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影子人物
红色中国向全世界输出革命，这个城市成为神秘的基地之一。离城市七八十公里的山坡上，一片树林子里，一座没有挂牌的楼房，架有铁塔天线并有军人守卫，是东南亚某国共产党的一个广播电台——这事多少年后才为公众所知，楼房成了一个游者出入的历史遗迹。来自几个东南亚国家的红色干部子弟，还有些烈士遗孤，安顿在远郊一个学校。我们曾去那里举行篮球友谊赛，向对方球友赠送毛主席像章。我的一位大龄同学，好像姓罗，记不太清楚了，还在那里交上一位女友，据说是菲共首脑的女儿。那女孩大眼睛，大酒窝，中国话学得很快，最喜欢打乒乓球。
罗同学带这位女孩来到学校，说他不久前偷渡出境去越南参战抗美，不巧被解放军的空防部队抓住，押解回国，惨透了。不过，他说他还要去的，等到东南亚全解放，哥们可能混成一个旅长或师长，到时候一定邀我去旅游，饱吃那里的香蕉和木瓜。
一位偷渡同行者已死在美国b52的狂炸之下，也是他说的。
我下乡后还见过这位罗同学。他不知为何没去越南，红色公主似乎也没下文。但他同我说起了马涛，一个他无比崇拜却无缘得见的思想大侠，知青江湖中名声日盛的影子人物，曾任某红卫兵小报的主笔。
“你是说马涛？我认识呵。”
他圆睁双眼，把我当恐龙上下打量，“吹吧，骗谁呢？”
“吹什么？他妹妹将来说不定还是我的……那口子。”
他差一点眼球掉出了眼眶。
“你看你，至于吗？我有什么必要骗你？”
“你真的……认识他？”
“真的。”
“你是不是耍我？”
“懒得同你说了。”
“亲爱的，那你一定要带我去认识一下。”他立刻拍打我身上的灰，买来一支冰棍递给我。
他从抽屉里搬出一本剪报，里面有不少马涛的文章，化名“新共工”“潜伏哨”“小人物”一类，都是红卫兵小报上的时论。他又掏出一个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有各种他抄录和珍藏的格言：
革命就是看似凶手的外科医生。
胜利的最大秘密，在于等待对手犯错。
青春——与年龄无关的热情。
……
“你听听，说得太好了，太深刻了！也就是一个中学生，你说他脑子是怎么长的？听说他的数学，初中时就自学到高中，觉得物理课本没意思，索性自己重新编写了一套。有这事吗？听说他很多的文章都不打草稿，直接往蜡纸上刻……”他兴冲冲向我打听各种细节，又翻动纸页，温习下一句格言。
我无法证实传说，也无法确定那些格言都出自马涛。我略感吃惊的是，涛哥什么时候已如此深入人心了？也许是时间长了，接触多了，见多不怪，加上马楠这一层关系，我倒也没觉得他神奇到哪里去。他没叼烟斗，没披风衣，没戴花呢贝雷帽，没敲击打字机并且在壁挂地图前踱来踱去，不像个来自巴黎或彼得堡的革命党魁。“托洛次基同志……”他没这样嘟囔过。“阿芙乐尔巡洋舰在哪里？……”他没这样打过电话。虽说鼻梁高挺，眉骨峻突，隐有几分凌厉之气，但他那虎背熊腰拿去扛包还合适，戳在哪里打铁或夯地也合适，说到底也就是一普通人，在民办中学混过的高中毕业生吧——当时很多低下家庭背景的学生，地主或资本家的子弟，只能去这种学校，隐在小巷里的那种，连操场都不一定有。
这位涛哥似乎还有一点点笨，一点点痴。他对自己入迷的书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某一段，甚至能准确锁定哪一页，讲一个小说或电影里的故事，也能风生水起和精确无误。但他就是不大记人，是个“大字先生”——农民们对粗心人的另一种说法。据说他下乡后，把村里的姓王的叫成姓刘的，把杀猪的叫成弹棉花的，把人家的三大姨叫成四姑娘，一再搞乱村里人的辈分和姓氏，被旁人纠正了，下次还可能错。他在三〇一国道边一个知青户住过两天又吃又喝，还拿走人家几毛钱搭乘汽车，但那位债权人后来见到他，他根本不记得，理都没理，只看了一眼便倒在床上继续读书，把对方气得脸红脖子粗。“什么人呢？怎么这样白眼狼？他去我们那里流窜，谁不是把他当祖宗供着？他担过一次水么？劈过一根柴么？摆过一次筷子么？”
有人把这些悲愤万分的话转述给马涛。
马涛很奇怪，“有这事？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天地良心，他可能真忘了。他身边的人都知道，扫帚倒在地上，他路过好几次也不扶；饭烧焦了，他路过好几次也不熄火。这都是他的常态。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他的世界里完全没有扫帚、饭锅这一类婆婆妈妈的小事。
回城过春节了，他与同行的知青们想省钱，贼头贼脑地“打溜票”上火车。碰到乘务员巡车查票，有的人钻厕所，有的人藏椅下，有的人抓住停站一刻前车厢下后车厢上，还有的嗷嗷直叫装聋哑人，拿一条围巾蒙面装麻风病人，或是联手演一出失主追打小偷的苦肉计……总之是花样百出各显神通，让查票的顾此失彼，防不胜防。结果大家都纷纷过关了，唯有他当大爷呆呆地坐等奇迹发生，最终在座位上束手就擒，一开口就承认自己没买票，承认自己也没钱买票，气得伙伴们一个个痛不欲生大加埋怨。“天下还有这样的猪脑袋？他就不会说车票被小偷偷走了？不会说车票不小心丢了？”
“像他这样的木瓜，抓进鬼子的宪兵队，肯定第一个毙了！”有人对他的智能水准也大生怀疑。
他供认不讳，自证其罪，被乘警带走，在终点车站挂一个“流窜犯”的纸牌，与其他盗贼、骗子什么的一起，面对广场示众三日，算是折抵车资接受惩罚。几个伙伴去接他回家时，他不知在哪里睡过，与一些什么家伙亲密过，头发结成了块，身上冒出一股浓浓的溲味，脸上好几处红包大概是跳蚤的作品。但他似乎不大在意，见到伙伴的第一句话是：“告诉你们，我知道维特根斯坦错在哪里了。”
“你说什么？”大家如同听到火星语。
“何胖子根本没读懂，对怀特海的解释也纯属胡扯！”
他把提袋丢给伙伴，自己这就去找何胖子。他要与那位化工厂的锅炉工就欧洲现代哲学一决胜负，不杀个人仰马翻决不收兵。
“你先回家洗个澡吧？”他妹妹急得要哭了，“你看你身上臭成什么了，一身臭气也不怕熏了别人一家？”
他愣了一下，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全身，发现自己确实成了一颗毒气弹，便没再说什么。
多年后，他已远在太平洋的那一边，音信渺茫，相见时难，但还是不时潜入我的恍惚，触动我内心中柔软的一角。我得感激他在我最阴暗的岁月，在我父母双双收监审查那一段，也是很多熟人避开我的那一段，经常与我散步在街头，兄长一样热情地解说和鼓动，填补了我身边的空白。我得感激他引我走入知识之途——尽管他的不少说法并非牢不可破（比如我一度跟着他确信当时的社会积弊是“资产阶级复辟”和“修正主义专政”），尽管他的某些兴趣话题不无可疑（比如我曾经跟着他热情关注那些八竿子打不到的四十七军或三十八军），尽管他对我的耐心渐少，刻薄之语让人难以忍受（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你怎么还不去一头撞死？）……但我还是承认，他是第一个划火柴的人，点燃了茫茫暗夜里我窗口的油灯，照亮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
书是一个好东西，至少能通向一个另外的世界，更大的世界，更多欢乐依据的世界，足以补偿物质的匮乏。当一个人在历史中隐身遨游，在哲学中亲历探险，在乡村一盏油灯下为作家们笔下的冉·阿让或玛丝洛娃伤心流泪，他就有了充实感，有了更多价值的收益，如同一个穷人另有隐秘的金矿，隐秘的提款权，隐秘的财产保险单，不会过于心慌。这样，从毛泽东的《实践论》，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从左派烈士格瓦拉，到右派好汉吉拉斯，我就是在马涛的一根根火柴照亮下，一步步走过青春。借来的、抄来的、偷来的书塞了满脑子以后，我甚至像圈子里的各位哥们姐们，差不多长出了一张马涛的嘴，动不动就“我以为”或“倘如此”（鲁迅常用语），动不动就蹦一个“逻各斯”或摔一个“布尔乔亚”（“逻辑”或“资产阶级”的旧译），说话口气回到手摇留声机时代，回到繁体字和长布衫的时代，暗示自己的学养根底非常了得。
不好意思的那一次，就像大家嘲笑过的，一听到马涛推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我甚至立刻跑到书店，一进门就大喊：“买一本幼稚病”——显然是未能记住长长的书名。
一位老头营业员愣了，“你是要看病？这里不是医院呵。”
“不，我是要买书！”
“那你上二楼看看。治病的书在那里。”
“幼稚病不是病，是左派。”
“左派？我们都是左派。你从哪个螺蛳壳里拱出来，敢说我们有病？”
我可能真是记错了。那么到底是左派的幼稚病，还是幼稚的左派病？是青年近卫军的幼稚病，还是铁道游击队的左派病（我刚看过这几本有关战争的小说）？……我想了好一阵，越想脑子里越乱。老头取来的几本幼儿书，当然也是离题万里。我只得摸摸脑袋，悻悻地离去，让几位营业员在我身后面面相觑。
出门便遇到小安子。她听我说完忍不住大笑，伸出一个指头在我眼前晃了晃，“喂，几个指头？”
“一个么。”
她加上一个指头晃了晃，“这是几个？”
“你什么意思？”
“我要看你是不是脑积水了。”
“你才脑积水呢。”
“你不会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吧？小菜瓜，告诉你，马涛那种狂人纯粹是飞蛾扑火，充其量是一点飞蛾之志。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她翻一个白眼，扬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