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三十四 汉纪二十六
    （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3年，共3年）
    主要历史事件
    傅喜、孔光先后被免官
    傅太后成功加尊号，宫中四位太后并立
    王莽因尊号事件，被遣回封国
    哀帝改年号求福无果，夏贺良等人被处死
    傅太后指使朱博陷害傅喜，失败告终
    王嘉建议不要轻易处罚官员
    哀帝过分宠爱董贤
    董贤被封侯
    哀帝给董贤送兵器，毋将隆因反对被贬官
    鲍宣指出民有“七亡七死”
    扬雄建议哀帝接受单于来朝
    息夫躬挑唆哀帝招惹匈奴
    主要学习点
    任官唯贤才
    领导者最起码的责任，就是赏罚分明
    看问题就像下棋，要推演棋局的发展
    没有价值观，就一心只有趋利避害
    孝哀皇帝中
    建平二年（丙辰，公元前5年）
    1 春，正月，有孛星出现在牵牛星旁。
    2 丁、傅宗族骄奢，嫉恨傅喜的恭俭。又，傅太后欲求尊号，与太皇太后平起平坐，傅喜与孔光、师丹联手反对，坚持认为不可。皇上不好违背三位大臣的正议，又被傅太后逼迫，拖延一年多，还没结果。傅太后大怒。皇上不得已，先将师丹免职，希望傅喜主动改变立场。傅喜不为所动。朱博与孔乡侯傅晏结盟，要给傅太后办成称尊号的事，数次在休息时间觐见皇上，呈上亲启密奏，攻击毁谤傅喜及孔光。二月二十日（柏杨注：原文是正月，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改），皇上下诏将傅喜免职，以侯爵身份回家。
    御史大夫官职被撤销后（成帝绥和元年，撤销御史大夫官职，置大司空），百官大多认为，古今制度不同，汉朝上至天子称号，下至基层官职名称，都和古代不一样，却唯独设置三公，和周朝相同，职责很难分明，无益于治国。于是朱博上奏说：“根据前例，选拔地方上的郡守或封国丞相，考绩最优的，擢升为中二千石官员。在中二千石官员中选拔御史大夫。做御史大夫能称职胜任的，再擢升为丞相，这样位次有序，以体现尊圣德，重国相。如今中二千石官员，没有经过御史大夫这一级，就直接进位为丞相，权位轻微，不是重视国政的表现。臣愚以为大司空官职可以撤销，重新设置御史大夫，遵奉旧制。臣愿意（放弃大司空官职）尽力以御史大夫为百官表率！”
    皇上听从朱博意见，四月初二，拜朱博为御史大夫，又以丁太后的哥哥、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设置官属，大司马的冠号职权也恢复绥和元年以前的制度。
    3 傅太后自己下诏给丞相、御史大夫说：“高武侯傅喜附下罔上，与前任大司空师丹同心背叛，放弃教令，毁坏族类，不宜参加每月初一、十五的朝见，应该把他们遣返封国。”
    4 丞相孔光，在与先帝讨论储君时就有不同意见（大家的意见都是立定陶王刘欣，只有孔光的意见是立中山王刘兴），又重重地得罪了傅太后（两件事：一是不让她住在北宫，二是称尊号的事）。于是傅氏在朝的官员与朱博互为表里，一起毁谤攻击孔光。四月十九日，皇上下诏，将孔光贬为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封阳乡侯；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二人登殿接受任命时，天际传来一种声音大如钟鸣，殿中郎吏和站在阶前的卫士都听见了。
    皇上问黄门侍郎、蜀郡人扬雄及李寻。李寻说：“这就是《洪范》里所说的鼓妖了，人君不听，为众所惑，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道声音从哪里来的，就是鼓妖。注解说：‘凡是发生在一年中期，或一月中期，或一天中期，则应在正卿身上。’如今是四月，已进入一年的中期，发生在辰时（七点到九点）和巳时（九点到十一点），已进入一天的中期。正卿，就是执政大臣。所以，应该罢免丞相、御史，以应天变。就算是不罢免他们，不出一年，他们也会自己招来灾难。”
    扬雄也认为：“鼓妖，是君王失听之象。朱博为人刚毅，多权谋，适合做大将，不适合做丞相，恐怕是上天有凶恶亟疾之怒。”
    皇上不听。
    朱博做了丞相，皇上就按他的意见，下诏说：“定陶恭皇的尊号，不宜再称定陶。尊共皇太后（傅太后）为帝太太后，称永信宫。共皇后（丁姬）为帝太后，称中安宫。为共皇立寝庙于京师，比照宣帝父亲悼皇考（刘进）制度。”
    于是，宫廷有四位太后并立（太皇太后王政君、皇太后赵飞燕、帝太太后傅太后、帝太后丁姬），都设置少府、太仆，级别中二千石。
    傅太后加尊号之后，尤为骄纵，和太皇太后说话，直接称呼她为“妪”（老太婆）。当时丁氏、傅氏在一两年间暴兴尤盛，为公卿列侯者甚众。但是，皇上给他们官爵，并不给他们实权，所以不如成帝时期王氏家族那么大势力。
    【华杉讲透】
    傅太后抚养教育了一个知书达理的孙子，以至于得到成帝欣赏和信任，入继大统。但是，她的知书达理都是假的，教育孩子只是为了获得“成功”，为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功”之后，就原形毕露，过去的温良恭俭让，都要报复性反弹，逞其骄奢淫逸，要做人上之人，特别是她要骑在太皇太后头顶上，对太皇太后直呼为“老太婆”，这就是她的快乐和快感了。小人得志，大抵如是。
    5 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赵玄奏称：“前高昌侯董宏，首倡尊号之议，而被关内侯师丹所弹劾，免为庶人。当时正是成帝国丧期间，新君不亲政事，委政于师丹。师丹不仅不深思给太后加尊号的大义，反而妄称邪说，贬抑尊号，亏损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圣，昭然定尊号，建议董宏以忠孝恢复高昌侯，师丹恶逆暴著，虽然被赦免，但不宜有爵邑，建议免为庶人。”
    皇上批准。
    又奏：“新都侯王莽，之前为大司马，不推广尊尊之义，贬抑尊号，亏损孝道，应该被公开行刑诛杀。幸而经过赦免，但也不宜有爵邑，建议免为庶人。”
    皇上说：“王莽是太皇太后亲属，不要免爵，遣返封国即可。”
    其他如平阿侯王仁，因为窝藏赵合德亲属，也遣返封国。
    天下人都认为王氏蒙冤，谏大夫杨宣上亲启密奏说：“孝成皇帝以宗庙社稷为重，称述陛下的至德，让陛下入继大统，圣策深远，恩德至厚。唯念先帝之意，岂不是也希望让陛下代替他，奉承东宫，供养太皇太后吗？太皇太后春秋已高，七十岁了，数次经历忧伤（元帝、成帝先后去世），又下令王氏亲属，自行退避，让位于丁氏、傅氏。行道之人为之涕泣，何况陛下！当您登高远望的时候，难道不觉得愧对延陵（成帝陵墓）吗？”
    皇上深感其言，重新封成都侯王商的次子王邑为成都侯。（绥和二年，王商之子以罪夺侯，如今以王邑绍封。）
    6 朱博又上奏说：“汉朝以前的规矩，设置部刺史（中央派到地方的监察官，又称州刺史。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督察和控御，于元封五年创立部刺史制，即除三辅、三河、弘农七郡外，全国被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幽州、并州、交趾、朔方13部，每部设刺史一人分管几个郡国。刺史的主要职务是督察诸侯王、郡守和地方豪强），级别低，但赏赐厚。之前撤销了刺史，改设州牧（事见三十二卷成帝绥和元年），年俸为真二千石，地位仅次于九卿。九卿出缺，就在州牧中选拔考绩优良的替补。而其中才能中等的，仅能勉强自保而已。恐怕当初刺史监察的功能，渐渐都废了，地方诸侯及豪强的作奸犯科无法禁止。臣建议，撤销州牧，恢复之前的刺史制度。”
    皇上听从了朱博的意见。
    7 六月初五，帝太后丁姬崩。皇上下诏，归葬定陶恭皇墓园，征发陈留、济阴等附近郡国民夫五万人，挖土填坟，完成合葬。
    8 当初，成帝时，齐人甘可忠伪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说汉朝遭遇天地之大终极，要重新受命于天，并且以此教授渤海人夏贺良等人。中垒校尉（八校尉之一，秩比二千石，掌北军垒门之内，而又外掌西域）刘向上奏说，甘可忠假借鬼神，罔上惑众。甘可忠被逮捕下狱，并招供承认伪造，还未判决，甘可忠病死。夏贺良等人仍继续私自传授伪书。
    皇上即位，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举荐夏贺良等人，让他们担任待诏黄门（以才技征召，还没有正式官职，就叫“待诏”。禁门挂黄色门帘，所以叫“黄门”）。皇上数次召见，夏贺良陈述说：“汉历中衰，当重新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所以绝嗣。如今陛下长期患病，天象变异，屡屡发生，这是上天的警告，应该赶快改元易号，才能延年益寿，生下皇子，灾异就停息了。如果已经了解了这道理，却不采取行动，灾殃将无所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祸害人民。”
    皇上久病不愈，希望病情能够好转，就听从了夏贺良等人的建议，下诏大赦天下，又改年号，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自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将计时用的漏刻，改为一百二十度（旧制一百度，现增加二十度）。
    9 秋，七月，在渭城西北平原上永陵亭开始为皇上修建初陵，但不强迫迁徙郡国移民。
    10 皇上改年号一个多月，病情未见好转。夏贺良等人又试图妄变政事，大臣们力争，以为不可。夏贺良上奏说：“大臣皆不知天命，应该罢退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赵玄，以解光、李寻辅政。”皇上因为他们之前的预言没有应验，八月，下诏说：“待诏夏贺良等人建议改元易号，增加漏刻度数，说可以永安国家，朕信奉正道的意志不坚定，听信了他们的说法，希望能为百姓谋福，但结果没有任何应验。明知自己有过错，却不做改正，那才是真正的过失（引用孔子的话：过而不改，是谓过矣）!之前六月初九发布的诏书，除了大赦令一项之外，其他的全部废除。夏贺良等反道惑众，应该彻底调查他们的奸恶！”将夏贺良等人全部逮捕下狱处死。李寻及解光免除死刑，流放到敦煌。
    11 皇上因为卧病，全部恢复成帝时所祭祀过的各种神祠七百多所，一年之间，举行了三万七千次祭祀。
    12 傅太后对傅喜怨恨不已，指使孔乡侯傅晏传话给丞相朱博，要他上奏免除傅喜侯爵。朱博与御史大夫赵玄商议，赵玄说：“傅喜的处理，皇上之前已经裁决（免职遣返封国，但保留爵位），再重提此事，合适吗？”朱博说：“我已经承诺孔乡侯了。平民相约，尚且誓死履行，更何况对至尊（傅太后）呢？我只有一死了。”赵玄也答应了。
    朱博觉得单独指控傅喜，有点太明显了，想起前任大司空、范乡侯何武，也是因为有过错，被免职遣返封国，事情和傅喜相似，就把他拉到一块儿，上奏说：“傅喜、何武之前在位时，都无益于治国，虽然已经被罢退，但是侯爵封邑，不是他们所应当有的，请将他们都免为庶人！”
    皇上知道傅太后怨恨傅喜，怀疑朱博、赵玄是受傅太后指使，当即召赵玄到尚书处接受调查。赵玄招认实情。皇上下诏说：“请左将军彭宣与朝中大臣合议此事。”彭宣等上奏弹劾说：“朱博、赵玄、傅晏，皆不道不敬，请他们到廷尉诏狱报到。”皇上减赵玄死罪三等，罚做苦役，削减傅晏封邑四分之一，又派谒者持节召丞相朱博到廷尉监狱。朱博自杀，封国撤除。
    13 九月，以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冬，十月初一，擢升平当为丞相。因为是冬天的原因（冬天不是封侯时节），暂且赐爵关内侯。以京兆尹、平陵人王喜为御史大夫。
    14 皇上欲令丁氏、傅氏子弟做禁卫实权之官，这一年，策免左将军、淮阳人彭宣，以关内侯身份回家，而以光禄勋丁望代为左将军。
    【胡三省曰】
    皇上将彭宣免职的策书说，按汉制，诸侯国的人不得担任宿卫，而彭宣的儿子娶了淮阳王的女儿，所以不能担任左将军，然后让丁、傅子弟掌兵权。但是，之后夺取刘氏天下的，并非诸侯王，而是外戚。丁、傅子弟在国家有大变故的时候，拱手将权柄交给王氏。而彭宣却能在王莽要授给他三公之位时，坚辞拒绝。可见任官唯贤才，哪能拘于这些小小的嫌疑呢？
    15 乌孙卑爰疐侵犯劫掠匈奴西界，单于遣兵击之，杀数百人，俘虏一千余人，将牛畜驱走。卑爰疐害怕，派儿子趋逯到匈奴做人质，单于接受了人质，并向汉朝汇报。汉朝派使者责问单于，让他归还卑爰疐的儿子（匈奴、乌孙都是汉朝臣属，单于不得擅自接受乌孙人质）。单于受诏，遣返了卑爰疐的儿子。
    建平三年（丁卯，公元前4年）
    1 春，正月，封广德夷王弟弟刘广汉为广平王。
    2 帝太太后所居桂宫正殿失火。
    3 皇上派使者召丞相平当，要给他封侯。平当病重，不应召。平当的妻子对他说：“您就不能勉强起来，去接受一下侯印，为子孙造福吗？”平当说：“我身居高位，已经是尸位素餐了，强撑起来去接受侯印，回家躺下就死，那更是死有余罪。我不去接受，才是为子孙考虑！”于是上书请求退休，皇上不许。三月二十八日，平当薨逝。
    4 河鼓星旁出现孛星。
    5 夏，四月十七日，皇上任命王嘉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王崇，是前京兆尹王骏之子。
    王嘉认为当时政治严苛，郡守和诸侯国丞相经常变动，上书说：“臣听说，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说：‘材难，不其然与？’（《论语》里的话，人才难得，不是吗？）所以说，‘继世立诸侯，象贤也’（《礼记》里的话，在后代中遴选诸侯国君，只是希望他像他的先父祖一样贤德罢了），也未必都有贤德，但是，天子为他选择臣属，委派幕僚来辅佐他。他们定居一国之中，累世厚重，然后人心依附他们，教化行而治功立。如今郡守的权力地位，超过古代的诸侯王（周朝初年，班爵五等，公、侯地方百里，伯爵七十里，子爵、男爵五十里，其后齐、晋、秦、楚等，以兼并而至地方千里。汉朝的郡守也方制千里，连城数十，所以说重于古诸侯），所以以前很看重选拔能担任郡守的贤才。贤才难得，就擢升可用的，甚至在囚徒中选拔。当年魏尚有罪，被关在监狱，文帝为冯唐之言所打动，遣使节赦免其罪，拜为云中太守，从此匈奴忌惮而不敢进犯。武帝在囚犯中选拔韩安国，拜为梁国内史，让宗族骨肉相安（这是景帝和梁孝王的事，王嘉记错成武帝）。张敞为京兆尹，有罪将要被免，手下小吏知道消息，对张敞不敬，张敞捕而杀之，家属上告，使者调查清楚，弹劾张敞无故杀人，上奏请逮捕张敞。宣帝搁置不批复，张敞逃亡数十日，宣帝征召他，拜为冀州刺史，再次得到任用。前世君王，不是对这三人怀有私心，都是因为他们的才能，对国家有用。孝文帝的时候，官吏担任公职，子孙们甚至就以官职为姓氏，仓氏、库氏，都是仓库官吏的后代。其他二千石官员和长吏，都安官乐职，然后上下互相勉励，没有苟且混日子的想法。以后逐渐改变，公卿以下层层督促，要求严苛，政策又经常变动，司隶校尉、部刺史检举弹劾，苛刻细致，甚至发掘人的隐私，官吏往往上任数月，就被免职，送旧迎新，交错于道路。才能中等的，苟且求全，不敢操持群下；才能下等的，常恐获罪，只为自己安全考虑，如此大家都不办事。二千石官员也越来越轻贱，没有权威，吏民都轻视慢待他们，或者找到他们一点细微的过失，添加成罪名，向司隶校尉、刺史告发，或者直接上书举报。百姓都知道他们地位倾危，随时倒台，所以小有不满意，就生离叛之心。之前山阳逃犯苏令等纵横为害，官吏人民面对国家的灾难，没有一个肯以死尽节的，都是因为郡守和封国丞相没有威权。孝成皇帝很后悔造成这种局面，特意下诏书，取消二千石官员故意纵容盗贼之罪，派使者赏赐金钱，以示慰劳和优厚，因为国家有急，要依靠二千石官员。而二千石官员地位尊重和稳固，才能使御下属。对那些善于治民的官吏，孝宣皇帝都很爱惜，如果有奏章弹劾他们，宣帝都搁置不批复，等到有了赦令，就不了了之了。以前的惯例：尚书很少将弹劾官员的奏章交付调查，因为一旦启动调查，就会烦扰百姓。搜集证据，逮捕审讯，就会有人死在狱中。弹劾者在奏章上，一定要注明‘诬告反坐’，才交付调查。希望陛下留神于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犯错，不要轻易责备。那二千石官员、部刺史及在京畿三辅做县令有才任职的官员，人情上不可能没有过失，应该宽恕其小罪，让尽力办事的人得到勉励，这才是当今急务，国家之利。之前苏令事发，要派遣大夫去追捕盗匪、调查根由，而当时在任的大夫没有一个能胜任的，于是征召盩厔县令尹逢，拜为谏大夫，派他去。如今卿大夫有才能的人很少，应该预先蓄养可成就者，让他们在国家危难时，能赴难不畏其死。如果事变来了，才仓促去访求人才，那不是表现朝廷英明之道。”
    王嘉又借此举荐儒者公孙光、满昌，以及能吏萧咸、薛修，他们都是离职的二千石官员中有声名的。天子采纳，并任用了王嘉举荐的人。
    6 六月，立鲁顷王的儿子、部乡侯刘闵继承王位。
    7 皇上因为久病不愈，冬，十一月初五，由太皇太后下诏，恢复甘泉泰畤祭天、汾阴后土祠祭地，撤除长安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祭礼。皇上也不能亲自前往甘泉、汾阴，派有司代表祭祀。
    8 无盐县危山泥土自己翻动，覆盖草木，自然成为一条大道。又，瓠山有一块石头，自己转侧起立。东平王刘云和他的王后谒（姓不详）到立石的地方拜祭。又在王宫中立起一块和瓠山立石相像的石头，束上黄倍草，在宫中祭祀。河内人息夫躬、长安人孙宠一起商议，合谋告发，说：“这是咱们封侯的机会！”于是与中郎右师谭一起，通过中常侍宋弘向皇上告发。当时皇上多病，忌讳厌恶的事很多，把事情交给有司，将王后谒逮捕下狱审讯，王后招供说：“祭祀诅咒皇上，希望刘云能做天子，认为石头自然起立，跟宣帝当年相似（元凤三年，即公元前78年，泰山有大石起立，后来应验宣帝登基）。”有司请求诛杀刘云。皇上下诏，废黜刘云王位，流放到房陵。刘云自杀。王后谒及舅舅伍宏，以及成帝的舅舅、安成共侯王崇（已去世）的夫人放（姓不详）都斩首弃市。事情牵连到御史大夫王崇，贬为大司农。擢升孙宠为南阳太守，右师谭为颍川都尉，宋弘、息夫躬都升任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
    建平四年（戊午，公元前3年）
    1 春，正月，大旱。
    2 关东人民无故惊走，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根麦秆或麻秆，相互传递，说：“行西王母筹！”在道路上奔走相传的，多至数千人，有人披发赤足，有人夜闯关卡，有人翻墙而入，有人乘车马奔驰，有人抢上官府驿车，经过二十六个郡国，向京师进发，官府无法禁止。民众又在里巷阡陌聚集，设立赌博游戏器具，载歌载舞，祭祀西王母，扰攘到秋天才停止。
    【华杉讲透】
    行西王母筹，筹，类似符节、信牌。拿麦秆、麻秆当信牌传递，类似现代的“连锁信”，你收到一封信，信中说你必须将此信抄写十份，分别寄给你的十位亲友，否则必有祸殃。后来有了互联网，改成邮件形式。再后来有了移动互联网，就要求你必须将本文转发十个群。因为信中诅咒狠毒，愚民宁可信其有，为了消灾免祸，就照办。《汉书》记载，行西王母筹时，也有连锁信：“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当时政治昏暗，又有旱灾，人民就惊扰起来。发动此事的，可能是装神弄鬼的好事愚民，也可能是别有用心的谋反者，类似五斗米教张角之类的人物。
    【胡三省曰】
    据《汉书·五行志》，此事后来应在王太后、王莽身上。
    3 皇上想要给傅太后的堂弟、侍中、光禄大夫傅商封侯。尚书仆射、平陵人郑崇进谏说：“孝成皇帝封了五个亲舅舅为侯，结果天为之赤黄，白天昏暗，太阳中间有黑气。如果说之前封孔乡侯傅晏是皇后的父亲，高武侯傅喜，因三公而封侯，都还有点道理。如今无缘无故要封傅商，乱坏制度，逆天下人心，也非傅氏之福！臣愿以身家性命去抵挡国家的灾祸！”说罢，拿着诏书草案就站起来。
    傅太后大怒，说皇上：“你是天子，难道还被一个臣子所制吗？”
    二月二十八日，皇上下诏封傅商为汝昌侯。
    4 驸马都尉、侍中、云阳人董贤得幸于上，出门则陪同坐车，进宫则侍奉左右，赏赐累计亿万，贵显震动朝廷。董贤经常和皇上在一个床上睡觉，某次午睡，董贤枕在皇上衣袖上，皇上要起身，董贤还在睡，皇上不忍心弄醒他，竟然割断袖子而起（这就是称同性恋为“断袖之癖”的典故）。皇上又下诏，命董贤的妻子可以到宫中与董贤同住。又召董贤的妹妹，封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董昭仪和董贤及其妻子，三人旦夕侍奉皇上左右。皇上又任命董贤的父亲董恭为少府，赐爵关内侯。下诏让将作大匠在皇宫北门为董贤修建大宅，有前殿、后殿，以及宫门规制，都和皇宫相当，土木之功，精妙绝伦。又赐给董氏武库兵器，禁卫士兵。把那最好的宫廷珍宝选出来送给董氏。而皇上自己所用的车马服御，反而是次一等的。再接着是皇家陪葬用的葬器、陪葬的珍珠外套、玉匣，也预先赐给董贤，无不具备。又下令在皇上的陵墓义陵旁为董贤修建坟墓，墓室里有休息的便房，用坚实的柏木做棺椁，外面还有道路遮绕，方圆数里，门阙、围墙、箭楼高耸，巍峨壮丽。
    郑崇认为董贤贵宠过盛，向皇上进谏，由此更加得罪皇上，多次责备他的工作。郑崇忧虑愤懑，脖子上生疮，想要辞职，又不敢提出来。尚书令赵昌，是个奸佞谄媚之人，一向厌恶郑崇，如今知道他被皇上疏远，乘势上奏说：“郑崇和皇室宗族交往频繁，怀疑有奸情，请皇上调查！”皇上责备郑崇说：“你自己家门庭若市，为什么责备我不能交朋友呢？”郑崇回答说：“臣门庭如市，但臣心如水。愿意接受调查！”皇上大怒，将郑崇下狱。司隶孙宝上奏说：“尚书令赵昌举报仆射郑崇一案，严刑拷打，人都要打死了，并无一字招供。路人都称郑崇冤枉，怀疑赵昌与郑崇有私人恩怨，陷害郑崇。皇上近臣，遭遇陷害，亏损国家，影响极坏。臣请惩治赵昌，以解众心。”奏书递上去，皇上下诏说：“司隶孙宝，附下罔上，企图利用春天为宽大赦免之季，成就他的奸谋，这是国之贼也！免为庶人。”
    郑崇最终死在狱中。
    【华杉讲透】
    郑崇之死，自己也有责任。知道皇上是昏君，谏则谏矣，为何出语就要顶撞呢？这是性格弱点，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
    5 三月，擢升诸吏、散骑、光禄勋贾延为御史大夫。
    【华杉讲透】
    诸吏为加官的一种，凡加此官号者得出入禁中，常侍左右。散骑为皇帝侍从，入则规谏过失，备皇帝顾问，出则骑马散从。光禄勋职责为总领宫内事务。御史大夫代表皇帝接受百官奏事，管理国家重要图册、典籍，代朝廷起草诏命文书等。
    6 皇上想给董贤封侯，但是找不到理由。侍中傅嘉建议皇上在息夫躬、孙宠检举东平王的奏章上做手脚，删去宋弘，改成董贤（本来是通过中常侍宋弘向皇上告发的，改为通过董贤），然后就可以这项功劳封侯。于是，先将三人都赐爵关内侯。
    过了些日子，皇上想要给董贤正式封侯，又忌惮丞相王嘉，怕他反对阻挠，就先派孔乡侯傅晏持诏书给丞相、御史看。丞相王嘉、御史大夫贾延上亲启密奏说：“之前看到董贤等三人封关内侯，人情汹涌，都说董贤因宠而贵，而另外两人也跟着沾光，至今流言还未平息。陛下对董贤等人的仁恩，有增无减，应该将董贤当初的奏章原文，公开出示，让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证古今前例，明正其义，然后才加爵封土，不然，恐怕大失众心，海内引领而议。把事情公开出来，必然有人会赞成加封的，封还是不封，在于陛下听取了哪一方的意见，天下人虽然不满，那责任也有人分担，不是皇上一个人的错。之前定陵侯淳于长封侯时，也有争议，但是大司农谷永认为应该加封，众人也就都归咎于谷永，先帝就不是一个人承担责任了。臣王嘉、臣贾延，才能低劣，不能称职，死有余责，虽然心里明白，只要顺着皇上的意思，不要忤逆，就可以保全自己，但是不敢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要报答皇上的厚恩啊！”
    皇上不得已，只好暂时放下这件事。
    7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傅太后）为皇太太后。
    8 秋，八月十九日，皇上下诏斥责公卿说：“古代楚国有子玉得臣，晋文公为之侧席而坐（成得臣，字子玉，楚国令尹。晋国与楚国在城濮交战，晋军得胜，但晋文公仍然面有忧色，说：‘得臣犹在，忧未歇也。’有忧者侧席而坐，不敢高枕无忧），近世呢，又有汲黯，挫败淮南王刘安的阴谋（刘安在谈话中说汲黯不可轻视）。如今，东平王刘云居然有弑天子逆乱之谋，就是因为公卿大夫、股肱之臣，都没有丝毫察觉，也不能消除祸患于未萌，赖宗庙之灵，侍中、驸马都尉董贤等发觉以闻，才让东平王等全部伏诛。《尚书》岂不是说过‘用德章厥善’（用奖赏来彰明臣下的善行），现在，封董贤为高乡侯，南阳太守孙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息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为关内侯。”
    息夫躬得以亲近皇上之后，经常觐见言事，议论无所避讳，上书诋毁所有公卿大臣，大臣们害怕他那张嘴，路上碰见都不敢正眼相看。
    【华杉讲透】
    公器不可私用，更何况是皇上。领导者最起码的责任，就是赏罚分明，而皇上为了照顾他的男宠，竟然引经据典，满口胡言，特别是还涂改奏章，篡改历史，把关键人物宋弘的功劳，移花接木到董贤身上，这也是历史上所罕见的了。孙宠、息夫躬、右师谭都沾光跟着封侯。宋弘却成了碍事的人物。
    傅太后和汉哀帝都把国家公器用于逞自己的私欲，西汉不灭亡，那真是没天理了。
    9 皇上派中黄门，到武库挑选兵器，送到董贤及皇上乳母王阿家里，前后十几次。执金吾（执掌京师治安，率禁兵保卫京城和宫城）毋将隆上奏说：“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都是大司农拨款，大司农掌管国家财政，连宫廷费用都不负担。皇上的一切开支或赏赐，是由少府（为皇室管理私财和生活事务）出钱，其理念是不把维持国家根本的钱，用于恩宠赏赐之类，不把民脂民膏，用于浮华消费，这是区别公私，明示正路。古代诸侯、方伯受命得专征伐，才赐给斧钺，汉家边吏任职抵御敌寇，才赐给武库兵器，这都是有军事任务才拨发武器。还有《春秋》之义，大臣家里，不能有兵甲，这是为了抑制臣子的威权，不允许有私家武装。如今董贤等人，不过是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给其私门，损缺国家威器，供他私家装备，民力分于弄臣，武兵设于微妾，如此极不恰当，只会催生他们的骄奢僭越之心，不是广示四方之道！孔子说：‘奚取于三家之堂。’（指鲁国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个权臣家族，三家在家族祭祀时，使用周天子祭祀才能使用的雍乐，孔子感慨他们的僭越。）臣请求皇上收回武库兵器！”
    皇上不悦。
    过了没多久，傅太后又派谒者向执金吾府低价购买官家女婢八人。毋将隆又上奏说：“价钱太低，应该按市价补缴。”皇上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说：“毋将隆位居九卿高位，不能匡正朝廷过失，反而上奏和永信宫争辩买卖贵贱，伤风败俗。考虑到毋将隆之前曾有安邦定国之言，贬为沛郡都尉。”
    当初，成帝末年，毋将隆为谏大夫，曾经上亲启密奏说：“古代选拔诸侯入朝为公卿，以褒奖功德，建议征召定陶王来京师，以镇万方。”皇上记着他这项恩德，没有加重处罚。
    10 谏大夫、渤海人鲍宣上书说：“我看孝成皇帝时，外戚掌权，人人都用他的亲信，充塞朝廷，阻绝了真正贤德之人的上升通道。这些人浊乱天下，奢靡无度，穷困百姓，所以日食发生了十次，彗星出现四次。这种危亡的征兆，是陛下亲眼所见。而到了今天，竟然比成帝时更严重！
    “如今人民面临七亡：阴阳不合，水灾旱灾，这是一亡；加重赋税，严苛征收，这是二亡；贪官污吏，勒索不已，这是三亡；豪强大姓，兼并侵夺，这是四亡；农忙时节，仍然有苛吏徭役，这是五亡；治安不宁，动不动就半夜敲响盗警匪警，男男女女都要起来列队准备战斗，这是六亡；盗匪抢劫，取民财物，这是七亡。七亡也就罢了，还有七死：酷吏殴杀，这是一死；司法酷刑，二死；冤狱无辜，三死；盗贼横发，四死；仇怨相残，五死；岁恶饥馑，六死；时气疾疫，七死。人民有七亡而无一得，要让国家安定，那就难了；人民有七死而无一生，要靠刑罚去治理他们，也没什么用。这难道不都是公卿大夫、郡守国相贪婪残暴的结果吗？
    “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能有一个人能加恻隐之心于小民，帮助陛下推行教化的吗？他们的志向，就是经营自己的家族，用权力寻租，谋其奸利而已。苟且曲从，成了贤德。拱手沉默，尸位素餐，就是智慧。像我这样直谏陈词，就是愚蠢了。陛下将我从山洞岩穴中擢升到朝廷高位，自然是希望我对国家能有一点毫毛之益，不是让我吃好穿好，在朝堂上装点门面！
    “天下是皇天之天下，陛下上为皇天之子，下为黎民父母，为天牧养百姓，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符合《诗经》尸鸠篇的意思（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尸鸠是布谷鸟，说布谷鸟对它的七个孩子都是一样的爱，善人君子在布德施惠时也应该这样）。如今人民穷苦，无菜无米，衣不蔽体，父子、夫妇不能相互保护，让人为之酸鼻！陛下不救他们，他们在哪安身立命呢？为什么独独去养那些外戚和幸臣董贤，那么多赏赐，动则大万，让他们驱使奴仆，招揽宾客，把酒当水，把肉当豆叶，挥霍浪费，奴才和奴才的奴才都跟着致富，这不是皇天之意啊！
    “汝昌侯傅商，无功而封。官爵不是陛下的官爵，而是天下之官爵。陛下所任之官，此官不该给此人，此人不该任此官，如此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还希望天悦民服，岂不是太难了吗？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诡辩足以移动众心，强势足以孤军奋战，正是奸人之雄，惑世尤为剧烈者，应该及时罢退。那些外戚幼童，还未通经术的，也不应再当官，应该给他们找师傅学习。请立即征召大司马傅喜，让他做外戚领班。前任大司空何武、师丹，前丞相孔光，前左将军彭宣，论学问都是博士，论资历都是三公；龚胜担任司直，刚正不阿，以致郡国向上举荐人才，都倍加谨慎；这些人都可以委以大任。陛下之前因为小小的不愉快罢退了何武等人，让海内失望。陛下能容忍这么多无功无德之人，难道就容不下何武等人吗？治天下者，当以天下之心为心，不能自专快意而已也！”
    虽然鲍宣言辞刻薄急切，但因为他是当世名儒，所以皇上优待宽容了他。
    11 匈奴单于上书，希望于建平五年入朝。当时皇上正生病，有人说：“匈奴从上游来，气势压人。从黄龙、竟宁（宣帝、元帝年号）时，每次单于入朝中原，都有大变故。”皇上于是感到为难，征询公卿意见，都认为虚废公帑，可以不批准他来。单于使者已经辞别，还未出发，黄门郎扬雄上书进谏说：
    “臣听说，以六经治国，贵在未乱之时，兵家之胜，贵在未战之前。这两者都非常微妙，但正是大事的根本，不可不考察。如今单于上书请求入朝，国家不允许，将他推辞，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之间的猜忌和矛盾，就从此而生了。匈奴本来是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不能跟他们产生矛盾，这是很明显的道理。臣不敢说得太远，就以秦朝以来的历史案例来讲讲。
    “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然而也不敢窥视西河（武威、张掖、敦煌、酒泉等地，如今是汉朝疆土，但当时秦朝没有能力夺取），自己筑长城为界。到了汉朝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时高祖身边奇谋巧计之士，运筹帷幄之臣，济济一堂，后来怎么脱身的，世人都不方便说（说起来太不堪）。高后的时候，匈奴狂悖傲慢，大臣起草国书，顺着他的话疏导，才化解了他的野心。到了孝文帝时，匈奴侵暴北边，斥候骑兵到了雍县、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驻棘门、细柳、霸上，数月之后，匈奴才撤去。孝武皇帝即位，在马邑设伏，引诱匈奴，结果劳师动众，白费钱财，一个匈奴人都没见着，更何况是单于！其后深谋社稷之计，规划万载之策，大兴师数十万，派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穿过西河，越过沙漠，攻破寘颜山匈奴防线，袭击匈奴王庭。追奔逐北，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穿越瀚海沙漠，俘虏匈奴名王、贵人以百数。自此以后，匈奴震怖，越发盼望与汉朝和亲，但是也不肯称臣。
    “难道我们的前世君王，乐意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匈奴地名）之北伐吗？是因为不一劳则不能永逸，不暂费则不能永宁，所以搏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口，运府库之财以填庐山（匈奴山名）之壑，也无怨无悔。到了宣帝本始年间，匈奴又起祸心，想要侵夺乌孙，劫掠我国公主（刘细君），于是我国动员五位大将，率军十五万迎战，但是没有任何战果，只是耀武扬威，展示我汉军风雷之势而已，空手而归，导致朝廷诛杀了两位将军。所以说，北狄不服，中原就不能高枕安寝。
    “元康、神爵年间，我国教化大成，上通神明，皇恩远被，上下和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王与呼韩邪单于率领他们的部族，归顺我国，匍匐称臣。但是我们也仅仅是对他们以客礼羁縻，没有把他们完全置于我朝的直接统治之下。自此之后，他们要来入朝，我们从不拒绝；他们不来，我们也不强求。为什么呢？外国人天性急躁易怒，身材魁梧健壮，自负勇力，难以教化向善，而容易肆其凶恶，他们的刚强难以摧折，他们的和气非常难得。所以，他们不服的时候，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就像前面说的那么艰难；他们归服之后呢，抚慰因循，交通馈赠，威仪俯仰，就防备他们再背逆。之前我们曾经攻破大宛之城，踏平乌桓营垒，削平姑缯（云南）坚壁，扫荡荡姐（姐音zi，西羌部落）战场，砍倒朝鲜帐幕，拔下两越（南越和东越）国旗，近不过十天或一月工夫，远不过半年之劳，就已扫平他们的王庭，犁为耕田，废除他们的政权，设置郡县，就像风卷残云，再无后患。唯有北狄情况不同，真正是中原的劲敌，其他东、南、西边的敌人和他相比，相差太大了。前世君王，对匈奴尤为看重，不可轻视。
    “如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王庭，入朝陈述于君前，这是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期望，国家就算接待他有些花费，也是不得已的事，怎么以‘从上游来，气势厌人’之类无稽之谈（厌人，是一种迷信，皇上生病，意思是对皇上健康不利），拒绝他入朝，疏远排斥，将以往的恩情一笔勾销，为将来的冲突打开大门。我们怀疑他，又让他对我们起了恨心，想起我们之前的和好之辞，对比今天的绝情，归怨于汉。这是我们自绝于匈奴，他们再也没有称臣之心，那我们的威力吓不倒他，言辞又不能说服他，这不成了国家之大忧吗？明智的人，能洞察事变于无形；聪明的人，能听到变化于无声，防患于未然，才能兵革不用而忧患不生。不然，一有猜忌之后，就算智者劳心于内，辩者奔走于外，也无法像没有猜忌时那样好处理了。之前历经数代人的努力，图西域，制车师，设置城郭都护，统御西域三十六国，难道是为了防备康居、乌孙能越过白龙堆来攻打我们西部边境吗？都是为了牵制匈奴而已！为了形成这个战略格局，前赴后继上百年，如今一次外交错误，就全部失去，舍不得那十分之一的接待费用，而损失了十倍的积累，臣私底下为国家感到不安！希望陛下留意，防患于未乱、未战之时，以遏制边疆由此将萌发的祸乱！”
    扬雄的奏书递上去，天子醒悟，马上召还已经出发的匈奴使者，重新更改给单于的国书，同意他来朝。赏赐扬雄绸缎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还未出发，生病，又遣使申请推迟一年入朝。皇上同意。
    【华杉讲透】
    看一个问题，就像下棋一样，关键是你能往后看几步。大多数人只能看到眼前，只能看到自己，甚至连眼前这一步他也看不明白。而明智的人能往后看五步、六步，能看到别人会有什么反应，能推演棋局将来的发展。
    12 董贤贵幸日盛，丁、傅两大家族对他的受宠十分忌惮，孔乡侯傅晏和息夫躬希望取得辅政的高位。正赶上单于因病未能如约来朝，息夫躬借机上奏说：“单于本该在十一月入塞，以生病为由不来，怀疑是有其他变故。乌孙两个昆弥都比较弱小，而卑爰疐（逃亡在外的乌孙将领）强盛，东结匈奴单于，把儿子派去匈奴做人质，恐怕他们合势以兼并乌孙。匈奴如果兼并了乌孙，则匈奴强而西域危矣。可以令投降的胡人假扮卑爰疐使者来上书，说想要借天子之威，下书给单于，命令他归还卑爰疐的儿子，然后，又故意把这奏章泄露给匈奴人知道，这就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之计。”
    【华杉讲透】
    卑爰疐送儿子给匈奴做人质，之前已有交代，单于向天子请示，天子已下令他归还人质，并且已经归还，不知为何此处重提此事。或许前面的记载有误。
    息夫躬的意思，“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出自《孙子兵法》，伐交的意思，是离间他们，破坏他们之间的外交关系。
    奏书递上去，皇上引见息夫躬，召集公卿、将军举行御前会议。左将军公孙禄说：“中原应该以威严信义怀服夷狄，息夫躬却对别人妄加猜测，而施之以诡诈之谋，不是诚信之道，不可许。况且匈奴赖先帝之德，称藩臣而保边塞，如今单于因为疾病不能来朝，遣使自陈，不失臣子之礼。我可以保证，在我有生之年，也不会见到匈奴再为边寇！”
    息夫躬紧接着公孙禄的话说：“臣为国家考虑，希望能图谋于未然，消患于无形，这是万世之计。而公孙禄只看到他有生之年不会有变化。我和公孙禄的眼光，不可同日而语！”
    皇上说：“说得好！”于是让群臣都散会，和息夫躬单独商议。
    息夫躬谏言：“灾异屡见，恐怕有非常之变，可以派大将军巡视边防部队，整顿武备，再斩杀一位郡守以立威，震慑四夷，以压制变异。”皇上同意他的计划，向丞相王嘉征询意见。王嘉说：“臣听说，要劝勉百姓，靠行动，不靠言辞；应对天变，也是靠实际行动，而不是文辞。百姓卑微脆弱，尚且不可欺骗，更何况以上天之神明，难道是可以欺骗的吗？如今天象变异，正是上天在警诫人君，希望他觉悟反正，推诚行善，则民心悦而天意得矣！辩士只看到一点迹象，就妄以附会星象，虚造匈奴、西羌之难，谋动干戈，设为权变，不是应天之道。如果郡守或诸侯国相有罪，应该押解到长安宫门之前，斩首示众（岂能预先设计斩杀立威）。既然对事变如此恐惧，又为何出此摇动安全之计？辩士逞口舌之快，其计并不可听从。商议国政，破坏力最大的就是那些谄媚阿谀，倾危险恶、以辩求惠、用心恶毒之辈。当年秦穆公不听百里奚、蹇叔之言，结果辱国丧师，他悔过自责，想起自己之前不听老人言，便想让他们名垂后世。（秦穆公想要攻打郑国，蹇叔、百里奚谏止。秦穆公不听，秦军被晋襄公伏击，在崤山全军覆没。秦穆公作《秦誓》以悔过。）愿陛下以史为鉴，反复参考，不要先入为主。”
    皇上不听。
    【华杉讲透】
    庸主有两种：一种是自用自专，谁的话也不听；一种是来回摇摆，歪理正理都能动摇他，总没有一个定见。哀帝是后一种，之前扬雄的大道正理他听了，如今息夫躬这一番荒谬绝伦的小人之计，他也深以为然。为什么呢？还是价值观的问题，没有价值观，就一心只有趋利避害。扬雄讲的虽然也是大道理，但是讨论的内容，都是利害关系。息夫躬胡说八道，但也是讲利害关系，所以他都能听进去。王嘉跟他讲价值观，讲推诚至善，就完全和他的思维没有交集。王嘉如果从利害关系上分析分析，再推演出一番如果按照息夫躬的计策做，会发生多大灾难，就把他吓回去了。但王嘉是正道之人，非礼勿言，他只能讲正道正理，说不出纵横捭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