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无视于一切有生命的事物的人，他们所拥有的才能将永远无法运用。
    ——沃兹沃斯
    无法无天的骑兵们飞驰而过，射伤了我的小鹿，它即将死去。那些粗野的人，那些射杀你的人，必然要遭逢厄运。活着时，你从未伤害过他们。你的死亡同样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
    ——马维尔
    在每一只动物的眼睛里都有一片模糊的影像和一点人性的闪光，通过这点奇异的光亮，它们的生命在警惕并渴望了解，我们之所以能够控制它们的那个伟大的奥秘，它要求人类承认它们是生物中的伙伴，即使不是灵魂的伙伴。
    ——拉斯金
    人类对不会说话的动物——鸟类、兽类、马群以及所有其他生命滥施了多少暴行啊！古罗马的角斗士已化为尘烟，但西班牙的斗牛戏仍在上演。古罗马的女士们乐于在公共圆形露天竞技场看到角斗士流血死去，而西班牙的女士们也对英格兰勇士们厌恶地别过脸去的所谓奇观狂喜地拍手称快。卡瓦列罗说过：“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并且带着歉疚承认，即在西班牙，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以及下层阶级，对动物都怀着极少的怜悯，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怜悯。”
    但我们也不是清白的。不久前，纵狗咬牛还是我们的一项公共娱乐，斗鸡和耍獾戏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还依然普遍，这些娱乐活动得到了富人和穷人的一致支持。1822年，动物们的朋友——戈尔韦的理查德·马丁先生，成功地使一项法律获得了通过，这一法律以社会契约的形式赋予动物们以权利；但有两个法官在审理一个诉讼案件时，宣称公牛无权享受该法律的保护。
    1829年，一个力图禁止纵狗咬牛活动的提案在下院以73票对28票的压倒多数被否决。但是，公共舆论却壮大起来，直至纵狗咬牛成为一项仅为穷人消遣的活动；而直到1835年，一个法案才获得通过，取缔了纵狗咬牛活动。禁止虐待动物协会就是在马丁法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动物们被置于法律保护之下，尽管有一些动物不幸被排除在外，但暴行之下还是有许多幸存者。
    例如，鸟类就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你只要在女士节去一趟赫灵汉姆，就能看到鸽子所遭到的残暴虐待。可怜的鸽子们被人们从笼子里放出来，然后作为一盘赌局而射杀，它们的血染红了女士们的罗裙，此时响起的掌声，犹如西班牙斗牛场的掌声一般狂热。被射伤的鸟儿，拖着断腿，设法飞出这片屠宰场，或者掉进某个隐蔽的地方，经过长期的痛苦挣扎而死去。难道这就是英格兰女士教给她儿女的仁慈博爱之课吗？
    女装上饰以鸟类羽翼的时尚对鸟类来说无疑是一段悲惨岁月。在所有国家，鸟儿们都被射杀，用来满足“淑女们”对鸟翼的酷爱。《观察》杂志报道了一个婚礼，在婚礼上，11位女傧相都穿着饰有天鹅绒毛和知更鸟羽毛的服装。这么一个婚礼是对鸟类的一个多么残忍的屠杀啊！那些知更鸟血淋淋地被悬挂在女士们的服装上。但女士们就是允许这种屠杀，也不会允许自己不合时尚。
    是的，杀戮鸟类作为一种贸易，目前已经使上帝的一些最漂亮的创造物濒临灭绝的处境。蜂鸟、翠鸟、云雀、夜莺统统被射杀。一个伦敦鸟贩仅一次收到的货物就有3.2万只死蜂鸟、8万只水鸟和80万双鸟翼！
    几年前，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生育季节的野生鸟类”。随后，又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保护野禽”。但这些法案收效甚微。为了女人们的消遣，野禽仍在被杀戮。四件最后之事（注：四件最后之事指死亡、审判、天国和地狱）中的一件就是“装饰着光滑野鸭毛”的女士便帽。如果她们在本地得不到装饰品，那么，为了她们，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将遭到洗劫。印度是翠鸟的巨大产地，那里，翠鸟的羽翼最漂亮，因此，这些鸟儿就被射杀用来供应英格兰市场。（注：一个“自然爱好者”从凯尔布尔写信给拉合尔的一家报纸说：“几天前的一个傍晚，我在大湖的岸边散步，碰到了两个带着特殊形状篮子的人，我问他们是什么人，正在做什么，他们回答说是来自马德拉斯的捕鸟人。哪种鸟？翠鸟，并且他们向我展示了篮子中200只翠鸟的羽毛，他们说回到马德拉斯后，这些羽毛将给他们带来40卢比的收入。这是他们每年一次的职业，而整年都有许多捕鸟人分布到全国各地，而所有的羽毛都被送到了英格兰。当他们往南走时，我问他们是否要去往古茶那。他们说不是，古茶那不允许他们从事这项工作。多好的古茶那啊！我希望英属印度殖民地的其他地方都向这一榜样学习，或者如果现在不学，不久的将来它们也必将这样做。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对漂亮鸟儿的恣意毁灭持续很长时间，我们将有理由为最漂亮的野生羽毛部落之一的全部灭绝而哀悼。”）
    英国人因他们对鸟儿的大屠杀和消遣而遭到挪威人的鄙视，而这些恶行是下层阶级的英国游客干的。克里斯蒂娜·潘奇这样评价我们的同胞：“自从英格兰有胆子加入政治以来，时间已过去很久了：从那时起，她就很忠实地睡着（可能要参阅约翰·罗素勋爵关于丹麦的政策）。在上帝给人类的整个夏天，每一个英格兰乡巴佬都到这儿来祸害我们，钓鱼、射猎和毁坏；这样一来，我们所有的娱乐将很快陷于终止。”
    由于英格兰游客的蜂拥而至，挪威议会通过了一部法律，禁止任何没有特许证的外国人持枪或钓竿入境。饱览挪威的壮美景色就已足够了，决不允许毁掉挪威的野禽和猎物。这部法律将最终结束对野禽的大规模捕杀。
    19世纪云雀的捕获量是巨大的。在萨福克的莱肯希思，2000打云雀在3天内被杀掉并运往伦敦做成云雀馅饼——美食家的佳肴。事实上，云雀馅饼已非常流行，大量捕捉鸟类的每一种手段都被采用了，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让我们来说说一个好人如何试图拯救云雀并击败那些美食家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仅仅几年前的阿伯丁附近，将近3月中旬下了一场大雪，大地一片白茫茫，到处都是雪原。内陆鸟儿在天气的压力、寒冷和饥饿的驱赶下飞向海边。天亮前，人们看到这些鸟儿，它们拍翅而飞时两翼的独特动作恰是云雀的飞翔特征，云雀是如此之多，海滨周围几乎是黑压压的一片。
    许多人设下罗网、布下陷阱诱捕，用粘鸟胶捕捉，或是射杀这些云雀，捕获的数量极为可观。时值冬末，鸟儿都已配对，夫妻同行。可怜的小家伙们！它们被艰难岁月所迫，共同去寻求它们的幸福和命运。我们所说的那位好人发现一个卖云雀的莽汉，在他脚边，这位好人看到了满满一笼子鸟儿，这简直就是一个加尔各答黑牢。鸟儿在笼中发狂地挣扎、互相推挤，企图逃脱。这情景足以让好人忧心伤情，于是他把所有的鸟儿都买了下来并送到自己的仓库好好安顿。然后，他到禁止虐待动物协会去看看是否能做些什么来终止这一无耻的非法买卖，但他伤心地发现，许多我们喜爱的鸟儿都受到1876年野禽保护法的保护，但云雀却奇怪地被排除在外。
    于是，这位好人自己承担起保护云雀的责任。他告诉那些杀鸟的人，让他们把鸟活捉，他将以城里猎物贩子给他们的价钱收购。那些人同意了他的报价，因为他们知道在某种情况下，这些鸟儿将会被杀了吃掉，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们将得到细心照料并被放飞。送到好人这儿的云雀数量如此之多——超过了1000只——以至于除了他仓库里笼中的云雀外，他也获得了使用村里大房子来安置这些鸟儿的权力。清晨，云雀的歌声几乎振聋发聩，而其他成群的鸟儿也聚集在房子周围，欣赏这美妙的音乐大合唱。
    大风雪过去了，雪溶化了，青草和黑土地又呈现在人们眼前。囚徒们就要被释放了。房子的窗户全部打开，鸟儿们全都飞出屋子，婉转啼鸣，歌声不断，满天翻飞。笼中的云雀也从仓库中放飞到城郊一个美丽舒适的地方。房门打开了，鸟儿的恩人站在一旁看着他的朋友们飞逃牢笼。看鸟儿飞逃实在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一些鸟儿疾射而出，展翅高飞，迸发出歌声。
    迸发出它们的心声，
    谱一曲未经雕琢的辉煌乐章。
    其他的鸟儿在地面盘旋，消失在附近的丛林中。你可以想象，但却难以完全表达出，我们的北方朋友在一桩小小善行中感受到的快乐。云雀们定居下来，把巢筑在附近，并在此哺育儿女；从那时起，这座城市就被云雀的美妙乐声包围了。
    高昂些，再高昂些，
    你从地面飞向天空，
    宛如一片火云；
    向着蓝天深处飞翔。
    在歌唱中翱翔，在翱翔中歌唱。
    伟大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一个善待鸟儿和动物的伟人——伟大的建筑师、军事工程师、哲学家、艺术家——习惯于买来笼中鸟以便使它们恢复自由。有一幅画，画中就是这位高尚的艺术家所做的善行，被放飞的鸟儿盘旋在它们恩人的周围，空空的鸟笼放在他的脚边。这幅画在巴黎的卢浮宫可以看到。
    古代的隐士对动物非常热爱，他们是动物唯一的朋友。鸟儿常飞翔在他们左右，甚至野生动物们也到那里寻求保护。动物们似乎会预感到在那里不会受到伤害。当一个荷枪实弹的人出现时，甚至连鸟儿都知道并感觉到存在的危险。乌鸦从庄稼汉的犁沟里叼起食物快速飞起，瞬间消失；尽管乌鸦自己觅食将促成来年的丰收。
    圣弗朗西斯有一个观念，视所有生物皆为他的兄弟姐妹，他不仅让他的观念突破诗歌的局限，运用到真实的现实中，并且，他甚至向鸟儿布道，他对所有生物说话，仿佛它们都有智力；而且，他乐于承认在动物的各种特性中有神的完美的某种痕迹存在。“如果你的心是公正的，”另一位古代哲人说，“那么每个生物都是生命的一面镜子，都是一本神圣的教义。”
    一种独特的感情在福斯湾的巴斯多克滋生。塘鹅使该地成为杀鸟者喜爱光顾的地方。游艇和汽船在岩石周围游弋，连续几个小时不停地用枪炮猛烈齐射。鸟儿，不管是幼鸟还是成鸟，纷纷从空中跌下，受伤或者死去都听天由命。受伤的鸟儿或者断了腿或者伤了翼，只好颠簸在永不平静的大海中，拖着残废的身子流浪，在难以描述的痛苦中死去。但是，野蛮的人们却把这称为“娱乐活动”。
    鸟类比某些人更富有人情味。遭遇困难时，它们彼此互相帮助。当班夫郡的爱德华射伤一只燕鸥时，他吃惊地发现另两只未受伤的燕鸥托起它们的兄弟，把它推到它们的翅膀上，带着它向大海飞去。爱德华也许射下了许多燕鸥，但“他欣然容许燕鸥采取仁慈的行动，展示了一个人类自己也无须耻于模仿的爱的典范”。
    “哄赶狩猎”主要是从德国引入我们这个国家的。整群的鹧鸪、野鸡、野兔等等被饲养人从几英里外赶到一些隐蔽场所，然后被成百成百地射杀，这竟然被叫作“娱乐活动”。约克郡的大主教说道：“我冒昧地希望，英格兰绅士们曾一度满意地向国外公布的，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在几天之内就杀死了2000头被赶进树林等死的猎物，这种现象将成为一段奇特的历史，而这一天也为时不远。此外，陷入陷阱中的鸟儿，丝毫没有逃脱机会，一再被射伤，它们不停地拍翅欲飞，身陷囹圄，成为强壮男人们取乐的一种方式，而妇女们在以此娱乐消磨假期时，显得毫无爱心和怜悯。这从中反射出一个阴影，一项关于人性卑劣的令人痛苦的研究。”
    难道这就是英格兰沉沦的骑士精神？难道对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暴行为的渴望就是人性的最高意义？查尔斯·纳皮尔爵士［1782—1853，英国将军，曾参加半岛战争和1812年美英战争，后任信德总督（1843—1847），在第二次锡克战争（1848—1849）中任英军总司令］放弃了这种娱乐，恻隐心使他不忍伤害这些不会说话的动物；但是，他却打赢了米安尼会战。因此说勇敢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残忍的代名词。他无法忍受那些从无辜动物的呜咽和垂死尖叫中得到的享受和娱乐。奥特莱姆将军——印度勇敢无畏的骑士——携妻子在埃及寻求健康时，他的一个朋友了解到他们无肉下饭，就打下一只鸟送给他们。奥特莱姆尽管爱好运动，但却难过地说：“我已发誓永不射杀鸟儿。”鸟肉烹饪后，奥特莱姆拒绝食用，朋友只好把肉给了一位年老的农妇，“我们尽了我们的所能宴请了将军，但在某些方面，我们知道已犯下错误。”
    在古代小画像中，锡耶纳的阿尔伯图斯被打扮成怀抱一只野兔的形象，因为他常在野兔被猎人追捕时保护它们。他成为超越这一景象之上的道德典范，如同悲伤的雅克为呜咽的驯鹿叹息和发表评论一样。圣克里索斯托（注：希腊教父（34？— 407）：君士坦丁堡牧首说过：“一个人在养狗捕捉野兽时，实际上，他自己已堕入野蛮；另一个人在养牛和驴驮运货物时，却不顾被饥饿折磨的人；他们挥金如土，制造出大量用大理石雕刻的人，却从不顾活生生的生命，在这样邪恶的国度里，铁石心肠成为通行原则。”
    法国某地一位小说家这样评价英国人：“让我们出去杀掉些什么吧！”这是他对英国绅士所作所为的看法。但他却忘了自己的同胞。我们还养着我们的鸟儿，尽管它们在多年的严冬中因饥寒而死，并且还有更多是因射杀和大规模赶杀而亡。但鸟儿依然是这片土地的荣耀——荣耀归于主！在法国，沉默的田野没有来自天空的音乐，云雀被网捕吃掉，有着艳丽羽毛的鸟儿已被射杀，它们的羽翼插在女士华丽的无檐帽上。在全国各地，麻雀、雀科鸣鸟、知更鸟和夜莺都已消声匿迹，全被杀光吃掉。（就鸟儿而言，法国是片黑暗寂静的土地。眼睛徒劳地四处搜寻，耳朵徒劳地谛听，自然母亲就坐在那儿哀悼她那逝去的儿女。所能指责的就是共和制度和农民所有权。它们断然宣称与自然决裂，这么一来，自然只能与她的老友，即封建主义和贵族政治紧密团结了。如果有报道说法国某地有数量可观的鸟儿，漂亮的羽毛和令人心动的歌声从大都市几英里之外都能看到和听到，那人们就会穿着奇装异服，带着猎枪和大袋子，牵着难以名状的凶狗倾巢出动，准备整天整天地窥探，以图在射程内轻松地找到一个射杀受害者的机会。——《泰晤士报》）
    但现在，惩罚降临了。树木被啃光了，葡萄树被木虱毁坏了，灌木的叶子被毛虫吞食殆尽，悬挂在木枝上的毛虫到处可见，蛴螬和木虱的天敌——鸟儿已被杀光，因此虫害灾祸已蔓延到全法国。庄稼被连根吃光，一些地区的葡萄树彻底不结果。就这样，人类的丧尽天良犹如诅咒一样，回报给作恶者自身。华特顿曾算过，一对麻雀一天所消灭的蛴螬能在一个星期吃掉半英亩幼玉米。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公共教育部长的鼓励和帮助下，法国在保护鸟类和动物方面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少年们——因为通常是年幼的孩子们模仿残暴行为——被教导对不会说话的动物以及所有依靠人类照顾的生物要仁慈、人道。这是法国骑士精神赋予的新规则，无疑，它将被证实是有巨大效果的，目前已有多个照料和保护动物的青少年社团。在美国也有类似的运动，2000名男孩子已加入费城动物保护协会的青少年部，善待不能说话的动物正被谆谆教导，尊敬和同情的双层义务已被强烈地要求履行。
    在给孩子们填塞无用的知识上，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啊！在教导孩子们有益的人道思想上，我们花费的时间却又是何其之少！他们的学识来自课本，但这一点并不能保证他们拥有仁爱心和善良。亲切、仁慈和文雅的举止难于灌输入他们的大脑，即使受到了教育，但心灵仍一片荒芜。确实，要寻找到那些能够激发内心天性情感的教师恐怕很难。体罚随处可见、经常使用，它直接、可感知、摸得到。因此，人们通常所感受的是它带来的明显的直接效果，而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微妙的最终效果或者天性，却因为难解和遥不可及，而通常被人们忽视或低估。
    科隆的尤弗迪乌斯在经过一间教室时，听到里面传出喧闹的哭声，他推门进去，举起拐杖，像狮子一样向老师和他的助手冲去，把孩子从他们的手中救了出来，“你们在于什么，暴君？”他喊道，“让你们到这儿来是教书，不是扼杀学生！”
    某些父母和老师对孩子们的虐待暴行难以用言语形容。孩子们被认定为和他们的父母、老师有着同样的智力特性、同样的性情、同样的学习能力，但不能和别人学得一样快的孩子就要遭到毒打，或者以某种方式受到侮辱。成年人忘了孩子们由此所遭受的极度不幸。小孩的眼界是如此有限，以至于他看不到医治苦恼的良方；而悲伤将从此占据他那整个小小的生命天空。
    “父亲们，别激怒你们的孩子，以免他们失去自信。”如果一个孩子总是生活在痛苦中，那么，其带来的结果就是害羞和内心的厌恶。即便小孩子也能感到被冤枉，一种痛苦的滋味会注入他幼小的心灵。我们实在无法想象，毫无怜悯心的父亲失去了大有前途的儿子后，终生沉浸在为人父母的严厉自责中会是什么样子。他对一个朋友说：“我的儿子过去认为我残忍，是的，他有太多理由那样认为；但他却不知道在内心深处我是多么爱他，可现在一切都太迟了！”
    当听到父母责打孩子时，我们常常这样想，他们真应该把这种惩罚加到自己身上。他们已成为用自己的道德本性塑造后代的工具。孩子并不会自己形成脾气，作为一个孩子，他也不会控制自己脾气的发展方向。如果父母赋予孩子易怒的脾气，那么，他们就有义务训练自制、克制和耐心，因此，日常生活的影响就在岁月的流逝中纠正和修复孩子出生后的种种缺点。
    但“孩子的意志必然会崩溃的”！再没有什么观点比这更荒谬的了。意志奠定了性格的基础，缺乏意志的力量，就没有决断的能力。必须强调的是，不要破坏孩子的意愿，要教育他往正确的方向行走，而且也不能通过简单的暴力或恐吓手段去破坏孩子的意愿。这方面，不胜枚举的例子可以用来印证这一说法。
    如果家长或老师主要依靠皮肉之苦来控制孩子的意志，那么，孩子就会不知不觉地把义务、顺从同恐惧、害怕联系在一起；并且如果你以这种方式把控制别人的意志与疼痛联系起来，你就已经尽你所能打下了一个坏性格的基础——一个坏儿子、一个坏丈夫、一个坏父亲、一个坏邻居和一个坏公民。（注：里希特尔说：“任何的第一次对孩子来说都将永远存续；第一种颜色，第一首曲子，第一朵花，都会描绘他生活的前景……第一个内心或外部热爱的目标、不公正等，都会在他日后成长的岁月里投下永远无法估量的阴影。”）父母们把自己的缺点敲打进孩子身上，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这千真万确。毫无疑问，靠痛苦来控制别人的意志，将不同程度地导致全方位的恼怒、不公行为、残忍暴行、压抑和专横。
    不久前，一名慈善学校的男生自缢身亡后，另一名“慈善学校的老生”并没有屈服于学校的压力，挺身而出，描述了这个捐资丰厚的慈善学校实施的惩罚。他说：“惩罚仅仅是他们严酷的简单暴行，而且实施常常缺乏公正。”［注：安德鲁·A。W.德鲁牧师大人在就这个问题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发出了呼吁，他说道：“幸运的是，我自己从未受过鞭笞，但有生之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目睹的另一个男孩儿遭受鞭笞的那一幕。那是一个叫布朗特的瘦小虚弱的小兄弟，睡在我旁边的床铺上。一个大男孩儿强迫布朗特从班长的糖盒里拿几块糖来。大男孩儿自己把糖全吃了，小男孩儿一口也没得到。这件事被班长知道后，报告了斯图尔特老师，老师像惩罚小偷似的鞭打了布朗特而没有惩罚大男孩儿。那天夜里，可怜的小布朗特无法入睡，最后求我帮助他，于是我把他的衬衫脱掉，发现脊背，从肩膀到腰有一大块撕裂的肉，血粘住了衬衫，这使得脱衬衫时他的表情非常痛苦。然后，我用食指和拇指从他的脊背上至少拔出了一打桦条碎片，这些碎片已深深嵌入肉中。这个男孩儿的脊背看起来不像人的脊背，更像一块生肉。……先生，跟这相比，老贝利（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俗称）现代行刑手的鞭刑略为轻微些，正如报纸所告诉我们的，犯人的后背只是微微发红，但没有血流溅。”让贵刊的读者们来谈一谈他们对基督慈善组织实施的鞭笞体罚的看法吧。］还有另外一点需要指出，老师对学生施暴给学生植入了一粒对别人来说也是暴虐的种子。捶打将教会学生残暴地对待他们的权力指向对象。正如他们的疼痛感被忽视一样，他们也会对别人的痛苦置若罔闻。他们开始把痛苦加诸曾和他们同龄的低年级同学身上，把痛苦加诸口不能言但知觉敏感的动物身上，从中找到乐趣。
    施于动物身上的暴虐无以计数，我们认为，这源于人们在家中或学校里受到的体罚。你可以在许多场合看到这一点：一大群男孩子在村镇的公开场所上围攻一头可怜的驴子，或溺死一只猫，或把一个平底锅拴在一条狗的尾巴上，或旋转小金虫，或其他各式各样的孩子气的消遣。家长们和老师们应当小心地教育孩子们，对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应予以温和的恭敬，并弃绝施加所有不必要的痛苦。正如孩子们必须弃绝他人所有加诸自己身上的痛苦一样，自己对于其他弱小生命也应如此。要懂得善待生命与善待自己的道理其实是一脉相通的。
    我们已经提到过驴子。这种动物绝非不温和，它以顽强的稳健背负重物。在瑞土，你会看到驴子驮运沉重的木材，沿着悬崖边上埋头行路，按时驮着物品回家。驴子是穷人的日常帮手。人们常说顽固的驴子，但这源于它们所受的虐待。我们所了解的驴子，其实情深义重——最心甘情愿、锲而不舍的劳动者。
    “不会说话的动物”这一表达可能是荒谬的，因为动物们尽管不能说话，但似乎有互相交流的方法，它们或低声咕哝，或大声喊叫，它们用任意信号互相交流，甚至听得懂人类的语言，当听到叫唤时，它们就会跑过来，狗、马、大象，还有其他动物，都服从人类的呼声。
    在所有的动物中，狗最值得信赖。狗有爱心、顺从、守纪律、有良心，甚至还有理性。
    布莱汉姆勋爵讲述了一个牧羊人在一场大火中丢失了他的柯利牧羊犬的故事。这只狗到处寻找他，最后终于嗅到了主人足迹的气味。它循着气味沿着一条路奔跑，一直来到一个三岔路口，它嗅了第一条路，又嗅了第二条路，然后，对第三条路闻都没闻就疾奔过去。这只狗的逻辑推理似乎是这样的：我的主人没有走这儿，第一条路；他没有走这儿，第二条路；因此，他必然是走了这儿，第三条路。证明完毕。
    再来看看良心。一只狗在某个黑夜里窜出狗窝，向一位老妇人咬去，老妇人尖叫起来，这只狗立即松了口，原来正是这位老妇喂养了它！这狗该多么悲痛啊！如果它会说话，它就会说：“我咬了我最亲密的朋友——她喂养我，处处给我爱心，我是个多么残忍的畜生啊！”这狗对自己的忘恩负义痛心疾首，它一直在窝里待了3天，甚至不出来吃食。最后，老妇人原谅了它，与它修好。狗儿表达出的热爱和感激竟然令老妇人不知所措。
    是的，狗的情真意切令人动容！每个人都知道忠诚的义犬波比的故事。波比在爱丁堡格雷弗莱斯教堂墓地参加了主人的葬礼，死者的坟墓前未竖立石碑作为标记，但波比在这个地方已经守护了4年，它永远不会忘记埋葬主人的地点。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无阻，波比守护在那儿。尽管它总是被鞭打或被驱出墓地，但它总是回到那里。它爱主人胜过自己，即使变得皮包骨头——一只被绝食击垮的狗。
    最后，这事被税务官知道了，他想对这只狗征税，但没有人声称是狗的主人，它的主人已长眠地下。有人给它食物，也有人想收养它，但它不愿离开墓地，它那无私的爱，一直伴随它漫长4年的守护与等待，直至最后也进入死亡。于是，人们在格雷弗莱斯教堂公墓门外的街道上竖立了一块纪念碑，永久纪念忠诚而有献身精神的波比。对人类来说，这简直给我们上了一堂感恩与爱心的宝贵一课！
    霍尔上校讲过瓦特·斯哥特爵士童年时代的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对爵士此后的生活影响巨大。有一天，一只狗向他奔来，他捡起一块石头砸断了狗的腿。可怜的狗用尽剩下的力量爬到跟前舔着他的脚。爵士是个宅心仁厚的人，他说，这件小事是他一生中最苦涩的悔恨。他永远无法忘记这件事。从那以后，他经常带着他的宠物出入各个场合，并设立了一项善待每一个生物的基金。在写小说时，他总要带着爱犬——梅达·尼姆罗德和布莱恩。梅达是他的最爱，在他活着时，梅达死了，他就在门前为梅达竖起了一座带梅达雕像的纪念碑。在他的小说《伍德斯托克》中，他以贝维斯这条狗为老梅达精心绘制了深情的肖像以示纪念。
    狗的忠贞和依恋令人惊叹。我们不是有威尔士著名的义犬贝基拉特吗？不是有在阿尔卑斯山的雪堆里拯救了许多生命的义犬圣伯纳兹吗？不是有约翰·布朗博士精彩描述的闻名遐迩的拉布和尼伯吗？不是有当被致命的仇人马奎尔袭击时，努力保护它的主人奥布里·德·蒙特迪戴尔，并最终使人们发现凶手的义犬蒙塔吉斯吗？不是有被凡·戴克绘画纪念的以其聪明和勇敢使主人免遭暗杀的雷蒙德大公的义犬吗？
    瓦特·斯哥特爵士在他的杂志上讲述了一只狗把主人从被即将活活烧死的危险境地中拯救出来的故事。他说：“R。克尔勋爵告诉我们，他收到了福布斯勋爵（爱尔兰格拉纳德公爵的儿子）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在福布斯堡卧房中睡觉时，被一阵窒息感惊醒，窒息使他丧失了挪动手脚的力量，但还有意识——房子着火了。他的房间到处是火焰，就在此时，他的大狗迅速跳上床，叼着他的衬衫，把他拖进了楼梯间，那儿的新鲜空气使他恢复了抵抗力，这才得以逃脱。”这与大多数情况下犬类对人的保护不尽相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动物常常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技巧跳入水中，而大火对它的伤害无异于对人的伤害。
    最后，还有庞贝古城和赫基雷尼亚城发生的狗的故事。前者的铸形化石是从发现它的灰洞里取出的，它死于窒息和痛苦，但就像哨兵一样，从未离开哨所半步。赫基雷尼亚城的狗戴尔特在身后留下了令人惊叹的勇敢记录。在发掘出的被埋城市中，它的骨架被发现伸展在一个12岁男孩儿的骨架上，极可能是要恪尽职责来保护孩子不被窒息或烧着。男孩儿和忠诚的戴尔特一起死去了，但狗的项圈依然在诉说着它那高贵的勇敢，它讲述着戴尔特3次救主的故事——从海里，从强盗手里，从狼群中。
    由此可以看到，人的道德和智力倾向在动物的记忆中有着相当程度的印记，它们有能力去爱，忠诚，感恩，有责任感，有良心，讲情谊，还有最高贵的自我牺牲精神。哈特利在《观察人类》一书中写道，在狗看来，我们似乎就是它的上帝，它的统治者，有权以主的名义获得它们的效忠；他还说，我们同样终生有义务去做它们的保护人和恩人。
    达尔文说：“狗的某些带着对主人深深的眷爱这种精神状况，近似人类先祖的某些特征，它们的爱带着自我屈服、些许恐惧，还可能带着别的情感。狗在离开一段时间后，回到主人身边的行为，我还可以加上猴子回到它热爱的饲养人身边的行为，远不同于回到它的同伴身边的行为。在后一种情况下，彼此的喜悦似乎少一些，平等感在每个动作间都流露出来。”因此，尼科尔森说，许多动物比许多人、比某些人种都更聪明、更善良。
    比如，这儿就有一个野兽比人善良得多的例子。在坎伯兰郡，一个农民养有一条狗，这个农民打赌说他的狗无须帮助和指挥，就能把羊群从坎伯兰郡赶到100英里之外的利物浦。想想那复杂曲折的道路吧，这群动物会和运输车辆在路上相遇，且路途遥远，狗能够赶着羊群顺利抵达目的地的机会实在太渺茫了。尽管如此，几天之后，牧羊犬还是赶着这群羊到了利物浦。它完成了任务，但在路途中忍饥挨饿，交付完货物后，它一头栽在利物浦的街道上死了——它是他的主人残忍暴行的一个受害者。
    每个人都会记得安德鲁克里斯与狮子的故事。当看到一头狮子走近时，安德鲁克里斯藏身于一个岩洞中，害怕自己会被它吃掉。但狮子一瘸一拐地走着，神情似乎非常痛苦。安德鲁克里斯鼓起勇气，走到它面前，举起爪子，从那上面拔出了一大块使肉溃烂化脓的木头碎片。狮子非常感激，向安德鲁克里斯摇尾致谢。后来，安德鲁克里斯被抓起来送到罗马去与野兽搏斗，一头狮子被放出来吞食他。而这头狮子正是安德鲁克里斯曾经为其解除痛苦的狮子，这只动物仍然感激地记着它的救命恩人，它没有吞食他，反而走上去摇尾讨好他。亚壁（公元前4世纪古罗马监察官）声称自己在罗马竞技场，亲眼目击了安德鲁克里斯与狮子相遇的这个场景。
    动物有什么权利吗？除了那些法律明文规定的之外，当然没有其他的法律权利。但它有权利生存和享受生活的乐趣。约翰·劳伦斯说，正义包括怜悯和同情，这显然是指感觉和情感；而任何形式的正义都可以适用这一点，杰勒米·边沁说：“问题不是它们能不能进行逻辑推理，也不是它们会不会说话，而是它们能不能承受痛苦，这才是整个问题的要义。最文明的人们的良心告诉他们要善待动物，要顾及动物的快乐，就像看待自己的快乐一样。”
    “任何人都能够认为或用文字确认兽类是机器，没有知识，没有感觉，所有的动作都千篇一律，不会学会任何事情，不会做好任何事情。但人类又怎能这样武断呢？这只鸟在倚墙筑巢时做出一个半圆形的窝，在一个角里筑巢时，做的窝像一个四分仪，而在树上做窝时，又是一个圆形。难道说它干的活都是千篇一律的吗？这只猎犬经过3个月的训练后，难道和刚牵到你手里时懂得一样多吗？难道你的红腹灰雀，在你第一次听它叫时会重复一个调子？或者这么说吧，难道在你能让它重复一个调子前，没有经过一段时间吗？它难道没有时常寻找并不断练习来获得提高吗？
    “谈话中，你们给了我感觉、记忆和想法，于是我缄口不语，有些忧郁地回家，热切焦虑地寻找一张报纸。我记得把它放在了写字台里，打开写字台，拿起报纸，带着明显的喜悦开始阅读，你可以由此推断我感到了痛苦与快乐，并认为我有记忆有知识。
    “同样的，来想一想找不到主人的狗吧！它非常悲伤地在每条街道上寻找主人，焦虑不安地回到家里，楼上楼下、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寻找，直到最后在盥洗室里找到他。它用轻声低语、各种姿势和抚吻来表达它的高兴之情。
    “这只狗，对人有着如此之多的热爱之情，却被一些毫无教养的鉴赏家抓起来，钉在桌子上，活生生地解剖，以便生动地向你展示狗的静脉。所有相同的感觉器官你自己都有，但你却把它的肚子剖开来看。现在，解剖家，你要说什么？回答我，难道大自然在这个动物体内创造的所有情感源泉，它感觉不到吗？难道它的神经没有感受欢乐和痛苦的能力吗？可耻啊可耻！我们为什么又不控诉大自然的这一弱点和自相矛盾的卑鄙呢？
    “但学究气的医生们却问：兽类的灵魂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不能理解。……谁造出了这世上所有的东西？谁注入了这所有的力量？是他，一位超越了所有的万能的上帝，他使田野里青草生长，他使地球被太阳吸引着转动。”
    很奇怪，一个不会说话的动物怎么会使自己在人的心中萦绕，甚至连一只猫也会依恋地跟着一个人回家。康沃尔劳诗人埃比尼泽·埃里奥特说过：“如果不是为了我的猫和狗，我想我几乎无法活下去。”曾经有一个小男孩儿从学校出走，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变得不安，渴望逃跑，想看一看世界和这个世界所容纳的万物。但他非常爱老泰比（寓言故事中猫的名字），担心泰比会被淹死或送人，因此他就继续留在了家里。他这么做很好，因为最终所有的事情都证明对他有利。
    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梭罗对动物的爱就像古代的隐士那样。1845年，他搬进了瓦尔登湖附近的森林。在那里，他开始搭建一间房子，这使浣熊和松鼠感到惊讶，但不久，动物们就知道他对它们没有恶意。他会躺在枯木上或岩石边，静静地一动不动，松鼠、浣熊、旱獭开始渐渐靠近他，甚至接触他。它们知道了世上有一个不会杀伤它们的人，这消息传遍了整个森林，在人和鸟、动物之间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共鸣，动物们听从他的呼唤，甚至连蛇都会绕着他的腿游走。如果把一只松鼠从树上抱走，这小动物都会拒绝离开梭罗，而把头藏到他的马甲里。边河里的鱼知道他，它们会让他把它们从手中捞起来而充满信心地认为不会受到伤害。梭罗把屋子搭建在一个松鼠窝上，松鼠起初很害怕，但最后总跑到他脚边来捡面包屑，然后，它就会在他的鞋和衣服上乱跑。最后，松鼠非常驯服，以至于当他坐在凳子上时，它就爬上他的衣服，沿着袖子跑，并且绕着他吃饭时看的报纸一圈圈地转着玩。当他拿出一小块干酪时，松鼠就来了，坐在他手里，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干酪，吃完后，它像蚊子那样洗脸洗爪子，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开。我们从来未曾听说过人和动物之间的这种融洽关系，除了凯奈尔姆·迪格比在《天主教道德观念》一书中广泛记载的隐士的例子。
    西奥多·帕克捡起一块石头正要向池塘里的一只乌龟扔去时，感到被自己体内某种东西阻止了。他回到家里问母亲那个东西是什么，母亲告诉他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良心，但她更喜欢称它为内心深处上帝的声音。帕克说：“这是我生活的转折点。”实际上，就是他接受永恒圣灵的神德对我们自己灵魂说话这一事实的方式。
    J。S.伍德牧师大人说过：“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的意志中那种体贴、仁慈地对待低级动物的做法更有力量了。带头亲切和仁慈地做出不可更改的决定，是人类手中不可抵御的武器；我不相信，如果是由一位正直的人着手这一工作的话，会有不被征服的动物。
    “用坚定和仁慈的混合手法，即使再狂野的‘巡洋舰’烈马也会在3个小时内变得温顺驯服，对其征服者最细微的信号都会俯首帖耳，并且不带一丝愤恨地听由主人摆布。
    “有一天，我看到拉雷先生在驯一匹漂亮的阿拉伯小黑马，马像一头老虎似的冲他咆哮，又踢又咬，同时还嘶鸣尖叫，接着就是用下颌而不是用脚后跟攻击拉雷先生。……半小时之后，拉雷已经和马一起躺在了地上，他的头枕在马的一条后腿上，马的另一条后腿放在他的太阳穴上。……他已经给马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任何伤害都不是故意的，因此，马没有感到恐惧和愤怒，而是逐渐形成了对拉雷的爱。拉雷并没有给马施加痛苦，但却让马明白他的意志是必须服从的。”
    对鸟类和动物的大量暴行到处都有，部分原因是缺乏思考而导致。在意大利，这方面的暴行令人作呕。鸟儿通常成为儿童的消遣玩具，在鸟腿上拴一根绳子，鸟要飞的话，就被绳子拽下来。当鸟的飞翔力量耗尽后，它通常就被活生生地把毛拔光、撕扯得粉碎。孩子们不懂，一个动物、一只鸟都是我们同类的生命，当受到劝诫时，他们的回答是：“None Cristiano”——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在那不勒斯，你会看到敏捷的小马拉着满满一车乘客疾驰而过。马具勒入它们的侧腹，通红一片。沿街而行，你会看到许多没有用的马躺在路边。它们在等待着治疗，等到伤愈，又得开始干活。一天早上，一辆敞篷马车在罗马大道上行驶，显然严重超载，车上有带着蔬菜产品赶往市场的男人和女人，其中还有个神父。马儿像往常一样疾驰，路面很湿，一不小心，马失前蹄倒下了，随着一声尖叫，一群乘客从马车上跌下来——女人们、圆白菜、男人们、橘子，还有神父。这可真是精彩的一幕。马被拉起来，车上又装满了篮子。女人们、男人们，还有那个神父又爬进车子。马儿在鞭打下，又沿着大街疾驰而去。
    “英格兰可不存在奴隶制！”英国人自豪地说。但是看一看马拉巴士、出租马车和运货马车，你可以惊奇地发现有存在着对马的奴隶制。早在1642年，内阁高级职员詹姆斯·豪威尔就说过，英格兰被称作“马的地狱，不是没有理由的”。出租马车被精疲力竭的动物拉着，它们的一只脚或几只脚无比疼痛，你会看到其中一匹马轻轻抬起前蹄，又轻轻地放下。可能它行走的路满是大石头，使它不得不蹒跚前行。问一问拉货车的马所受到的对待吧。它注定要挨脚踢挨鞭打，拉着重物紧张地踉跄蹒跚，无助地忍受寒暑和饥饿，度过漫长的劳碌生涯，直到最后被送到废马屠宰场的院子里。
    为了缓解负担沉重的马的痛苦，一位好心的女士每天都带着仆人走出家门，爬上从伦敦大桥边泰晤士河延伸过来的陡峭街道，一步一步地往路上铺撒沙砾。我们常常看到她在车来车往中，在来往马匹的鼻子下面，沿路撒沙砾。这项工作她干了好多年，去世时，她也没有忘记那些可怜的马。她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产，交给保管委员会，这笔钱被指定为“永远”用于往陡峭滑溜的伦敦街道铺沙砾。她的名字不应被忘记，莉萨塔·莱斯特小姐，在巴京塔街的诸圣教堂担任风琴演奏师整整43年。
    问一问拉客车的马吧！它被可恶的勒马缰绳擦伤，拉着骄傲的美人们沿街而行，嘴边满是泡沫，有时满嘴血水，它会说些什么呢？男人们和女人们都像是它无情的暴君，那些漂亮的女士们却是为了反对虐待动物而去参加反对活体解剖大会！（注：下面这封信摘自1880年4月28日《泰晤士报》：“先生——基于无助的痛苦，我请求借贵报一角来抗议对拉客车的马日复一日的虐待——它们通常是最有价值的那种马。除了紧紧的勒马缰绳外，现在用的衔铁又给马带来了直接的痛苦。昨天，在邦德大街，一辆设备齐全的敞篷马车由一对装饰华丽的灰马拉着，从我身边驶过。勒马缰绳绷得异常的紧，右边那匹马的嘴里满是血沫。我想，马车的所有者，那对年轻夫妇能懂得这种痛苦吗？这种风景对那些像我一样爱马和研究马的处于舒适生活状态的人来说，是令人揪心断肠的。我们是马亲密的观察者，一眼就能看出它们是否舒服。是的，什么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午后，驾车奔驰的马，几乎如我所描述的那样痛苦——或者满嘴血沫，或者被衔铁折磨得舌头肿胀几近发黑，马头被拉到反常的位置，当然还有别的痛苦迹象。我要问，这些加之于马身上的不幸痛苦是因为无知、轻率，还是因为人的无情残忍而造成的呢？让我来请求那些马的主人对它们仁慈些吧！它们是上帝造物中最高贵的生命，是人类最诚挚最忠实的仆人。”）人类已经奴役了马、驴、骆驼、驯鹿以及其他动物。它们服从人的命令，担起人的重担，它们丧失了终生自由而过着痛苦劳碌的日子。它们在鞭子、勒马索和铁链下呻吟畏缩，在利物浦的一次障碍赛马中，至少5匹马在赛后不得不被杀死，其中3匹马跌断了脊背，两匹摔断了腿。
    阿瑟·赫尔普斯说过：“有时我想，马的被征服对世界来说是个不幸。马是被人类虐待得最惨的动物，它的被征服对人类来说并不完全是件好事。在帮助人类时，马所受到的欺凌，从远古时代开始就一直是过分的，它是我们在‘黑暗时期’的掠夺中负债累累的动物，并且我有一个强烈的念头，那就是，马在最血腥的战争中是主要的工具。我真希望人们不得不自己把大炮拉到山坡上，那样他们不造反才怪，而一个被迫在整个战役中步行的司令官肯定很快就会厌倦战争。”
    在写于约3400年前的《约伯》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对战马的描述：“你给马儿力量了吗？你是否用雷霆之怒遮蔽了马颈呢？……它鼻孔中的荣耀令人敬畏。它在山谷中爬行，为自己的力量而喜悦；它继续行进，与武装的人们迎面相遇，它嘲笑恐惧，毫不畏惧，决不在刀剑面前退缩。从很远的地方，它就嗅到了战争的味道……上校的威吓和喊叫。”
    几个世纪后，维吉尔在《第三田园诗》中再次歌颂战马：
    这烈性的战马，听到远方的呼唤
    那轻快的喇叭声和战争的呼喊
    刺痛了它的耳膜，欢喜得发颤
    翻山越水，腾空奋蹄，它期待着约定而来的战斗。
    雅典帕特农神庙里厚绒布上的战马现在被塑成埃尔金大理石像放在大不列颠博物馆，显示出古希腊人对这些高贵动物的尊敬。它们耀武扬威地腾空奋蹄，疾奔如飞，仿佛要投入战斗。在后来一段时期，我们知道，墨西哥和秘鲁的被征服主要归功于马的帮助，土著人把骑马的勇士视为上帝，在他的飞马驱赶下，他们四处奔逃，成千上万地被消灭。但这些国家在没有使用马匹的情况下获得了高度的文明，当西班牙人蹂躏这个国度时，发现成千座带有花园的房子建筑完好。阿瑟·赫尔普斯爵士说：“我怀疑，是否有一个墨西哥人过得如我们成百万的同胞那样差。”因此，这一问题总是一再重复地出现：在文明上，我们真的取得进步了吗？我们比处在智慧顶峰时期的古希腊人、罗马人和墨西哥人更进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