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重返北京大学，拉开“北大中兴”序幕。九一八事变唤起国人和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血性。
    1931年，是民族危机爆发的一年。南京政府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刑峻法，严加控制言论。7月，新月书店北平分店被搜查，几百册《新月》被抄没。王造时登上书生论政舞台，在《新月》发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檄文，酣畅淋漓，讥讽当局，是《新月》论政时代结束前最为响亮的鸣镝。
    胡适重返北京大学，选聘丁文江、徐志摩、钱穆、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到北大执教，一时间，北大人才云蒸霞蔚，社会各界谓之“北大中兴”。
    九一八事变唤醒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和血性。胡适等知识分子在关乎国家存亡的历史关头，以一腔爱国热忱投入这场民族自卫战争。
    此时的周作人是以大时代弄潮儿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但到了1931年，他在致信汪馥泉时说，当前“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会现象亦更不佳，既无反抗之志与力，我想且稍取隐逸态度为宜”。其散文中温暖的人情和人性也渐渐淡化。
    冰心散文集《南归》《先知》出版。朱自清作《论诗学门径》《论中国诗的出路》。沈从文《论朱湘的诗》《论刘半农的〈扬鞭集〉》《论中国的创作小说》等论文发表，创作小说《夜渔》《三三》《虎雏》《黔小景》等。胡适发表评论《评〈梦家诗集〉》《以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论牟子〈思想论〉》《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醒世姻缘传〉考证》等，出版《淮南王书》。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胡适重返北京大学
    1930年11月30日，胡适在北方凛冽的寒风中，抵达北平，卜居后门内米粮库四号。距1927年5月17日，自北平迁居上海，已过三年半。其间，胡适曾三次回到北平。
    1929年1月，作为董事会董事，胡适北上参加了北平协和医学院校董事会议。他抽空去探望在重病中的老朋友梁启超，不料他赶到时，梁氏刚刚病故几个小时，他悲痛中参加其大殓。后又去北京大学旧地重游，感触良多，赋诗《三年不见他》感怀：
    三年不见他，
    就自信能把他忘了。
    今天又看见他，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萦想着他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
    又只见他庄严曼妙。
    我欢喜醒来，
    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
    1930年6月和10月，胡适受邀到北平演讲与参加学术活动，同时也为来北平寻租新房。胡适在日记中说，他每次演讲都是人满为患，一次到协和医学校用英文演讲，听众仍将会场挤得满满的。通常，关于哲学之类学术性很强的演说听众总是寥寥无几，然而北平的学术界、教育界，总是热情地挤进会场，去听胡适的演讲，显然是对他的思想和文化人格，充满敬意和支持的。10月17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也更重，因为人对我的期望更大了。我如何能负这许多人的期望呢？”胡适常用“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这句话自勉、约束、鞭策、砥砺自己，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勇敢无畏地奉献自己的才智。这句话是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的。今天听来，仍掷地有声。
    12月6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为胡适开欢迎会，他的学生傅斯年发表热情而真诚的欢迎词，令胡适颇为动容。胡适致答词曰：“生平抱三个志愿：一，提倡新文学；二，提倡思想改革；三，提倡整理国故。此三事皆可以‘提倡有心，实行无力’八个字作为我的定论。”
    四天后北京大学为他举行欢迎会，北大代理校长陈大纪、哲学系主任张真如等参加。胡适致答谢词曰：“我们当前的问题是社会、国家、人生、思想，我们应该注意活的问题，不该专研究过去历史上死的问题。古代的成功或失败，仅是我们的指导和教训。我们应该领导社会思想，研究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
    12月17日夜，胡适在北平的米粮库四号宅第，灯火通明，北平各界好友欢聚于寿宴，贺诗拜寿，在生日蛋糕上点起四十支红烛，举杯用英文唱寿诞之歌，为胡适四十大寿祝福。那夜，飘起纷纷扬扬的瑞雪。
    1931年1月，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几经推辞，到1932年才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也是他的经年老友蒋梦麟的坚请，受聘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系主任之职。
    胡适到北大后，蒋、胡二人多次围炉商议，拟就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重振北大、加快发展的周密计划。他们再次打出老校长蔡元培“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略，兼设“校务委员会”取代过去的“校评议会”。改文、法、理三“科”为“三学院”，定周炳琳为法学院院长，刘树杞为理学院院长。蒋梦麟自唱白脸，负责“辞退旧人”，请胡适唱红脸，“选聘新人”。胡适如炬慧眼，“选聘”了丁文江、徐志摩、钱穆、李四光、陶希圣、孟森、汤用彤等著名学者、教授到北大执教。一时间，北大人才云蒸霞蔚，社会各界谓之为“北大中兴”。
    胡适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七章），也由新月书店正式出版。胡适身在北平，忙于办学，仍不忘为自己在上海发动的人权舆论辩护。是年年初，胡适致信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强调“《新月》同人在提倡这种个人签名负责的言论自由”，“此类负责的言论，无论在任何文明国家之中，皆宜任其自由发表，不可加以压迫”。
    1930年11月4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第八区党部，将写文章批评国民党的罗隆基告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指责罗隆基“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罗隆基遂被警备司令部公安局拘捕。在胡适多方营救下，罗被保释。不久，罗又写《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当局又以“挟忿诋毁”为由，强令光华大学开除罗氏。为此，胡适曾代光华大学校长草拟了一个《上蒋介石呈》，直接向蒋介石解释其事缘由并为罗隆基鸣冤，“今有一事上陈，即教育部饬令光华大学撤去罗隆基教员职务是也。罗隆基在《新月》杂志发表言论，意在主张人权，间有批评党治之语，其措辞容有未当。惟其言论均由个人负责签名，纯粹以公民资格发抒意见”，拟请免职撤换处分，以示包容云云。
    当时的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极力支持胡适，他以校长的身份，给蒋介石上书，力保罗隆基。但翌年1月，当局还是以“言论谬妄”，强令光华大学辞退罗隆基的教职。罗继续在上海主编《新月》，依然锋芒毕露地发表他的书生论政。5月，汪精卫在上海《民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当时有三种思想鼎足而立：共产主义、《新月》派和三民主义。
    张寿镛虽多年在朝为官，但以其正直和理性，站到了胡适的一边。张寿镛（1875—1945），字伯颂，号泳霓，浙江鄞县（今宁波）人。乃明末抗击清兵的英雄张煌言的后裔。张煌言，崇祯时的举人。弘光元年（1645），清兵攻陷南京，他与钱肃岳等官吏倡议奉鲁王朱以海监国。清兵入浙东，军败又随鲁王逃浙闽沿海，后入据舟山。永历八年（1654），钱肃岳率军北伐。张率军经宁国、徽州北上。因郑成功兵败，深入无援，又返回浙东，居悬岙岛（今象山境），不久，被清兵所俘，在杭州遇害。有《张苍水集》《北征集》等留世。
    张寿镛出身名门，曾在江苏、浙江等地为官。民国后，历任浙江、湖北、江苏、山东四省财政厅厅长。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任命张寿镛为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后辞去官职回上海创办光华大学，亲任校长，并兼教授。他虽纯为中国传统文化哺育的学者，却注重汲取西方文化精华，中西合璧，办学有成。但他对中国文化最突出的贡献，是穷半生心血，收集、保存、校勘、编辑、出版了《四明丛书》。
    《四明丛书》搜集了鄞县历代文化散佚的文献一百七十八种，极具文献价值，堪称文化瑰宝。藏于宁波天一阁。
    两天后，即1931年1月17日，陈布雷回信给胡适称，“此事部中既决定，当不能变更”，并表示愿意与胡适等人建立“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胡适立即从北平再致信陈布雷：“鄙意‘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并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两份，分别送给陈布雷和蒋介石，希望二人浏览这几期《新月》的言论。胡适还在信中表示，他们看过之后，“该‘没收焚毁’（国民党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
    这信，一如胡适在上海的三年半，其政治言论义正词严、理直气壮、毫无顾忌，文章笔势酣畅淋漓。但可悲的是，胡适自己被政治冲撞得鼻青脸肿、鲜血淋漓，却一直对蒋介石尚存幻想。
    北京大学新学期开始，胡适开讲“中古思想史”。1931年5月，榴花绽放时，他收到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做工的吴晗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自己正在作《胡应麟年谱》的情况。胡适对胡应麟也有研究，其《文存》有这方面的文章。见信中吴晗寻出吴之器为胡应麟所作的传，推断出“胡氏的卒年是在万历三十年壬寅（1562），存年五十二岁”，与自己推断相关甚微，甚是高兴。他在给吴晗的信中说：“我记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你作《胡应麟年谱》，我听了很高兴。”但指出“你信上在万历三十年下注：‘1562’，是大错。不知何以有此误。此年是1602。生年是1551”。最后，胡适夸年轻的明史研究者吴晗，“你的分段也甚好，写定时我很想看看”，并邀请他“星期有暇请来谈。罗尔纲君住我家中”。
    胡应麟，字元瑞，号石羊生。浙江兰溪人，与胡适同乡。万历中举，屡试进士不第，筑室山中，收藏图书四万余卷，从事著述。其幼能诗，承建安七子诗风而有变化，著有《少室山房类稿》《诗薮》，很有学术价值。
    四个月后，吴晗再次写信给胡适，告之蒋廷黻先生劝自己研究明史。胡适致信吴晗说：“蒋先生期望你研究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信中说，“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信中还以自己多年治学经验，从五个方面解答了吴晗所提的几个问题，并将有关学者谢国桢、孟森及其著作介绍给吴晗。最后告诫：“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你不要误会蒋先生劝告的意思。”
    其实，二十几天前，胡适为了安排吴晗的学习及工作，已给两位老朋友翁文灏、张子高写信，向他们推荐吴晗。信中说：“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生之中，有一个吴春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一个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史的根柢很好。他有几种研究，都很可观，今年他在燕大图书馆做工，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胡适还建议请清华的教授读吴晗的《胡应麟年谱》，“也许他们用得着这样的人作‘助手’”。并附上《胡应麟年谱》。
    胡适对吴晗无私的关心和指导，使他受益终身。几年后，吴晗成为一位颇有成就的明史学者。
    成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学者从政，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是大肆拆毁燕京古城的吹鼓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吴晗因京剧剧本《海瑞罢官》、杂文《燕山夜话》等，与邓拓、廖沫沙同时获罪，死于非命。
    1980年，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二期，发表了汤晏的文章《从胡适与吴晗来往函件中看他们的师生关系》。确定了师生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在全国开展批判胡适的运动中，吴晗对恩师胡适照样是口诛笔伐，这是那代文化人的集体悲剧。
    是年，胡适还曾复信闻一多、梁实秋，有意牵头《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可惜，种种原因，这一文化工程竟由梁实秋一人穷毕生心血，独立完成三十七卷本《莎士比亚全集》。
    在北大教学和著述半年后，暑假到了，1931年8月6日，胡适应丁文江夫妇之邀，带儿子祖望到北戴河去度假。
    丁文江，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1921年与胡适同办《努力周刊》，提倡“好人政府”。1926年4月，曾任淞沪商埠总办。5月，他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其中有“鄙人为一书呆子，一个大傻子，决不以做官而改变其面目”等语。1926年7月，鲁迅曾在《马上支日记》一文中，一口气批评了陈源、胡适、牛荣声、刘海粟等一干人，其中有丁文江。鲁迅于1931年12月写的文章《知难行难》中，针对《申报》一则电文，“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奉蒋如，对大局有所垂询……”，再次对丁、胡进行嘲讽。
    丁、胡住在北戴河莲蓬山一座别墅里。胡适登上可俯瞰乐亭的碣石山，眼含热泪，自然想起老朋友李大钊。1930年，《胡适文存》三集出版（亚东图书馆），扉页上题签“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
    1931年8月17日，胡适携儿子祖望与丁文江夫妇，告别海浪沙滩，回到北平。初秋，9月14日，北京大学第二学期开学。
    四天以后，发生了令中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按早就策划好的阴谋，由独立守备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队引爆埋在南满铁路上的炸药，将铁路炸断，却造谣指责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然后在仅仅一周之内，两万多日寇在中国东北的广阔地域上，几乎兵不血刃，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三十多座城市。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自这日起，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长达十四年之久。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众多相关历史陈述，皆言国民党政府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事实并非如此。作家王树增在其长篇报告文学《抗日战争》中说：“1990年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按照张学良的说法，“日本要来挑衅，想借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和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冲突就不会扩大，日本也就找不到动武的借口”，而中央“政府给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
    张学良后来以发动西安事变而闻名史册，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九一八事变，唤醒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和血性。原本平静教书治学的生活，已弭平胡适因批评国民党专制带来的伤痕，寂静的书斋也消退了胡适在上海的政治热情。尽管治学和教学的环境深受影响，而心志有些遗憾，但在关乎国家存亡的大是大非的历史关头，他的一腔爱国热忱，又在他身上汹涌澎湃。
    “隐逸态度为宜”——周作人躲进“苦雨斋”
    1931年年初，北平八道湾十一号周宅，在灰蒙蒙的阴云下，显得清冷而寂寥。周作人在书斋里，写信给汪馥泉，信中说，“我觉得现在各事无可批评，有理说不清，我们只可‘闭门读书’，做一点学艺上的工作，此不佞民国十八年的新觉悟也。我觉得现在世界上是反动时代的起头，低文化的各国多趋于专制，中国恐亦难免，且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会现象亦更不佳，既无反抗之志与力，我想且稍取隐逸态度为宜”（《现代中国作家书信》）。
    周作人是以大时代的弄潮儿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他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扮演了战士的角色，还曾发表《人的文学》《论黑幕》与《平民文学》等重要的进步文章，胡适称《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周作人这些文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最能显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重要理论。周作人还在1919年的“六三”事件中，站在爱国学生一边，写《前门遇马记》，半是抗议，半是嘲讽，并亲自送到李大钊那里，编进《每周评论》。陈独秀在东安市场撒革命传单被警察厅逮捕，周作人以北大代表名义前去探监，设法营救。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周作人让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躲在八道湾十一号一个多月。周作人还曾着迷于日本的类似共产主义的“新村”运动，那虽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地，也是周作人自己的“乌托邦”。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是“新村”运动的支持者。进步的周作人，当时的人望是超过其兄鲁迅的。
    “清党”以后，周作人躲进寂寞的八道湾，那“苦雨斋”便也萧寂得如同古寺一般。周作人的“五四时代”渐渐结束。
    1930年2月1日，周作人在《致胡适书》（收入《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发出这样的感慨：
    近六七年在北京，觉得世故渐深，将成“明哲”，一九二九年几乎全不把笔，即以前所作亦多暮气，偶尔重读，不禁怃然……
    周作人一生读书成癖，且以写作为生命存在方式，“几乎全不把笔”，虽“自知或者于道更近”，却是生命的停滞，其间的痛楚，可想而知。
    周作人于1929年岁尾，曾提出“闭门读书论”。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周作人面对历史风风雨雨，无可奈何，身处白色恐怖，又选择“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焉能有所作为？周作人只能沉湎于“凡人的悲哀”了。当他从报上读到胡适以犀利的文锋，批判国民党专制，并讨还“人权自由”，而受到当局排挤迫害时，看似心静如水的周作人，不由自主地对五四运动的旗手老朋友胡适产生深刻的同情。他写信给胡适说：“‘这个年头儿’还是小心点好，拉伯雷说得对，‘我自己已经够热了，不想再被烤’。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最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我总觉得兄的工作在于教书做书，也即是对于国家，对于后世的义务。”
    尽管周作人的信中，弥漫出文人的世故之气，但胡适还是十分感动。他回信说，“至于爱说闲话，爱管闲事，你批评得十分对。受病之源在于一个‘热’字”，“我对于名利，自信毫无沾恋。但有时总有点看不过，忍不住”。胡适在信中，还引用了王仲任的名句“心？？涌，笔手扰”来表“最足写此心境”。
    胡适在信中，对周作人来信中的一句“交浅言深”，颇“有点感触”。胡适十分动情地说：“生平对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
    读此信，相信读者会对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产生敬意：两人既开诚布公彼此人生选择与政治选择上的分歧，或公开论战于报端，或私下通信相劝；同时都遵循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这些话的权利”，尊重对方的选择和言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寂寥中的周作人，再受致命打击。1929年11月20日，在深秋肃杀的寒风中，他那如花朵般的十五岁女儿若子，不幸突然凋谢。
    对于爱女的夭亡，周作人写《若子之死》记之：
    十六日若子自学校归，晚呕吐腹痛，自知是盲肠，而医生误诊为胃病，次日复诊始认为盲肠炎，十八日送往德国医院割治，已并发腹膜炎，遂以不起。用手术后痛苦少已，而热度不减，十九日午后益觉烦躁，至晚忽啼曰“我要死了”，继以昏呓。注射樟脑油，旋清醒如常，迭呼兄姊弟妹名，悉为招来，唯兄丰一留学东京不得相见，其友人亦有至者，若子一一招呼，唯痛恨医生不置。常以两腕力抱母颈低语曰，“姆妈，我不要死”。然而终于死了。吁！可伤已。
    周作人这段文字，不仅写出爱女夭亡经过，特别是若子临终时神志清明，那一切言行，让人历历在目，不堪回首，更是写出作为父亲的周作人肝肠寸断、如触肿疡的刻骨悲痛，令人泫然。
    从此，已四十一岁、意识到“人过中年”的周作人心绪忧郁，向执教的女子学院告假，“在家，终日怅怅无所之”。为了祭悼爱女，他在八道湾十一号寓所，设祭棚，请来众僧人，置道场，放焰口，诵经文。然后素车旌幡，将若子遗体置西直门外广通寺内，托僧侣诵经。后每逢祭日都诵经悼念，成为惯例。周作人乃受高等教育之人，自称是唯物主义者，他这么做，既是抚慰爱女在天国的灵魂，又是借此抚慰自己悲痛欲绝的心灵。更重要的是，他在表达对一切生命的尊重。
    接着，在若子逝世后的十二天，周作人在《世界日报》上连续两天刊登广告，将若子之死归罪于德国医院山本忠孝大夫误诊。这种涉嫌迁怒与报复的心理，有些失态。但误诊乃实情，联系梁启超之死、鲁迅之死，皆是外国医生误诊所致，周作人的做法，似又可谅解。笔者有《鲁迅之死与梁启超殒命》一文，刊于2011年11月28日《今晚报》，读者不妨一阅。
    1930年1月5日，周作人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去冬十一月次女若子病故，心情恶劣，至今未能安心读书，自思对于死生别无甚迷执，唯亲子之情未能恝然。”
    3月，周作人在《中年》一文中说，“中年是理智的时代”，应“用经验与理智去观察人情和物理”。但若子之死，他表现得并非“理智”。人啊，有时很难说清。
    1930年5月，装帧十分精致的小型周刊《骆驼草》悄然问世，立刻引起北平学界的关注。不料，刚到6月，左翼作家就在《新晨报》副刊上发表批评文章，讥讽《骆驼草》上的文章，都是文坛“落伍”之流所写。
    左翼作家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以“拉普”理论胡乱批评《骆驼草》，不仅引起周作人身边人的极大不满，也让不少自由主义者反感。
    《骆驼草》周刊的出版，可追溯到1924年。据周作人当年3月14日的日记载，“交骆驼稿与凤举”，6月18日日记，又记有周作人等在北海公园水榭，下午五时，“由骆驼社宴，二十六人，七时返”。次日，《晨报副刊》报道称：“骆驼社的基干是周作人、张凤举、徐祖正三君。”
    1926年，骆驼社曾出版《骆驼》一期，刘半农在《语丝》第一百一
    十八期还发表了一篇诗歌《骆驼颂》：
    祝颂你保持着你雍容的气度，
    忍受一切人们的侮辱与诅咒。
    祝颂你永远的慢拖慢拖的向前走，
    背上永远担负很重的担子。
    刘半农面对文坛弥漫着的浅薄与虚浮，赞颂了骆驼社文友的坚忍的文化精神。而这正是周作人筹办《骆驼》的初衷，给浮躁的文坛吹进一缕坚忍的清风。以当时周作人的清明和影响，很快，骆驼社聚集了很多文苑新秀，像与周作人很亲近的俞平伯、废名及冯至、梁遇春等。俞平伯与周作人在1922年就熟识，后又成为燕京大学的同事，周是教授，俞是讲师。废名是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清党”之后，周作人躲进八道湾的“苦雨斋”，常去拜访者有俞平伯和废名，后当废名衣食无着时，索性住进八道湾，与老师朝夕厮守。
    1930年，北平已失去文学中心地位，但以周作人和骆驼社为中心，形成了当时北平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文化圈子。
    《骆驼草》周刊是一本新的散文杂志，周作人主持，由废名操办。1930年5月，在《骆驼草》出版前两个月，迁到上海的《语丝》停刊。语丝社是文学研究会一脉的一个文学社团，《语丝》推出并形成的富有思想锋芒的现代随笔，对中国现代散文有贡献。
    语丝社成员在创办之初，思想原本就不一致，但在对社会现实进行“文明批评”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合力。但女师大事件发生，语丝社重要成员鲁迅与周作人、林语堂在要不要执行“费厄泼赖”等方面，发生了分歧，为后来的分化乃至刀笔相见埋下了伏笔。
    到后来，语丝体分化成以鲁迅为代表的投枪匕首式的随笔、以周作人为代表的闲适散文和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幽默小品。这原本形成了散文样式丰富多彩、风格神味各异的大好局面，但却导致了三方各守城堡甚至大动干戈的局面，真是令人感慨。
    《骆驼草》非“语丝体”之延续，而是彰显周作人的“京派”闲适小品风格。其《发刊词》中，开宗明义，“不谈国事”，在“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骨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徐祖正在《骆驼草》上发表《文学运动与政治的相关性》说：“希望从事政治革命的人始终不要丧失在文艺世界里少了不成的那种真挚性与彻底性；同时对于从政治的立场回来谈文艺的人少用一点他们的宣传与煽动。”此文表达了《骆驼草》对政治的旁观、超然的态度。这少不了引起进步年轻人特别是左翼作家的批评，称《骆驼草》的作家群是“没落”文人。俞平伯作《又是没落》（《骆驼草》第七期），反驳这些批评。
    俞平伯的反驳是无力的。试想，在国民党黑暗专制的统治下，有良知的文化精英如胡适、罗隆基、张寿镛等，不惜身家性命，掀起人权舆论浪潮，而骆驼社的作家却对此持超然、旁观的态度，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和良知何在？
    周作人是“京派”散文的代表人物。在《新青年》和《语丝》时，他还是反封建礼教的战士，他那高扬思想启蒙精神的犀利的战斗驳难的文字，犹存其作品间，给他带来很高的声誉。到了20世纪30年代，文坛各种成分和力量壁垒分明，针锋相对，躲进“苦雨斋”的周作人，还是被卷入社会、生活的旋涡，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超然。
    1931年，周作人到北平辅仁大学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9月由北平人文书店印行），在谈到新文学与传统文学衔接汇通时，主张“即兴言志”的创作态度，强调尊重文学的独立性，维护作家自由表达思想的文学原则。从中我们看到这位曾经的新文学的带头人，渐渐偏离了新文学的主潮，走上一条田园牧歌式的文艺之路。
    《骆驼草》诸作家之“即兴言志”，是回避政治，言个人情感意绪之态。其散文多冲淡自然，讲究收敛和内蕴，文白相间，收放适度，简约自然，形成一种平和、雍容、淡雅的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读周作人的散文，多讲其清淡的素质、低回的趣味、絮语般拉家常式的风格，却忽略他散文中长存的温暖的人性和人情。
    “北平是我的老家”——老舍拓宽了小说题材的疆域
    梁实秋在《关于老舍》一文中，曾提到老舍为了文学创作和工作，是非常注意体育锻炼、强健身体的。老舍曾给梁实秋的女儿梁文蔷题词曰：“身体强学习好才是最好的公民。”梁实秋说：“虽然是泛泛的鼓励后进的话，但也可以看出老舍之朴实无华的亲切态度，他深知‘身体强’的重要性。”老舍自己也在《自谴》中说：“没有身体，便没有一切。”故老舍一生大凡条件允许，都注意锻炼身体。
    笔者的同事、老舍的大女儿舒济大姐在《从父亲老舍的满族籍和习好说起》一文中，介绍老舍1930年夏从英国途经新加坡时，做了几个月教师，然后再经上海回到北平，“住在他的同学、好友白涤洲家中”。“一天，北平学生画报社记者陈逸飞去拜访他，他正在屋中练拳，他对陈逸飞说，他练的是昆仑六合拳的内家拳，专重气功，是为了养生防身。陈不信可以防身，两人一过手，一下子就把陈击败。”
    1933年5月，老舍离开北平去济南齐鲁大学教书，因腰背痛，求医难愈，遂拜山东第一枪马子元为师，先学太极，“继以练步，重义潭腿”，练查拳、洪拳、六路短拳等，“又习及枪剑与对击，多外间鲜见之技”。一年多来学会二十多套，而且病痛痊愈，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老舍为此特赠师傅马子元折扇一把，将习武经历，尽写扇面之上。次年全家搬到青岛，老舍在山东大学任教。一日，诗人臧克家到老舍位于金口二路的寓所拜访，见门楼墙壁上挂满刀枪棍棒十八般武器，知老师老舍乃一练家子（见臧克家《老舍永存》）。
    1935年，在山东大学春节辞旧迎新晚会上，老舍特为师生表演了一套剑术，天津《益世报》以“废年·除夕·青岛·山大一夜狂欢，笑神老舍大显身手”为题，做了报道。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老舍弃家小，孤身逃至武汉，加入抗日队伍。时任国民党中央副主席的冯玉祥将军，见老舍写文章宣传抗战，又每天打拳练武，便在最寒冷的冬天对手枪队的士兵说：“你们看见舒舍予先生没有？他每天早晨穿着单衣打拳，没有一天不是这样。”勉励士兵向老舍为抗战而习武的精神学习。
    正是老舍一生不间断地习武，战胜病魔，强健身体，他才能以充沛的精力，投入抗日战争的繁重工作。1945年从美国回中国之前，老舍还应宾夕法尼亚州女作家，后以小说《大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之邀，在为受伤的“二战”军人举办的盛大晚会上，表演了出神入化的太极拳，显示了他的自尊和自信。
    赛珍珠在她的《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一书中，记载了这次晚会：
    老舍的表演精彩非凡，简直是美妙无比的舞蹈，深深地赢得了大家的赞叹。
    老舍善于讲演。讲演既是脑力劳动，又是体力活。舒济在《老舍讲演集·后记》中说，他曾有一百七十多次的讲演记录。1936年在北京大学做《闲话创作》讲演，第二天《北平晨报》报道：大礼堂里“俱无立足之地了”，“可以说打破了历来公开讲演的盛况”。没有好身体支撑，是办不到的。
    1952年，在北京东城迺兹府丰盛胡同十号自家的四合院里，已五十三岁的老舍还拜皮鞋厂李经理为师，学习太极气功。
    最为精彩的是，1965年春，老舍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的一个月间，结交了不少日本文学界的朋友。一次聚会，在未经安排的情况下，老舍与日本年轻的剧作家城山三郎进行了一次交手武术表演。后来城山三郎回忆道：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瘦小体弱的老舍先生，走路离不开手杖，居然一出手，就差点使我跌倒，败下阵来。不知老舍先生体内蕴藏积蓄了精气，真有功夫啊！
    六十六岁的老舍，继承了自己民族强烈的崇尚武功的精神，一生习武，坚持不懈，使他强健身体、精力充沛，为实现文学梦想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可惜，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一生“练武学文，扶危敬老”的老舍，连自己都救不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为抗议非人性的政治迫害，也为自尊，而自沉太平湖。
    1932年8月，老舍开始在《现代》杂志上连载长篇小说《猫城记》。次年4月连载完，历时八个月。《猫城记》这部寓言体式奇幻小说，是老舍创作生涯中重要的小说之一。
    《猫城记》以猫城影射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中国，是对当时中国“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和教育诸方面”的深刻思考。用王瑶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一文的话，主要是写“国民性弱点……与改造国民性有联系”。又有人说，“猫人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被吴敬梓到鲁迅这一系列作家所鞭挞过的‘国民性’上所有的那些弱点”。
    鞭挞“国民性”，这是个极严肃的主题。鲁迅在小说创作中关注过，老舍也予以极大的关注，并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地思考和表现这一课题。老舍的小说、话剧所包含的他对于民族心态中一些消极症候的真切把握，以及忧虑与批判力度上，甚至超过鲁迅。
    《猫城记》正在《现代》连载的12月，胡风应《文学月报》主编周扬的邀请，撰写了一篇题为“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的长篇评论，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的第五、第六期上，署名谷非。胡风在文中称，他所批评的是在《现代》杂志第一卷上，张天翼、魏金枝、穆时英、杜衡、施蛰存、沈从文、郁达夫、巴金、靳以、马彦祥、沉樱、汪锡鹏、严敦易、彭彤杉等十四位作家所创作的“全体二十三篇（除掉未完成的《猫城记》）创作”。
    胡风写道：
    我们的作者们以为站在第三种人的中立的客观立场上，可以把握到客观的真实，殊不知他们的认识大大地受了他们的主观的限制。为了他们“艺术”的前途，我们诚恳地希望作者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和新兴阶级的主观能够有比现在较好的接近。
    胡风初登文坛，便以“左倾”机械论指导上的“政治艺术一元论”的霸道，“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把一干优秀作家如巴金、沈从文等十四位作家全部打成“第三种人”。联系后来他与周扬之间长期的殊死争斗，不难看出，他们的分歧只在宗派主义，在文艺理论上并无差异，都是“政治的正确就是艺术的正确”那套歪曲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谬论。
    即便在当时，胡风的文艺观，也遭到迎头痛击。苏汶在他的《一九三二的文艺辩论之清算》（《现代》第二卷第三期）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批评胡风摆出一副无产阶级批评的架势，实乃以阶级划分作家的“左倾”宗派主义，毫无道理地把进步作家打成“第三种人”的谬论。
    巴金的反批评《我的自辩》（《现代》第二卷第五期），也批评胡风“拿出一个政治纲领的模子”来机械地套作品，只讲政治，而根本不顾及“构成一个作品的艺术上的诸条件”。
    《猫城记》尚未连载完，故老舍因“未完成的一篇”，侥幸逃过胡风的批判。老舍虽未对胡风进行反批评，却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对胡风的鄙视。1934年，他在小说《抓药》中，塑造了一位名叫青燕的“只放意识不正确的炮”，把作家往死路上逼的评论家。该小说别具匠心地借用一个叫二头的农民的嘴骂他“揍死个狗东西”，意味深长，让人会心一笑。
    抗战初期，胡风仍视老舍为中间派，对老舍能被任命为政治部设计委员一职深为不满。他认为这一差事是军委会政治部为延揽国内外知名人士而特设的。此乃每月有二百元车马费，“挂名拿钱”的美差。
    1939年，胡风主编的《七月》发表了老舍的《“五四”之夜》，这是《七月》唯一发表的老舍的作品。胡风评价说，老舍“写了一点现象，没有内在的东西，只好把开头的一段空话去掉发表了，应一应景”（《胡风全集》）。
    李广田却非常推崇老舍的《“五四”之夜》，是极具眼光的。即便今天重读《“五四”之夜》，也不能不赞叹，老舍是用他的眼睛、耳朵和“心灵”，记录和呈现了重庆遭受日寇轰炸时，中国作家周文、罗烽、赵清阁、宋之的等瞬间的行为、心灵的反应，为抗战的知识分子留下了一帧珍贵的剪影、一段珍贵的故事。
    1944年4月17日，重庆隆重召开了“老舍创作二十年纪念会”。胡风做了题为“祝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周年”的发言，对老舍的创作、人品，第一次做了正式的评价。他认为老舍在抗战前期的作品，“所走的道路不仅仅是‘旧风流’，那里面还有着流到现在以至将来的血脉”。他对老舍抗战时的创作评价也不高。他认为老舍在抗战初期，利用旧形式来做“救急”的工作，是“落进了当时一些理论家所犯的误解”。虽然，胡风的文艺观念由“政治文艺一元论”改为二元论，政治与艺术分论，可见受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但他对老舍的成见，似并未改变。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胡风身陷囹圄，也未改变对老舍的看法。不过，胡风看不上老舍的作品，只是透明、干净的文艺之争，与个人恩怨无关。
    熟悉故都北平城的老舍，对这座日渐衰败的古都里的平民百姓的生活更为了解。清朝已灭，八旗再无金鼎玉食，城市平民多以当警察、拉洋车、街头卖艺、做小买卖甚至沦落八大胡同做皮肉生意为生。因此，老舍的创作实践中，常常对这些平民的命运予以关注。
    1934年写的长篇小说《离婚》，是老舍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小说通过一群在政府供职的公务员无聊的生活图景，揭露官僚机构的黑暗腐败，小说后面部分还从侧面抨击了特务制度的丑恶，开拓了小说一个新鲜的疆域。
    老舍将幽默笔法注入小说创作，乃是他的艺术特色，但在初期把握尚欠火候，并因此遭到非议。他并没有因此放弃那种在本民族生活环境下与生俱来的幽默艺术个性。早期他之所以遭到批评，是因为他把幽默只当外加的笑料，附丽而不是融于作品之中。
    创作《离婚》的过程中，老舍内心就有矛盾。他在《致赵家璧函》中说：“时局如此，而我又非幽默不可，真是心与手违，含着泪还要笑，笑得出吗？不笑，我又不足得胜！”最后，他还是坚持这部长篇“返归幽默”（《我怎样写〈离婚〉》）。他把幽默作为表达主题的有机成分，使幽默讽刺变成叙事和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段，较深刻地写出了一群小公务员自私、庸俗、苟且偷安又相互倾轧的灵魂。或许他的幽默讽刺还未达到出神入化的水平，却在含泪的微笑中对这些人物做了批判，发挥了幽默的艺术效果。
    《离婚》取材于北平的日常生活，小说中的人物和他们生活的场景，都是老舍极为熟悉的。通过生活细节的描写，让读者看到下层市民的人情世故、悲欢离合，让读者看到一幅幅生动形象又生趣盎然的市井、世态、风俗画卷。说到底，小说的基本审美范畴是塑造人物。《离婚》写出了小市民生活的沉落与心灵的空虚，当中个个都是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
    史家们都说老舍以长篇小说见称，或以话剧为人所乐道，其实老舍的中短篇小说也很精彩。如《月牙儿》写本分的母女两代为生活所迫沦为暗娼的悲惨命运。天真无邪，对皮肉生涯一无所知就沉沦毁灭，使悲剧意味更为强烈。《月牙儿》是以一种富有抒情意味的语言，讲述两个善良女性被毁灭的悲惨故事，使悲剧性更浓烈。
    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以北平城里的平民为原型，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骆驼祥子》写于1936年，是老舍辞去山东大学教授之职，成为专业作家后的首部长篇。对于小说主人公祥子，老舍早就听坊间说，有个车夫买车卖车三起三落的经历，非常熟悉车夫生活的老舍，以他小说家的艺术敏锐，认定这个车夫具有典型意义，“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便“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最后写成关于一个车夫从上进好强而沦为自甘堕落的悲剧命运，从而揭露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行的《骆驼祥子》。
    新文学肇始以来，胡适、鲁迅、闻一多、郁达夫等作家都写过人力车夫。从对人力车夫的深刻了解，小说《骆驼祥子》在局部生活细节体察入微和从其灵魂深处的喜怒哀乐的把握上，以及祥子们与社会生活多方面的联系，融会贯通的体验、展示上，是远远超过胡适、鲁迅、闻一多、郁达夫的。说到新文学史上称得上典型人物的，与鲁迅的阿Q、巴金的觉新相比较，祥子算是最具光彩的文学典型了。
    除了祥子，大胆泼辣、有点变态的老姑娘虎妞，霸道凶残的车主刘四，欲起又落的二强子，忍受迫害的曹教授，一步步走向毁灭的小福子，也都个个鲜活，成为“陌生的这一个”。
    当然，《骆驼祥子》在展现古都北平色彩斑斓的生活风光时，小说的时代背景就显得薄弱、凝滞，看不到那个时代涌动的社会变化。小说浓重的悲剧气氛，显示了强大的批判力量。有人批评，小说只有阴郁绝望，而毫无希望。这不是《骆驼祥子》的不足，也不是老舍的过错。这种悲剧正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也是老舍清醒严谨的现实主义特色。左翼作家在处理这类题旨的作品时，总是给人物以出路，以希望。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谁写出一部超越《骆驼祥子》的作品。因为加上光明的尾巴，既违背了历史的真相，也违背了文学反映生活的艺术规律。“文化大革命”时，江青炮制了八个“样板戏”，个个都是歌颂光明和英雄的，但骨子里是为文化专制主义唱颂歌，而掩盖反人类政治的罪行的。奇怪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亲手炮制的“样板戏”，现在仍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下，大行其道。
    无巧不成书，《骆驼祥子》在1945年，由美国人伊万·金翻译成英文，改名“洋车夫”时，还真的将悲剧结局改成团圆结局。遂了某些中国评论家的愿。
    伊万·金的译本《洋车夫》成了美国纽约著名的读书俱乐部“每月一书”的畅销书。被老舍评价为“译笔不错”的《洋车夫》，让老舍的小说真正走向了世界。该译本影响巨大，带动了老舍的其他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外风行。
    《洋车夫》不仅“译笔不错”，而且装帧华美，黄色布面精装，内附五十多帧线条流畅、生动形象的速写插图。从妇女的头饰、男子的长辫来看，故事发生在北洋军阀时期，这无疑与《骆驼祥子》所描写的民国初的社会生活有出入。翻译者并没有北平的生活经验，对中国文化也不甚了解，有关北平的生活、风俗、气象、景物多是望文生义，错误不少。
    翻译者还画蛇添足地添加了人物与故事情节。比如让清华大学女大学生高喊“出版自由”，“打倒密探”，“驱除政治中的腐败”，“言论自由”等革命性的口号，这显然是伊万·金并不了解北平的社会状态而按西方人的观念，硬加给女大学生的东西。这怕是左联的革命作家们都望尘莫及的革命行动。但这一切充满了进步色彩的拔高，违背了北平真实的政治生态，也不是老舍在那个时代对革命者形象的认识。
    小说的结尾，更是狗尾续貂，将小福子沦落“白房子”，最后上吊自尽，祥子也彻底堕落的悲剧，改成祥子抱奄奄一息的小福子冲进树木，他们活着“自由了”的大团圆结局。
    伊万·金让祥子不要堕落、绝望，给他安排了一个有希望的未来，是为了顺应、迎合美国读者的阅读期待，这也是文化差异造成的。
    不尊重原著的意愿，擅自对《骆驼祥子》的结构、人物、题旨进行篡改、“归化”，老舍是不赞同的。这也是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翻译作品原则的错误行为。然而，正是伊万·金这样的译本，使老舍的作品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
    与《骆驼祥子》同时发表的，还有在《论语》上连载的长篇《文博士》（发表时名为“选民”）、中篇《我这一辈子》等。《我这一辈子》通过一个巡警的自述，呈现了一幅北平底层社会悲惨阴暗的图画。小说在对不合理的世道表述了愤慨的同时，还喊出“这世界……换个样儿”，对旧世界予以彻底的否定。
    写于1937年，曾在天津《方舟》杂志连载前四章的小说《小人物自述》，值得一提。《小人物自述》发表后，随着社会的动荡、刊物的消失，也消遁了，连老舍自己都不知该小说之所终。直到老舍去世十多年后，才被文学界意外发现。
    人们发现，《小人物自述》在题材、人物、社会背景上，与老舍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有些相似。区别只在于，《正红旗下》描写的满族生活场景是《小人物自述》中所没有的。想来也好理解，在民国时期，社会上的“排满”情绪尚普遍存在，老舍有意地回避了。老舍在1942年写的《入会誓词》中说，“在‘七七’抗战那一年的前半年，我同时写两篇长篇小说”，卢沟桥的枪声一响，“遂不续写”。后来，连原稿也散失了。《小人物自述》当属这两部长篇之一。
    后来老舍创作《四世同堂》（包括《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分。1950年开始发表《饥荒》），开始重回市民社会，写沦陷的北平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斗争精神。《小人物自述》《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主要情节的舞台都在老舍出生的那条小胡同，这是因为老舍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热土的深深眷恋。
    老舍在《我怎样写〈离婚〉》一文中说：
    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出身穷苦的满族旗人家庭。父亲是一个月挣三两饷银的皇城护军，为了保卫京师，在庚子事变八国联军的炮火中死亡。从此一大家人“全仗母亲独立抚养”。老舍在《我的母亲》（1943年《半月文萃》）一文中写道：“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
    勤劳、倔强、为人热诚的满族下层劳动妇女，在精神上也哺育了老舍。生活的贫困与艰难，激起了他对黑暗社会的愤懑和对于古城平民的同情。强烈的平民意识，给他创作的选材和命意以深刻的影响，对老舍走向人民艺术家的道路也予以深远的影响。
    老舍的出身、经历及个人独特的艺术气质，形成了他自己的文学视角和艺术风格。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他在题材上突破了新文学限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圈子，拓展到市民群众中去，这是老舍对新文学的独特贡献。
    北京大学“三大魔”之一——废名与《骆驼草》
    废名是《骆驼草》周刊的真正编辑者，这与周作人对他的器重和信任自然分不开。废名从《语丝》到《骆驼草》，一直追随周作人，他的所有小说集都是由周作人包办作序。可见师生间的情谊之深。废名在散文周刊《骆驼草》上发表的《莫须有先生传》和《桥》，本可属小品一类，但废名归到自己的小说集。周作人在给废名的小说集《桃园》作跋时说：“废名君是诗人，虽然是做着小说。”肯定其小说是诗的小说。
    废名的诗小说或曰散文化的小说，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写乡村儿女翁媪之事。如《北平通信》，是写童年回忆的。从北京少雨、少雾、干燥的天气，忆起儿时在长江畔总能看到的“湿意的云”。是写故乡，又是写北京。《五祖寺》视角独特，写六岁的自己，在“一天门外”等待上了五祖寺的母亲和姐姐回来的情景。“最可赞美的，他忍耐着他不觉苦恼，忍耐又给了他许多涵养。”“那里等于一个凉亭，半山之上，对于上山的人好像简单一把扇子那么可爱。”一笔未写五祖寺，却笔笔都落在寺上。而今日几去五祖寺游览，已再无童年的意趣。这类小说崇尚平凡，多写生活情趣，颇有禅味。《打锣的日子》《放猖》等，也将童年的感受与禅意的暗示融合。
    与写童年回忆的明净不同，废名的另一类散文小说是议论性的。多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解。鉴于废名文学功底深厚，其观点取自阅读经验，颇为独立不凡。《孔门之文》写孔门的学生；《陶渊明爱树》为诗文新释；《三年两竿》说六朝文章是“乱写”的，正是不刻意为文，方能随性挥洒，于冲淡朴纳中显露深意。所以废名心仪和借鉴六朝文章。
    周作人在给废名小说集作的序中，表达了自己极喜欢废名的乡土写实、流露寂静之美的小说。鲁迅一开始觉得废名小说尚可，但后来评价不高，在其《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说：
    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
    鲁迅此评显然失当。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人就颇不赞同。朱光潜以笔名孟实，写《〈桥〉》（载1937年《文学杂志》）一文，肯定地说，“撇开浮面动作的平铺直叙而着重内心生活的揭露”，“偏重人物对自然景物的反应”，“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
    在沈从文、朱光潜看来，废名的小说《桥》，除了如一般小说一样都反映农村风景和风情、风俗之美外，还透露出一种独有的人生态度和体悟生命的方式。而早期对农村小人物的不幸命运的同情，已转向对人间社会人生的“真”与“梦”的营造与编织。小说中小林天真快乐的乡塾生活，他和史家庄美丽的琴子青梅竹马的日子，长大后小林辍学回乡，同未婚妻琴子和堂妹细竹三人的微妙感情关系，是那么宁静、和谐，有波澜却不惊，构成了一曲世外牧歌般的交响乐。小说没有回避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也无意淡化人性丑陋，而着重呈现人物自重自爱、返璞归真的性情和自然适意的生活形态，表达了废名身处乱世中，对人间美好生活的向往。
    废名是位参禅打坐的居士，他的小说将西方的现代哲学思想与东方禅宗思想两相融合，他是利用小说纯粹的童心，抒发自己在人生困顿到乐天知命的人文情结。另外，小说中的人物隐逸的气息浓重，貌似放浪形骸，实为表现知识分子心中的困惑和忧郁。
    废名小说为我们贡献的独特文本，比其小说提供的对生活与人生的文学性阐释更为重要。废名的小说淡化故事，重在烘托诗境，正如后来汪曾祺在《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中所说，废名是中国20世纪“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的开山鼻祖，对“京派”文学的渗透力极大。“京派”小说坛主沈从文，还有芦焚（师陀），甚至汪曾祺、何立伟，都从废名那里汲取过养料。
    废名，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童年时家乡的枫柳、沙滩、小桥流水，县城外的四祖寺、五祖寺等禅宗圣地，给他留下了受用一生的文学记忆。1922年北上北京，进北京大学预科。1926年发表作品时，使用“废名”之名。1929年从北大英文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其时，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已出版。
    1930年，骆驼社创办《骆驼草》时，周作人让废名做实际编辑者，很好地贯彻了周作人提倡的平淡隐逸的文学思想，《骆驼草》成为“京派”作家的重要阵地之一。
    周作人是1923年9月第一次见到废名。那时，冯文炳在北大校园里已小有名气。读其文，周作人发现有些“涩”，但却喜欢，破例主动为废名《竹林的故事》作序。这让一直崇拜周作人的冯文炳，喜出望外。
    周作人在《怀废名》一文中，对废名的音容笑貌，是这么描写的：
    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废名眉棱骨奇高，是最特别处。在《莫须有先生传》第四章中房东太太说，莫须有先生，你的脖子上怎么那么多的伤痕？这是他自己讲到的一点，此盖由于瘰疬，其声音之低哑或者也是这个缘故吧。
    《莫须有先生传》系废名的小说，莫须有是该小说的主人公。因莫须有言行乖张、内向、躁郁、自卑，颇像废名，便称废名为莫须有先生。但周作人只看到废名的“特殊的谦逊与自信”，这可能是过于喜欢爱徒之缘故吧。
    冯文炳见到鲁迅是两年之后。那时作为学生的冯文炳已是《语丝》的重要作者了。沉静木讷的冯文炳，没有给鲁迅留下太深的印象。
    1926年，废名对鲁迅是理解的。他在那年6月的日记中写道：“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鲁迅的《马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的道路上踏。”但到了1930年，废名对鲁迅站到左翼作家一边就不理解了。他曾在《人间世》写文章批评鲁迅、郁达夫等组织的左联是“文士立功”。自然遭到鲁迅的批判，鲁迅在《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一文中，嘲讽道：
    有时发表一些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的文章的废名先生，这回在《人间世》上宣传他的文学观了：文学不是宣传。
    若真懂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鲁迅自然会羞于他主张文学是宣传的主张了。
    不少文史书籍都说，废名于1929年从北大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事实是，废名毕业后，曾有三年到处奔波谋职。据胡适为废名做的一个任职资格证明来看，废名是1931年11月被北大聘为讲师的。1931年，南京的《现代文学评论》发过一则消息“冯文炳将来（南）京”，可证在北平找不到工作的废名，曾想到此地谋生。在谋职的三年里，废名写了《桥》《莫须有先生传》，于1932年出版，引起社会关注，给他到北大任教，创造了条件。
    受聘于北大后，废名给学生留下怎样的印象？他的学生柴扉在《〈莫须有先生传〉的作者》一文中说：
    他说话时不住地摇着他的脚。他的口音很低，好像喉间腻有许多痰。我从他的装束——黑皮帽、呢大氅、驼绒袍——和短短的平头，瘦削的脸，深陷的眼，看他好像是个拘谨的商人。
    废名第一次登上讲台，讲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他摘掉帽子，用深陷的眼睛扫了扫课堂里的年轻学生，然后出声。声音不高，却振聋发聩：“敝人对《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先生自己了解得更深刻。”学生个个目瞪口呆，然后是人声鼎沸。待课堂安静下来，他讲得头头是道。指出《狂人日记》与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同名，又都写“迫害狂”患者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自己是读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的。学生们觉得这狂放的老师，还真是有学问、有见识的。
    有时，废名确实有些狂傲。一次，他给学生讲修辞炼句，不讲唐宋八大家，也不讲明清小品，而以自己的（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桥》中的句子为例说，“日头争不入”一句，就是托出诗境的神来之笔，真是“世上唯有凉意了”。学生说：“先生是否认为自己是大笔了？”废名笑不作答。
    抗日战争爆发，废名告别留在北平的老师周作人，回到老家湖北黄梅，在县城一所小学谋得小学教师之职。从全国文化中心避难到寂静的有禅宗圣地铜磬诵经声萦绕的山村乡野，废名的灵魂是寂寞的，他的心开始向佛，写出了《阿赖耶识论》。多年后，他拿给诗人卞之琳看。1929年废名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卞之琳刚入北大英文系，也算是废名的学生了。废名对卞之琳说，《阿赖耶识论》是自己“对佛的一种认识”，是“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的。而废名的好朋友熊十力也是研究佛学的，闻此论，大为不屑，二人经常为此争吵不休。邻居早已习惯二人的高声辩论，常常对这两位书呆子一笑了之。但有一天，论争之声戛然而止，众人前去一看，废名与熊十力正扭作一团，相互拳打脚踢。众人忙将二人分开，然后掩嘴窃笑。
    二人的老师周作人，将之写进《怀废名》中：
    有余君与熊翁同住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
    两位书生憨直的举止神态及文化精神，皆现于笔端，让人读来不禁莞尔。
    1934年，由邵洵美主编的《十日谈》第四十四期上，有一篇文章写周作人与废名的关系：
    记得今年暑假，周作人先生为了搜集做日本文学史的材料，到了东京的时候，有一个日本人问他，周先生的弟子有没有几个特别出色的人物。当时周先生回答道：“有，一个是在清华大学教书的俞平伯，一个是北京大学担任讲师的冯文炳，便是笔名废名的冯先生。”
    可见周作人是多么器重弟子废名的。当时，废名被称“京兆布衣周作人氏的三大弟子”之一。
    1946年，废名经俞平伯推荐，返回北大中国文学系任副教授。三年后，已成为教授的废名，从老家黄梅把儿子接到北京，妻子仍在乡下。熊十力则不接家眷，自雇了一个男佣，每天打杂做饭。废名天天带着儿子到熊家蹭吃蹭喝。酒足饭饱之后，好戏——争吵便鸣锣开幕。
    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将废名解聘了。在他无奈回湖北黄梅避难前，曾在北京雍和宫住了一段时间，史料鲜有提及。
    1939年8月11日、18日的《新北京报》副刊，曾两次刊登废名致朱英诞书简，名曰“冯文炳书简”，还加个小按语：“最忠实于自己灵魂的废名先生的作品，多年不见了。这些短简，是他寄给朱英诞先生的。谢谢先生的盛意，他让我们知道冯先生平安，让我们在冷落的文苑里，竟得尝了一滴‘竹青色的苦汁’。”
    书简之一，是谈朱英诞的诗集《无题之秋》，准备邀林静希及几位诗友到公园讨论一下。
    另几封书简也是写友人聚会、谈诗说禅的。前不久，见收信人朱英诞写的《纪念冯文炳先生（外一篇）——西仓清谈小记》（《新文学史料》）一文，让我们对那时废名的处境有所了解。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我收到废名先生一函，匆匆跑到雍和宫西仓后院去找他；这是一个僻静的禅房，院中只有两棵瘦松。
    冯先生说，他们把他解聘了。我以为：“走吧。”冯先生当时颇以为知言。
    废名借住的西仓后院，是他的少年时代的同学，行脚僧寂照的住处。寂照曾写信请朱英诞到西仓去清谈。朱到西仓后，朱与废名闲谈。谈到英雄美人、才子佳人，废名是反对的，他说：“自然，那些圣贤都很好；可是，从文学上说，你以为哪一部书给青年人读最好？”
    朱英诞不禁脱口而出：“《聊斋》。”
    废名说：“《聊斋》跟我也有点关系。不过，我说最好的一部书是《牡丹亭》。”
    朱英诞作诗较早，1928年有《雪中跋涉》，1932年回北平寄籍定居后，诗写得多起来。又有诗集《小园集》问世，由废名作序。林静希的《冬眠曲》、程鹤西的《小草》也由废名作序。
    抗战胜利后，废名回北平后作三篇诗评，一为冯至《十四行诗》，一为林静希，一为朱英诞。朱英诞到沙滩北大访废名。彼此重逢，不胜感慨，废名“高兴地拈一粒榛子说，‘好久没有吃到了’，便咬开硬壳，好像还问了记否温飞卿有什么咏抹胸之类的诗词云云”（《怀废名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名一直在大学里任教职，20世纪50年代初从北京大学调至东北大学（现吉林大学），从事古典文学、美学、鲁迅等学术研究，不再搞文学创作了。
    嘲讽鲁迅“为一世故老人”——以《狂飙》闻名的高长虹
    1930年4月，《未名》半月刊在北平停刊，5月迁至上海的《语丝》周刊也无奈终刊。
    《未名》是此前两年的元月，由鲁迅联系几个青年作家创办的《莽原》停刊后又创办的半月刊。《莽原》由莽原社办，《未名》是未名社出版，可视为《语丝》的延伸。
    《莽原》周刊于1925年4月在北京创刊，鲁迅主编，附于《京报》发行。鲁迅为《莽原》写的广告是：“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实乃《莽原》的办刊宗旨。但仅办了七个月就休刊，又隔一个月改为半月刊发行。
    莽原社较语丝社更为激进，与进步学生运动联系密切，主要成员为高长虹、向培良、尚钺、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等，他们都是从《莽原》步入文坛的。随着革命的深入，这些进步的青年作家，几经分化，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高长虹，深受尼采哲学影响，从莽原社分化出去后，到上海重办《狂飙》周刊，鼓吹“狂飙运动”。狂飙社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不寻常的文学社团，正如它的主持者高长虹是现代文学中最怪异的作家一样。
    高长虹少年成名，1915年，十七岁的他在山西读中学时写讽刺军阀阎锡山支持袁世凯“称帝”的诗《提灯行》。1922年在《小说月报》发表诗歌《红叶》。1924年，他与同乡好友出版《狂飙》杂志，提倡“狂飙运动”。同年到北京，联络向培良、尚钺、黄鹏基等青年作家，是年11月创办《狂飙》周刊，随《国风日报》出版。在《本刊宣言》中宣示：
    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周刊，便叫作“狂飙”。（《狂飙》第一期）
    《狂飙》主张“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的精神，得到鲁迅的认同，他在《两地书·十七》中说：“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义者。”《狂飙》出到第十七期，因《国风日报》易主而被迫停刊。
    鲁迅得知，邀高长虹等人到《莽原》参与编辑工作。高长虹以“弦上”为题，在《莽原》上发表多篇较为偏激的批评现代派研究系文人的文章，后结成《心的探险》一书，鲁迅将之编为“乌合丛书”之一出版。后来高长虹与郑效洵、高歌等人又创办《弦上》周刊，还是主要批评现代评论派的。高长虹一贯激进，藐视一切权威，信奉尼采的唯我独尊、唯我独醒的哲学观念，在加入《莽原》不久，便因思想分歧及鲁迅的性格问题，与鲁迅闹矛盾。
    1926年下半年，因编《莽原》的韦素园没有发表高长虹好友向培良的稿子，便对韦素园不满，并迁怒鲁迅。他在1926年写的《走到出版界·革革革命及其他》（《狂飙》第一期）中，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但在下一期《狂飙》之《走到出版界·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一文中，则换了口气，嘲笑鲁迅已“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章还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为例，以见“老人”之难免“倒下”，说：“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谓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当有以善自处了！”
    其实，高长虹批评鲁迅的同时，也批评了鲁迅的死对头陈西滢（陈源）。1926年年底，鲁迅到厦门教书。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以及1928年6月写作的《〈奔流〉编校后记》等文中自然以更难听的语言回击。
    鲁迅在《狂飙》停刊后，以笔名燕生在《语丝》发表《吊与贺》，文中多幸灾乐祸：
    不料我刚作了《读狂飙》一文之后，《狂飙》疾终于上海正寝的讣闻随着就送到了。本来《狂飙》的不会长命百岁，是我们早已料到的，但它夭折的这样快，却确乎“出人意表之外”。
    细看鲁迅与高长虹两方的交恶及相互嘲弄的文字，似看不出有什么难以调和的恩怨和重大的政治分歧。更多的是文人间的意气用事。鲁迅对同类作家如徐懋庸、沈从文等人滥加挞伐还少吗？
    高长虹与鲁迅闹僵，远走上海，复活“狂飙运动”。1926年年底，鲁迅到上海定居前，《狂飙》周刊再度问世。高长虹也迎来创作丰收，《走到出版界》（杂文集）、《献给自己的女儿》（诗集）、《游离》（小说散文合集）等相继问世，可谓春风得意。
    纵观高长虹的作品，其思想充其量只是唱唱“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的高调，毕竟只是“虚无的反抗”。左右开弓、四面出击，看似炮火很猛，但多伤及进步的文学营垒。自己便在文坛孤立，几成孤家寡人。
    但是，穿越“狂飙运动”的迷雾，认真研究高长虹留下的文学作品，可见他还真是给文学史提供了可资鉴赏和鉴别的诸多经验。
    作家高长虹的一生，经历了曲折动荡的时代风云和特异的生活经历，始终不懈地追求光明，从未与黑暗势力为伍。他总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绝不人云亦云，他信奉尼采，独尊尼采哲学观念，却藐视一切权威。是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加上他那不合时宜的狷介孤傲的性格，让他最终未能走出有点悲剧性的命运。
    抗战爆发，高长虹来到延安。这之前作为狂飙社的创办人和精神领袖，高长虹在文学界名噪一时。他的第一本诗集甫一问世，即轰动文坛，众多读者纷纷写信表达他们对诗人的仰慕。其中有后来与鲁迅同居的许广平，有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的冰心，还有鲁迅在《两地书》第一集提到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妇女周刊》编辑、作家波微，即作家石评梅。有三个著名女性的仰慕，足见高长虹的名气之大。
    名气大，脾气就大。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特给他发了请柬，他却以自己是研究经济的，搞文学创作只是业余爱好为由，拒绝参加。成了受邀请，唯一“因故”未参加的人。
    称自己是研究经济的，却偏偏写了一部政治著作，因其观点与斯大林相悖，不能出版，竟声明要与苏俄铁腕人物斯大林辩论。
    高长虹与友人能倾心而谈，如发生争议，后来自知错了，他马上承认并改正，绝不文过饰非。但对朋友之外，不能交心者，一律“采取一种不理不睬甚至嫉恨、轻蔑的态度”。
    他又是个不会生活的人，有钱即挥霍。他曾到香港、日本、欧洲等地游历，无钱就颠沛流离，有时睡在大街的商店屋檐下，买不起火车票就搭乘煤车赶路。但他可以几天食不果腹，却坚持到图书馆阅读查资料，编字典。他甚至不惧被捕危险，认真阅读列宁著作，研究马列主义辩证法。确如他自己所说，与文学创作相比，他更热衷于研究经济，甚至学习开矿，以图报效国家。他是怀着爱国热情，到革命圣地延安的。
    刚到延安，与鲁迅发生矛盾并相互攻讦的高长虹，非但没有受到歧视，还受到了很高的礼遇。享受单独的小灶，每天忙不迭地应邀去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时不时到诗歌朗诵会上当嘉宾。但性情狂怪的他，禀性难移，竟然拒绝边区政府让他任文协副主任的邀请。一次，在延安掌管文化大权的、曾在上海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之一的周扬，屈尊到驻地请他去延安最高学府鲁迅艺术学院去做报告，他对鲁迅原本就不屑，便大声说：“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这让极左的周扬都望尘莫及，只好呆呆地望着高长虹。据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问高长虹想到哪个解放区去。高长虹的回答是，想去美国研究经济！
    高长虹的个人悲剧是，他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国共两党为夺取政权激烈搏杀的时候，反对政治上的权威，也反对思想上和人格上的权威，太不合时宜。
    高长虹随着革命进程，由性格的孤傲转化为政治的孤独，是其命运的必然逻辑。20世纪50年代，有人在东北局宣传部的招待所里，看见了这样的高长虹：“一个人坐在面墙的桌子边吃饭，满头白发，不言不语。”（《高长虹，不合时宜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