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深秋。午夜前22点10分，日本东京。夜雨纷纷，寒风凛冽。
    一辆紫红色“日昌牌”跑车沿着静冈高速公路，自南向北，穿沼泽，过横滨，箭一般地射向东京。
    尾灯拽出的水淋淋流光与万千闪烁的霓虹灯，构成一片炫目的海洋。跑车拐入一条小街，车灯熄灭，从里面钻出一个穿着胶质风雨衣的中年人。此人瘦高个子，精明凶悍，雨帽遮住了大半张脸，但没有遮住他鹰隼般闪亮的眼睛。他大步来到一幢古朴精美的日式屋宇前，大门左上端嵌着铜牌，上面用中、日两种文字镂印着“台北郑宅”字样。掏出钥匙，打开大门，他返身将跑车直接开进地下车库。
    客厅里。中年人在沙发上撑开四肢。少顷，他倒了一杯杜松子酒，按动电话记录键。小小的记录带沙沙转动了好一会儿，忽然一个喑哑冰冷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您好难找哟，难怪郑先生在黑道上声名远播！郑先生，有一桩大买卖，想请您做。电话里不便说，另约一个时间面晤……”
    “李先生！”中年人眼睛半睁半闭，盯着天花板，一个阴鸷怪谲的面孔浮现在脑海中。
    中华寮是坐落在日本横滨市附近相模滩上的一幢日式花园型建筑。寮，指小屋，而中华寮占地面积却达1009.92平方米，是一幢大型的私人住宅。住宅四周悬崖峭壁，危石耸立，红墙琉璃瓦内却常年掩映在苍松翠柏中，笼罩着一层氤氲的神秘气氛。它的主人叫廖文毅。廖文毅是盘踞在日本横滨的“台湾独立统一战线”的总裁，是鼓吹“台湾独立”的的鼻祖。
    他1910年出生在台湾云林县，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三十年代初期，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的廖文毅即去美国留学，后于1935年回国，先后任“浙江大学工学院”教授兼主任、“中国军政总兵工署”上校技师等职。1940年，廖文毅于抗战期间弃官返回台湾经营企业，一跃而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工商界巨头。1945年8月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廖文毅又投身国民党政界。1947年，他主持成立了“自治法研究会”，从此开始鼓吹“台湾独立”。国民党溃败大陆逃台后，廖文毅立刻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自被圈进通缉名单后，仓惶出逃。从此，隐居日本横滨中华寮。
    在廖文毅的身边，豢养了一批失意的政客、落魄文人和一心想搞“台湾独立”的狂妄分子，充当其高级幕僚。有幕僚向廖文毅献计道：“中华民国”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盘踞台岛，主要原因是蒋介石还在。倘若蒋介石伸腿咽气，中华民国”自然也就不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设法助他‘一臂之力’，送他上西天呢？”这一毒计廖文毅何曾没有想过？但每每想到毛人凤和他手下的特工就不寒而栗！然而，重金之下必有勇夫！台岛尽管戒备严密，但蒋介石身边也并非无缝可钻……
    通过几天的紧张密谋，一条暗杀蒋介石的毒计随之出笼。该计划可谓“精细严密”，众幕僚惊诧之余，开始四处出击秘密寻觅合适杀手……
    “天云神社”建在东京西南的绿荫丛中，浦和山下。这天下午，天气放晴，夕阳沐浴着天云神社，来自日本四岛的善男信女和外国游客特别多。谁也不会想到，此刻就在与大殿一墙之隔的北侧暗室里，一场秘密地会晤和交易正在紧张进行着。
    廖文毅点燃了一支炸药棒似的黑雪茄，吸了一口，目光掠过郑松焘木雕般的脸。稍停片刻，沙哑的声音继续说道：“台湾是个很特殊的地方，很难在那里展开‘超级暗杀’，也不易从那里远走高飞，因此，面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人物，我们决定雇用特殊的杀手在那里刮起恐怖飓风——而这个杀手只能是您。”
    “我要是不干呢？”
    “会干的。”
    “我准备了一万两黄金，它也许会促使郑先生下最后决心，与我们敲定这桩大买卖。”
    郑松焘不再说话，脸上好几处伤疤在抖动。
    郑松焘，三十八、九岁年纪，瘦高个子，精明凶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毕业于日本人办的“台湾警察学校”，学的是刑侦专业。1940年至1945年在“台北市警察局”当刑警。台湾光复后，郑松焘被国民党台北市警察局留用，后因涉嫌参与一起政治事件而被开除，次年即赴日本。从警十余年，郑松焘练就了超人的智勇和毅力，加上自幼拜南拳名师习武练成的一身格击本事，寻常大汉三五人难以近身，他到日本后，很快得到信任和赏识，一直在为日本商界的达官贵人当保镖。
    廖文毅并不急于得到答复，他又摸出一支粗雪茄，咬掉封口，慢悠悠地点燃，眼里射出束束凶光盯视着郑松森。
    “好吧！”郑松焘的声音冷酷而无情，“我只对报酬感兴趣。”
    “我说过，我已为先生准备了一万两黄金。”“你们有支付能力吗？”“这点你完全可以放心。”郑松焘眼光幽绿，一字一顿地说道：“只要给我100万美金，就能买到蒋介石的头！”
    廖文毅暗吃一惊，“你有绝对把握！”“我有一个警界福星。“谁？”“这与你无关。”
    沉思片刻后，廖文毅眼睛倏地一亮，他端起酒杯同郑松焘碰杯，干脆利落地说：“好吧，成交！”“100万，你答应了？”“日币！”“美金！”“郑先生，不要狮子大开口！”“用我们老祖宗的话说：要钱不要命！”“但100万美金毕竟多了点。“将介石的头岂止值这个价，更何况你们‘建国’大业没有100万垫底如何能成功？”
    廖文毅狠狠吸了口雪茄，吐出粗气，用眼瞟了瞟一直跪坐陪在旁边的李达林。经过李达林的出面斡旋，这位财大气粗的“台湾独立统一战线”总裁终于同意了郑松焘的要求。
    1961年10月26日，郑松焘到达台北桃园国际机场。验过护照，通过海关，取回自己的旅行箱，走出了机场。
    郑松焘从桃园国际机场搭乘一辆红色计程车前往台北市。25分钟后，计程车从中山北路驶过基隆河，进入市区。他让司机沿新生南路驶向观音山，确信无人跟踪后，又让司机拐过新店溪奔向青年公园。
    青年公园在水源路以北，“历史博物馆”以南，是台北市内有名的风景名胜。过去郑松焘与他太太谈恋爱时，这里是他们经常涉足之所，此刻，郑松焘绝无浪漫情怀，寻觅昔日芳踪，而是在寻找一个稳妥的安身之处。
    计程车停在青年公园西侧。郑松焘付给司机一张美钞，提出旅行箱，目送着计程车飞驰而去，转身消失在浓郁的林荫道中……
    郑松焘下榻在公园附近的“白龙大酒店”。
    这是郑松焘计划中的第一步。“白龙大酒店”地处闹市中的僻静一隅，多为政府小职员和外地客商光顾，更重要的一点是酒店如同公园，管理相对松弛，园内假山林立，造型逼真，到处是流水断岩，瀑布洞穴，既便于隐身，又便于行动。办妥入住手续后，郑松焘立即抓起电话，给“国家保密局”局长的随行副官岳安和打电话，邀其来宾馆一晤。
    此人便是他视为此次行动的那颗“福星”。
    郑松焘与岳安和是小学、初中一直到警察学校的同班同学，又是近邻，两人关系相当不错。当年台湾当局根据举报线索，将郑松焘列人逮捕名单后，幸亏岳安和仗义作伪证，总算在上司面前保下了郑郑松焘，也使郑郑松焘免于牢狱之苦，而是被开除了事。
    郑松焘赴日本后，因经济条件优于岳安和，所以经常寄钱寄物给岳安和，十几年没有间断过。双方鸿雁不断，关系非同一般。眼下，郑松焘急切地在等待着见到老友岳安和。
    他相信，他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帮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