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舅父是前清的秀才，如果在世，年纪总在一百以上了。他是抽鸦片烟的，每天要中午才起身，说是起身也不过是醒了而已，除了盛夏以外，他起身并不下床，平常吃茶吃饭也还是在帐子里边，那里有一张矮桌子，又点着烟灯，所以没有什么不便，就是写信，这固然是极少有的，也可以在那里写。我在他家里曾经住过些时，不记得看见他穿了鞋子在地上走，普通总只在下午见床上有灯光，知道他已起来了，隔着帐子叫一声大舅舅就算了，只有一回，我见他衣冠整齐的走出房门来，那时是戊戌年秋天，我的小兄弟生了格鲁布肺炎—这病名自然是十年之后才知道的，母亲叫我去请了他来，因为他是懂得医道的。他赶紧穿了衣袜，同我一起坐了脚踏船走来，可是到来一看之后，他觉得病已危殆，无可用药，坐了一刻，随即悄然下船回到乡下去了。
    他的生活看去很是颓废似的，可是不知怎的他却长年定阅《申报》。不晓得是从什么时候看起的，我住在那里时是甲午的前一年，他已经看着了。其时还没有邮政，他又住在乡下，订阅上海报是极其麻烦的，大概先由报馆发给杭州的申昌派报处，分交民信局寄至城内，再托航船带下，很费手脚，自然所费时光也很不少。假如每五七日一寄，乡下所能看到的总是半个多月以前的报纸了。他平常那么的疏懒，为什么又是这样不怕麻烦的要看《申报》呢？这个道理至今不懂，因为那时我太小了，不懂得问他，后来也猜想不出他的用意来，不能代他来回答。我只记得那时托了表兄妹问他去要了看过的报纸来，翻看出书的广告，由先兄用了小剪刀一一铰下来，因为反覆地看得多了，有些别的广告至今还记得清楚，有如乳白鳘鱼肝油，山得尔弥地之类，报纸内容不大记得了，只是有光纸单面印，长行小字的社会新闻，都用四字标题，如打散鸳鸯等，还约略记得。后来重看《点石斋画报》全集，标题与文体均甚为特别，如逢多年不见的故人，此盖是老牌的《申报》体，幸而得保存至今者也。
    大舅父个人的意思我虽不知道，但那时候一般对于报纸的意见却可以懂得，不妨略为说明。中国革新运动的第一期是甲午至戊戌，知识阶级鉴于甲午之败，发起变法维新运动，士大夫觉悟读死书之无用，竞起而谈时务，讲西学，译书办报，盛极一时，用现今的眼光看去诚然不免浅薄，不过大旨总是不错的。从前以为是中外流氓所办的报纸到了那时成为时务的入门书，凡是有志前进的都不可不看。我在故乡曾见有人展转借去一两个月前的《申报》，志诚的阅读，虽然看不出什么道理，却总不敢菲薄，只怪自己不了解，有如我们看禅宗语录一般。不喜欢时务的人自然不是这样，他不但不肯硬着头皮去看这些满纸洋油气的新闻了，而且还要非议变法运动之无谓，可是他对于新闻的态度是远鬼神而敬之。他不要看新闻，却仍是信托它，凡是有什么事情，只要是已见于《申报》，那么这也就一定是不会假的了，其确实的程度盖不下于“何桥的三大人”所说的话，这似乎是一件小事，其实关系是很大的。从前以为是中外流氓所办的报上的话，一转眼间在半封建的社会里得到了很大的信用，其势力不下于地主乡绅的说话，这个转变的确不能算是小呀。
    我在上边噜嗦的说了一大篇，目的无非是想说明过去时代中新闻在民间有过多么大的势力，谈时务的人以它为指南，寻常百姓也相信它的报道极可信托，所记的事都是实在，为它所骂的全是活该，凡是被登过报的人便是遭了“贝壳流放”，比政府的徒流还要坏，因为中国司法之腐败，是为老百姓所熟知的。无冕帝皇呀，那时的新闻记者真够得上这个荣誉的名号了。可是好景不常，恰似目前的金圆券，初出来时以二对一兑换银元，过了半年之后变了二万对一，整整的落下了一万倍，所不同的是新闻盛衰中间更隔着长的岁月，大概总有二三十年，比起金圆券来自然更有面子了，虽其惨败的情形原是相差无几。新闻信用的极盛时期大约是在清末，至民初已经有点盛极而衰，其下坡的期日自难确定，姑且算是二十年前后吧，于今已将有二十载的光阴了。说是衰也衰不到那里去，纸与印刷，行款与格式，都改好得多了，人才众多，经济充裕，一切比以前为强了，继续办下去发达下去是不成问题的，这岂不正是盛的现象么？我想是的，这在物质上正是兴盛，可是在别方面上，假如可以说精神上，那至少不如此了，即使我们且不说是衰也罢。总之大家不再信托新闻，不再以为凡是有什么事情，只要是已见于《申报》，那么这也就一定是不会假的了。（案乡下人称一切报纸皆曰“申报”，申读若升，大概由于他们最初只知道有《申报》，有如西人用秦人的名称来叫我们中国人吧。）在二十年前，我的一个小侄儿翻阅报纸后发表他的感想道，我想这里边所记的，大约只有洋车夫打架的事是真的吧。那时他只有十三四岁，现时尚在正是少壮的青年，他的意见如此，可以推见一般的情形。我虽然曾见新闻的黄金时代，但是现在不得不说这是铁时代了。我的小侄儿曾说只有洋车夫打架是真的，这已经是厚道，现今的人或者要说，洋车夫打架虽有其事，所记却是靠不住，又或相信报上所说不但是假话而且还是反话，什么都要反过来看才对，这不仅是看夹缝，乃是去看报纸背了。叫青年养成多疑邪推的性质，实在是很不好的事，但是我们又那能够怪得他们呢。
    我个人的态度可以附带地记在下面。我自己不曾买报，因为这太贵，每日只是拿同住的朋友所买的报来看一下。我不大注意政治要闻，因为很少重要的消息，一星期两星期的下去总还是那一套，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有一回我把这个意思简单地写信告诉一位在报馆里的朋友，他回信说我就在这里编要闻，这使我觉得非常抱歉，不过在我也是实情，这里只得直说。我把报纸打开，第一留心要看的是否邮资又已调整，大头涨到多少了，这些都决不会假，而且与自己有关系的，所以非看不可。时事与国际新闻的题目一览之后，翻过来看副刊，这里边往往有些可读的文章，要费去我读报的时间的三分之二。末了，假如拿到新闻报，则再加添时间去看分类广告，凡是寻人，赔罪，离婚等等的启事，都要看它一下，出顶房屋也挑选了看，所完全不读的大抵只是遗失身份证的声明而已。若是有好通信好记事，如从前《观察》《展望》上登过的那种文章，我也很是喜欢读，不过很难得碰见，亦是无可如何。我这个态度并不是只对于中国报如此，偶然看见外国报也是一样的看法，譬如美国有名的《时代周刊》，一本要卖好几千块金圆券，我借到手也是浪费的翻过去，挑几个题目来读过一遍之后，难得感觉不上当，每回看了满意的是一栏杂俎，集录有趣的小新闻，有些妙得可以收入《笑林》里去。三月十四日的一期内有这一则，今译录于后：
    “在落杉矶，有偷儿潜入查理杜斐的饮食店，饱餐一顿，去后留下一张字条道，牛排太韧。”