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记得当初自己坐的这个座位，有一个半开放的铁笼子，但是这回没有了。他正面对着书记员，她的身材娇小，像是南方人。因为她小巧玲珑的身体完全无法挡住身后的审判席，夏琚更清楚地看见审判长。
    他不认识这位表情严肃、微微发福的大叔。分别坐在审判长两侧的审判员和陪审员，夏琚同样不认识。公诉人好像也不是之前那位了。
    整个合议庭上，夏琚只认识坐在辩护人席的梁成轩。可是，哪怕知道他是梁成轩，夏琚还是对他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感，也许因为他的表情太严肃，脸上没有平时常见的戏谑的笑容，也许因为他穿的西装和往常的款式相差略大，看起来太过正经了。
    夏琚是头一次从他的眼神中读出鼓励和安慰，距离隔得不远。不过，由于这太不平常，夏琚也觉得陌生。
    不知道为什么，夏琚此前一直有一个天真的设想：认为夏敬行会出现在旁听席上。他不太确认夏敬行是否也有这样的设想，又或者，夏敬行忘了告诉他。来前夏敬行告诉他，他得一个人出庭时，他愣了一愣。可当时他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回答只有一个哦字。
    后来，夏敬行问他晚上想吃点儿什么，他说海鲜。
    为什么会在这个关头突然缺少了郑重其事的仪式感？夏琚想不明白。好像这一天，他们都已经期待太多久，期待得麻木了。
    好在有一个认识的人，不像上一回，夏琚在心里吁了一口气。
    审判长的手中握着一只法槌，法槌落在后，开庭了。
    不久以前，夏琚曾经向佟弗念陈述过一次自己的经历，但案发的当时具体有哪些细节，他没有全部说清楚。一来是他的确记得不清晰了，二来，碍于佟弗念是个女生，他不愿把关于血腥和残忍的细枝末节全说出来。
    夏琚发现，到了法庭上，控方的陈述比他完整得多。
    他能够说清楚案发的时间、地点，当天的天气情况，所有被害人、证人和夏琚间的关系，也能够被罗列清楚。
    夏琚听见他用刚正不阿的语调陈述了自己的身世：
    单亲家庭长大，由母亲独自抚养。学习花样滑冰的费用除了母亲的收入外，还有俱乐部的教练及队员们的慷慨资助。他的母亲以卖淫为生，案发当时正在进行卖淫活动，并被警方抓获，扣押在派出所里。
    他的母亲曾经和被害人进行过性交易，以争取夏琚留在俱乐部的资格，由此证明，被害人是异性恋。案发现场存在多处血迹，当时只有被害人和夏琚两人，被害人的身上有多处创伤，并在颈部、胸部有致命伤口，全为凶器造成。
    凶器是冰刀，现场只有一双，来自于夏琚。案件的报案人是被害人和夏琚的教练，柯咏梅，她同时是本案的证人。
    根据证人提供的证词，当时被害人倒在血泊当中，现场之所以留有她的脚印，是因当时的情况受到惊吓，乱了阵脚。
    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前往现场，很快在更衣室的浴室里找到躲起来的夏琚，将他逮捕。案发现场的第一目击证人除柯咏梅外，还有同样在当天参加比赛的徐威，他提供的证词和柯咏梅的一致。
    夏琚从四岁加入滨城花样滑冰俱乐部，和被害人成为队友。据徐威等队友提供的证词，夏琚在学习滑冰的过程中，得到过很多来自被害人的帮助。
    夏琚由于家庭经济状况限制，曾多次拖欠训练费用，全为被害人垫付。由于两人同为柯咏梅的学生，在俱乐部中时常一起训练，相处时间很长。被害人在俱乐部和省队均有良好的人缘，对夏琚关心爱护。由此可以推论，在案发当时，被害人极有可能对夏琚没有防范意识。
    夏琚的性格孤僻，不喜与人交往，对待他人态度冷漠，鲜少与其他队员交谈，大部分训练的时间和被害人在一起。即便如此，夏琚对待被害人的态度依然十分冷漠。“不爱说话，不笑，训练结束马上离开。”多位证人提供这样的证词。
    发生这样的事故，是由多方因素造成的，直接原因是夏琚以冰刀为凶器，给被害人造成致命创伤。夏琚由单亲家庭抚养，母亲为娼，不知道亲生父亲是谁，缺少良好、健康的成长环境。花样滑冰是一项需要巨额投资的运动，夏琚的家庭条件难以供给他的学习，造成他在队友之中容易产生自卑、扭曲的心理，排斥来自他人的关怀，易怒、易妒。在一审当中，夏琚承认自己对被害人的羡慕和嫉妒，以及当天比赛未获奖项的愤怒。
    因夏琚犯案时，未满十四周岁，法庭未判处其刑事处罚。由于新的证据未能推翻被害人为夏琚所谋杀之事实，希望合议庭能够维持原判。
    两处致命伤……夏琚回想起来，好像的确是这样。不过他想起的不是当时自己做了什么，而是第一次出庭时，被要求指认的图片证据。他也不能肯定那两处致命伤到底是不是自己造成的，不过当时除了他，还能有谁呢？所谓的“激情杀人”，不就是连自己做了什么都不知道吗？
    他看见现场的照片时，同样茫然。他记得陆济山的裤子是没穿好，露出臀部的，可照片上他的裤子穿好了。是什么时候穿的？在他害怕得把灯关上以后吗？或者在他不再动，夏琚抹黑爬进浴室，把自己洗了又洗以后？
    反正，那回，夏琚在公诉人的一再询问下，指认了那张照片。
    轮到辩方陈述时，夏琚听到了一些和当年不一样的内容：
    根据警方在现场采集到的证据，柯咏梅在警方抵达前，在现场留下足迹。足迹主要分布在被害人的尸体周围，根据证词，证人是对被害人的生命体征进行检查和确认，所以造成尸体有被拖动过的痕迹。
    但是，根据夏琚的口供，被害人被杀害前，曾对夏琚进行猥亵、性侵，在性侵过程中进行的反抗——包括用利器伤人，属于正当范围的范畴。由于徐威提供的新证词中，不能证明柯咏梅的行为仅仅为确认被害人的生命体征，辩方有理由认为柯咏梅对现场进行了破坏。控方所谓的“被害人没有防范意识”，极有可能是在性侵的过程中，难以进行防范。
    案件发生后，经法医鉴定，夏琚的身上同样存在挫伤和勒伤。根据辩方最近追寻到的证据，当年法医仅在于皮肉表面的鉴定，未对夏琚身体隐私部位进行鉴定，这无疑导致辩方难以佐证被害人当时犯罪之事实。针对这一点，辩方寻找了两位新的证人，希望在稍后当庭认证其可能性。
    控方提到的两处致命伤，均非即时致命的刀伤。现场的血泊主要集中在入门处，但冰刀落在室内更衣柜旁，说明被害人受伤后曾经移动过。根据警方提供的现场照片及采集的足迹证据，可知柯咏梅仅在被害人周围活动过，被害人是自己移动至入门处的。也就是说，受到重创后，由于被害人自身采取的活动导致失血过多致死，这才是被害人的死亡原因。
    辩方不认同一审中将当事人判处为“故意杀人罪”，当事人当时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希望当庭给予改判。
    梁成轩的陈述结束后，夏琚不禁困惑了。他看向其他人，发现陪审员同样露出迷茫的表情。
    很快，控方戳破了这层困惑，提出既然辩方不能给出案发前被害人对当事人进行性侵的证据，一切属于猜测，不可作为改判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