。因为洗牌的结果，是并非两大宗教创造者的其他民族——日耳曼人和突厥人、波斯人、蒙古人等等，接过了罗马人和阿拉伯人手中的火炬。接手本身就意义非凡，何况这些曾经的蛮族还是要走向世界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想不成为世界宗教，恐怕都难。
    这简直无异于“五胡入中华”。
    实际上，那段时期就是地中海的南北朝，只不过之后并无隋唐。两大世界宗教没有也不可能统一起来，尽管他们有着共同的源头，甚至源头就在同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希伯来王国的故都，也是三大天启宗教共同的圣地，耶稣基督在这里受难，穆罕默德在这里登霄。尽管这些事真伪难辨，基督徒和穆斯林却毫不怀疑。因此，耶路撒冷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也就毋庸置疑。
    实际上耶路撒冷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西是埃及，东是美索不达米亚，北是地中海，南是阿拉伯人的半岛。而且幸运的是，埃及和巴比伦这两个文明古国，都曾经是犹太人的居留地；不幸的是，他们在那里是奴隶和囚徒。这种罕见的经历让史学家们找到了解释希伯来文明的说法：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即便不能多难兴邦，也该“多难兴教”的。
    犹太教的兴起，往往被归结为此。
    遗憾的是，苦难似乎并不足以让唯一的神对这个民族青睐有加。要知道，比犹太人命更苦的数不胜数，只不过由于销声匿迹而鲜为人知。那么请问，为什么众多的民族都不知所终，失去祖国的犹太人却成为一神教的创立者呢？
    这实在让人费解。
    一神论也是奇迹。多神和泛神的观念并不奇怪，它甚至可以在儿童那里找到心理依据。小孩子都是天生的万物有灵（animism）论者。他们会跟花花草草说话，命令挡在前面的石头乖乖让路，等等。这不过是最朴素的将心比心。原始民族几乎无不多神崇拜，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相信宇宙间只有唯一的神，却是相当高级的文明。因为唯一就得万能，万能就得无限，无限就不可言说。让一两个人相信这种不可言说的存在，或许能够做到；让一个民族长时间整体性地坚信不疑，其实很难。因此，犹太人的一神教就像希腊人的民主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特例和个案。
    也许真是天启了。也许吧，也许。
    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如使民主制成为世界潮流的不是希腊人，将一神论变成世界宗教的也不可能是犹太人。这不仅因为犹太人坚持他们的“特选”观念，坚持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从而将其他民族排斥在外；也因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一神教，背后需要强有力的哲学支持。
    提供这种支持的是希腊人。
    希腊人也是奇特的民族，他们似乎天生就有艺术气质和科学精神。而且正如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所说，这看似对立的两面在希腊人那里却高度统一。因此，当犹太人独尊一神时，与耶路撒冷隔海相望的雅典可是另一番景象：希腊人在与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眉来眼去打得火热时，探寻宇宙间之“唯一”的工作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只不过，这种探索被称为科学。
    科学，至少希腊人的科学有两条原则：第一，真理肯定只有一个；第二，答案一定非常简单。它甚至简单到可以用数学（比如几个数字或一个方程式）来表达，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因为唯有简单明了，才可能接近正确。[10]
    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比如宇宙的真理和美，就被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表述为“数的和谐”。因此天体一共是十个，包括银河系、太阳、地球、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只有九个？对不起，为了凑足数字，毕达哥拉斯他们又发明了一个尚待寻找的天体，名叫“对地”。[11]
    这样的科学，已经非常接近哲学，甚至宗教了。实际上希腊人的科学和哲学就是他们的宗教，那多神的所谓宗教则其实是艺术。当然，他们也早就为未来的一神教做好了思想准备，那就是世界的精神实体和宇宙的终极真理。
    精神实体在柏拉图（platon，拉丁文，下同）那里叫“绝对理念”。他的观点是：世界先有理念，然后才有实体，实体不过是对理念的模仿。比如木匠模仿桌子的理念，就造出了桌子。我们的世界则是“巨匠”（dēmiourgos）所制。巨匠模仿的是什么呢？最高理念，或者绝对理念。
    这样的真理，也非常接近真神。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方法是找原因。原因无非四个：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比如要盖房子（目的），就得通过劳作（动力）将泥土（质料）变成砖头（形式）。砖头高于泥土，因此形式高于质料。房子又高于砖头，所以低级形式是高级存在的质料。层层类推，都一样。
    如此这般地推演下去，按照逻辑，一定有一个不能再高的形式，一个没有任何质料的纯粹形式。它是一切形式的形式，一切目的的目的，一切动力的动力。作为目的，它是“终极目的”；作为动力，它是“第一推动力”。那么请问，这样的纯粹形式该是什么，又能是什么呢？
    当然是神，只能是神，而且是唯一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