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政治犯
对不起，我们两个并不合适，还是结束这件事吧。
这张字条赫然入目。随这张字条送来的，有一只我送给她的口琴，还有我存在她那里的全部饭票——意思已十分明显。这件事发生在马涛惨遭判刑之后，她回城打理她哥的一些事，刚刚回到白马湖。
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怒气冲冲地赶到食堂。“你什么意思？什么叫不合适？我不合适谁合适？”
马楠正在大木盆前切菜，看了我一眼，低下头继续切出南瓜片，“我就是觉得不合适。你走吧，不要在这里。”
“你……是不是怕你哥连累我？”
“我有别人了。”
“骗人！”
“我一直在骗你，”她投来冷冷一瞥，“你还不知道？你走吧。你要是再来纠缠不休，我就要报告领导，揭发你的一肚子坏水！”
我气昏了头，觉得眼前这个人完全陌生——一部像模像样的爱情片，到头来怎么突然变成了批斗会？
她以为自己能骗人，其实她才是最好骗的，一骗一个准。多次交涉无效后，一封假遗书，无非是从书上抄来一些要死要活的话，无非是失恋者夸张的上天入地来世前生一类，写得泪巴巴血淋淋的，被我蓄意留在枕下（好像还没写完），蓄意让同室的二毛翻到（他喜欢翻找我的香烟），蓄意让他立刻去传给马楠（他们之间的关系不错）……接下来的情况不出所料，她以为真要出大事，冲上来擂了我两拳，哭歪了一张脸。
她捂住这张脸，一口气说出了真实隐情——其实是我不愿听到的，后来一次次后悔自己费尽手脚去打听的。生活中有很多秘密，其实应该像地表下的地核，隐在万重黑暗的深处，永远不见天日。
流星在头上飞掠，我现在该往下写吗？星空在缓缓旋转，我现在该往下写吗？月光下的山那边似乎就是世界边缘，是滑出这个星球的最后一道坡线，我犹豫的笔尖该往哪里写？马楠，原谅我，我不该套出你的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并不复杂，甚至有些乏味。这样说吧，她哥在一个劳改农场服刑，好几次写信回家，希望家人帮他陈情申诉，也需要家里给些钱。劳改地在湖区，那里的冬天太冷太潮，他需要皮褥子和大棉鞋。狱中的饭菜也太差，他需要奶粉、肉肠以及囚犯自费的“加餐券”。作为一个“现行反革命犯”，他在交付群众游斗的那一阶段饱受拳脚，至今还常感腰痛，左眼视力模糊，身上有好几处内伤。他虽当上了狱中的文化教员，可以少干一些重活，但身体恢复看来还是遥遥无期。没办法，为了尽快恢复体力和思考力，他需要西洋参、蜂王浆、鱼肝油丸——据说一种产地澳洲的鲨鱼肝油特别好，是一位狱医告诉他的。
母亲倾囊而出，卖了压箱底的玉镯子和金戒指，把仅有几样家具也送入了典当行。马楠还一次次去卖血，为了规避短期内不可卖血太多的医院规定，每次都是跑三四家医院，报上一些假名，大喝白开水，然后要医生多抽一点，再抽一点，无论如何再抽一点……直到自己头昏眼花，出门时一步踏空，晕倒在医院门前。
即便如此，钱还是不够，不久前她去探监，带上了奶粉什么的，但还是缺三短四。马涛瞪大眼，发现没有鱼肝油丸。“你得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一个属于全社会的人。”
“哥，很对不起……”
“我不需要你们怜悯，明白吗？”马涛焦急得做了几个旋脖子的动作，看天的动作，“我再说一遍，你们怎样做都对得起我。我可以吃糠，可以吃烂菜叶，饿死也算不了什么。我只是可惜有些事，比如偌大一个思想界的倒退，也许是十年，也许是二十年。”
“哥，我们尽力了，我们都快急死了。”
“我知道你会这样说。”
“哥，我们会再去想办法……”
“你走吧。”
“哥，请你原谅我，没把事情办好。听说有一种国产的鱼肝油，质量和效果也不错，我不知道……”
“不要说了，你回去吧。其实你们以后都不必来看我，你们可以忘了我，过好你们自己的日子。”
“哥，真的，家里情况你可能也知道。能找的人我都找遍了……”她本来想说说母亲的手镯和戒指，但说不出口。
“你不要说，不要说，我知道你找了哪些人。”对方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气恼，平了平气，转入耐心的启发。“楠楠，你努力了吗？当然努力了。你辛苦了吗？肯定辛苦了。但我向你说过几乎千万遍，那些小布尔乔亚的书生无足轻重，脱离人民的孤芳自赏者注定一事无成。人民，才是真正的力量所在，真正的智慧所在，是一切办法中最大的办法，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源泉，是任何人也不可阻挡的滚滚洪流。如果你觉得孤苦无助，不是人民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明白不？”
虽然穿一件脏兮兮的囚衣，显得有点人瘦毛长，但哥哥依然目光炯炯，说话仍是有腔有板，充满了面对讲堂的浑厚和沉稳，每一句清晰得可供记录、录音、录影，很合适进入历史档案。
他上身靠后，微眯双眼，再次意味不明地冷笑了一下，走出脚镣的哗哗声，把身后的妹妹抛弃在茫然中。
“一百四十五号，你还有时间。”门边一位警察提醒他。
他没回头，脚镣在铁门槛撞出咣当一响。
“一百四十五号，你的东西带走。”警察把查验过的一大包扔过去。
可怜的政治犯就没打算问一问母亲？也不打算问一下姐妹们以及朋友们的情况？也不打算知道大家是如何为他焦急、奔忙以及奉献？……十分钟的探视，在这里其实更像一场伸张权利的逼债。在囚禁与未囚禁的两方，在受难与未受难的两方，在负伤和未负伤的两方，地位立见高下，没什么平等。这里的手铐脚镣无异于铁证，自证了高贵，自证了威严，自证了情感的最大债权，胜过一万个理由，使马涛的任何指责都无可辩驳，任何要求都不可拒绝，任何坏脾气都必须得到容忍和顺从——对方只能心慌自责。如果妹妹在他面前有一点抱屈，有一点声辩，有一点商榷时的龃龉，那不成了落井下石和助纣为虐？一旦时过境迁，局外的人，后世的人，包括抱屈者自己，难道不会一致认定这种抵赖债权的万分可耻？
哥哥肯定是太受苦了，苦得脾气坏到了极点。马楠只能吞下泪水，抱住哆嗦的双臂，走出冷冰冰的探视室。
她依照哥哥的指示走向人民。但举目茫茫，谁是人民？人民在哪里呢？是伸手的乞丐？是拉车的大婶？是捡破烂的老头？还是拎一只铝壶送开水的车站服务员？……她在火车站候车室里看来看去，目光最终落向一位汉子。那人牙齿白脸皮黑，身上穿得很破旧，显然是那种下层苦力。高个，长条脸，后脑板削，嘴唇厚厚的，很像一个和泥带土的山药疙瘩，应该叫“二顺子”或“大宝哥”吧？但马楠刚搭上话，对方就眨眨眼，问她要不要黑市上的布票和糖票，让她吃了一惊。她去给对方打一杯开水，回来时发现人没了，自己的提袋也不翼而飞——她开始以为是开玩笑，但找遍候车室内外，才知没人开玩笑。天啦，一个好端端的山药疙瘩怎么会这样？这光天化日之下还真有见财起心的歹徒？
她怒不可遏，铁了心要找回提袋，在车站周围的街尾里四处搜寻，不料山药疙瘩未见踪影，倒是自己被一个彪形大汉紧紧盯住，把她逼到一个废桥洞。不知为什么，在要命的那一刻，在那个无处可逃的死角，对方狞笑了一阵，在目光对峙中终有一丝慌乱，吐下一口唾沫，走了。
她这才冒出一身汗，发现自己全身软得迈不开步子。
她只能再次求助一位以前的邻居。说实话，她最怕见的就是那位副主任。对方确有官场关系，能把她哥调入条件相对较好的劳改农场，甚至还答应借钱。申诉一事也能进入他的考虑吧？但副主任每次握手，目光总是停留在她的胸脯和大腿，抓住她的手照例久久不放，有一次还色迷迷地说：“小楠呀，你哥犯的是大案重案。我这样做，有很大风险的哦。”
“徐叔叔，我明白，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你是个聪明孩子，该知道如何谢我吧？”对方笑了笑，挤了挤眼睛，把她的手暗暗捏了一把。
“徐叔叔，你每次握手都这样吗？”
“怎么啦？”
“握得我有点怕，手心出汗了。”
“小楠，小楠，你真是太单纯了。二八姝丽么，怎么还像个孩子？”副主任哈哈大笑，在她脸颊上轻拍一下，扔给她一片钥匙——她后来才知道，那是对方的一间闲置房，离他家不太远。
她不明白这片钥匙的意思。“有时候也可放松一下么，快活一下么……”对方是这样说的，落音之际还挤了挤眼皮。她事后把脑子拍了三五轮，在干活时发呆五六次，总算猜出了这里的暗示，禁不住自己一身冷汗——这就是她后来再也不见对方的原因，一听到那个名字也浑身发抖的原因。
但她眼下能怎么办？她不能再逼母亲，不能再逼大姐和二姐，更没勇气在朋友面前张嘴或去商店里打砸抢。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事情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街上的一辆辆卡车缓缓驶来，每辆车上都有一些五花大绑沿街示众的罪犯，一律挂上了木牌：“反革命犯”“盗窃犯”“投机倒把犯”“坏分子”……车上高音喇叭里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类声声入耳。
突然，她看见有一个低头的罪犯很像她哥。她挤擦一些陌生的肩膀，追过一个路口，好容易靠近了那辆卡车。谢天谢地，那不是马涛，是另一张陌生的面孔。
但哥哥也会在闪闪的步枪刺刀下挂牌吧？也会这样被恶狠狠的民兵揪住头发吧？也会在另一场合被揪得脸部翻仰嘴巴大张吧？……又一阵口号声浪把她惊醒。她不敢往下想，顿觉眼下自己的自由太奢侈了，太堕落了，太可耻了。一种自由的旁观简直是罪恶。一种自由的犹豫、害怕、委屈以及计较简直是冷血的见死不救。她怎么能这样？大不了就是一死么。既然她连死都不怕，那还有什么放不下？如果在刚才那个桥洞下她被对方收拾了，不也就那样了？
她有恍然大悟之感，突然觉得自己放下了，轻松了，无所顾忌了，在商店橱窗玻璃前理一理头发，一口气赶到副主任所在的办公楼，敲响了三楼的一张门。
一个秘书模样的人过来告诉她，徐副主任今天不在。
“他怎么不在？”
“好像出差了吧？我不太清楚。”
“不行，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他！”这口气听上去有点急不可耐，有点深夜里全力以赴唯恐错过了末班车的味道。
对方打量了她一下，把她带到电话机旁，一连拨出几组号码，总算逮住了目标，然后把话筒递过来。
“徐叔叔，我是楠楠……我是来拿钥匙的。”
她听到了话筒里静了片刻，然后是轻轻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