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常常抱怨经济发展乏力，可是在梁晓秀看来，欧洲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欧洲效率低下。效率低下表现在多方面。她发现欧洲人干活“不行”，似乎总在偷懒，磨洋工。
    从里尔到巴黎有一段高速路整整修了三年还没修好，梁晓秀感到难以理解。那段路不过才十几公里，三年时间竟然修不好。她每次开车路过时那里时都看到那个路段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既看不到修路人员，也看不到路面的变化。同样，在德国、比利时、荷兰，她都见过修路的场面，与法国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
    为此，她特意找里尔公路局的认识咨询。他们给她说了一大堆理由，她整理后归纳为几点：
    一是，修路是一件细活，来不得半点马虎，所以必须认真对待，精心施工。按照他们的理论，梁晓秀认为欧洲修路工人不是在修路，而是在制作一件艺术品，他们精雕细刻，反复琢磨，真正做到了慢工出细活。所以时间拖得很长很长，好在欧洲人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没人为此着急。
    二是，由于修路的资金往往不能及时到位，拖欠了修路工人的工资，所以修路工人只能停工，等资金到位后，才能复工。这个等待的过程是漫长的。政府管理的高速公路维修时需要做预算，需要审批，一旦施工方要求追加资金，政府就得重新评估、审计、审批，往往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搞定；而施工方也根本不着急，就是等着资金到位。有些高速路是私人承建的，他们出钱维修公路更是极为慎重，需要和施工方讨价还价，反复磋商。
    三是，欧洲国家工会力量强大，要充分保障工人的利益，对户外施工制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在恶劣天气不能施工，所谓恶劣天气是指刮风下雨、下雪、高气温、寒冷天气，等等。西欧国家三天两头下雨，有事即使毛毛细雨，工人们也会停工；夏天气温超过到零上30度时，他们说是高温，不能在户外工作；刮4-5级风时，他们又说在户外工作不安全，所以要停工。总之，西欧人金贵，娇贵，受不了半点委屈，必须得在气温湿度、阳光灿烂的环境下才能出工出力。梁晓秀和人家咨询时开玩说，如果遇到战争，欧洲人可能也会和交战方说，今天下雨了，我们停战休息。对方听了一笑了之。
    四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工人不接受加班加点，所以施工进度缓慢。可是按梁晓秀的理解，欧洲工人不愿意费力费神去挣钱，他们宁肯休息，也不会腾出时间去工作，去挣钱。他们一方面喜欢钱财，一方面又不肯吃苦挣钱。加班加点需要额外付钱，一方面出资方不愿意出这笔资金，另一方面施工方也不乐意挣这笔钱。双方的意见一致，工期只能慢慢来。
    以上四条看起来都有道理，但梁晓秀认为那都是托词，说到底是因为欧洲人过惯了休闲的生活，又有一定经济基础，所以他们不着急挣钱。欧洲经济发展乏力，怨不得别人，只能怨他们自己。
    推而广之，在一切建筑领域，欧洲的效率都不高，在梁晓秀看来甚至是在原地踏步。她由此意识到难怪欧洲各国的新建筑极少，各个城市各个乡镇都像一座座古老的博物馆。里尔议会大厦是一座三层楼高的建筑，从建筑倒内部装修用了8年时间。梁晓秀刚到里尔时，议会大厦已开建2年，6年后才全部建成。梁晓秀曾数次到装修现场看过装修的过程，发现工人很少，而且经常停工，一天做不了多少活儿。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在欧洲根本见不到。中国工人的那种干劲，对欧洲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不仅建筑业效率低下，在几乎所有行业效率都不高。在梁晓秀看来，欧洲人特别是西欧人患有几种严重的“疾病”：富贵病、娇贵病、懒惰病。以目前的情形看来，欧洲还不可能治愈这些疾病，因为他们还有老本可以继续享受多年。
    欧洲服务产业在欧洲各国大都占据国内总产总值的大头，但其效率低下，在梁晓秀看来，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她甚至认为，欧洲人有钱都不愿意挣，经济怎么能发展呢？欧洲的一些服务行业简直就是“上帝”，他们慢慢腾腾，养尊处优，一天干不了多少活，根本没拿顾客当一回事；可是欧洲人对此不以为然。
    梁晓秀领教了欧洲商业的慢效率。
    购物本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可是梁晓秀却领教了欧洲人的“利害”。按中国人的话说，真是花钱买罪受。有一次，她在里尔市内最大一家电器商店交款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当时说好5天送货。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没动静。于是她到另一家商场看到同样牌子的电视机，价格比她买的电视低150欧元。她到原来买电视的商店要求退货。
    她说：“现在已经一个星期了，你们还不送货。我要退货。”
    “不能退。”售货员的口气不容质疑。
    “为什么？当初你们承诺5天送货，现在已经7天了，你们还没送货。”
    “你买的电视机现在已经进入电脑送货程序，不能更改了。我们送货的人太少，一时忙不过来。另外，按着我们的合同规定，商场有权在特殊情况下推迟送货时间。”
    得，等吧，人家搬出了法律条文。梁晓秀当初是看过那个购物合同，上面分别用法语密密麻麻标明若干条款，只有当地的法律专业人士才能看懂。她不至于为了买一台电视机，再聘请一位专业律师吧。只能认倒霉。
    15天后，这台电视才送到她家。当时来了两个法国人，他们把电视搬到她的客厅后，开始安装。其中一个人大约40岁左右，另一个是一个15-16岁的少年，给那个年纪大的人打下手。
    梁晓秀问他们：“你们商场送货的有多少人？”
    “4个人。”
    “那今天你们送几次货？”
    “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商场不能多顾几个人送货吗？我买这台电视机整整等了半个月。”
    “那是老板的事情。”
    梁晓秀无话可说。
    同样，她在商场买一台洗衣机时遭受了另一种“怠慢”。当时她看中的一台洗衣机没现货，售货员说一个星期后来货。她一听，赶紧另选了一台洗衣机。售货员说，5天以内保证把货送到家。
    第5天果然有两个人把洗衣机送过来。进屋后，他们安装，大约一个小时后安装完毕。他们拿出一张回执单让梁晓秀签字，之后又拿出一张发票，让她付50欧元。
    她问他们，她都付了洗衣机的钱，怎么还要安装费呢？他们向她出示购买洗衣机的合同，上面写着：安装完毕后，缴纳50欧元的安装费。
    得，交钱吧。按当时欧元兑人民币的汇率，50欧元等于500元人民币。这也太过分了吧？倘若在中国，购买一台洗衣机，再交500元安装费，任何一个家庭听了都会笑掉大牙；而商家也就不要做生意了。可是人家说这是欧洲。
    欧洲人“金贵”，送货安装人员都身价奇高。
    梁晓秀有一次在一家家具店买一个餐桌，她看好一个标价150欧元的普通餐桌。她问售货员那张餐桌是否有现货。售货员说有现货。
    她便问：“几天能送货？”
    “三天。”
    “费用多少？”
    “送货加安装费一共160欧元。”
    “为什么这么贵呢？餐桌150欧元，而送货和安装就要160欧元？”
    “我们的人工费贵，”这个售货员看着梁晓秀那张外国人的面孔解释说，“给你送货需要两个人。他们要开车把餐桌送到你家门口，然后再抬到楼上安装，需要半天时间。”
    梁晓秀一听，算了：送货费比货品本身还贵，她不是出不起钱，而是不堪忍受别人的“剥削”，只能“忍痛割爱”。
    她说：“对不起，我不买了”。
    售货员不甘心，又说：“如果你自己把餐桌运回去，自己安装的话，就能省掉160欧元。”
    她从家具店出来心想，这不扯淡吗！为了把这张餐桌运回家，她得雇一个货车，她又没工具，怎么安装那张餐桌呢？后来她得知，欧洲许多商店的售货和送货是两个不同的部门，所以他们收取费用是合情合理的。两个送货人开车忙乎半天，一共挣160欧元，一人收入80欧元，但这笔钱还要上税，交给公司一部分，剩下的并不多。此外，不能把欧元折算成人民币计算。80欧元对他们来说，就等于中国的80元人民币。中国留学生在欧洲中餐馆打工，一天的工钱就是50-80欧元。这是欧洲的商业规则。没辙，欧洲发达国家就是牛。你爱买不买。但从另一方面看来，他们的这种商业规则、这种定价必然会削弱他们的经济，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修车是最令宋福禄头疼的一件事。梁晓秀刚到法国时，宋福禄开一辆二手标致车，那辆车已经严重老化，小毛病不断。一次汽车打不着火，梁晓秀陪着宋福禄来到车行修车。车行人说他们得先预约修车时间。那就预约吧。他们给的预约时间是半个月后的一天。
    宋福禄说能不能快一点，因为他还要工作。车行说，活儿已经排满了，只能等待。半个月后，车行来人把宋福禄的车拖到车行，梁晓秀和宋福禄跟着来到车行。宋福禄问他们多长时间能修好。他们说那得看车是什么毛病，让他回去等电话，车修好后通知他。
    他们等了4天，什么消息也没有。他们到车行一看，宋福禄的车远封不动地停在那儿，根本就没有修理。他问车行的人，他们说这两天就检修，让他回去等着。
    又过了三天，还是没动静，他又到车行打探。车行的人说经过检修，发现发动机出了故障，需要大修，费用大约2000欧元，问他修不修。他说当然得修，请他们快一点车把车修好。他们说需要一个星期时间。
    一个星期后，他接到车行的电话，到车行取车。他想这回总算可以开车了，前前后后总共用了一个月时间。哪知道噩梦才刚刚开始。从此之后，这辆车三天两头出毛病，就象一个年老体弱的慢性病患者。而医院的“大夫”──车行的修理工──“医术”也不高明：他们不能根治疾病，而是哪儿有毛病，就在哪儿下一点药。没过一个月，标志车又出了问题：换档时要先熄火，才能挂上档。他又来到车行，说这辆车花了2000欧元的修理费，他们却没有修好，他们看怎么办？没等车行的人回话，他说反正他是不会再预约了。这次他们倒客气，说先把车放在车行，他们修好后给他打电话，不再收费了。三天后，他把车取回来。
    汽车保养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可是要提前预约，预约最快也得两个星期。欧洲车一般1万公里保养一次。宋福禄经常开长途车，所以行驶5000公里就开始预约，等把车送到车行保养时，公里数已经达到1万公里。
    汽车保养、维修成了一件令他们头疼的大事。宋福禄开始寻找小车行。听人指点说，小车行修车速度快，而且费用也不高。一次换轮胎，他先到车行询价，他们说更换两个前轮胎400欧元。他再到先前找好的小车行，当时就给更换了轮胎，却只收了190欧元。他高兴得如同发现了新大陆，心想以后就在小车行维修。
    可是小车行也有小车行的“脾气”。在一个星期五临近下班时他们来到一家小车行，想保养车。可是车行老板说，他们要下班了，让他们星期一再来。宋福禄说他们明天要出差开长途车，多付一点钱，能不能现在就给把机油换了，反正也用不了半个小时。对方听了如同侮辱了他们，语气坚定地说：“我们要下班休息了！”
    小车行也有一个问题：只能维修小毛病，大一点的毛病他们搞不定，还得去大车行。
    不巧那辆车的刹车系统出了故障，小车行修不了，明知道要挨宰，他们也得硬着头皮又来到大车行。车行看了看说，修理费用大约1800欧元，如果他们同意，车行可以给预约时间。车有故障，总的修呀。修了半个月，修理费1950欧元。宋福禄取回车，一上路就感觉不对：刹车系统发出的声音极不正常，每刹一次车，就听见一声巨大的声音，声音之大令人害怕。
    他把车开到车行，没好气地问他们：“你们是怎么修的车？你们看看！”
    车行的人看了说：“你先预约，下星期三再把车送来。”
    “我花了1950欧元多元，车不但没修好，还让我下星期再来。不行，就现在修！”宋福禄气得直跺脚。
    车行同意先把车放在车行。
    二天后，车行打来电话说，要换一个零件，600欧元，问宋福禄是否同意。宋福禄能说什么呢：不同意，车就开不了。
    这次把车取回来，开了2个月，又出了毛病。在两年时间，那辆标志车前前后后维修了20多次，修理费足够买一辆中档桥车。车行简直就是强盗。好在后来他们有了钱，买了新车，从此才告别了噩梦般的修车经历。
    梁晓秀和当地的人谈及此事，他们无动于衷，好像对此习以为常。她便和宋福禄谈论此事。她说她就不明白欧洲人怎么有钱不愿意挣呢？如果中国的商店和车行进入欧洲，那他们还有饭吃吗？在商店购买电视、洗衣机、家具，送货在中国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怎么到了欧洲就成了大事呢？在欧洲做一次正常的汽车保养，还要等两个星期，欧洲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宋福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只是大骂一通，解解气。梁晓秀说，他不能光发脾气，他要分析欧洲人的心态。他便说欧洲人其实不愿意挣小钱。
    欧洲人不愿意挣小钱？梁晓秀觉得不可思议，她说大钱是通过小钱一点、一点积累成大钱的呀！难道他们不懂这个道理？
    梁晓秀真不明白欧洲人的商业规则。她认为还是中国好。在中国，商家从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对中国商家来说，有顾客是好事，即使不休息，也要满足顾客的要求。顾客才是真正的“上帝”。
    欧洲友人告诉她，欧洲人变得越来越懒惰了，越来越不能吃苦了。欧洲完成工业化进程后，欧洲人的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极大的提高，这就使他们满变得懒惰，不愿意再辛苦工作。
    梁晓秀听了这种解释，马上联想到中国人：倘若中国的经济水平达到欧洲的水平，中国人是否也会像现在的欧洲人一样变得懒惰呢？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吗？她以亲身经历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即使已打下了丰厚的家底，但也照样每天还在辛勤工作，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这个现象又怎么解释呢？有人说，中国人爱财、惜财，永远挣不够。可是这个世界上哪个民族不爱财呢？这恐怕还不单单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这可能是民族特性和观念不同造成的差别。
    她认为，欧洲人在一些不起眼的服务领域挣钱的本领与中国同行相比，简直就是小学生水平。
    她后来经常对欧洲友人说，中国的商业和服务业如果进入欧洲，那么欧洲的许多商业和服务行业就会瘫痪。在欧洲只要牵涉到人工，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价格惊人的高。
    德国人说，产品的质量和价格是国际市场上制胜的法宝。但是他们忘记了，效率也是一个制胜的法宝。以欧洲目前的效率而言，欧洲的经济早晚有一天会发生巨变，变成效率低下的经济。效率是制胜的法宝之一。谁的效率高，谁就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梁晓秀认为，当然，效率是时间，效率是速度，效率是金钱。他们的饭店正是因为有了极高的效率，他们才赚到了大钱。欧洲人不懂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