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元年，也是曹操的元年。
    把献帝安顿到许县，事情刚一理顺，曹操就决定推行他的政治改革。为此曹操向献帝上了一份《陈损益表》，提出了他的政治改革措施，前后达14项之多，可惜的是这份体现曹操治国理念的重要文件现在仅存序言部分，具体内容已不可考，推测一下无外乎是富国强兵、选贤任能等。
    在富国强兵方面，曹操后来推出的最重要措施是屯田。当时曹操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压力，他的根据地在兖州刺史部，出于战略考虑把新首都定在了豫州刺史部的许县，但这一带都是新占领区，他的基础还不够雄厚，在后勤保障方面的压力很大。
    近一两年来，曹操采纳毛玠等人的建议，在兖州一带积极发展生产，基本保障了自身的粮食供应问题，从而让自己处处居于主动。许县以及周边的颍川郡、汝南郡虽然曾经是重要的农业区，但这些年来遭受战争的影响也最深，黄巾军在这里势力很大，有大量人口流失到了南面的荆州刺史部。
    朝廷正常运转需要大量粮食、布匹等物资，军队也需要后勤保障，这些物资如果都依赖兖州刺史部的供应，浪费会很大，长期下去兖州刺史部那边也难以为继。军粮运输就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从兖州运到这里来必须组织大量人力，还要考虑运输队伍途中的消耗，往往运一车粮食至少还得再准备一车粮食供路上吃，沿途安全又难以保证，这个办法基本上不可行。
    许县的粮食供应问题必须立足于就地解决，曾在东郡任东阿县令的枣祗和夏侯惇的副将韩浩同时向曹操建议，在许县周边一带进行屯田。枣祗是颍川郡本地人，他在当年抵抗张邈、陈宫之叛中立下大功，随曹操来到许县后，曹操让他担任献帝近卫部队的指挥官（羽林监）。韩浩当年成功处置了夏侯惇被劫持事件，事后受到了曹操的表扬。
    他们二人建议曹操效仿汉初以来的经验，把流民组织起来，开展农业生产，实施屯田。屯田作为制度其起源可考的是汉文帝时期，当年著名改革家晁错分析了秦朝守塞北失败的教训，认为单纯以戍卒守边的制度有很大弊病，必须实行“且屯且守”的制度，把屯田与戍边结合起来。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年），朝廷下令在边郡屯田，到了汉武帝时，经济专家桑弘羊又建议屯田西域，都收效明显。但是，晁错和桑弘羊所推行的屯田都与国防建设有关，属于半军半民性质，许县的情况和那时有很大不同，能不能参照前人的办法推行，还存在争论。
    反对屯田的人也不少，曹军收复了大量无主土地，曹操手下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应该赏给有功之人，有人甚至提出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大力推行土地私有化。实行屯田实际上就是“国有化”，与私有化的呼声刚好相反，所以招致不少人的反对，这是曹操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曹操让枣祗找荀彧等人商议，荀彧支持屯田，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只有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才能渡过危机。经过内部讨论并逐步统一了思想后，建安元年（196）曹操颁布了《置屯田令》，从定国安邦的战略高度充分肯定了秦皇汉武奖励耕战，实行屯田的历史经验，阐述了屯田积谷的重要意义，下令开始屯田，标志着这项“战时经济政策”正式实施。
    从建安元年（196）到魏元帝咸熙元年（264），这项制度推行了近70年，可以说它伴随着曹魏帝国兴衰的始终，成为曹魏势力崛起的经济基础。
    屯田首先在许县附近试点，具体做法是，把已经找不到主人的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把丧失土地的流民组织起来，由国家提供耕牛、农具、种子，获得的收成由国家和农民分成。
    当时能集中起来的土地很多，流民也很多，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都不发愁，屯田很容易就搞了起来。农业工作本应由九卿之一的大司农管理，为了加大推行的力度，曹操决定亲自抓这件事，在许县试点期间，他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命自己的堂妹夫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具体管理屯田事务，直接向自己负责。
    但是试点刚一推开就遇到了波折，被组织起来的农民却不太适应，他们经常逃亡。一项好政策为什么农民不愿意接受呢？原因是租税太重。过去农民给地主扛长活，交租的标准一般是收成的一半，即五五分成。曹魏搞屯田，收租也按这个比例，国家就变成了地主。如果连耕牛一块租，交租的比例更是提高到60％。如此一来，大家积极性自然不高。
    汉代农业税的比例大部分时候是三十税一，即3.3％，现在屯田农民的税务负担是此前朝廷标准的十来倍。在农业生产技术很落后、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这么重的税率农民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但不这样又不行，军事斗争每天都需要巨大的财富保障，曹魏所能聚集的财富十分有限，屯田这一块是相对有保障的，课以重税既是循前朝惯例，也有不得已之处。
    有地方官员建议，农民都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不能一下子改变，必须因势利导，要让他自愿，不能搞强迫。曹操采纳了这个建议，对屯田政策尽可能予以改进，包括合理安置劳力、分配生产资料、取消屯田户的徭役等，保证屯田制的健康发展。
    对于屯田以外的普通农户，曹操下令重新清查户籍和财产，据此确定缴纳赋税的额度。这有点像划分成分，又像是核定收入申报纳税。这项工作在曹操势力范围全面铺开，包括曹操本人在内都要评定“成分”，然后决定纳税标准。曹操家乡的谯县令给曹操、曹洪二人评为同一等级，曹操对人说：“我家哪里有子廉家富有哇！”
    建安元年许县屯田开始试点，次年就获得了好收成，积余粮达百万斛。曹操下令将这一制度全面推广，在曹操势力范围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以后曹魏立国，屯田又成为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
    根据所在地区的不同情况，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在曹魏的腹地，军屯在边境地区，配备的屯田官级别都很高，郡国配品秩二千石的典农中郎将或比二千石的典农校尉，县配品秩六百石的典农都尉。品秩二千石相当于朝廷的部长和地方上的郡太守，品秩六百石相当于县令，这些屯田官单独设署治事，不隶属于所在的郡县。
    以后，曹魏最兴盛的时候控制区涉及了天下13个州的11个州，共91个郡国，据现存史料统计，有17个郡国有民屯，8个郡国有军屯，3个郡国既有民屯也有军屯，共计郡国28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当然实际比例肯定比这个高得多。曹操亲自抓这项工作，他身体力行，亲自过问屯田事务，尤其对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很关心。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素有“重农抑商”的传统，但具体到官员体系中，农业等经济领域又是个容易被忽视的部门，这种状况到了献帝建安年间发生了改变，一大批优秀的“农业干部”在曹操手下脱颖而出。曹魏“屯田系统”人才济济，他们有的专门从事农业工作，有的从农业领域起步后来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相比于其他朝代，这一时期是“农业干部”最吃香的时代。
    在选贤任能方面，曹操也不遗余力地大力推进。
    曹操的首席智囊荀彧转任尚书令后，曹操深感身边像荀彧那样能出谋划策的人才太少，有一次他问荀彧：“谁能代替先生为我出谋划策？”荀彧向曹操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荀攸，一个是钟繇。
    荀攸当年因策划刺杀董卓而被关进了监狱，董卓死后他恢复了自由，作为反董斗士，王允主持下的朝廷对他很重视，准备任命他担任任城国相，但荀攸考虑到益州刺史部更容易躲避战乱，所以请求到那里为官，朝廷重新任命他为蜀郡太守。荀攸去益州刺史部上任，他跟当年刘焉走的路线一样，先到了荆州刺史部，想溯长江而上进入益州，但是到了荆州后才发现路途艰险，很难到达，于是暂留在了荆州。而且，益州当时是刘焉的地盘，非亲非故，毫无渊源，荀攸拿着一张任命书就想到益州去上任，结果很难预料。就在这时荀彧把他推荐给了曹操，曹操很重视，亲自给荀攸写了封信邀请他来许县。
    荀攸到来后，曹操以朝廷的名义征召他为汝南郡太守，但没有去上任，随即改任他为尚书，在他叔父荀彧手下任职。曹操跟荀攸进行了长谈，深感荀攸不是一般的人才，特别高兴，对荀彧说：“公达真是个奇才，能够与他共商大事，天下还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于是，重新任命荀攸为军师，到自己身边工作。
    荀彧推荐的另一个人钟繇，他不仅与荀彧相识，也是曹操早年的老朋友，曹操让钟繇暂时在尚书台担任荀彧的尚书仆射。
    此前，荀彧在曹操身边的实际地位相当于参谋长，在这个参谋班子里还有程昱、戏志才等人。戏志才也是荀彧推荐给曹操的，但是前不久不幸病故，由于他在曹操身边的时间较短，关于他的事记载下来的不多。荀彧去了尚书台，程昱还远在兖州，虽然身边有了荀攸，但曹操仍然觉得他的参谋班子力量太弱，就让荀彧再推荐几个像戏志才那样的人。
    荀彧想到了一个人，认为让他来给曹操当参谋长，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个人就是郭嘉。
    郭嘉字奉孝，比荀彧小7岁，此时27岁左右，也是颍川郡人，跟韩馥是同一个县的。与荀彧不同，郭嘉出身寒门，但他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喜欢暗中交结有识之士，这其中就包括同乡荀彧、辛评、郭图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郭嘉当初也到了冀州刺史部，先在韩馥手下，后来转到袁绍那里。
    荀彧看不上袁绍，郭嘉对袁绍的评价更差，他劝辛评、郭图离开袁绍另寻明主，辛评和郭图不太同意这样做，他们认为袁氏的恩德和威风布于天下，现在人们都来归顺，力量越来越强，在这么有前途的地方干，为什么要离开？郭嘉知道他们听不进去，不再多说，就自己离开，找了个地方闲居起来了。
    郭嘉回到了家乡颍川郡阳翟县，在家赋闲了六年。这六年时间里郭嘉都做了些什么不得而知，大家看到的是他喜欢交结天下英俊，不愿意与俗人打交道，一般的人不知道他的才能，只有了解他的人才知道他是个奇才。
    阳翟县离许县很近，献帝到了许县，朝廷各部门都在招聘人才，郭嘉被司徒赵温征辟，在司徒府任职。荀彧对郭嘉很了解，让他在赵温手下抄抄写写太屈才了，于是推荐给曹操。曹操把郭嘉找来谈论天下大事，谈完之后曹操高兴地说：“让我能成就大事的，必然是此人哪！”
    郭嘉也很高兴，在与曹操的谈话中他对曹操也有了进一步了解，深切感受到这是一个胸怀理想，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对时局的认识也很独到和深刻，是一个值得为之效命的人，他也对人说：“这正是我要找的主人呀！”
    曹操直接任命郭嘉担任军师祭酒，“祭酒”本指古代飨宴时酹酒祭神的长者，具体到一个部门，就是“部门长”，比如太学里的博士相当于大学教授，博士祭酒就是大学校长。军师祭酒，相当于参谋长。
    对于一个不满30岁、个人履历几乎还是一张白纸的人，直接破格提拔到如此重要的岗位上，说明曹操用人确实不拘一格，把能力作为选人用人的最重要标准，郭嘉也不负众望，成为一代传奇谋主。
    除得到了郭嘉、荀攸外，在曹操主持下，还以朝廷的名义多方延揽人才，这一时期来到许县朝廷或曹操身边任职的各路人才络绎不绝，重要的有国渊、刘馥、杜袭、赵俨、华歆、王朗、郗虑、刘晔、司马朗、荀悦、徐奕、何夔、蒋济、梁习、张既、贾逵、郑浑、卫觊、陈矫、徐宣、卫臻、胡质、杨阜、孔融等，武将方面有李通、许褚。这些人里大部分是听说朝廷来到了许县而主动跑来效命的，也有个别人是朝廷点名征召来的，如孔融、华歆、王朗等人，原因是他们的名气比较大，朝廷在用人之际，需要他们来扩大朝廷的影响。
    孔融近年来一直寄寓于徐州，先后依附陶谦、刘备、吕布，听说朝廷点名要他，他自然高高兴兴地来了，被任命为将作大匠。
    华歆和王朗都是朝廷之前任命的郡太守，又都受困于江东，现在江东是孙策的地盘，他们的日子都不好过，听说朝廷征召，也都乐意前来。华歆后来担任了朝廷议郎，王朗担任了谏议大夫。
    这一时期来许县的人太多了，这就是天子这块招牌的力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冲着曹操来的，而是冲着朝廷来的，“挟天子”的效应开始发挥了。
    总之，曹操迎接到献帝后一切进展还算顺利，甚至有些风风火火。看到这种情况有个人后悔了，这个人就是袁绍，当初经过他的内部评估，认为插手现在的朝廷事务是弊大于利，所以他躲了。但现在看来这个判断似乎错了，袁绍觉得曹操占了便宜，心里不是滋味。
    袁绍一直没拿曹操当外人，在他眼里曹操就是自己的手下，没有他就没有曹操的一切，尤其在曹操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他出手相救才化解了危机。在袁绍看来，自己是因为腾不出手来去迎接献帝的，曹操既然去了，那就应该是代表自己去的，事情办完了，曹操理应向自己汇报汇报情况吧。
    袁绍在邺县等着曹操来汇报工作，但曹操没有来。甚至也没有派个人来，完全不把他这个领导和老大哥当回事，袁绍感到很不舒服。终于有人来了，还带着献帝的诏书，袁绍接到一看，当时就气炸了，诏书是批评他的，措辞相当严厉，等于把他臭骂了一顿。
    在这份诏书里献帝责备他虽然地广兵多，但只顾培植自己的势力，擅自征伐，不来勤王。诏书虽然是以献帝名义下达的，但幕后指使一定是曹操。袁绍大怒，也有些窝火，但既然是诏书，当然不能不理，袁绍马上很认真地给献帝上了一份奏疏，对献帝的批评给予回应。这份奏疏有1300多字，挺长，一看就是下了不少功夫写的。袁绍一再申明，自己对帝室忠心不贰，一直以来都在做着匡扶汉室的努力，丝毫不敢懈怠。
    这份奏疏送到了许县，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袁绍很快接到了第二份诏书，朝廷任命他为太尉。太尉名列三公，以袁绍的年龄和资历能担任太尉一职无疑是件荣耀的事，数十年来，三公已经快要成了袁家的专利，从他父辈往上数一共四代人，出了五位三公，而他这辈人里还没有这个荣耀，如今能当上三公，且是朝廷正式任命而非自己表奏的，在家族的三公榜上再续一笔，那将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
    而且太尉是三公之首，等于是百官的领袖，袁绍比较满意。但袁绍多了个心眼，他得打听清楚再接受这个任命，等他仔细一打听，马上就火了，袁绍得知曹操也有了新职务，是大将军。
    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太尉要成为文武百官的首领，前提是不设大将军，有了大将军，三公的地位就矮了一截。袁绍立即上表天子，表示不接受这项任命。袁绍还给献帝推荐了一个人，认为他是太尉的合适人选，此人就是陈群的父亲、刚被任命为大鸿胪的陈纪。
    当然，这是闹情绪。
    曹操这才发现，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他考虑得有些不周。原本他以为，袁绍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是名义上的，没有实质意义，对袁绍来说太尉已经是很不错的安排了，没费一兵一卒就白得了这个职务，应该满意。没想到袁绍丝毫不领情，双方的隔阂反而因此进一步加深了。
    曹操虽然明白他跟袁绍迟早会有一场决战，但不是现在。
    不仅如此，袁绍还是他现阶段要利用的力量，跟袁绍过早摊牌是极不明智、极不划算的做法，曹操越想越后悔。曹操决定辞去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自己担任司空。这是很伤威望的事，换成别人，宁可错下去也不会轻易低头，但曹操是个务实的人，他宁愿损失一些个人威望，也要把与袁绍的同盟关系继续维持下来。
    这项任命很快以献帝诏书的形式下达，曹操辞去大将军，改任司空。可是袁绍那边却毫无反应，接到诏书后，如果接受应该立即上书谢恩；如果不接受，也应该有所表示呀。
    曹操明白，袁绍在面子上还有些下不来。过了年，曹操决定派个有分量的人到邺县走一趟，帮袁绍找回面子，让他消消气，把大将军的任命接下来。
    建安二年（197）3月，孔融来到邺县，献帝不仅拜袁绍为大将军，而且封他为邺侯，这是一个县侯，较袁绍此前的伉乡侯高一级。赐给袁绍天子的节钺，以及只有天子才能拥有的虎贲卫士百名。
    这还不算，献帝还给了袁绍一个新的行政职务，督四州事。这四个州指的是冀州、青州、幽州和并州。献帝下达这项任命时一定没有查阅过近几年的皇家档案，也许皇家档案已经全丢在了逃亡的路上，总之这项任命很有问题，因为几年前献帝也曾颁发过同样的任命，就连所督的这四个州也丝毫不差，不过那是颁给另外一个人的，这个人是公孙瓒。
    公孙瓒仍然健在，而且没有被免职，这边又重新任命了新人，如果不是技术性错误，那就只有一个解释，让旧人和新人斗。这可能是曹操故意安排的，当年李傕等人能想出来的主意曹操更不在话下，袁绍和公孙瓒已经势如水火，给他们加把柴，让火烧得更猛些。
    失去大将军职务的曹操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损失，官位是死的，规定是活的，他担任了司空一职，同时代理车骑将军。
    曹操在任命自己为司空时顺便搞了一次职务改革，规定司空在三公中地位最高，是朝官的首领，照样把政权和军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这里说的“百官”如果从字面上理解自然也包含大将军，你想要我给你，但我规定你还是不如我，因为我有解释权。
    一场名位之争谁是最后赢家，看来还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