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叔毫不留情地坚决拒绝了宋福禄回餐馆做大厨的请求；堂叔也决绝了梁晓秀这个还没过门的侄媳妇借钱的请求。
宋福禄傻了，他默默地坐着，目光呆滞，思维混乱，一片茫然。他是孤儿，从16岁起就把堂叔当做父亲一样尊重，对堂叔的话言听计从。他万万没料到堂叔会发那么大火，堂叔不再接纳他。
堂叔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想不明白。
梁晓秀虽然觉得堂叔毫不留情面，不讲一点人情，但她从心里感激堂叔的态度，那就是他不同意宋福禄回餐馆打工。堂叔那样做就等于堵死了宋福禄的退路；宋福禄没有退路，就得听她梁晓秀的。
她想：堂叔无意中帮了她大忙；堂叔不留情面，她应该感谢堂叔。
过了很长时间，宋福禄才缓过神来说：“晓秀，你别着急。我想堂叔可能因为堂婶去世心情不好，所以才和我发了脾气，所以才不同意我们回来。等过几天堂叔心情好了，我再和他说说，说不定他会同意让我们回来呢。”
宋福禄并没有放弃他回餐馆打工的想法，他还认为堂叔会改变主意。
梁晓秀说“你怎么还是死心眼啊？堂叔把话说得明明白白了：他不同意你回来当大厨。他说你若硬回来，他就让你白白打工10年，一分钱也没有。你想按他说的办？你是不是傻子呀？”
宋福禄说：“你听我说，我们现在没别的办法，只能回餐馆打工。你说过我们现在是两人，所以我要对你负责。我不能让你在巴黎没着落啊。”
梁晓秀非常气愤，她说她无论如何不会到堂叔的餐馆打工。
“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宋福禄问道。
“怎么办？你就听我的吧，我有办法。堂叔不是让你听我的吗？”
“听你的？你和堂叔借钱，堂叔借给你了吗？你以为在法国借钱是那么容易的事呀？堂叔当初借给我钱，那是因为我给堂叔打了8年工。”
梁晓秀讽刺道：“堂叔当初借给你钱，还因为他认为你有能力开出一家中餐馆；堂叔要是知道你开不了餐馆，他才不会借给你钱呢。”
宋福禄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没好气地反问道：“你怎么能随便张口和我堂叔借钱呢？这么的大事，你为什么不和我提前商量？堂叔本来心情不好，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我和你堂叔借钱，是为了开餐馆，是为了将来有能力偿还他的钱。”她其实还想试探一下堂叔对他们的态度。
宋福禄提高了嗓门说：“我借的钱还没还上，你又借钱，堂叔能借给你吗？你说我傻，我看你才傻呢！我问你：你为什么事先不和我商量？”
“我也问你：你和堂叔说要回餐馆打工，你为什么事先不和我商量呢？你有什么权利代表我那么说？我和你说过多少回，我不是来法国打工的；我不会到你堂叔的餐馆打工。”
两人越说声音越大，他们能相互埋怨，相互指责，最终吵了起来。
宋福禄跺着脚说：“梁晓秀，你不要逼我。你说你不想活了；我也不想活了！”他觉得很委屈，堂叔一时不理解他，梁晓秀也不理解他，他感觉生活已没有意义。
梁晓秀渐渐恢复了理智，她认为吵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她主动向宋福禄承认她的态度不好，说话的口气太硬了，请宋福禄原谅她。
宋福禄其实也不想吵架，他是因为心情烦躁才发了火。堂叔把话说死了，宋福禄非常伤心，他没料到堂叔居然不接纳他们。这不是往死了逼他嘛。他却是一点主意都没了。
梁晓秀便说：“你也别着急。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堂叔不帮我们，我们自己想办法。”
“我们能想出什么办法呢？”
“宋福禄，你听我的：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能回里尔开餐馆。堂叔不借钱，我们再想别的办法。我现在想抓紧时间把在巴黎要办的事且能够办妥。我这次来巴黎事先想好了要办的事。我要办的事关系到我们的未来。咱俩现在要一条心，劲往一处使，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啊。”
宋福禄一时没有别的招儿，就问梁晓秀，她想在巴黎做什么事。
梁晓秀说，她最关心合理避税的事。她问堂叔，堂叔没告诉她。她要让宋福禄把他在巴黎的几个朋友介绍给她，她和他们取经。她一定要搞清楚怎么合理避税。税费问题不解决，他们是赚不到大钱的。
宋福禄这时才意识到税费问题确实重要，他说他会找朋友询问。
梁晓秀还说，宋福禄先介绍她到那家会做豆腐的华人那儿，她要和他们学做豆腐。他们的餐馆将来不能没有麻婆豆腐那道菜。
她看宋福禄的情绪稳定了，不再和她争论了，便安慰说：“福禄，堂叔不借给我钱是对的，我不会埋怨他。我过几天向他道歉。我觉得堂叔说的有些话还是道理的。人家辛辛苦苦赚的钱，哪能随便乱花呢？你没能开成餐馆，他当然会发火了。等他心情好了，你也向他道一个歉。他希望你开店，希望你争气，他没错呀。”
宋福禄这时清醒多了，但还是不放心地问：“晓秀，你和我说实话：你真能八点开起来赚钱吗？”
“我能开店，我能赚到钱。”
“那我就听你，按你的想法办。”
宋福禄在巴黎呆了8年时间，他有几个要好的华人朋友，他准备把那几个朋友介绍给梁晓秀，让她抓紧时间把要办的事都办好了，然后他们就回里尔开店。
梁晓秀高兴地说，另外，你再给我介绍几家中餐馆的老板。堂叔不告诉他们的的事，或许宋福禄的朋友就会告诉他们。
“我们先做什么？”宋福禄问。
“先学做豆腐。”
“好，我们今天就去找我的朋友。”
当天下午宋福禄就带着梁晓秀去见他的那个会做豆腐的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