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当上魏公以后，享受“赞拜不名”“九锡”这些殊荣，女儿又当上了皇后，大家觉得再往前一步就要改朝换代了。但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曹操真的会当皇帝，因为那样将违背《让县自明本志令》里做出的承诺。
    不过，到了建安二十一年（216）4月，曹操又向前迈出了一步，晋爵为魏王，史书在记载这件事时用了一句“曹操自进号魏王”的话，有些耐人寻味。
    曹操晋爵为魏王，程序肯定与晋爵魏公一样都是由献帝下诏，而不会是自封的。这样说不是揣测，献帝确实下过一份这样的诏书，这份诏书照例篇幅不短，前面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废话，只有最后几句颇为重要：“现在晋您的爵位为魏王，特派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上册玺、玄土、白茅，以及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前来请您就王位，同时请您以丞相的身份继续兼任冀州牧。”
    献帝派到邺县的使者是御史大夫和宗正卿刘艾，刘艾也是刘氏宗亲，由他来当使者增加了这项册封的合法性，刘艾带来的不仅有诏书，还有两份重要礼物，即金虎符和竹使符。
    调动军队历来都是一件大事，必须有皇帝颁发的信物，否则就是谋反。汉代用于调兵的信物大致有虎符、节、羽檄、诏书等，其中最郑重的是虎符，有铜质的也有金质的，从诏书中得知，这次送来的金虎符是金质的，一共有五枚。
    竹使符与虎符作用大约类似，不同的是它是竹质的，根据应劭的记载，其形似箭，每枚长五寸，上面用篆书写有“一、二、三、四、五”等字样，它在使用上与虎符有何区别以及如何使用由于史料欠缺，已经不得而知。推测起来，也许跟调兵的规模有关，小规模的调兵用竹使符，较大规模的调兵用虎符吧。
    竹使符没有出土过，但陕西省凤翔县曾出土过金虎符，这让我们能直观地了解这件神秘东西的面貌。它体型很小，高仅2厘米多，长不到5厘米，呈卧虎状，中间一分为二，一半在天子手里，一半在带兵的将领手里，使用时要看这两件东西能否完全合上。
    献帝颁发这两件东西给曹操，是因为曹操作为魏王在名义上也拥有调兵的权力，即魏国拥有独立的军事权，这一点又在刘氏诸侯王之上，汉武帝刘彻之后，刘氏藩国已经不再掌兵了。当然，现在就连汉室朝廷其实也不掌握任何军队，曹操每次调兵也不大可能先到许县申请虎符，那样既不现实也耽误事，献帝颁发金虎符和竹使符给曹操也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献帝的诏书传达出来另一个信息是，曹操担任魏王以后，原来担任的丞相、冀州牧两个职务不变，这样曹操身边就有三套班子同时运行：魏王府、丞相府和冀州的州政府。三套班子都很重要，现在曹操身边不缺少职位，只缺人才。
    魏王府是由魏公府直接转化而来的，但魏王府升格之后，内设机构不断增加，人员也大量增加，成为曹操掌握权力最重要的部门。
    曹操受封为魏公时开始设置尚书、侍中和六卿，可能因为是公国，所以没有像汉室朝廷那样设置九卿而只设了六卿。这是哪六卿目前已无法确知，清人赵一清认为与汉室相比，这六卿里没有廷尉卿、宗正卿、少府卿，有太常卿、光禄勋卿、卫尉、太仆卿、大鸿胪卿、大司农卿，都相当于魏公国政府的部长。
    但从史书记载看，魏公国曾出现了郎中令、中尉、大理等九卿中没有的部长级官职，说明魏公国建国时进行过一次机构改革，没有完全因袭汉室制度，王修、王朗、袁涣、国渊、钟繇等人分别担任过魏公国部长级官员。
    以上这些人加上在魏公国尚书台供职的荀攸、凉茂、毛玠、崔琰、杜袭、和洽、王粲等人，组成了强大的工作班子，这说明曹操没有把魏公国的内设机构当成摆设，它担负着重要的职能。
    魏公国升格为魏王国后，把六卿增加为九卿，并任命钟繇为相国，类似于丞相，魏王国下设的办事机构进一步加强。此时魏王国的范围至少有北方的十个郡，仅行政管理的任务就很繁重，而从魏王国下设机构的人员配备看，曹操不仅让他们管理魏王国，还把整个曹操控制区都纳入管理范围中。
    如此一来，它与丞相府的职能便出现了交叉。从大批原丞相府人员已转入魏王府任职的情况看，此时丞相府的规模在不断缩小，但与军事有关的部门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
    魏王府和丞相府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职能范围，魏王府偏重于行政管理，包括王室事务，而丞相府重点负责军事，包括军队将领的选拔任用、军队调动、军事后勤以及战略谋划、战役参谋等。
    至于冀州的州政府主要定位于管理冀州的事务，幽州、并州撤销后，冀州的管辖范围增加了一倍以上，人口和实力都居九州之首，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州，想必人员也有所加强。
    这段时间行政区划大调整、魏公府和魏王府设立，都需要大量人才，曹魏阵营出现了人才大流动现象，人才不够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曹操多次发布求才令广集人才的背景之一。
    再次晋爵，也产生了政治上的震荡。
    一些原来相信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表白的人也有怀疑，在拥护和同情汉室的人看来，曹操的作为分明是步步紧逼，汉室已经退无可退。曹操称魏王后，这种猜疑、不安和担忧的心理更加强烈，少数有极端想法的人不甘于被动承受，他们试图铤而走险，联络那些因为其他原因对曹操不满的人向曹操发难。建安二十一年（216），即曹操登上王位的当年就发生了一次叛乱事件，叛乱的主角名叫严才。
    关于严才的情况知之甚少，他担任什么样的职务？联络了哪些人？他有多大的把握取胜？这些都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当时在邺县突然起事，率领徒属数十人攻击位于邺县城内的魏王宫门。
    徒属，门徒和部下，说明严才既教有学生还担任着某种职务，但仅以区区数十人的力量就直接攻击魏王宫门无异于自杀，没有某种坚定的政治信念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严才的行为可能就是为了表明一种政治态度，为了操守死而无憾，正是一部分儒学之士的最高追求，而还有那么多的人追随他，说明他们的政治信念并非没有影从者。
    严才突然发难，直取魏王宫，也不能说完全不具有威胁性。事件发生时曹操本人正在铜雀台上，他居高临下地看到了整个过程，曹操发现有一些人迅速赶过来与叛乱分子展开了搏斗，虽然离得太远看不清楚，但曹操对身边的人说那一定是王修。长期担任司金中郎将的王修此时任郎中令，他最先得到消息，来不及调动人马，就率领正在官署值班的属下们步行赶到宫门，保卫王宫的安全。郎中令是秦朝官名，汉代改为光禄勋卿，魏国建立后又改回郎中令，宫室的安全保卫是其主要职责之一。
    这场叛乱很快平息了，事后检讨功过得失，担任魏国相国的钟繇认为虽然王修有功，但其行为于制度不符：“过去京城一旦发生变故，九卿应各居其府不得出来。”
    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发生叛乱，外面的情况不明，闭门不出首先是一项制度要求，到处乱哄哄的，弄不清谁跟谁，你跑出来究竟给谁帮忙？而无论以后谁得手，你都容易引起猜疑，所以闭门不出也是自保的做法。
    钟繇是王修的上级，他的话也不完全是责难，更多的是一种提醒，对此王修回答说：“食其禄怎能避其难？待在府里不出虽然符合制度，却不符合共赴国难的大义！”这叛乱的平息，王修立了大功，刚刚落成的铜雀台在安全防卫方面的功能也凸显出来，随着铜雀三台的相继完工，邺县大规模城市建设也暂告一段落，现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较几年前更新也更壮观的大都市。
    邺县城内被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分成两个部分，宫室和官署都集中在北边，王宫的大殿叫文昌殿，是魏国举行重大活动、典礼的地方，而魏王曹操处理日常公务多是在其右侧不远处的听政殿，听政殿门外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其上列置有听政门、升贤门、宣明门、显阳门、司马门等。
    听政殿门前分布着尚书台以及丞相府下的各个机构，属于机要部门，再向外，一直到东西大街的北侧，分布着魏王府下的部分九卿等办事机构。铜雀台在邺县城西北角上，与其对应的城东地区是一个叫“戚里”的地方，这是贵族集中居住区，九卿中的郎中令府、大理寺、太仆寺、中尉寺分别在戚里南北两边，如果在这些部门办公在戚里居住，那是相当方便的。
    与千里之外的许县冷清场面相比，邺县处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曹操成为魏王后，乌桓单于普富卢率领其下的各位侯王，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率领其下的各名王，先后来到邺县朝贺，魏王曹操以礼相待，最后把呼厨泉留下来长住邺县，让他手下的右贤王去卑回国主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