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秀启程的日期确定为1974年6月6日，距离出发的日期还有半个月，梁晓秀感觉时间似乎停止了，怎么也不到出发的日子。
不知不觉，她来法国已经4年整了。她刚来时还是一个18岁的大姑娘；如今她22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想起来恍如做梦一般。
她那天想了很久，她想：假设她没出国，她还在国内老家，她会做什么呢？也许她还在务农，每年挣几百元；也许她已嫁人，嫁的是一个老农，过着和村里人一样的乡下日子。
四年时间既不算长，也不算短，但在这四年里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甚至都想象不出家乡的样子了。
她首先想到了父母，父亲已经年过半百，母亲年纪还不算大，那年才45岁。父母现在怎么样了？他们身体好吗？她在四年中只写过三封家信，对父母没有尽到孝心，想起来她觉得自己太狠心了。父母生了五个孩子，她是家里的老大，本应尽义务，可是一直没来得及尽义务，她此刻只想早日动身回国，看望父母，为父母尽孝心。
她在想着父母时，父母接到了女儿的来信，得知女儿要回国探亲，夫妇俩高兴地一夜没睡觉。
梁晓秀的父母虽然是地道的农民，但他们明白事理，通情达理，女儿四年只写了三封家信，他们并不抱怨。他们毕竟是过来人，知道女儿在异国他乡闯荡肯定很不容易，他们不想给女儿添麻烦。再说，女儿是奔着女婿去的，在家里肯定得听丈夫的，受丈夫管。这次女儿带着两个孩子回来探亲，女婿却没有一同回来，老两口心里打了一个问号：女婿为什么不一起回来探亲呢？他们还没见过女婿，按理说他也应该回来看看岳父岳母啊。
老两口商量了女儿回国探亲的种种事。他们决定派梁晓秀的大弟弟和大妹妹到上海接机，女儿带着两个孩子回来，没人接机不行。
父亲说：“让晓玲和振华去上海接站，他们两一直吵吵要逛一次大上海，这次正好可以顺便逛一下。”
母亲说：“我看行，就让他们俩去上海接站。”
从梁晓秀的村子到上海需要先坐马车到镇里，从镇里再坐汽车到县里，从县里坐火车，中间换一次车才能到上海。600公里的路程需要走两天时间。
父亲问母亲：“给他们带多少钱呢？我们家的钱可能不够用。”
“一共就有300快，都让他们拿着吧。到了上海，只要接到晓秀，他们就没问题了。晓秀身上总会带着钱吧？”
“也不知道她的经济状况怎么样。这孩子来信从不提。我估计她也没什么钱，要不哪能四年才回来一趟呢。”
“不管怎样，回来就好。”
这些年来，老两口一直惦记着大女儿晓秀，总想看看女儿，他们其实早就想让女儿回来一次，但始终没有说出口。女儿和儿子不一样：女儿嫁人就得听丈夫的话，丈夫如果不同意女儿回家探亲，女儿怎么能回来呢？
女儿当初出国时，说好要嫁给一个开餐馆的华人，那人经济条件不错；可是这些年来老两口没收到女儿寄来一分钱，他们便认定女儿的生活一定很困难，并不象当初想象的那么好。
女儿出嫁后，这些年总有亲朋好友打听他们女儿的消息，问他们晓秀在法国的生活情况，还问梁晓秀在法国是否发财了。他们无言以对，只好敷衍。
现在女儿要带着两个孩子回来探亲，一切真相都将揭晓。如果女儿的经济条件不错，他们家从此就翻身了；如果女儿勉强生活，他们也不指望女儿为他们做什么。女儿嫁了人，就是人家的媳妇，他们决不能和女儿提什么过分的要求，免得女儿为难。
母亲和父亲说，女儿回来看望父母，他们先看看情形再说。他们毕竟没有在法国生活的经历，不知道女儿的现状究竟如何。母亲非常想看看女儿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在五个孩子中，大女儿最懂事，从小到大没让她操过心。女儿这次主动提出回来看望他们，说明女儿还没忘了他们，心里还想着他们。
老两口告诉梁晓秀的大妹妹和大弟弟，让他们到时候到上海接他们的大姐，两个孩子听了兴奋得直跳。大弟弟说，他要借这个机会好好逛逛大上海，了却一桩心愿。大妹妹说，大姐回来，他们家就该翻身了：大姐在法国呆了四年，肯定发大财了。
母亲说：“你们的大姐回来一次不容易，你们接到大姐后不要瞎问，瞎打听，大姐不说她家的经济状况，你们千万不能随便问，听到没有？”
大妹妹说，她们是亲姐妹，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晓秀是她姐姐，她问情况，姐姐不会介意。大弟弟则说，他们是一家人，用不着客套，应该直来直去。
父亲打断了他们的话，说晓秀嫁了人，她现在是别人的媳妇，在家里要听丈夫的话，他们千万不能为难姐姐，姐姐不说，他们不能问。
两个孩子很不情愿地点了点头。他们不明白父母的心思，大姐回来探亲，父母竟然把大姐当成了客人，难道她不是他们的大姐吗？
梁晓秀写信报告行程时，没让家里人到上海接站，她想带着孩子自己回家。她四年前离开家时，就是一个人走的；这次她还要一个人回家，只是多了两个孩子。她不想麻烦家人，她想给家人一个惊喜。
她计划在国内呆三个月，在家呆一个月，到上海、北京和杭州呆两个月。她计划到上海后，先住两天，休息一下，然后再动身回家。
距离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梁晓秀的心开始飞向了家，飞到了父母身边，飞到了妹妹和弟弟身边。
父母和弟弟妹妹每天都在盼望着梁晓秀的到来，他们也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6月6日那个日子总也不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