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要调离报社去渝州的消息不胫而走，所有的同事都一改早上的回避和冷漠，纷纷上前和我握手话别，有的是真诚为我感到高兴，有的是为了少一个竞争对手暗自欣喜。其中，对我最为热情的，就是主编老张。整个下午，他异常忙碌，一会儿布置人员帮我整理办公桌，一会儿打发人去为我买纪念品，还亲自跑上跑下，联系食堂，张罗晚上丰盛的酒宴，为我饯行。
    那晚我喝得很多。对同事的祝贺敬酒来者不拒，对朱总等几位老编辑我更是主动过去，表示衷心感谢。很快，我就觉得脚底发飘，眼前发虚。自从接受了抗战英烈遗骨采访任务后，这几个月，在我身上发生了太多不可思议的故事，以至于我都怀疑这是否是一场梦，等我酒醉醒来，这一切都会烟消云散。
    同样喝得酩酊大醉的，就是老张。他最后过来，向我表示祝贺。仗着几分酒酣耳热，老张将手搭在我肩头：“兄弟，老哥给你赔不是了！”老张借着七分醉意说道，“你也知道，报社编制僧多粥少，老哥我在这个主编位置十多年了，就盼着退休前能当副总编，混上一个副处级。但你比我年轻，水平比我高，又是主任记者，我有压力！所以处处为难你，兄弟，老哥和你说掏心窝子话了，大人不记小人过，如果你原谅老哥，就满饮此杯！老哥先干为敬。”
    “张总哪里话！尽管人家一口一个‘小于’，但我也是知天命的年纪了，哪里会和张总争位置。”我举起杯子，将杯中琥珀色的葡萄酒一饮而尽。
    “那比起我来，你还是年轻有为。”老张继续说道，“兄弟，我还要埋怨你一句，既然你有如此过硬的后台，为何不早说？”
    “我真没有什么后台，”我辩解道，“只是机缘巧合吧。”
    “兄弟城府很深呀！”老张醉眼惺忪地说，“你，一个普通的地级市报社记者，如果没有关系，能一步登天，去直辖市党史办工作，而且直接聘任副调研员？”
    我无法回答。虽然我知道真正原因，但我不能说。
    此时，餐厅正面大屏幕电视里正在播放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老张神秘一笑，靠近我的耳朵，喷出阵阵酒气：“能不能告诉老哥，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老郑手指着《新闻联播》画面说道，“老朱私下你说，你，就是他亲点的。”
    我晃了晃晕乎乎的脑袋，定睛一看，顿时吓了一跳，“啪”地一声，手中的酒杯摔落在地上……
    接下来的事情表明，老张所言并非空穴来风：三天后，我已经正式在市委党史办报到；妻子也到新学校，继续当她的语文老师；孩子也已经插班就读。鉴于我有高级职称，渝州市人才办还特意为我安排了一套靠江边的人才公寓。
    一切顺利得超乎想象。一切都让我无后顾之忧。
    我知道，我必须用百倍的努力，才能报答组织上无微不至的关怀。
    又过了三天，王科长上门来接我，对我妻子说我说要出差一个月，有什么问题可以可以随时找他。
    妻子尽管恋恋不舍，但她心中已经猜出了几分，默默地为我收拾好生活用品，目送我乘车离开。
    分别一个星期后，我再回到了这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干休所”，回到了我熟悉的宿舍。
    只不过，第一次是以客人身份，心中还惴惴不安；这一次，却是以主人身份，心中更多的，是一份神圣和庄严。
    李局长对我正式报道表示热烈欢迎：“于新同志，按照‘干休所’的入职规矩，对于每一个新人，第一堂课，就是瞻仰烈士照片，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你随我来。”
    “干休所”的烈士纪念堂，就在北楼的东侧楼下。
    李局长用随身携带的钥匙打开钢制防盗门门锁，带着我，蹑手蹑脚地走进烈士纪念堂，他的动作是那么的轻慢，唯恐打扰了那些安眠于地下的烈士英灵。
    纪念堂里一尘不染，异常干净，像是每天都有人来打扫。一进门，就是一面由鲜艳党旗和国旗组成的背景墙，墙上有许多烈士的照片，令我震惊的是，我看到了许多我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是出现在我作品的人物，在这里，隔着时空，我竟然见到了他们的真容：
    陈大贵（1905－1941），男，中共党员。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方面军直属特务连连长。红军长征后，留下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后受党组织委派，加入国民革命军预四师，从事秘密兵运工作。先后担任连长、营长和师参谋长，1941年，在夷陵战役中牺牲。1981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王中柱（1914－1941），男，中共党员。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委派，加入国民革命军预四师，从事秘密兵运工作。抗战期间，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著名战役，先后担任连长、营长、团长和国民革命军预四师副师长，1941年，在夷陵战役中牺牲。1981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
    最让我吃惊的，烈士名单里，我竟然看到了高志扬！
    照片上的这个男人，身穿航空连体服，嘴角带着一丝憨厚和微笑，但眉宇间，依然有种东北汉子的刚毅和血性，但如兄如父，他和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开创了中国空军的历史，守住了中华民族不屈的天空。
    高志扬（1911－1941），奉天人，1911年10月9日出生。1930年，考入南京中央军校第8期。1933年，转入入中央航空军官学校第3期学习，因成绩优异，留下作为教官。在校期间，受到地下党的影响，思想上追求进步。经党组织严格考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接受中共南方局的主要负责人领导。
    淞沪会战爆发后，高志扬调入中国空军第4大队参加抗日战争，先后击落击伤多架日机，并击毙日本海军航空兵“爆击天王”，获得国民政府通令嘉奖。1941年，在迎战日机战斗中英勇牺牲。1981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如果高志扬烈士能活到解放后，他很可能是我人民空军第一任空军司令。”李局长语气中充满惋惜，“一场抗日战争，我们牺牲了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
    我仔细瞻仰着烈士的遗像，他们都那么年轻，有的俊朗，有的稳重，有的端庄，他们的生辰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生命，却都在1941年4月前后，戛然而止。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为了一场残酷的战斗，而英勇献身，而这场战斗，应该就是那个神秘的“死士行动”！
    面对这些烈士的遗像，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讲这些烈士们的事迹写出来，让他们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作者面前。
    烈士纪念堂内部还有一扇木门，被一把铜锁紧紧锁着。
    我感觉到，木门后面，应该有更隐秘的秘密。
    李局长看出了我的疑惑：“于新同志，门后就是‘死士行动’的核心人员灵堂。这么多年，他们不知道埋骨何处，只留下一个个名字。而且，直到现在，连个烈士的名分都没有。”
    李局长语调中充满惆怅。
    “那，为什么？”我指着那些背景墙上照片说道，“这些烈士，是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不还是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了吗？”
    “但他们不同，”李局长看着那个冰冷的门锁，低沉地说道，“他们曾经是新四军战俘，也留下过自首书……而且，‘死士行动’是在军统的直接指挥下，尽管他们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尽管林老坚持认为，他们是受我党秘密指令参加了行动，但相关当事人全部牺牲，甚至就牺牲在小分队枪下……所以，对他们的身份论定，一直争议不断。为他们恢复名誉，林老为此付出了毕生心血，但依然缺乏一个好的契机。近些年，随着世界上关于二战资料陆续解密，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有关共产国际的大量珍贵历史文献重见天日，让我们有了充足的资料，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这个‘死士行动’。可惜的是，林老年纪太大，大脑又受了损伤，挖掘整理这些资料的重任，就落在你肩头了。于新同志，你就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
    李局长的眼中，闪动着热切的光芒。
    我心中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李局长，我不会辜负您和林老的期望，我一定会让那段真实的历史，重现天日。”
    “很好！”李局长满意地点点头，“对‘死士行动’的背景，你已经了解了很多。待会，王科长会再送给你一箱资料，看了这些资料，你就会明白《国歌》中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确切含义！”
    我回到我原先的宿舍，一个藤条箱已经放在我书桌边。
    我打开箱子，里面的材料已经分门别类，整理得整整齐齐。我拿出来放在书桌上，沉下心来，一一翻阅。
    如果说以前看这些内部资料，我心情是激动和感动，那么，当我翻看这批资料时，我的心情始终被悲愤和屈辱笼罩着。我能做的，就是用手中的笔，向读者还原那段悲壮、悲怆甚至悲惨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