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凭着一种一时的激愤所赋予的非凡力量离开退隐庐的，一旦到了外界，那股力量就不复存在了。我在新居一安顿下来，尿潴留病又复发了，来得迅猛而频繁，再加上折磨了我已有一段时日而我却不知其为病的疝气也跑来添乱，着实令我痛苦不堪。很快，我的病便阵阵发作，疼痛难忍。我的老友蒂埃里大夫前来为我诊治，并根据我以前的病况把话给我挑明了。于是，探条、扩张器、绷带等风烛残年者所需之器械全都放在了我的周围，使我惨痛地感觉到，人已不年轻了，但还要要强，那是非吃苦头不可的。明媚春光并未恢复我的体力，整个一七五八年我都是在一种使我感到自己行将就木的慵懒倦怠之中度过的。我怀着一种急切的心情看着末日的来临。我从友谊的幻梦中醒悟过来，摆脱了使我热爱生活的所有一切，我在生活中再也看不到任何使我觉得生命可贵的东西，而看到的只是病痛和苦难，使我享受不到任何欢乐。我渴望着自由自在、逃脱我的仇家魔掌的时刻的到来。不过，还是按照事态的发展，按部就班地叙述下去吧。
    好像我退居蒙莫朗西令埃皮奈夫人十分尴尬，她可能真的没有料到。我病歪歪的，又是寒冬腊月，再加上所有的朋友都抛弃了我，这一切使格里姆和她相信，把我逼上绝路，我就必定会求饶，必定会卑躬屈膝，低三下四，乞求留在尊严已喝令我搬出的那个避难之所。我突然搬走，他们来不及防我这一招儿，只有孤注一掷，要么彻底毁掉我，要么想方设法把我拽回来。格里姆采取了前者，但我认为埃皮奈夫人是宁可采取后者的，我是根据她对我最后一封信的回信这么认为的。她在回信中的语气比她以前所有的信都婉转得多，似乎为摒弃前嫌敞开了大门。她的这封回信让我等了整整一个月，这种拖延清楚地表明她为采用一个合适的语气而犯难，也表明她回信之前思考再三。她无法再作进一步的表示，否则就会连累自己，但是，在她先前写的那些信之后，以及我突然离开她家之后，大家只会对她竟小心翼翼地在这封回信中不漏出一句难听的话来感到惊讶。我将把此信一字不漏地照录下来，以便大家作出判断（见信函集B，第二十三号）。
    先生，我昨天才收到您十二月十七日的来信。它被放在一只箱子里送来，箱子里装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路上走了很长的时间。我只想回答您的附注，至于信本身，我不太看得明白，要是情况允许我俩当面说个明白的话，我很想把这一切是是非非看作一种误会。我还是回到您那个附注吧。您可能还记得，先生，我们早已说好，退隐庐园丁的工资经由您的手付给他，以便让他更清楚地感觉到他是仰仗您的，免得他像先前的那个园丁一样跟您闹出不成体统的笑话来。事实是，他头几个季度的工钱已经交给您了，而且，我在临行前不几天，已经同您说好了，您垫付他的工钱我将补还给您。我知道，您一开始推来推去的，但是那工钱是我请您先垫一下的，我当然得补还给您，这是我们说好了的。卡乌埃告诉我说，您根本不愿意接下这笔钱。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我现在命人把这笔钱带给您。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顾我们事先的约定，想替我付我的园丁的工钱，甚至连您搬出退隐庐之后的那段时间的工钱也给代付了。先生，我希望您记住我有幸对您说的这番话，别拒绝收下您好心替我垫付的那笔工钱。
    一七五八年一月十七日，于日内瓦
    发生了所有这一切之后，我无法再信赖埃皮奈夫人了，所以根本不想再与她重续旧谊。我没有回她的这封信，我俩的通信到此为止。她看见我主意已定，自己也拿定了主意，于是，便完全与格里姆及奥尔巴什一伙沆瀣一气，与他们一道非把我彻底搞垮不可。他们在巴黎活动，而她则在日内瓦呼应。格里姆后来去日内瓦与她会合，完成了她所开始的工作。特隆桑被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便拉过去了，他便大力地支持他们，成了我最疯狂的迫害者，可他同格里姆一样，并无丝毫可抱怨我的地方。他们仨配合一致，暗地里在日内瓦撒下了种子。四年之后，人们将会看到这些种子萌芽了。
    他们在巴黎就困难一些了，因为我在巴黎小有名气，而且巴黎人生性不爱结仇，所以不那么容易受他们的影响。为了更巧妙地打击我，他们便开始鼓噪说是我离他们而去的。请你们去看看德莱尔的信吧（信函集B，第三十号）。因此，他们便一面假装始终是我的朋友，一面巧妙地抱怨我不够朋友，以达到恶毒攻击之目的。这样一来，人们因为未加提防，便更容易听信他们，而对我加以责备了。他们暗地里指责我不讲交情、忘恩负义，而且进行得小心谨慎，因此，收效更大。我知道他们在往我身上泼脏水，但无从知晓究竟具体说了些什么。我所能从流言蜚语中推测到的不外乎四大罪状：一、我退隐乡间；二、我对乌德托夫人的爱；三、拒绝陪同埃皮奈夫人前去日内瓦；四、搬出退隐庐。如果他们除此而外还添加了其他一些指责的话，由于他们搞得滴水不漏，我就根本无从得知究竟指责我些什么了。
    我认为支配我命运的那些人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制定好了日后对付我的一整套办法的。其立竿见影、进展神速，凡是不知助纣为虐是轻而易举之事的人定会以为是个奇迹。必须尽量用三言两语概括一下我所看到的这个阴险隐秘的计谋的明显之处。
    我虽名噪整个欧洲，但仍保留着我最初的那种种淳朴的志趣。我对一切党派之争、钩心斗角深恶痛绝，这使得我保持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使得我除了心灵的种种依恋而外别无牵挂。我单寒羁旅，身居异国，离群索居，没有家庭，只恪守自己的原则和义务，因此我矢志不移地沿着正直的道路走着，绝不阿谀奉承或宽容照顾任何人而损及正义与真理。此外，两年来，我隐居乡间，不通消息，不去交际，对一切都一无所知也毫不想知，所以，虽住在离京城只有四法里的地方，但由于自己的漫不经心，我仿佛是置身于被大海阻隔的提尼安岛上一般。
    格里姆、狄德罗、奥尔巴什恰恰相反，他们置身于旋涡的中心，生活在最上流的社会里，交游甚广，几乎平分了其中的各个领域。达官显贵、才子文人、法官、女人等等，他们都能串通一气，到处让人听从他们的摆布。大家大概已经看到这种地位给这三个人联合起来对付处于我这种劣势的第四个人所具有的优势了。的确，狄德罗和奥尔巴什不是——至少我不能相信是——策划阴险毒辣阴谋之人，因为他们一个无此险恶用心，另一个没有这个能耐，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配合得更好。格里姆独自在脑子里琢磨方案，只把其他二人需要知道以便付诸实行的部分告诉他俩。他对他俩的巨大影响使得这种配合变得易如反掌，而且全部阴谋的收效与他高人一等的才能是相称合拍的。
    正是凭借这种高人一等的才能，他才感觉到他从我们各自地位之不同中所能获得的优势，拟订了彻底毁掉我名声的计划，并给我冠之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名声，而且还不累及自己：他们先下手在我周围筑起一道黑墙，让我不可能看透他们的阴谋诡计，无法拆穿他们。
    这一手是挺难搞的，因为必须在应该助他们一臂之力的人面前掩盖自己的不义行径，必须欺骗正直的人们，必须把所有的人都从我身边拉走，不让我有一个朋友，不论是有地位还是没地位的朋友。我说什么好呢！反正不得让一句真话传到我的耳朵里。如果有这么一个仗义之人跑来对我说：“您充什么道德君子？人家可是那么对待您的，而且大家都是据此来评判您的，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那么，真理就胜利了，而格里姆也就完蛋了。他知道这个，但他深明己心，而且对他人的能耐也估计得很准。我为人类的荣誉而感到恼火：他竟算计得这么准确。
    他在暗中行走，为了稳重起见，脚步就该放慢。他照计行事已有十二年之久，而最困难的事还有待完成，那就是蒙骗整个社会。社会上有一些人眼睛比他想象的还要紧紧地盯着他。他害怕这个，所以还不敢把自己的阴谋诡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他找到了把强大势力拉进来一起搞他的阴谋的不犯难的办法，而这股势力是可支配我的。他有恃无恐，往前走时风险就小多了。这股势力的喽啰们通常是不以正直自诩的，更谈不上什么光明磊落，所以他也就无须再担心有什么好心人会走漏风声。他特别需要的是让我蒙在鼓里，始终不让我知道他的阴谋诡计，因为他很清楚，不管他如何机关算尽，我也能一眼看透的。他最大的花招儿就是一面诋毁我，一面还装出爱护我的样子，给他的背信弃义披上豪爽仗义的外衣。
    我通过奥尔巴什那帮人的暗中指责，感觉出这个阴谋已初见成效，却无法得知，甚至也无法推测到底指责我些什么。德莱尔在他一封封信中告诉我说，有人在把脏水往我身上泼。狄德罗更加神秘地也对我说了这样的话。而当我向他俩追问清楚的时候，他们都只说是上面提到的那几大罪状。我感觉到乌德托夫人的一封封来信，逐渐地对我冷淡了。我不能把她的冷淡归罪于圣朗拜尔，因为他仍继续以同样的友情在给我写信，甚至归来之后还来看过我。我也不能把过错归到自己身上，因为我俩分手时都好好的，而且分手之后，除了我搬出退隐庐之外，我这方面又没出过什么差错，再说，我搬出退隐庐她也认为是必要的。因此，这种冷淡，她虽不肯明说，但我已心领神会，这弄得我莫名其妙，使我对一切都深感不安。我知道她是顾虑她嫂子和格里姆，因为他俩与圣朗拜尔关系甚好。我担心他俩在捣鬼。这种惴惴不安又捅开了我的伤口，使我写起信来毫不客气，竟致使她讨厌我的信了。我隐隐约约地瞥见无数残酷的事，可又看不确凿。我身处一种对于一个浮想联翩的人来说最不堪忍受的境地。要是我完全孤独，什么事都不知道的话，我可能还平静些。可是，我的心仍有所依恋，我的仇家便抓住这一点对我加以攻击，而透进我退隐之所的微弱的光亮，也只能让我感到人们瞒着我在干一些神秘卑鄙的勾当。
    我毫不怀疑，我真是要被这种过于残酷、过于难忍的痛苦压垮了，因为这与我开朗、坦诚的天性相冲。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情，因此也就非常害怕别人向我隐瞒感情，所幸，我还是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我的心也就不由自主地被牵挂住了，从而得到了有益的排遣。狄德罗最后一次来退隐庐看我的时候，跟我谈起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中写的那个“日内瓦”条目。他告诉我说，这个条目是同上层的日内瓦人商定的，目的是在日内瓦建一座喜剧院，措施都已采取了，剧场很快就能建成。由于狄德罗好像对这一切感到非常之好，深信能够成功，而且我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事要同他讨论，也就没再就此与他争辩，所以我一句话也没说。但是，我对别人在我的祖国搞的所有这一套诱惑的花招儿非常气愤，所以焦急地等待着有此条目的那本《百科全书》的出版，看看是否有什么办法写篇辩文，以消除这恶劣的影响。我搬到路易山不久，便收到了那本书，发现那条目写得妙笔生花，无愧于大家手笔。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我想驳斥的态度，而且，尽管我当时沮丧气馁，忧伤多病，天气寒冷，外加新居不适，尚未来得及布置停当，但我以极大的热情，克服了一切困难，开始动笔。
    在相当寒冷的冬天，在二月里，而且是在我上面所描写的状况之下，我每天早上和午饭后，跑到住处园子尽头的四面透风的塔楼中，各待上两个钟头。塔楼在台坡道的尽头，俯临蒙莫朗西的山谷和池塘，远处可以望见那位贤德的卡蒂纳（）①的退隐之所——简朴而可敬的圣格拉蒂安城堡。正是在这个当时无物以挡风雪，除我心中之火外无火取暖的冰窖似的地方，我用了三周的时间，写完了《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这是我此时在写作时感到兴味盎然的第一篇作品，因为《朱丽》连一半还没写完。此前，是道德的激愤赋予我以写作的灵感的，而这一次却是心灵的温柔多情使然。以前我作为旁观者所见到的不平使我恼怒，现在我成了其目标的不平使我忧伤，而这种忧伤并不含恼怒，只不过是一颗太多情、太温馨的心，被它原以为与它相同的心欺骗之后，不得不缩了回去的那种忧伤。我的心装满了新近发生的一切，仍在为那么多激烈的撞击而激动着，所以便把自己痛苦的感情和思考主题时所产生的想法给搅和在一起了。从我的作品中就可以感觉出这种情况。我不知不觉地便把我当时的处境写进了作品里去。我在其中描绘了格里姆、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圣朗拜尔以及我自己。我在写这部作品时，洒下了多少甜美的泪水啊！唉！人们在其中会非常明显地感觉到爱情，我努力医治的那致命的爱情，尚未从我心中消失。在这一切当中，还夹杂着我对自身的悲叹，我感到行将就木，以为要向公众作最后的诀别了。我非但并不怕死，反而高兴地看着死之将至。可是要离开世人，我仍觉遗憾，因为他们还没了解我的全部价值，还不知道我本是多么值得他们爱戴的，如果他们更进一步了解我的话。这就是这部作品中笼罩着的那种特殊语调的不为人知的原因，与前一部作品（）①的笔调大相径庭。
    我把此信润色并誊清之后，准备付梓，可突然间，在久无音讯之后，乌德托夫人给我写来一封信，使我陷入了新的悲痛，陷入我还从来未曾感受过的最巨大的悲痛。她在来信（见信函集B，第三十四号）中告诉我说，我对她的激情全巴黎都知道了，说是我告诉了一些人，给捅出去了，并且传到了她情人的耳朵里，几乎送了她的命，还说他总算还了她一个公道，两人重归于好了。但是，她说，考虑到他以及她自己的名声，她必须同我断绝一切来往。不过，她仍向我保证说，他和她都仍将永远关心我，在公众中为我辩护，并将不时地派人来打听我的消息。
    “你也算一个，狄德罗！”我嚷叫道，“你这个所谓的朋友！……”不过，我仍不能横下心来谴责他。我的这段恋情其他一些人也知道，可能是他们让他说出来的。我本想不信的……可很快我便不能不信了。不久之后，圣朗拜尔作出一件与其慷慨大度相称的事来。他比较了解我的心灵，知道我被我的一部分朋友背叛了，而且又被其他的朋友给抛弃了，便推测到我大概是处于什么状况之中了。他前来看我。第一次，他没有多少时间同我交谈。他第二次又来了。可惜的是，我不知道他要来，没在家。泰蕾兹在家，她与他交谈了两个多钟头，彼此谈到了很多事实。他和我都知道这些事实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从他那里得知，社会上没人怀疑我跟埃皮奈夫人的关系像格里姆现在同她的关系那样，我当时的那份惊讶，不亚于他自己听说这个传言完全是无稽之谈时的那份惊诧。圣朗拜尔也曾令那位夫人极为不快，所以在这方面与我的境况完全一样。这次谈话之后，我心中因与她绝交而产生的遗憾一扫而光。关于乌德托夫人的事，他向泰蕾兹详细地讲述了几个情况，而这些情况是她和乌德托夫人都不知道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而我也只告诉过狄德罗一个人，并让他以友谊作保证，绝不外传，可他却偏偏选中圣朗拜尔，把情况透露给他了。这一下我便横下心了，决定同狄德罗老死不相往来，只是在考虑用什么方式表示的好，因为我早就发现，私下里绝交总对我不利，反而把友谊的假面具给我最凶恶的敌人留下了。
    在绝交这件事上，社会上所确定的那些礼仪准则似乎是由欺骗和背信精神所强加的。已经不再是某人的朋友而又偏偏要装着是他的朋友，这样就为自己留下了余地，好迷惑正派的人，以便坑害他。我记得，当名声显赫的孟德斯鸠同图尔纳米奈神甫绝交时，他逢人便公开声明：“图尔纳米奈神甫说我什么或我说他什么，你们都别相信，因为我们已不再是朋友了。”这个方法很受欢迎，大家都赞扬这种坦诚直率和光明磊落的行为。我决定同狄德罗绝交时也效仿此法。可是，怎么才能从我的退隐之所把与他绝交的事正式公开出去而又不引起流言蜚语呢？于是，我想到在我的这篇作品中，以注释的形式，加进《教士书》中的一段话，以此宣布我同他的决裂，而且连原因也说明了，这原因任何知情人一看便知，而局外人则不明其所以然。此外，我在这篇作品中，凡是提到我与之绝交的这位朋友时，我都仍旧怀着即使友情已荡然无存，人们也始终应该怀有的那种尊敬。大家可以在这篇作品中看到这一切的。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走运有人倒霉，而人一倒霉，勇敢的行动似乎也会被看作一个罪状。孟德斯鸠这么做就受到称赞，可我这么做就遭到指斥和责难。我的这篇作品一刊印出来，刚刚收到几本样书，我便给圣朗拜尔寄去一份。圣朗拜尔头一天还以乌德托夫人和他自己的名义给我写了一封最最情深谊长的信（见信函集B，第三十七号）。下面是他把我赠的样书退还我时写的信（见信函集B，第三十八号）：
    先生，说实在的，我不能接受您刚寄来的这个礼品。当我看到您在序言中针对狄德罗而引用的一段《传道书》（他弄错了，是《教士书》）时，书便从我手中掉下去了。在今夏的几次交谈之后，我觉得您已经确信狄德罗是无辜的，您归罪于他的那些所谓的泄密之事与他无关。他可能有一些对不起您的地方，这一点我不清楚，但是我深知这并不能给您以权利，去公开地侮辱他。您不是不知道他所受到的种种迫害，可您作为一个老友还要同那帮嫉妒者一起鼓噪。我无法向您掩饰，先生，这种残酷行为多么令我反感。我同狄德罗关系平平，但我尊重他，并深切地感觉出您给他这样一个人所造成的痛苦。对于这个人，您起码在我面前只是说过他有点软弱而已。先生，咱俩准则相悖，永难相投。请忘掉我这个人吧，这大概是并不困难的。我对别人从未做过让人长久难忘的好事或坏事。我么，先生，我答应忘掉您这个人，而只记住您的才能。
    一七五八年十月十日，于奥博纳
    读到此信，我的愤恨大于伤心，而且，在我落难遭劫之际，我恢复了自己的傲岸，回了他下面这封信：
    先生，在读您的来信时，我竟然很尊敬您，对它感到惊讶，而且还傻乎乎地为之激动，可我觉得此信不配让我回复。
    我绝不想继续替乌德托夫人誊抄了。如果她觉得已誊抄的没必要保留的话，她可以退还给我，我将把钱还给她。如果她要留着的话，那她也必须派人来取回她所剩下的纸和钱。我请她把她手中的那份提纲也同时归还给我。再见了，先生。
    一七五八年十月十一日，于蒙莫朗西
    人在倒霉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能激怒卑怯的心灵，但能使高尚的心感到欢悦。我这封回信似乎让圣朗拜尔反躬自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但他也因过于自傲而无法公开表示回心转意，便抓住了——也许是制造了——一个缓和对我的打击的机会。半个月后，我接到了埃皮奈先生如下这封信（见信函集B，第十号）：
    先生，您惠赠之书我已收到。我饶有兴味地读完了它。凡是您笔下写出来的作品我读起来总是那么高兴愉快。请接受我最衷心的谢意。要不是事务缠身，无法在您附近多住一些时日的话，我本会亲自登门致谢的。可今年我在舍弗莱特住的时间不长。迪潘先生和夫人前来要我星期日请他们吃饭。我打算请圣朗拜尔先生、弗朗格耶先生和乌德托夫人也来。先生，如果您愿意光临，我将由衷地感到高兴。将前来寒舍的所有人都希望您能来，并将很高兴地与我分享同您一起度过一个下午的快乐。
    顺致敬意
    二十六日，星期四
    这封信让我的心狂跳不已。一年以来，我已经成了巴黎的新闻人物了，一想到要去跟乌德托夫人面对面地丢人现眼，我就发颤，我简直没有足够的勇气接受这一考虑。然而，既然她和圣朗拜尔非要这样不可，既然埃皮奈代表众宾客这么说，既然他所说的那些客人没有一个不是我很想见到的，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接受我可以说是受到所有人的邀请的宴请，自己是不会有什么不便的。因此，我就答应了。星期天，天气很坏。埃皮奈先生派车来接我，我便去了。
    我的到来引起了轰动。我从来也没受到过比这更亲切的接待，就像是宾主全都感到我是多么需要放宽心。只有法国人的心才有这种体贴入微的感情。然而，我看到的客人比我原先想象的要多，其中有我从未见过的乌德托伯爵，以及我很不想见到的他的妹妹伯兰维尔夫人。后者头年来过奥博纳好几次，她嫂嫂在我俩单独散步的时候，常把她撇在一边，干等着。所以她对我早就憋着一肚子火，饭桌上可以痛痛快快地出出气了。可以想象，有乌德托伯爵和圣朗拜尔在场，嘲笑者是不会站在我一边的，而且，在最随便的场合都局促不安的人，到了这种场合是不会谈笑风生的。我还从来没有那么受罪，那么手足无措，也从来没有受到过那么多突然袭击。最后，吃罢了饭，我便离开了那个泼妇。我很高兴地看到圣朗拜尔和乌德托夫人向我走过来，我们下午的一部分时间便在一起聊天，虽说是东拉西扯，但同我误入歧途之前一样的无拘无束。这种态度使我深受感动，如果圣朗拜尔看出了我的心思的话，他肯定会很高兴的。我可以发誓，尽管刚到的时候，一见到乌德托夫人，我的心跳得几乎使我虚脱，可回来的时候，我几乎就没再想她了：我只想着圣朗拜尔。
    尽管有伯兰维尔夫人的恶意挖苦，但这次宴请对我仍有很大的好处，我非常庆幸，没有予以拒绝。我从中不仅看到格里姆和奥尔巴什那帮人的阴谋诡计根本没有把我同我的旧相识们离间开来，而且更使我欣喜的是，我还看出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感情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有大的改变。我终于明白了，圣朗拜尔之所以让乌德托夫人离我远点，更多的是出于醋意，而非鄙夷。这使我感到安慰和宽心。我既深信自己不是我所景仰的人们的蔑视对象，我也就更有勇气、更加成功地尽力克制自己的内心情感。如果说我并未完全彻底地扑灭一种有罪的和不幸的痴情的话，那我至少很好地克制住了我余下的情火，以至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犯过一次错误。乌德托夫人仍要我继续誊抄稿子，而且我的作品一出版，我便继续寄赠给她，这使我从她那儿不时地能收到一些口信和短笺，虽然无足轻重，但殷勤亲切。她甚至还有进一步的表示，大家后面就会看到。而且，我们仨在断绝交往之后的相互间的行为举止，可以充当正直的人在不宜再见时如何分手的楷模。
    这次宴请给我提供的另一个好处是，人们在巴黎都在谈论它，这就使我的仇敌们到处散布的谣言不攻自破了，他们硬说我同参加宴会的所有那些人，特别是同埃皮奈先生，都彻底地闹翻了。我离开退隐庐时，曾给埃皮奈先生写过一封十分诚挚的感谢信，他还回了我一封也很彬彬有礼的信。我同他以及他哥哥拉利夫彼此仍旧礼尚往来。拉利夫甚至还来蒙莫朗西看过我，还把他的版画寄过给我。除了乌德托夫人的小姑子和嫂子而外，我同这家人没有一个相处得不好的。
    我那封《致达朗贝尔的信》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所有的作品都曾获得很大的成功，但这一次的成功对我更为有利。它告诉公众，别相信奥尔巴什那帮人的流言蜚语。在我搬去退隐庐的时候，那帮人以其惯常的自以为是的态度预言，我在那儿待不了三个月。而当他们见我在那儿待了二十个月，而且在我不得不离开那儿的情况之下，仍旧把居所定在乡间的时候，他们便硬说我纯粹是出于执拗，说我其实在乡下烦闷得要死，只是生性傲气，宁愿吃尽执拗之苦而死在乡下，也不愿意服软，回到巴黎。《致达朗贝尔的信》中透着一股心灵的温馨，大家都觉得根本就不是装出来的。要是我在乡下坐卧不安的话，我的笔调会流露出来的。我在巴黎时所写的所有作品中，都笼罩着一种愤懑不平的情绪，而在我于乡间写的第一篇作品中，这种情绪便不复存在了。对于善于观察的人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大家都看见了，我在乡下真是如鱼得水。
    然而，正是这个作品，尽管满纸温馨，但由于我的愚笨和一向倒霉，竟为我在文人中间又添了一个新的敌人。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就认识了马蒙泰尔，后来，在男爵家，我俩关系进一步加深。马蒙泰尔当时在主办《法兰西信使》杂志。由于我一向高傲，不愿把自己的作品寄给期刊撰稿人，而这一次我却偏偏寄了，可又不愿让他认为我是把他视作期刊撰稿人才寄给他的，也不愿让他在《法兰西信使》上谈到这篇作品，所以我就在赠书上写明不是赠予《信使》主编，而是赠予马蒙泰尔先生本人的。我以为这是对他的极漂亮的恭维，可他却认为这是对他的极大侮辱，因此他便成了我不可调和的敌人。他写了一篇文章驳斥我的那篇作品，写得彬彬有礼，但怨情溢于言表。所以从那时起，他便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社会上贬损我，并在他的作品中间接地抨击我。可见，文人易动肝火的那种自尊心有多难伺候，在恭维他们的时候，千万小心，别夹杂着任何哪怕极小的模棱两可的意思。
    我在各方面都平静下来之后，便利用闲暇和我所处的独立自由，更加有恒心地重新整理我的作品。这年冬天，我弄完了《朱丽》，把它寄给了雷伊，他于第二年将它印了出来。不过，这项工作仍旧被一件小小的、却是挺不愉快的分心事给打断过。我听说有人正准备把《乡村占卜者》重新搬上歌剧院舞台。我看到那帮人竟肆无忌惮地支配我的东西，非常气愤，便重新拿起我曾寄给阿尔让松先生而未见其答复的那份备忘录，修改一番之后，连同一封信，烦请驻日内瓦使节赛隆先生转交给接替阿尔让松先生主管歌剧院的圣佛罗兰丹伯爵先生。圣佛罗兰丹先生答应给我个回音的，却未见下文。我把我所做的写信告诉了杜克洛。他与“小小提琴手们”谈了，他们没有说把我的歌剧还给我，而答应把长期入场券还给我，其实，我已不再可能享用它了。我看到自己无论在什么方面都休想得到公平，便把这事给撇下了，可歌剧院的主管既未答复我的申诉，也不听我的理由，仍继续像是使用自己的东西似的占用《乡村占卜者》，以其牟利。
    自从摆脱了那帮暴君的桎梏之后，我便平静而愉快地生活起来。我虽不再享有极其强烈的依恋情趣的魅力，但我也挣脱了这种枷锁的禁锢。我厌烦透了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他们拼命地想支配我的命运，让我不由自主地承受他们所谓的恩惠的奴役。我决定今后保持淳朴和善的交往。这种交往既不妨碍自由，又可增添人生的乐趣，而且，又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我有很多这样的交往，足以使我尝尽自由的甘美，而又不必听任别人支配。而且，我一尝试这种生活，便感到这正是适合我这把年纪的人的生活，可以使我在平静之中安度晚年，远离我刚刚险遭没顶之灾的风暴、纷争和烦恼。
    在住在退隐庐以及后来迁至蒙莫朗西的时候，我结识了几个近邻，使我觉得很开心，毫不感到受其束缚。其中，首推年轻的洛瓦索·德·莫勒翁，他当时初入律师界，尚不知将来能有何作为。我不像他似的，对此抱有怀疑。我不久就向他指出他是会事业有成的，结果被我言中。我对他预言道，如果他在承办案子时严加选择，并且永远只做正义和道德的卫士，那么，他的天才将受到这种高尚情操的培育，将会与最伟大的雄辩家们的天才不相上下。他听从了我的忠告，而且感觉到颇为见效。他替波尔特先生所作的辩护堪与狄摩西尼（）①相媲美。他每年都到离退隐庐四法里的圣伯利斯度假。那是莫勒翁家的封地，属于他母亲所有，从前，伟大的博絮埃在此住过。就是在这块封地上，类似的大师相继而出，使其高贵名声得以延续。
    也是在圣伯利斯，我还认识了书商盖兰。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是个文人雅士，和蔼可亲，是他那一行中的佼佼者。他还介绍我认识了阿姆斯特丹的书商让·内奥姆，他俩常有书信往来，相交甚厚，此人后来为我刊印了《爱弥儿》。
    在离圣伯利斯更近些的地方，我还认识了格罗斯莱村的本堂神甫马尔托尔先生。如果以才取人的话，他生就更适合做政治家和大臣，而非乡村神甫，至少也可以给他一个教区管管。他曾是吕克伯爵的秘书，跟让·巴蒂斯特·卢梭私交甚笃。他既深怀敬意地缅怀那位大名鼎鼎的被放逐者，又对骗子索兰恨得咬牙切齿。他知道许多有关上述两人的罕见逸闻，全都是塞居伊未曾收进卢梭传记手稿中的事，而且他还常肯定地对我说，吕克伯爵从未有任何的抱怨，一直到死都始终保持着对他最热烈的友情。在其主人死后，樊蒂米尔把这块风水宝地给了马尔托尔先生。后者从前曾被聘来处理过很多事情，虽然现在已年老垂暮，但对所处理之事仍记得一清二楚，而且评说得头头是道。他的谈话既不乏教益又生动有趣，根本不像是乡村神甫所言。他把一个社交场上的人的口吻与神职人员的知识结合在一起了。在我所有的长期近邻中，他是我与之交往最感愉快的人，是我离开他之后，最感遗憾的人。
    我在蒙莫朗西认识一些奥拉托利会会士，其中有物理教授贝蒂埃神甫，他尽管稍带点学究气，但我仍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像个好好先生。然而，我虽喜欢他的朴素无华，却弄不懂他怎么会那么渴望而且还善于往大人物、女人、信徒、哲学家堆里到处乱钻。他善于左右逢源。我非常喜欢同他在一起。我对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显然，我的话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有一天，他嘿嘿地笑着感谢我夸他是个好好先生。我从他的笑里发觉一种莫名其妙的嘲讽，使他在我眼里的形象便完全改变了，而且，从此以后，我还常常回忆起他那嘲讽的神态。他那个笑简直就像巴努奇买了丹德诺的羊时的笑（）①。我俩自我搬到退隐庐不久便认识了，他常常来看我。我在蒙莫朗西已经住下之后，他却离开那儿，回到巴黎了。他在巴黎常见到勒瓦瑟尔太太。有一天，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代这个女人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说格里姆先生主动要求赡养她，并要求我允许她接受这份好心。我听说是给她一笔三百利弗尔的年金，但勒瓦瑟尔太太必须住到舍弗莱特和蒙莫朗西之间的德耶去。我不想说这个消息给我产生了什么印象。如果格里姆有一万利弗尔的年金，或者同这个女人有什么让人易于理解的关系的话，如果我把她带到乡下时，他们没给我加上那么大的罪名，而现在他又把她弄到乡下来，仿佛她自那以后变得年轻了似的话，这个消息本不会让我那么吃惊的。我明白，那老太婆之所以想征得我的允许，无非是不想失去我所给她的那一份。其实，即使我不同意，她也会不顾一切地接受的。尽管这份好心善意让我觉得非常意外，但它当时并没像后来那样让我震惊。可是，就算我能料到后来所洞察的所有一切，我也照样得像我所做的、并且是不得不做的那样表示同意的，否则就有与格里姆讨价还价之嫌。从此，贝蒂埃神甫便改变了一点我对他的好好先生的看法。我的这一看法曾让他好笑，并且说明我有多么愚蠢。
    就是这位贝蒂埃神甫，他有两个熟人，不知为什么也想认识我。我与他们在趣味方面肯定是毫不搭界的。他们是麦尔基塞代克（）②的子孙，大家都不知其祖籍和家世，可能连其真名实姓也不得而知。他们是冉森教徒，被人以为是化装的教士，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佩带长剑的那种可笑方式使然。他们的一举一动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感，使他们貌似派系头领，而我则从不怀疑他们是办《教会报》的。他俩一个高大，慈眉善目，巧言令色，名叫费朗先生；另一个个儿矮，敦实，皮笑肉不笑的，爱争好吵，名叫米纳尔先生。他俩以老表相称。他们一直同达朗贝尔一起，住在巴黎，寄住在他的乳母卢梭太太家里。他们在蒙莫朗西曾租过一座小房子，在那儿度夏。他们自个儿做家务，既无仆人也没跑腿的。他俩每人一个星期，轮流采购、做饭和打扫屋子。他们安排得挺不错，有时候你在我家吃，我到你家吃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我感起兴趣来。就我而言，我只是因为他们会下棋才对他们感兴趣的。而且，为了能够玩上不大的一盘，得干等上四个钟头。由于他们到处乱钻，什么事都想插上一杠子，所以泰蕾兹管他们叫“长舌妇”，就这样，这个绰号便在蒙莫朗西传开来了。
    这就是除了我的房东、老好人马达斯先生而外，我在乡下的主要相识。我在巴黎也有不少熟人，只要我愿意，足以让我在那儿生活得很惬意，远离文人们的干扰。在文人堆里，我只有杜克洛一个朋友了，因为德莱尔还太年轻，而且，尽管他看清了那帮哲学家对我搞的阴谋诡计之后，已经完全摆脱了他们，但我对他轻易地就充当那帮人的代言人来对付我，仍耿耿于怀。
    我的朋友中，首先数可敬的老友罗甘先生。他是我美好年代的一位朋友，我与他结交并非因我的作品出了名，而是因为我的为人，正因为如此，我始终保持着与他的友情。还有我的同乡、善良的勒涅普以及他的女儿，当时尚健在的朗拜尔夫人。还有一个年轻的日内瓦人，名叫库安德，我当时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好小伙子，为人心细、和蔼、热情，却很无知，不知天高地厚，贪馋好吃，自命不凡，我一搬进退隐庐，他就跑来看我，而且，不久便毛遂自荐，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就住到了我的家里。他对绘画有点兴趣，并且认识艺术家们。在《朱丽》的版画插图上，他倒是帮了我的忙，他负责指导绘图和制版，而且任务完成得很好。
    还有迪潘先生一家。尽管这家人家已不像迪潘夫人风光年代那么名声显赫了，但由于主人们的德高望重以及对聚会宾客的严格挑选，仍旧不失为巴黎最好的门庭之一。由于我未曾抛开他们去另攀高枝，由于我离开他们只是为了去自由地生活，所以他们始终对我以朋友相待，而且我也坚信任何时候去迪潘夫人家都会受到很好的接待的。自从他们在克里希购置了一个别墅，我甚至把迪潘夫人视作我的女乡邻中的一个了。我有时去克里希住上一两天，而且，如果迪潘夫人和舍农索夫人关系融洽的话，我可能跑得更勤快些。但是，在同一家人家，夹在两个不和睦的女人中间，让人左右为难，使我觉得在克里希太拘束局促。我同舍农索夫人的关系更加平等，更加亲切，所以我喜欢在德耶更自由地见到她，因为德耶几乎就在我家门口，她在那儿租赁了一间小屋，甚至也喜欢在我家里见到她：她常来我家看我。
    还有克雷基夫人。她虔诚笃信地尊奉宗教之后，便不再与达朗拜尔一伙、马蒙泰尔一伙以及大部分文人来往了。我想，特吕布莱神甫她还见见，因为他那时是个半吊子信徒，不过，她仍旧很讨厌他。而我是她先前一心想结识的人，所以没有失去她的好心关照，而且一直有通信往来。她曾送给我几只勒芒鸡过年，并且打算开春来看我，却与卢森堡夫人的一次旅行冲突了。我在此应对她特别地提上一笔，她在我的记忆之中将永远占有一个特殊地位。
    还有一个人，除了罗甘之外，我本该把他放在第一位的：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卡利约。他是西班牙驻威尼斯使馆的前秘书，后又受宫廷委派为驻瑞典代办，最后又被任命为驻巴黎使馆的秘书。在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他突然跑来蒙莫朗西看我。他佩戴着一枚我忘了叫什么名字的西班牙勋章，饰有一个美丽的宝石十字架。在提供证件时，他不得已在名字上加了一个字母，成了卡尔利约骑士。我觉得他还是老样子，心地仍旧那么善良，精神面貌一天比一天更可爱。要不是库安德像他惯常那样在我俩之间插一杠子，利用我住得远，慢慢地渗透，并利用我的名义，获得他的信任，而且因过于热情地为我效劳竟取我而代之的话，我本会同他恢复以前那样亲密的友情的。
    想起卡尔利约，便使我联想起我乡邻中的一个人来，我若是不谈到他就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他做了一件极不可饶恕的事，必须忏悔。那就是正直的勒布隆先生，他曾在威尼斯帮过我的忙，在他带着全家来法国旅行时，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拉布利什租了一个乡间小屋。我一听说他成了我的近邻，心里高兴极了，就要去看他，不是出于礼貌而是视之为快活的事。我第二天便去拜访了。但路上遇到一些前来看我的人，只好同他们一道折返回来。两天之后，我又去看他，可他同全家一起去巴黎了，午间也未归来。第三次去时，他正在家里，我听见有一些女子的声音，还看见门外有一辆豪华马车，令我望而生畏。我至少希望第一次见到他时，能从从容容，叙叙旧情。总之，我一天一天地往后拖着，以致感到尽此义务已为时太晚，颇觉汗颜，最后竟没拜访他：在胆敢一拖再拖之后，竟没有胆量露面了。这种怠慢理所当然要让勒布隆先生大为恼火，让他觉得我不是疏懒，而是忘恩负义。可是，我的心真的是无罪的。如果做了点真的让勒布隆先生开心的事，即使他不知道，我也坚信他是不会认为我懒惰的。然而，懒散、疏忽以及在小事上的拖拖拉拉，比大的邪恶对我更加有害。我最严重的错误就是疏忽：我很少做过不该做的事情，但不幸的是，应该做的事情我却更加做得少。
    既然我又谈起了我在威尼斯的旧相识，那就不该忘了与此相关的一位。他也同其他人一样，已经中断了联系，但时间要晚得多。那就是戎维尔先生。自从他从热那亚回来之后，仍一直对我很好。他很喜欢同我相见，同我聊聊意大利的事以及蒙泰居的蠢事。他在外交部里有很多熟人，是从那儿听到不少有关蒙泰居的笑话的。我也很高兴在他家又见到了我的老伙伴杜邦，他在他们省里买了一个官职，有时因公出差来巴黎。戎维尔先生渐渐地变得极为殷勤好客，甚至都令我感到很不自在。尽管我俩住的街区离得很远，但是，如果我有一个星期不到他那儿去吃饭，我俩便要发生龃龉。当他去戎维尔封地时，总想带着我一起去。可是，有一次，一去就待了一个星期，我觉得太长，所以就不再想去了。戎维尔先生无疑是个正直而好客的人，甚至在某些方面甚是可爱，但没有才气，人长得挺漂亮，有点顾影自怜，比较讨厌。他有一本特别的集子，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他很欣赏，也拿出来让他的客人鉴赏，但客人们有时并不像他那么感兴趣。那是五十多年来宫廷和巴黎所有滑稽歌剧的很完整的剧集，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别处无法找到的逸闻趣事。这是法国历史的实录，在任何其他国家，是没人会想出来这么搞的。
    在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的时候，有一天，他见到我时极为冷淡、生硬，与他平时的态度大相径庭。所以，在让他解释，甚至是请求他说个明白之后，我便走出了他的家门，下定决心不再踏进他家门槛。我只要是受过谁的冷遇，别人就决计不会再在那家人家见到我露面的，而且这儿也没有狄德罗站出来为戎维尔先生辩护。我拼命在想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但仍百思不得其解。我深信在谈起他及他的家人时，始终是光明磊落的，因为我是真心地喜欢他，而且，除了他只有好没有坏让我说而外，我还有最不容践踏的一条准则，即总是恭敬有加地谈论我所光顾的人家。
    最后，经过思前想后，我总算悟出是怎么回事来了。我俩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请我去他相识的几个姑娘家吃晚饭。一同去的还有两三位外交部的职员，都是些很和蔼可亲的人，毫无放浪形骸的神态和腔调。而且，我可以发誓，就我而言，整个晚上我都在挺悲伤地思考着那些可怜人儿的不幸命运。我没有出我的那份聚餐费，因为是戎维尔先生请我们吃饭的，我也没有给那几个姑娘钱，因为我并没有像跟帕多阿娜姑娘那样，让她们有机会赚我的钱。我们从那儿出来时，一个个都挺快活，感情非常相投。此后，我既没再去那些姑娘那里，也没再见到戎维尔先生。然后，过了三四天，午饭后我去戎维尔先生家时，他便如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对待我了。我想不出有其他什么原因，除非是因为在那次晚餐上有什么误会了，我见他不肯说个明白，便打定主意，不再见他，但仍继续把拙著寄赠予他。他也常让人向我表示恭维，而且，有一天，在喜剧院休息室遇见他时，他还因我不再去看他而客气地责怪我几句，但我并未因此而再登他家的门。所以，这件事像是赌气而不是绝交。不过，此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也没再听人谈起过他，隔了好多年之后再重登他家的门，未免失之过晚矣。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曾挺经常地去戎维尔先生家，却没把他列入我的友人名单的缘由。
    我不再加上许多其他熟人，免得把这份名单拉得太长了。这些熟人或者是不太亲密，或者是因为我不在巴黎而生疏了，不过，我有时候仍旧在乡下看到他们，或者是在我家里，或者是在邻居家中。譬如孔狄亚克神甫、马布利神甫、梅朗先生、拉利夫先生、波瓦热鲁先生、瓦特莱先生、昂斯莱先生以及其他一些人，全写出来就太长了。我要稍稍提一句与马尔让西先生的交往，他是国王的近侍，以前曾是奥尔巴什一伙的，后来同我一样离开了他们，而且也曾是埃皮奈夫人的朋友，也同我一样与她分手了。还有他的朋友德马西也同我认识，他是一位作家，因喜剧《冒失鬼》曾名噪一时，但只是昙花一现。前者是我乡下的近邻，因为他的马尔让西地产就在蒙莫朗西附近。我俩早就认识了，而既是邻里又因阅历上的某些相似之处，我们便更加接近了。德马西先生则在不久之后便死了。他口碑不错，人也聪明，但有点像自己喜剧中的原型，在女人们面前有点自负，死后却并未受到女人们的过分惋惜。
    这一时期，有一个通信关系我是不能忽略不计的。他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非常之大，所以我得把开始的情况补述一下。此人名叫拉穆瓦尼翁·德·马尔泽布尔先生，是间接税最高法院院长，当时负责出版发行，领导方法既开明又温和，文人都十分满意。我在巴黎一次也没拜访过他，然而，我总是感觉得出他对我的作品的审查是高抬贵手的，而且，我还知道他曾不止一次地训斥写文章反对我的人。在刊印《朱丽》时，我又发现他对我十分关照。这样大部头的作品由阿姆斯特丹寄来，邮资是十分昂贵的，而他则有免费邮递权，所以便让把清样寄给他，然后由他父亲、掌玺大臣先生副署，免费转寄给我。当作品正式印行时，他自作主张地让另印了一版，版税归我，销完之后再让在法兰西王国发行。我已将自己的手稿卖给了雷伊，这样一来等于是在偷盗雷伊了，所以我不仅未见批文不愿接受归我的这笔钱财——后来他倒是爽快地作了批示——而且我想把这一版销售所得的一百皮斯托尔与他平分，但被他拒绝了。不过，为了这一百个皮斯托尔，我却十分痛心，因为马尔泽布尔先生未经我同意，便把我的作品删节得一塌糊涂，以致这个坏版本没有销完之前，好版本的销售大受影响。
    我一向把马尔泽布尔先生看作一个经得起任何考验的正直的人。我虽遭遇诸多不幸，但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他的正直。但是，他既厚道又软弱，有时因极力地要顾全他所关心的人，反而会有损于他们。他不仅把我的巴黎版让人删去了一百多页，而且，在他赠送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个好版本上也作了删节，让人看着有不实之感。在这部作品中的某一处，说到一个烧炭人的妻子比一位亲王的情妇更值得尊敬。这句话是我兴之所至、信手拈来的，我发誓，绝没影射任何人。在润色这部作品时，我发现有人可能产生了这种联想。然而，我有一条很不谨慎的准则：凡是我的作品，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影射何人的话，我就绝不让人因可能对号入座而有所删节。所以，我绝不愿意删去这句话，只是把我原先用的“国王”一词改为“亲王”而已。这么修改，马尔泽布尔先生觉得不够，他把整句话给删掉了，还特意让人重新印了一页，干净整齐地贴在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本书里。蓬巴杜尔夫人并非不知道这偷梁换柱的一手，因为总有一些好心人把此事告诉了她。而我则是在很久之后，当我感到此事所带来的后果时，才知道的。
    另一位贵妇人（）①也是类似情况，在我毫不知晓，甚至在写那段话时我都不认识她的情况之下，她却暗地里对我恨得咬牙切齿。其最初的起因也正是如此。书出来之后，我也认识她了，心里非常忐忑。我把这事告诉了罗伦齐骑士，他不以为然，让我放心好了，说那位贵妇人没有感到这是对她的冒犯，说她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也许稍嫌轻率地信了他的话，就大模大样地放下心来。
    入冬之际，我又得到马尔泽布尔先生的一个好心的表示，尽管我认为不宜接受他的盛情，但心里十分感动。当时，《学者报》有一个空位。马尔让西先生写信给我，仿佛是出自他的主意，建议我去应聘此职。但从他来信（见信函集C，第三十三号）的口气来看，他是经人授意和指派的，而且，他自己在后来的信（见信函集C，第四十七号）中，告诉我说他是受人委托向我提出这一建议的。这个职位的工作并不费事，只不过是每月写两篇摘要，原书有人会给我送来，用不着我亲自往巴黎跑，并且也无须拜谒主管官员，表示谢意。借此，我便可以踏进梅朗先生、克莱罗先生、居伊涅先生和巴泰勒米神甫等一流文人的圈中。前二人我早已相识，与后两者结识当然也很好。还有，这个工作很不困难，我轻而易举地便可完成，可竟能因此而得到八百法郎的薪俸。我之所以在作出决定之前，慎重考虑了几个小时，我可以发誓，唯一的原因就是担心惹恼马尔让西并使马尔泽布尔不快。但是，到后来，因不能按自己的时间工作，而且要受时间的约束，我觉得受到限制，难以忍受。更重要的是，我深信我不能很好地完成我必须承担的任务，因此，这后一点占了上风，促使我决心拒绝了不适合我的职位。我知道，我的全部才气只源自对我所要处理的题材的某种内心激情，而且只有对伟大真实美好的热爱才能激发起我的才情。而我要写摘要的大部分书籍的主题以及那些书籍本身与我又有何相干呢？我对要写的东西索然无趣，可能会使我笔端生涩，思维迟钝。人们都以为我能像所有其他文人那样为谋生而写作，而我却从来就只知道凭借激情而写的。这肯定不是《学者报》所需要的。因此，我给马尔让西写了一封感谢信，措辞极尽委婉，把我的理由向他详加说明，使他和马尔泽布尔先生都不会以为我是因生气或傲慢而拒绝的。所以他俩都同意了，并未因此而给我脸色看，而且这件事很秘密，公众并未听到一丝风声。
    这个建议来得也不是时候，所以我没有接受。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计划着彻底抛开文学，特别是要抛开作家这个行当。我刚刚遭受到的所有一切使我对文人深恶痛绝，而且，我也早就感觉到，要想与他们操同一行当，而又不与之有某些来往是不可能的。我对社交界也痛恨透顶，而且，总的说来，我对自己最近的那种一半属于自我、一半属于我所不适应的社交圈的混合生活也感到痛恨不已。我根据一贯的经验，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任何不平等的交往总是让弱者吃亏。和一些同我所选定的身份完全不同的阔人相处，尽管无须像他们那样大摆排场，但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仿效他们。种种小的花销，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区区小事，可是对我而言却是既不可避免，又不堪重负。别人到朋友的乡间别墅去住，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都有自己的仆人伺候着，需要什么就派自己的仆人去拿，根本用不着同主人家发生直接关系，甚至都不用见到他们，何时和怎样给主人的仆人们赏钱，全凭他自己的高兴。可我呢，形单影只，没有仆人，只有听由主人家的仆人们摆布，因此就必须讨他们的欢喜，免得大吃苦头。我因为被视为同他们的主人平起平坐的人，所以也就必须拿他们当仆人看待，在赏钱方面甚至要比别人多给些，因为我确确实实更需要他们。如果仆人不多，倒还罢了，但是，在我所去的那些人家，仆役成群，全都非常傲慢、狡猾、警觉——我是指为他们的利益而警觉。那帮浑蛋很有一套，让我老是离不开他们。巴黎的女人虽说聪明过人，但在这一点上不甚了了，所以，尽管在拼命想让我节省点钱，却把我弄得倾家荡产。如果我在城里离我住处稍远点去吃饭，女主人总不肯让我派人去雇一辆车子，非要派自己的马车去接我回来。她很高兴为我省下了二十四个苏的车费，可我赏给仆人和车夫的那个埃居她就没有想到。一位夫人若是从巴黎往退隐庐和蒙莫朗西给我写信，为了不忍心让我花费四个苏的邮资（）①，便派她的一个仆人给我把信送来。这个仆人大汗淋漓地到了，我就得让他吃饭，还得赏他一个埃居，这是他理应得的。要是她建议我去她的乡间别墅住上一两个星期，她心里就会在想：“对这个穷小子来说，这将总能节约点的。在此期间，他的饭费就用不着花一个子儿了。”可她没有想到，在此期间，我什么活也干不成了，我的家用、房租、内衣、外衣，一个钱也少花不了的，理发钱也得多付一倍。总之，在她家住所花的钱要比在自己家花费的要多。尽管我只给我惯常去住的人家的仆人赏钱，但这仍旧让我不堪重负。我可以肯定，我只在奥博纳乌德托夫人家住过四五次，但足足花了我二十五个埃居，而在埃皮奈和舍弗莱特我跑得最勤的那五六年中，我则花了一百多皮斯托尔。对于像我这种脾气的人，什么事都不会做，什么事又都不会耍点儿花招，而且又看不得仆人嘟囔，不乐意服侍你，那这番花费是必不可少的。就算是在迪潘夫人家里，我都成了她家的人了，而且帮过仆人们不少的忙，可我让他们帮的忙却是花钱买来的。后来，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了，我也就完全不给赏钱了，这时候，他们便让我更加痛切地感到与跟自己身份地位不相同的人家来往是很不适宜的。
    如果这种生活对我的口味，那么大把花钱买个痛快，自可聊以自慰。可是，倾家荡产去寻求烦恼却是太让人无法忍受了。我深切地感到了这种生活的重负，所以便趁我当时所处的自由间隙，下定决心永远自由地生活，彻底弃绝上流社会，放弃写书作文，放弃一切文学交往，把自己的余生封闭于我自觉为之而生的狭小而平静的天地之中。
    《致达朗贝尔的信》和《新爱洛伊丝》的收入使我那在退隐庐时已囊空如洗的经济状况稍有了起色。我看到我可拿到将近一千埃居。我完成《新爱洛伊丝》之后立即着手写的《爱弥儿》已差不多要完工了，稿酬大概起码是上面钱数的两倍。我计划着把这笔钱存起来，给自己留一笔终身年金，连同我誊抄的收入，可以使我不用再写作而可以活下去了。我还有两部作品在进行之中。一部是《政治制度论》。我检查了这部书的情况，发现还得花上好几年。我没有勇气写下去，也没勇气等到它完成之后再执行自己的决定。因此，我放弃了这本书，决定把其中可以独立成篇的部分抽出来，然后把其余的付之一炬。我积极地推进这项工作，同时又不间断《爱弥儿》的写作，不到两年工夫，我便把《社会契约论》定稿了。
    还有一部是《音乐辞典》。这是打零工，可以随时去做，目的只是挣几个钱。我对这个零工可以随意放弃或完成，就看其他收入加起来算一算，看有无必要再挣这份钱。至于《感情伦理学》，仍旧停留在提纲阶段，我干脆把它给放弃了。
    我还有一个最后打算，如果我能完全放弃誊抄的活计，我就远离巴黎，因为不速之客络绎不绝，使我开支过大，而且又剥夺了我挣钱贴补的时间。因此，为了防止在我退隐之时人们所说的作家一旦搁笔必然苦闷彷徨的那种苦恼，我为自己准备好了一项工作——写我的回忆录——这可填补我的孤寂空虚，但我并不想在我生前将它付梓。我不知道雷伊怎么会心血来潮，早就逼着我写自己的回忆录。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一生中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值得回忆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我写的时候坦率直露，这回忆录就能变得有趣了，所以，我决心以一种没有先例的真实性来使这本回忆录成为一部无出其右的作品，以便使人们起码有这么一次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我总是笑话蒙泰涅（）①的假天真，他一面假惺惺地承认自己的缺点，但又谨小慎微地把它们都描写成可爱的小瑕疵而已。而我曾一直认为，并且现在依然认为，我总的说来，可算是人尖子，但依我看，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不管有多么纯洁，总不免窝藏着某些可憎的恶念。我知道，人们在社会上把我描绘得与我的原貌相去甚远，而且有时候歪曲得不成样子，以致尽管我丝毫也不想隐瞒自己的毛病，我若是亮出本来面目也还是只会有所得的。此外，写这本书就不得不把别人的真实面目也暴露出来，因此，该书也只能是在我以及其他许多人死后才能出版，这使我更加大胆地去进行忏悔，永远无须在任何人面前脸红了。于是，我便决心把我的闲暇用来好好地完成这项工作，并开始搜集可以引导或唤起我回忆的那些信件和材料，非常惋惜此前被我撕毁、烧掉、丢失的所有那些东西。
    这个绝对的隐遁计划是我平生所作的最入情入理的计划中的一个，它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而且，我已经在付诸执行了，可是，上苍却偏偏为我准备了另一种命运，把我投进了一种新的旋涡之中。
    蒙莫朗西原是以此作姓氏的名门望族的一片美丽的家产，后遭没收，就不再属于这家人家了。随后又被亨利公爵的胞妹带到孔代家族手中，名字蒙莫朗西便被改为昂吉安了。现在这片公爵封地已没有别的城堡了，只剩下一座旧塔楼，作收藏档案和接受僚属拜谒之用。但是，在蒙莫朗西（或昂吉安），可见一座私人宅第，是绰号“穷人”的克罗扎建造的，其富丽堂皇堪与最豪华的府第名实相符。这座美丽的建筑物的巍峨外观，它建在其上的那片平台，它那也许是世上绝无仅有的景色，它那出自名家绘过的宽阔沙龙，它那经著名的勒诺特尔（）①设计的花园，凡此种种，构成了一个巍峨之中透着淳朴之风的整体，令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卢森堡公爵元帅当时占着这个宅第，每年都要来这个他祖辈为其主人的地方两次，一共待上五六个星期，虽说是作为普通住户来的，但其排场绝不减当年家族的风光。在我搬到蒙莫朗西之后，元帅第一次来时，元帅及元帅夫人便派了他们的一个仆人前来代表他们向我问好，并请我有兴趣的话随时到他们那儿去吃晚饭。后来，他们每次来这里，都想着向我作出同样的问候和邀请。这使我回想起贝赞瓦尔夫人打发我去配膳房吃饭的事来。时代变了，但我依然故我。我绝不愿意让人给打发到配膳室去用餐，也不指望与大人物们同席共饮。我倒是宁愿他们让我保持本色，既别捧我，也别糟践我。我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地答复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的问候，但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我既身体不适，又生性胆怯、拙于言辞，一想到置身宫廷要人之中，便浑身发颤，所以都没敢进府拜谢，尽管我挺清楚他们是很希望我去的，但我也明白，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好奇，而非对我的青睐。
    然而，友好的表示接踵而至，甚至愈演愈烈。布弗莱伯爵夫人与元帅夫人关系极其密切，她来到蒙莫朗西之后，便派人来打听我的消息，并说是要来看看我。我有礼貌地回答了她，但并未松口。次年，一七五九年的复活节期间，既是孔蒂王府中人，也是卢森堡夫人圈中人的罗伦齐骑士，前来看过我好几次，我们这就认识了，于是，他便敦促我到府第去，但我还是没有去。最后，一天下午，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只见卢森堡元帅来了，身后还跟着几名仆从。这么一来，我就无法推脱了，只好去拜访他，并向他曾代表她向我恳切致意的元帅夫人表示敬意，否则将会被视作傲慢无礼和毫无教养的人。就这样，在凶多吉少的兆头之下，开始了我无法再一个劲儿地推脱的交往，但我在此之前，总有一种非常持之有据的预感，使我觉得避之唯恐不及。
    我极其害怕卢森堡夫人。我知道她和蔼可亲。十多年前，当她不是布莱尔公爵夫人的时候，当她还年轻貌美、艳丽可人的时候，我在剧场和迪潘夫人家中就见过她好几次。但人家都说她很坏，而这么高贵的一位夫人，有此恶名当然让我害怕了。但我一见到她，便为她倾倒了。我觉得她楚楚动人。她那风韵是经年不衰的，是最能引起我心灵震颤的。我原以为她的谈话必然是咄咄逼人、满含讥讽的，但恰恰相反，非常有趣。卢森堡夫人说起话来并不妙趣横生，并不字字珠玑，而且，严格来说，也不寓意深远，但甜美甘纯，虽语不惊人，却总让人听着愉快。她的恭维话尤因其质朴而更加醉人，就好像是脱口而出，未经琢磨，是她心声的自然流露，就因为她的心中洋溢着太多的感情。自第一次拜访时，我觉得就已经发现，尽管我神情木讷，笨词拙句，但她并不讨厌我。所有的宫廷贵妇，只要她们愿意，不管真心还是假意，都能让您这么以为，但是，并非所有宫廷贵妇都能像卢森堡夫人那样，使您产生这种极其温馨的想法，以至于您根本就不再会对此有所怀疑。要不是她儿媳妇蒙莫朗西公爵夫人，那个又精又刁、我想还有点好撩拨人的小疯婆子想着拉拢我，在她婆母对我倍加称赞之时，别有用心地说些虚情假意的话语，使我疑心她们在嘲弄我的话，我从第一天起，对卢森堡夫人很快就会完全信任了。
    要不是元帅先生那极端的善良向我证明他俩的美意也是出自真心的话，我也许很难摆脱在这两位夫人面前的那种疑惧。以我那腼腆性格，仅凭他的几句话就立即相信他是想平等待我的，这就够令人惊讶的了，而他也只是根据我的几句话立刻判定我是愿意淡泊功名的，这也许更加叫人惊奇了。他们夫妇俩都深信我有理由满足自己的现状，不愿有所改变，所以不管是他自己还是卢森堡夫人，都似乎一刻也不愿过问我的钱财和命运。尽管我对他俩对我的亲切关怀没有任何怀疑，但他们都从来没有提议为我谋个一官半职，也没有说是要尽力提拔我。只有一次，卢森堡夫人似乎想让我进法兰西科学院。我以宗教信仰为由推辞了。她说这不是个障碍，即使是，她也负责排除掉。我回答说，不管成为这么著名的机构的成员于我有多么荣耀，但我既然曾经回绝过特莱桑先生，也可以说是拒绝了波兰国王，不愿进南锡科学院，那我再要进任何一个科学院，都是不光明磊落的。卢森堡夫人没有坚持，所以此事也就没有再谈。与这么显赫的大人物结交，于我在一切方面都是有利的，因为卢森堡先生毕竟是，而且无愧是国王的知己，但我与他的交往却是那么淳朴，这与我刚刚抛开的那些所谓保护者朋友的那种经常不断的、既假惺惺又令人讨厌不已的关怀真是相去甚远，他们总在想方设法贬损我而不是帮助我。
    当元帅先生前来路易山看我的时候，我在我那唯一的房间里接待了他及其随从，显得十分尴尬，并不是因为我不得不让他在我的脏碟子破碗中间就座，而是因为我的地板已经烂了，在往下塌陷，害怕他的随从人多，把它完全给踩塌下去。我对自己的危险倒并不太在意，而是担心这位忠厚大人因其仁爱而遭到危险，所以便赶紧请他出屋，不顾天寒地冻，领他去了我那四面透风、没有壁炉的塔楼。他进了塔楼之后，我便告诉他为什么要把他领到这儿来。他把这事说给元帅夫人听了，因此，夫妇俩便敦促我在整修地板期间，同意在府里暂住，或者，如果我愿意的话，住到花园中间、人称“小城堡”的一座独立宅子里去。这座小宅子漂亮极了，值得谈上一谈。
    蒙莫朗西的园子（或称花园）不像舍弗莱特园子那样修建在平地上。它地势起伏，高低不平，小丘洼地夹杂其间，能工巧匠便据此而使树丛、饰物、溪流、景色变幻万千，可以说是通过匠心独运，把本身挺狭小的天地拓宽扩大了。园子高处为平台和城堡，底部形成一个隘口，面向山谷拓展开来，拐角处是一片池塘。隘口开阔处是一片柑橘园，而大池塘周围则被树丛和大树装点得非常美丽。在柑橘园和大池塘中间就是我所说的那座“小城堡”。这座建筑物及其周围的土地早先是属于大名鼎鼎的勒布伦的，这位大画师以他那装饰与建筑的绝妙美感建造并装饰了它。这座城堡此后虽经重建，但始终依照其第一位主人的蓝图。它虽小而简单，但很雅致。由于它位于谷底，置于盆地的柑橘园和大池塘中间，容易受潮，所以便从当中上下两层圆柱之间辟出一个列柱廊，使空气在整个小城堡内得以流通，因此，尽管地势低洼，仍能保持干燥。当人们从充作此宅远景的对面高处望过来时，它便完全像是被水围住了似的，人们还以为看见的是一座迷人的小岛，或者是以为看见了马约尔湖里的三个波罗美岛中人称Iso labella的最美丽的那座小岛。
    在这座幽静的宅子里，除了一层的一座舞厅、一间台球室和一间厨房外，一共有四套房间，他们便让我在这四套中随意挑选一套。我挑的是厨房上面的最小、最简单的那一套，连同厨房也归我了。这套房间干净得很，家具是白的和蓝的。就是在这幽深恬静的悠然环境之中，我置身于林木池水之间，听着各种鸟儿的欢唱，闻着柑橘花香，乐不知疲地写出了《爱弥儿》的
    第五章，书中那清新色彩大部分得益于我对写书时所处环境的强烈印象。
    每天清晨，日出时分，我是多么急切地跑到列柱廊上去呼吸那清香空气啊！我在列柱廊上同我的泰蕾兹单独在一起喝的牛奶咖啡有多么香醇啊！我的母猫和狗陪伴着我们。有了它俩做伴，此生足矣，永远也不会有片刻的烦恼。在那里，我恍如置身人间天堂，生活得犹如在天堂里一样的无邪，品尝着天堂里同样的幸福。
    七月里来这儿时，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对我关怀不尽，体贴入微，因此，住在他们家里，又备受照应，我无以回报，只有经常去看望他们。我几乎时刻不离其左右：我每天早上去向元帅夫人问安，在那儿吃午饭，下午同元帅一起散步，但我不在他们那儿吃晚饭，因为宾客如云，而且对我来说，饭吃得也太晚。直到这时为止，一切都顺顺当当的，如果我知道适可而止的话，也绝不会有什么害处。但是，我在友情上从来不知道保持中庸，不知道左右逢源即可。我总是要么实心实意，要么形同路人。不久，我便变得实心实意了。我看见自己被一些身高位显的人所款待，所宠爱，便忘乎所以，以为与他们结下了只有与之平起平坐的人才有的一种友谊，行为举止上，与他们亲切随便至极，可他们对待我时，却始终未曾减少他们使我习惯了的那种礼貌。不过，我同元帅夫人在一起时总是不那么自在。尽管我对她的性格心理还不完全踏实，但我更怕的倒是她的聪明才智。正是由于这一点，她让我肃然起敬。我知道她在交谈时很难伺候，而且也知道她有权这样。我知道女人们，特别是贵妇人们，喜欢绝对地开心畅怀，知道宁可冒犯她们也别让她们觉得厌烦，因此，我根据她对刚刚离去的客人们说的话的反应，判断出她对我的笨嘴拙舌该有什么想法了。我想到了个权宜之计，以摆脱我在她面前说话时的那份尴尬：念书给她听。她曾听说过《朱丽》那本书，她知道正在付印，她表示很想尽快看到这本书，我便主动提出念给她听，她同意了。我每天上午十点光景去她屋里，卢森堡先生也来，我们便把门关好。我就坐在她床边念，我把书稿掐算好了，即使他们此行没有提前结束（）①，也够他们在这儿期间读的。这个权宜之计大获成功，超出了我的预料。卢森堡夫人迷上了《朱丽》及其作者。她一开口总谈起我，关注的也只是我，整天都对我说一些中听的话，每天总要拥抱我十次。她要我吃饭时总坐在她身边，要是有几个大人物想占我的位子，她就对他们说那是我的座位，让他们坐到别的位子上去。可想而知，像我这样一个稍微一点爱意便为之倾倒的人，她的这番美意会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真的恋上她了，同她对我所表示的依恋不相上下。看见她这么入痴入迷，又感到自己缺少风趣，难以为继，所以我非常担心的是，她的这种痴迷会变成厌恶。不幸得很，这种担心简直是太有根据了。
    在她和我的气质上，一定是有着一种天然的对立，因为除了我在谈话中甚至在书信中随时冒出的蠢话而外，就是当我同她在一起相处甚得之时，也会有些事情让她觉得不快，而我却还没搞懂是什么原因。我将只举一个例子，其实，我可以举出好多例子来的。她知道我在替乌德托夫人誊抄一份《新爱洛伊丝》，按页计酬。她也想弄一份，也照页付酬。我答应了她。因此，我便将她归入我的主顾之列，并就此给她写了一封信，表示感激和客气。至少，我是这么想的。下面是她给我的回信（信函集C，第四十三号），我看了简直像是从云端坠落下来。
    我很欣然，我很高兴。您的来信让我感到无尽的欢快，因此我急急忙忙地写信告诉您，并向您表示谢意。
    您在信中说：“尽管您肯定是我的一位很好的主顾，但我觉得羞于要您的钱：按理说，应是我来支付我所得到的为您干活的乐趣的。”对此，我不必对您多说了。我很遗憾您从未谈起过您的身体状况。没有什么比您的身体更让我关心的了。我真心实意地喜欢您，而且，我可以实实在在地对您说，我把这一点写信告诉您，我觉得很伤心，因为我若是亲口对您说会很高兴的。卢森堡先生爱您，并衷心地问候您。
    星期二，于凡尔赛
    接到此信，我急着要回她一信，一面反复地琢磨我信上的话，以便悟出她在什么地方产生了误解，可是，我怀着可想而知的惴惴不安的心情，琢磨了好几天，始终也没弄明白。最后，我就此给她写了最后的一封信：
    上封信发出之后，我一遍又一遍地琢磨了我的那段话。我照它的本来的、自然的意思作了思考，又照别人可能对它作出的各种各样的理解思来想去，可是，元帅夫人，我坦白地对您说，我现在已不知道是我应该向您致歉呢，抑或您该向我致歉。
    一七五九年十二月八日，于蒙莫朗西
    这些信写的时候距今已十年了。从那时起，我便经常回想它们，可我至今仍在这一点上糊涂至极，始终弄不明白，她在那段话里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且莫说是冒犯，就说是使她不快的地方。
    关于卢森堡夫人想要的那份《新爱洛伊丝》手抄本，我应该在此说一下我想了什么办法，以使它比其他手抄本有明显的长处。我还写过一部《爱德华爵士奇遇记》，并且犹豫了很久，无法决定是否将它全部或部分地插进我觉得缺少它似的这部作品中来。但最后，我还是决定将它全部删掉了，因为它与全书格调不同，会损害全书那种动人的淳朴风格的。认识了卢森堡夫人之后，我又有了一个更强有力的理由了：在这部奇遇记中，有一位罗马的侯爵夫人，其性格十分可憎可鄙，有些地方虽说是不能往卢森堡夫人身上扯，但对于那些知晓其名的人来说，就可能会说是在影射她的了。因此，我非常庆幸自己所采取的删削决定，并且付诸实行了。但是，因为心血来潮，想要在给她的那份手抄本中加上一些别的抄本中所没有的东西，我竟然又想起了那篇不幸的奇遇记来，计划着搞个缩写加进去。真是鬼使神差，这只能说是那总在把我往绝路上拖拽的盲目宿命在作祟，否则无法解释我为何如此荒唐无稽！
    Quos vult perdere Juppiter dementat．（）①
    我傻乎乎地殚精竭虑、颇费工夫地写好了这个缩写，把它像稀世珍宝似的寄给了她，还煞有介事地事先向她声明，原稿我已烧毁，这篇缩写是专给她一个人的，谁也看不到，除非她自己拿给别人看。这么做，非但未能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向她表明我的谨慎小心，守口如瓶，反而等于是在告诉她我自己就觉得有影射之嫌，可能会冒犯她。我真是蠢到家了，竟然深信她会对我的做法颇为满意的。她并没像我企盼的那样，就此向我大加恭维，而且，令我极其惊讶的是，她竟从来也没跟我谈起过我给她寄去的那篇缩写。而我则一直为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洋洋得意，只是在很久之后，我才根据其他一些迹象，推断出它所产生的后果。
    为了她的这份手抄本，我还有过一个比较合理的想法，但其后果虽然长远之后才出现，仍旧没少让我深受其害。命中注定让一个人遭殃，什么倒霉的事全都接踵而来！我想着要用《朱丽》上的版画图稿来装饰这个抄本，因为原图稿正好与这个抄本同样大小。于是，我便向库安德索要原图稿，因为它无论以什么名义都该属于我，更何况我还把销量很大的版画收入让给他了。库安德不像我那么蠢笨，他狡猾透顶。他见我一个劲儿地追讨图稿，终于知道我意欲何为。于是，他借口要在原图稿上增加点装饰，扣住不放，最后自己亲自送去。
    Ego versiculos feci，fnlit alterhonores．（）①
    库安德因此而得以堂而皇之地踏入卢森堡府第。自从我住到“小城堡”之后，他常来看我，而且总是一大早就来，特别是当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在蒙莫朗西的时候。这样一来，我白天就得陪着他，根本去不了主人的大城堡了。主人当然要责备我，因此我便说出了没去的原因。于是，他们便催我把库安德先生带去，我照办了。这正是那个滑头所追求的目的。就这样，由于人家对我的一片好心，泰吕松先生的一个小职员——主人在没有别人同桌的情况之下，有时也赐他一座的——突然之间便被邀请去与一位法兰西元帅同席，与亲王、公爵夫人以及宫中所有显贵坐在一起。我将永远也忘不了，有一天，元帅先生必须尽早回巴黎去，午饭后便对众宾客说：“我们到圣德尼那条道上去散步，送送库安德先生。”可怜的小伙子受宠若惊，简直就不知如何是好了。我也激动不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在后面跟随着，像个孩子似的眼泪直流，真想亲吻这位仁慈的元帅的足印。这个手抄本的故事让我把许多以后的事情提前在这儿说出来了。还是就我记忆所及，按部就班地继续往下写吧。
    路易山的小屋一修葺完毕，我便让人收拾得干干净净，布置得简单朴素，然后便搬回来住下了，因为我不能放弃我离开退隐庐时所立下的规矩：始终要有一个属于我的居所。可我又舍不得离开“小城堡”的那套房间，因此，我留下了房间钥匙，并且，因为非常留恋在列柱廊上的美好的早餐，便常常去“小城堡”过夜，有时候，一住就是两三天，仿佛是去住乡间别墅一般。我当时也许是欧洲住得最好、最惬意的一个平民百姓。我的房东马达斯先生是世界上第一好人，让我全权处理路易山房屋的修葺，而且要我随意支配他的工匠，他自己根本就不掺和。因此，我便想法把二楼的唯一一个房间改成一个小套，辟成一间卧房、一间过厅和一间藏衣间。楼下是厨房和泰蕾兹的卧室。塔楼里装了一个很好的玻璃隔板和一个壁炉，充当我的书房。我在书房里时，以装饰平台当消遣。平台上已有两行菩提幼树遮阴，我又在那儿添了两行，做成一个绿荫书斋。我在平台上放了一张石桌和几张石凳，并在平台周边种了一些丁香、山梅、忍冬，还搞了一个漂亮的花坛，与两行树木平行。这个平台比大城堡中的平台要高，景色起码与之一样美丽，而且，我还在上面养了无数的鸟儿。它成了我的客厅，以接待卢森堡先生和夫人、维尔罗瓦公爵先生、坦格利亲王、阿尔芒蒂埃尔侯爵先生、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布弗莱公爵夫人、瓦兰蒂诺瓦伯爵夫人、布弗莱伯爵夫人以及与他们地位相当的其他一些人物。他们不顾一段十分累人的坡道，从大城堡前来路易山拜访。他们之所以前来拜访，全仰仗的是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对我的厚爱。我深深感到了这一点，心中对他俩感激不尽。正是出于这种感激涕零，我有一次拥抱卢森堡先生时对他说：“啊！元帅先生，我在认识您之前，很恨大人物，而自您让我深切地感觉到他们是那么容易受到人们的崇敬之后，我就更恨他们了。”
    此外，我敢问所有在这一时期见过我的人，他们是否看到过这番荣耀有过一时一刻使我忘乎所以？这股香气是否冲昏了我的头脑？他们是否看到我在举止上前后不一了？在态度上不那么单纯了？同平民百姓不那么密切了？同左邻右舍不那么亲密无间了？在我能帮人时，是否有过讨厌人家给我增添的无数的、往往是不应有的麻烦而不那么痛痛快快地帮助别人了？诚然，我的心因对主人的真诚依恋而被吸引到蒙莫朗西府第去，但它依然在把我领回到了我的左邻右舍中间，前去尝尝对我而言，除此而无幸福可言的那种平等和淳朴生活的甘美。泰蕾兹同名叫皮约的邻居、泥瓦匠的女儿交上了朋友，我也同她父亲成了好友。为了取悦元帅夫人，我上午前去府第，不无拘束地吃完午饭之后，便心急火燎地跑回来，跟老好人皮约及其家人一起吃晚饭，有时在他家，有时在我家。
    除了这两个住处而外，我不久又在巴黎卢森堡府中有了第三个居所。两位主人一再坚请我抽空去那儿看看他们，所以我也就答应了，尽管我对巴黎已深恶痛绝。自从我搬到退隐庐以后，我除了已经说过的那两次而外，再没去过巴黎。不过，我也只是在约好的日子里去的，纯粹是去吃晚饭，第二天一大早便回来了。我进出巴黎走的都是面对大马路的那座花园，所以，我可以绝对精确无误地说，我没把脚踏上巴黎的街道。
    在这过眼云烟似的飞黄腾达之中，预示着其结束的一场灾祸早就在酝酿了。我回到路易山不久，同往常一样，不由自主地便又结识了一个人。此人在我的一生中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家读到下面就将可以判断得出是福还是祸。那就是我的芳邻韦尔德兰侯爵夫人，她丈夫刚在蒙莫朗西附近的索瓦西买下了一座别墅。她原叫达尔斯小姐，是达尔斯伯爵的女儿。伯爵是个有地位的人，但一贫如洗，因此便把女儿嫁给了韦尔德兰先生。后者又老又丑又聋，而且脾气粗暴、凶狠，醋劲很大，面带刀疤，还是个独眼，但是，如能顺着他的毛，他还是个好人，而且，还有一万五到两万利弗尔的年金。她就是冲着这份年金嫁给他的。这个宝货就知道咒骂、吼叫、训人，大发雷霆，弄得自己的妻子整天哭哭啼啼，最后还是满足妻子的要求，但这样仍旧让妻子发火，因为她非要让他承认是他自个儿愿意满足她的要求的，而并非是她逼迫他干的。我提到过的马尔让西先生是这位妻子的朋友，后来又成了她丈夫的朋友。几年前，他把靠近奥博纳和昂蒂里的马尔让西堡租给了他们，我同乌德托夫人卿卿我我的时候，他们正住在那儿。乌德托夫人和韦尔德兰夫人是通过她俩共同的朋友奥伯台尔夫人结识的，由于马尔让西花园正好横在去乌德托夫人所喜爱散步的奥林匹斯山的路上，韦尔德兰夫人便给了她一把园门钥匙，让她好穿过去。有了这把钥匙，我也常同她一起穿过那座花园。但是，我不喜欢没约会就碰到人，所以，当韦尔德兰夫人偶然待在我们要去的路上时，我便让她俩单独聊聊，不插一句话，只顾自个儿往前走。这种缺乏风度的态度大概不会让她对我产生好的印象。然而，当她在索瓦西的时候，还是找上我的门来。她来路易山找过我好几次，但都没见到我，而且，见我不去回访她，便想出逼我前去的法子，给我送了几盆花来装饰平台。这样我就不得不去登门致谢了。一来二往，我们便熟识了。
    与她的结识，同我被迫结识的所有人一样，一开始便风波四起，甚至可以说是从来就没有消停过。韦尔德兰夫人与我的气质过于格格不入。她的俏皮话和讽刺语张口就来，必须时刻提防着，否则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被人嘲弄了，我觉得这太累人了。我想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足以说明这一点。她兄弟刚奉命指挥一艘三桅战舰去追打英国人。我便谈起如何装备这艘战舰而又不致影响它的轻快的方法。“是呀，”她以极其平淡的口气说，“只要装上够打仗用的大炮就行了。”我很少听见她在背后说她朋友的好话而不带点讥讽的。她即使不朝坏处想，也要往滑稽可笑处看，连她的朋友马尔让西也不能幸免。我觉得她还有一些让人受不了的地方，譬如，她老是给你捎个口信，送点小礼物，写个便笺什么的，我就得白费力气地去答复，总是弄得你左右为难，不知是收下的好，还是拒绝的好。可是，由于经常见到她，我终于对她产生了感情。她有她的苦恼，与我同病相怜。我俩相互倾诉，使彼此间的单独相处变得有趣了。没有什么比一起伤心落泪的温馨更能让两情相依的了。我俩都在找机会互相安慰，而这种需求常常使我原谅了她的许多事情。我曾经在坦诚待她时表现得极其粗暴，因此，在有时不太尊重她的性格之后，现在则必须真的对她大加重视，才能相信她会真心原谅我。下面是我有时给她写的信中的一个样品，必须指出，她对这种信所写的回信中，从未显出过有一丝一毫的不快。
    您对我说，夫人，您没把话说清楚，您那是为了告诉我，我说的话词不达意。您跟我说起您所谓的愚蠢，无非是让我感觉出自己的愚蠢来。您夸自己是个太实在的女人，仿佛您害怕别人抓住这话去这么认为您似的，而您之所以向我表示歉意，为的是告诉我，我应向您道歉。是呀，夫人，这我很清楚，是我愚蠢，我是太实在的人，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比这还要更糟。是我用词不当，不能让像您这样的一位注意言辞又善于辞令的法国贵妇人满意。不过，请您注意，我是按照语言的通常意思来遣词造句的，根本就不懂也不想考虑巴黎道德高尚的社交场合中所赋予语言的那种高雅含义。诚然，有时候我的用语模棱两可，但我总尽力用我的行为举止来确定其含义……
    十一月十五日，于蒙莫朗西
    此信的余下部分差不多也是这种口气。请参看她的回信（信函集D，第四十一号），看一看一个女人的心有多么不可思议地委婉，竟至对这样的一封信，不仅在回信时，甚至在见到我时，也都没有流露出任何反感。库安德善于投机钻营，竟至肆无忌惮，厚颜无耻，我所有的朋友家他都往里面钻。不久，他便以我的名义挤进韦尔德兰夫人家中，而且，背着我，很快便比我同她更加热络了。这个库安德简直是个怪人。他打着我的旗号钻到我所有的熟人家里，大模大样地待下，又吃又喝。他热情满怀地替我说话，谈起我来时总是眼泪汪汪的，可是，来看我的时候，他却对他的所有这些交往以及他明知我会感兴趣的事，总是讳莫如深。他非但不把他听到的、谈到的或者是看到的有关我的事告诉我，反而听我说，还要刨问我。他对巴黎的事，除了我告诉他的，就一无所知。总之，尽管大家都跟我谈起他，可他却从来不跟我谈起任何人。他只对我这个朋友守口如瓶，神秘莫测。不过，暂且按下不表库安德和韦尔德兰夫人。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他们的。
    我回到路易山不几时，画家拉图尔便来看我，把为我画的那幅色粉肖像画也带来了。此画几年前他曾放在沙龙里展览过。他曾想把此画送我，我没有接受。但埃皮奈夫人曾把她的肖像画给过我，并想要我的那幅肖像画，便怂恿我再去向他讨来。拉图尔又花时间把此画润色了一番。在此期间，我同埃皮奈夫人绝交了，并把她的画还给了她。既然无须再把我的画送她，我便把它挂在“小城堡”我的卧室里了。卢森堡先生来后看见了，觉得此画甚好。我提出送与他，他接受了，我便派人给他送了去。他和元帅夫人都清楚，如果能得到他俩的肖像，我会很开心的。于是，他们便让高手绘制了两幅袖珍肖像，嵌于整块水晶石制作的一只镶金糖果盒上，郑重其事地把它当作礼物赠送给我，使我欣喜异常。卢森堡夫人从不愿意答应让自己的肖像嵌于盒子上面。她曾多次责怪我爱卢森堡先生胜过爱她，我也从未就此争辩过，因为这是事实。她用这种镶嵌她肖像的方式，极其委婉地，却是明白无误地向我表明，她没有忘记我的这种偏爱。
    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干了一件蠢事，无助于我保持她对我的恩宠。尽管我根本就不认识西鲁埃特（）①先生，也并不喜欢他，但我对他的行政措施很感佩。当他开始对金融家下手的时候，我便看出他开始动作的时机不好，但并未因此而不衷心祝愿他旗开得胜。当我听说他被调职的时候，我那股傻劲儿又上来了，给他写了下面的这封信，我可以肯定，我并不想为此信正名。
    先生，请接受一个离群索居者的敬意。此索居者您并不认识，但他因您的才能而对您深为敬重，因您的施政纲领而对您十分景仰，他因仰慕您而认为您在其位不会长久。您因只能舍这误国的京都才能救国，而置唯利是图者的叫嚷于不顾。看见您狠狠惩治那帮浑蛋，我曾一直羡慕您的有职有权；看见您虽然离职，但矢志不移，我深感钦佩。您应该对自己感到满意，先生，因为您的官职给您留下了一个美名，将没有人能与您相提并论。骗子们的诅咒正是正直之人的光荣。
    一七五九年十二月二日，于蒙莫朗西
    卢森堡夫人知道我写过这封信，复活节期间，她来时跟我谈起了它。我把信给她看了，她说想要一份抄件，我便送了一份给她。但是，我在给她时，并不知道她也是那帮关心分包税并使西鲁埃特离职的唯利是图者中的一分子。从我所干的所有的蠢事来看，就好像我是有意要激起一位可亲可爱又有权有势的女人的仇恨似的，其实，说实在的，我对这个女人日益依恋，远非想要失去她对我的恩宠，尽管我由于愚蠢透顶，尽做些必遭倒霉的事情。我想用不着多说，我在上卷中谈到的特隆桑先生的鸦片制剂的事与她有关，另一个女人则是米尔普瓦夫人。她俩谁都没有对我再提起此事，也没有丝毫还记得此事的样子。但是，要说卢森堡夫人真的会忘掉这事，即使你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觉得那也是太难以相信了。而我则对于自己干的蠢事的后果稀里糊涂，自以为没有故意作出任何冒犯她的事来，却不知女人是永远不会宽恕这等蠢事的，即使她心里非常明白你绝不是故意这么干的。
    然而，尽管她装作什么也没看出来，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尽管我还没有发现她的热情有所减退，她的态度有所改变，但是，一种确有根据的预感在继续，在增强，使我每每感到不寒而栗，担心她的热情很快将变成对我的厌烦。我能指望这么高贵的一位夫人持之以恒地善待我这个不知好歹的人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掩饰闷在心里的那种令我惴惴不安、令我更加忧心忡忡的预感。下面的这封信包含着一个很特别的预言，大家从中将可看出我的忧愁来。这封信在草稿上没有注明日期，最迟是一七六○年十月写的。
    你们的善意是多么残忍啊！为什么要扰乱一个本已弃绝生活乐趣、免得再生烦恼的索居者的平静呢？我一辈子都在寻求牢固的友情，但未免枉然。在我以前可以取得的地位中，我都没有结下这种友情，难道我还该在你们这么地位高贵的人中去寻求吗？权与利都动不了我的心了。我既不虚荣，也不胆怯。我能抗御一切，除了柔情。为什么你们俩都在向我必须克服的弱点进攻呢？我们地位悬殊，光凭柔情的表露就会将我的心贴近你们吗？对于一颗一往情深、只能感受友情的心灵来说，单是感激就足够了吗？友情，元帅夫人！啊！这正是我的不幸！对于您，对于元帅先生，使用这个字眼儿只是觉得美而已，可我却荒唐地拿你们当了真。你们是在玩玩耍耍，而我却执着情深，但玩耍完了，又给我带来了一些新的惆怅。我多么痛恨你们的所有那些头衔啊！我又多么为你们有那些头衔而惋惜啊！你们为什么不住在克拉兰斯（）①！那我就可以去那儿寻觅我人生的幸福了。可蒙莫朗西城堡呀，卢森堡府第呀，难道人们应该在这些地方看到让-雅克吗？一个平等之友难道应该把一颗心的爱送到这些地方去吗？这颗温情的心，它以爱来报答人们对它的尊敬，以为完全地报答了它所受到的爱了。您是善良而多情的，这我知道，也已看到。我很遗憾没能更早一点相信这一点，但是，由于您所处的地位，由于您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能给人以持久的印象的，而且，那么多的新事物在互相抵消，以至没有一个能留存下来。夫人，您在使我无法再效仿您之后，将会忘掉我的。我的不幸多数是您所造成的，所以您是不能得到谅解的。
    我在信中把卢森堡先生也扯上了，免得她觉得我的这番恭维难以承受，因为，我对卢森堡先生毕竟深信不疑，对他的友谊的持久性未曾有过丝毫的担心。元帅夫人使我感到的害怕，从未有一时一刻使我连带着对他也担心害怕起来。我知道他生性软弱，但为人可靠，所以，对他的品行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我并不担心他会冷漠无情，诚如我并不指望他会有一种豪迈之情。我俩相处时的朴实和热络表明我们彼此有多么信赖。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只要我活着，我就将永远崇敬、爱戴这位高尚的大人物，而且，无论别人如何想方设法地离间我们，我也始终坚信，他至死都将是我的朋友，仿佛我听见他的临终遗言一般。
    一七六○年，他们第二次来蒙莫朗西休憩时，《朱丽》已经读完，我便借助于对《爱弥儿》的朗读，好在卢森堡夫人身边待下去。但这一次未能奏效，或许是题材不合她的口味，或许是老这么读，终于使她觉得厌烦了。然而，因为她责怪我让书商们坑了，想叫我让她负责找人刊印此书，以便让我从中获取最好的效益。我同意了，但我特别提出，不得在法国付梓。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争执了很久，因为我认为不可能得到默许，甚至去请求默许都是不谨慎的，而我又不愿未经默许便让它在法兰西王国刊印，可她硬说即使在政府现已采取的制度之下，通过审查也并不犯难的。她想出办法来，让马尔泽布尔先生也同意了她的意见。马尔泽布尔先生就此事亲笔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向我表明《萨瓦副本堂神甫的信仰》正是一部到处能受世人赞赏的作品，而且，就当时情况而言，连宫廷也会赞许的。我看到这位一向胆小怕事的官员，在这件事上竟如此地随和通融，感到非常惊奇。由于一部书只需经他首肯，印制即为合法，所以我也就不再对印制此书表示异议了。然而，出于一种特别的考虑，我仍旧要求让该书在荷兰付印，并且交由书商内奥姆印制。我不光是指明了书商，还把印书的事预先通知了他。但我还是同意这一版由一位法国书商经销，书印好后，想在巴黎或别的什么地方发行都可以，因为这种销售与我无关。卢森堡夫人和我正是这么商定妥了的，而且，我随后便把我的手稿交给了她。
    她这次前来还带上了她的孙女布弗莱小姐，即今日之洛赞公爵夫人。她的芳名叫阿梅莉，是个迷人的姑娘。她确实有着一个处女的容貌、温柔与娇羞。没有什么比她那面庞更加可爱、更加有趣的了，没有什么比她使人产生的印象更加温馨、更加纯洁的了。再说，她还是个孩子，还不足十一岁。元帅夫人觉得她太胆怯，便变着法子来激发她。元帅夫人曾多次允许我亲她，我便以惯常的那种郁郁寡欢的神情亲了她。换了别人会说出种种甜言蜜语来，可我却一言不发地待着，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究竟是那可怜的姑娘还是我自己更害臊。有一天，我在小城堡的楼梯上碰见她，她刚去看过泰蕾兹，她的女管家还在同泰蕾兹说话。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些什么，便提出亲她一下。她心清无邪，没有拒绝，因为当天早上她还尊奉祖母之命，并当着祖母的面，接受过我的一个吻。第二天，在元帅夫人床边读《爱弥儿》时，我正巧读到我不无道理地责备自己头一天所干的事情的类似的一段。她觉得我的想法很正确，还就此说了一些很合乎情理的话，羞得我满面通红。我真是百般诅咒我那不可思议的愚蠢，它使我往往表现出一副下流、罪孽的样子，其实我只不过是愚笨和窘迫而已！这种愚蠢，在一个大家都知道并非不聪明的人身上，人家甚至会以为是一种虚假的辩解。我可以发誓，在这个受人大加鞭笞的一吻以及其他的吻中，阿梅莉小姐的心灵和感官不会比我更加纯洁。我甚至可以发誓说，如果当时我能避免遇上她的话，我是会避开她的，这倒并不是我很不乐意见到她，而是因为不能临时想出好听的话语来对她说而颇觉尴尬。一个连国王们的权力都没有吓倒的人，怎么可能让一个孩子吓住呢？究竟如何是好呢？脑子里没有一点随机应变的能力，怎么做才对呢？如果我不得不与所遇到的人说话，准保要说出蠢话来的，可如果我什么都不说，又准被认为是一个愤世嫉俗者、一只野性十足的猛兽、一头大熊。要是我真的是个十足的蠢蛋，可能于我更加有利一些。可是，我在社交场上缺乏的才能，反而成了毁掉我所具有的才能的工具了。
    就在此次休憩结束之时，卢森堡夫人做了一件好事，其中也有我的份儿。狄德罗因为很不谨慎，冒犯了卢森堡先生的女儿罗拜克亲王夫人。后者所保护的人帕利索便通过喜剧《哲学家们》来为她出气。在这部喜剧中，我被嘲讽，而狄德罗则被挖苦得极其厉害。作者在剧中对我稍许手下留情了，我想，不是因为他欠我的情，而是害怕得罪他的保护人的父亲，因为他知道她父亲喜欢我。我当时尚不认识的书商迪舍纳，在该剧本印成之后，给我寄了一本。我怀疑他是受帕利索的指使。帕利索也许以为我看到我已与之绝交的一个人被抨击得体无完肤一定会很开心的。他大错特错了。我认为狄德罗是多嘴多舌而又软弱，而不是生性恶劣，所以，我虽与他绝交，但仍旧在心中保存着对他的爱戴，甚至敬重，并且保持着对我们旧情的尊重，因为我知道这段旧情无论是他还是我，长期之间一直是真心实意的。同格里姆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了。格里姆生性虚假，从未爱过我，他甚至都谈不上爱别人。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抱怨的，只是为了满足他那阴暗的嫉妒心，便满心喜欢地戴上假面具，变成我的一个最凶狠的诬蔑者。格里姆对我来说已不值一提了，但狄德罗将永远是我的旧友。看到这个可鄙的剧本，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竟至无法卒读，所以没有读完，我便将它寄还迪舍纳，并附上如下的一封信：
    先生，我溜了一眼您给我寄来的剧本，看见自己在其中受到赞扬，不胜惶恐。我不接受您的这份可憎可鄙的礼物。我深信，您在给我寄它时，根本不想侮辱我，但您不知道，或者是忘了，我曾有幸成为一个可敬之人的朋友，可此人竟在这个诽谤剧中被可耻地玷辱和诬蔑了。
    一七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于蒙莫朗西
    迪舍纳把我的这封信拿出来让人看了。狄德罗知道后本该深为感动的，可他却十分恼火。他自尊心很强，不能原谅我这侠义之举，显得高他一筹。而且，我知道，他妻子到处大放厥词，辱骂我，但我倒并不介意，因为我很清楚，人人都知道她是个泼妇。
    狄德罗也没歇着，他找到了莫尔莱神甫来替他报仇。莫尔莱仿效《小先知书》，写了一篇短文，题为《梦呓》，反对帕利索。但他在文中大失检点，冒犯了罗拜克夫人，被她的朋友们让人把他关进了巴士底狱。因为就她本人而言，她生性不爱记仇，而且当时已经奄奄一息了，我深信她没有参与这事。
    达朗贝尔因跟莫尔莱神甫过从甚密，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请求卢森堡夫人出面搭救他，作为感谢，答应在《百科全书》中对她写上溢美之词，下面是我的回信：
    先生，我没有等您来信就向卢森堡元帅夫人表达了莫尔莱神甫的被捕使我感到的痛苦。她知道我对此事的关切，她也将知晓您对此事的关注，而且，只要她知道莫尔莱神甫是个优秀的人，她自己也就会对此事表示关心的。不过，尽管我有幸受到她和元帅先生的青睐，使我平生感到安慰，尽管他们久闻您朋友的大名，会对莫尔莱神甫予以帮助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在这件事上究竟会利用他们的地位以及他们人品的影响到什么程度。我甚至不相信那报复之事像您似乎认为的那样，与罗拜克亲王夫人有关。即使真的与她有关，您也不该指望复仇的快乐是只属于哲学家们所有的。哲学家们想当女人，女人们就会当哲学家。
    我将把您的信呈送卢森堡夫人，她一有什么说法，我将立即告诉您。在此期间，以我对她的深切了解，我可以事先向您保证，即使她乐意出面搭救莫尔莱神甫，她也根本就不会接受您所说的那种在《百科全书》中表示的感谢的，尽管她会引以为荣。因为她行善并非是为图赞美，而是为了让她的善良之心得到满足。
    我竭尽全力地激发卢森堡夫人的热情和善心，以解救那个可怜的被囚人，结果成功了。她专门去了一趟凡尔赛，去看圣佛罗兰丹伯爵先生，因此而缩短了她在蒙莫朗西小住的时日。与此同时，元帅先生也不得不离开蒙莫朗西去鲁昂，因为诺曼底议会有些不稳，国王派他去那儿当总督，以稳定局势。下面是卢森堡夫人走后第三天给我写来的信（信函集D，第二十三号）：
    卢森堡先生已于昨晨六时走了。我还不知道我是否去。我在等他的消息，因为他自己也不清楚要在那儿待多久。我见过圣佛罗兰丹先生了，他很愿意为莫尔莱神甫出力，但他发现此案之中有一些障碍，不过，他希望下周晋见国王时一下子就把它们给扫除掉。我也请求过，别把他流放了，因为正在议论此事，要把他发配到南锡去。先生，这些就是我已获得的结果，但我答应您，此案若不像您所希望的那样得到解决，我就绝不让圣佛罗兰丹先生安生。现在，请让我告诉您，这么早早地离开您，我有多么惆怅，不过，我很高兴您并未猜想到我的这种心情。我衷心地、终生地爱您。
    星期三，于凡尔赛
    几天之后，我接到了达朗贝尔如下的这封信（信函集D，第二十六号），令我真的高兴不已：
    多亏了您的奔忙，我亲爱的哲学家，神甫已经出了巴士底狱，他被捕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他马上就要到乡下去，并同我一起向您表示无限的感激与敬意。Vale et me ama。（）①
    八月一日
    几天之后，莫尔莱神甫也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信函集D，第二十九号），可我觉得此信中并未流露出什么激动之情，而且似乎有点在贬低我所给予他的帮助。此后不久，我发觉达朗贝尔和他在卢森堡夫人面前可说是——我不说取我而代之——继承了我的位置，夺去了我在她心目中的地位。然而，我根本没去猜想是莫尔莱神甫促成我的失宠的，我太敬重他了，不会去这么猜疑他的。至于达朗贝尔先生，我在此先不说什么，我以后还要谈到他的。
    在这同一时期，我又遇上另一件事，使我给伏尔泰写了最后一封信。他见信后大吵大嚷，仿佛受到极大的侮辱似的，可他又从未将此信拿给任何人看。我将在此把他所不愿做的事给补做上。
    特吕布莱神甫我有点认识，但很少谋面。他于一七六○年六月十三日给我写了一封信（信函集D，第十一号），告诉我他的朋友及信友福尔梅先生曾经在其报上登了我致伏尔泰先生论及里斯本灾难的信。特吕布莱神甫想知道这封信是怎么印出来的，并以他那精明而狡狯的鬼把戏，问我若把此信重印的话将意下如何，可他却不愿将自己的意思告诉我。由于我打心眼里痛恨这种奸诈之人，我像应该的那样向他表示了谢意，但口气很严厉。他虽感觉到了，可并未妨碍他巧言令色地又给我写了两三封信，直到他知道了他早就想要知道的所有一切为止。
    不管特吕布莱可能怎么说的，我反正很明白，福尔梅根本就没找到那封印出来的信，而那封信第一次印出来正是出自他的手。我知道他是个无耻的剽窃者，毫不客气地拿别人的作品为自己牟利，尽管他还没无耻到极点，把一本已出版的书的作者名字抹掉，换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拿去出售赚钱。可那信的原稿是怎么落到他的手里的呢？问题就在这里。这问题并不难解决，可我头脑简单，竟为之犯难。尽管伏尔泰在这封信中被推崇备至，可是，如果我不得到他的认可便将信让人印了出来，不管他自己的做法有多不正派，他还是大有理由抱怨的，因此，我决定就此给他写一封信。下面就是那第二封信，他没有回我这封信，而且为了更加随意地大发脾气，他还假装被这封信给气疯了。
    先生，我一直以为绝不会再与您通信的。但是，得知我于一七五六年给您的那封信在柏林印了出来之后，我对此的所作所为，我得告诉您，并将真诚朴实地完成这一义务。
    这封信因为是确确实实写给您的，所以就绝不是旨在付印的。我以保密为条件，把它抄给三个人看了。因为，出于友谊的缘故，我不得不这样做，而且他们三人也因同样的原因，更不能践踏自己的诺言，滥用手中抄件。这三人就是迪潘夫人的儿媳舍农索夫人、乌德托伯爵夫人以及一位名叫格里姆先生的德国人。舍农索夫人一直希望这封信能印出来，并因此而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回答她说得看您的意思。她便征求您的意见，您拒绝了，因此此事就搁下不提了。
    可是，我与之并无任何关系的特吕布莱神甫先生刚刚写信给我，满怀真诚的关怀对我说，他收到一份福尔梅先生的报纸，见到了这封信，还附有一编者按，日期是一七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说是他于几个星期之前，在柏林的书商处发现的，而且还说，由于是印在一页活页纸上的，一经散佚即难复得，所以他觉得应该登在他的报纸上。
    先生，我对此事所知晓的就是这些。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在此之前，在巴黎尚无人听说过这封信。还有一点也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落入福尔梅先生手中的那一份，无论是手抄件还是印刷件，只能是从您那儿——这好像不大可能——或者是从我刚刚提到的那三个人中的一人手中漏出去的。最后，还有一点也是确实无误的，那就是两位夫人是干不出这种背信弃义之事的。我在退隐之中，无法知道得更多。您有一些通信关系，如果此事值得的话，您通过这些关系很容易就能查个水落石出，以正视听。
    在他的同一封信中，特吕布莱神甫先生还向我表示，他把那份报纸给保存下来了，未经我的同意，绝不借给别人。我当然是不会同意的。不过，那份报纸可能在巴黎并非是唯一的一份。先生，我希望那封信没在巴黎印行，而且，我将尽最大努力阻止其印行。但是，如果我阻止不了的话，如果我及时得知我能有优先印行权的话，那我将毫不犹豫地由我亲自让人去付印。我觉得这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
    至于您对那封信的复信，我没拿给任何人看。而且，您尽管放心好了，未经您的同意，它是不会被刊印出来的，而我也当然不会那么不知好歹去要求您予以同意的，因为我很清楚，一个人写给另一个人的信，并不是写来让众人看的。不过，如果您想写这么一封信让众人看，并且是写给我的话，我向您保证，把它原封不动地附于我的信后，而且不作一点回驳。
    我一点也不喜欢您，先生。您对我这么个门生和您的热烈拥护者造成了种种使我最痛心扼腕的痛苦。您曾在日内瓦被收留，可您不思报答，却断送了日内瓦；我曾在我的同胞们面前为您竭力捧场，可您不思报答，反而离间我同我的同胞。是您让我在我的祖国待不下去的；是您使我将客死他乡，既失去垂死者的一切慰藉，又获得被扔进垃圾堆里去的荣耀，而您却将在我的祖国获取一个人所能期待的所有荣光。总之，我恨您，因为您希望这样，但是我是作为一个更配爱您的人在恨您的，如果您愿意我爱您的话。在我的心中所充满的对您的所有情感之中，唯有对您那卓杰才气无法拒绝的赞美以及对您著作的爱还残存着。如果我在您身上尊崇的只是您的才气的话，那错并不在我。我将永远不会丢掉对您才气所应有的尊敬以及此尊敬所要求的礼貌。
    一七六○年六月十七日，于蒙莫朗西
    在所有这些使我的决心日益坚定的文学上的小烦恼中，我得到了文学给我带来的最大的荣耀，我对此最为感动：孔蒂亲王竟然两次大驾光临寒舍，一次是去“小城堡”，另一次是去路易山。他甚至两次都选在卢森堡夫人不在蒙莫朗西的时候，以便明显表示他是专程来看我的。我从未怀疑过，这位亲王最初对我的仁爱是亏了卢森堡夫人和布弗莱夫人的玉成，但我也并不怀疑，他自此之后不断地令我蓬荜生辉是出于他自己的情感，并且也由于我自己的努力。
    由于路易山的房间很小，而塔楼的景色甚佳，我便把亲王领到塔楼里去。亲王恩宠有加，竟让我荣幸地陪他下棋。我知道他总赢罗伦齐骑士，而后者的棋艺比我高超。然而，不管罗伦齐骑士及观战者们如何对我又递眼色，又做鬼脸，我只当没有看见，我们下的两盘棋全是我赢了。下完时，我以恭敬而庄重的口吻对他说：“大人，我太崇敬尊贵的殿下了，以至想着下棋时非要赢您不可。”这位伟大的亲王才华横溢、出类拔萃，不喜欢受人阿谀奉承，至少我认为他确确实实地感觉到，只有我在下棋时把他视作常人，而且，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对我这一点真的感到欣然。
    即使他因此而对我不悦，我也不会责怪自己没有想法欺骗他，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对他对我的仁爱，我心中是充满感激之情的，但若说是需要自责的话，那就是有时候我在报答他时，举止欠佳，而他对我施恩添宠时却是风雅有致的。不几日后，他派人给我送来一篮子野味，我竟大模大样地收下了。又过了几天，他又让人给我送了一篮，他的一位随猎武将尊奉其命给我写了一信，告诉我说那是殿下狩猎的成果，是他亲手射杀的。我照样收下了，不过，我给布弗莱夫人写信说，再送我就不收了。这封信受到异口同声地责骂，而且也确实该骂。拒绝一位亲王亲手猎获的猎物，而且又是那么客气相赠的，这并不表明一个高傲之人想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时的细心，而是说明了一个不识好歹的没有教养的人的粗鄙。我在信函集中重读这封信时，每每感到汗颜，深悔不该写这封信。不过，我之所以写我的《忏悔录》，并不是要把自己的蠢事隐瞒下来，而这件事让我太恨我自己了，所以更不能掩饰过去。
    我差一点儿又干了一件蠢事，几乎成了他的情敌。当时，布弗莱夫人是他的情妇，可我却一无所知。她常同罗伦齐骑士一起来看我。她很美丽，人也还年轻。她爱装出一副古罗马人的架势，而我则总是思想浪漫，因此，我俩便比较相投。我几乎迷上她了，我想她看出来了。罗伦齐骑士也看出来了，至少他跟我谈起过这事，而且并没有让我泄气的样子。可是，这一回，我变乖了，而且，都五十岁的人了，也该学乖了。我在《致达朗贝尔的信》中，刚刚把那帮人老心不老的人教训了一通，而自己却不思吸取教训，岂不脸红？再说，得知我原先并不知晓的情况，再要与这么位大人物相争，那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昏了头了。最后一点就是，我也许还没完全摆脱对乌德托夫人的爱，觉得再没有什么能在我心中代替她的了，我这后半生已向爱情诀别了。就在我这么写的时候，我还刚刚被一位年轻女子看中，受到她极危险的挑逗，一双美目令人乱了方寸，但是，如果说她假装忘了我是个年届花甲的老人的话，我自己可记得很清楚。我这一步都没陷下去，也就不再害怕失足，对自己的余生也可以放心了。
    布弗莱夫人既然发现她使我动了心，也就能看出我战胜了自己。我既不那么傻，也不那么狂，以为自己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能使她产生兴趣。但是，从她同泰蕾兹说的一些话来看，我认为我曾引起了她的好奇。如果确实如此，而且她又因这种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而不原谅我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我确实生来就是自己弱点的受害者，因为那征服了我的爱情对我来说不啻是颗灾星，而被我战胜了的爱情则使我更加惨遭厄运。
    在这两章中充作我的指南的信函集，到这里就结束了。以后，我将只是根据自己记忆的踪迹往下写了。在这段残酷的时期，我的记忆是如此清晰，所留下的印象又是那么强烈，所以，尽管我被抛在自己种种灾难的汪洋之中，但我无法忘记我第一次惨遭不幸的详细情节，虽然其后果我已记忆模糊了。因此，在下面的一章中，我仍能挺自信地往下进行。如果再走得远一些，那就只好摸索着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